第二章：两个家族

谢天琴不爱交际，2000年搬进这栋教师家属楼之后，作为好友的张力文，还有吴志坚的姐姐阿花，是家里为数不多的客人。张力文对吴谢宇家里的印象，就是简洁朴素。70平方米的两居室，阳台被改造成一个小小的榻榻米，用来做学习空间。简单的木质家具，家里也有福建人家家都有的工夫茶茶具。

张力文那时长驻外地，偶尔回福州一趟，会到吴谢宇家过夜。有一次吃饭，他发现谢天琴摆好大家的餐具后，给吴志坚拿了一套独立的碗筷，把菜单独给他夹到一个碗里。张力文有些愣，问：“怎么……”吴志坚不自然地说，他不是体检查出了小三阳嘛，老婆说怕传染。张力文心里比较吃惊，他平时和吴志坚在外喝酒，仍然不分碗筷，“小三阳是不传染的。朋友一起，不能孤立他啊”。

谢天琴对干净的高度要求，让外人印象很深。有一次张力文吃饭不小心掉了一粒米饭在地上，谢天琴马上俯身用纸去捡，扔进垃圾桶，并没有关注到张力文脸上泛起的尴尬。

与洁净相对应的，是吴谢宇回忆起自己的幼年，会用到“脏”“排斥”“厌恶”这样的词汇。“我幼儿园最深的记忆，就是因为我脖子上长的东西而被别人嘲笑、疏远、看不起”，“那东西显得很脏很难看，在幼儿园里的事我几乎记不得了，但就是小朋友们看向我脖子时那种害怕和排斥、厌恶的眼神，深深刻在我心里”。在其他事情全然模糊的情景下，吴谢宇记得小朋友对他说，“你脖子上长的那是什么东西？脏死了！你离我远点，别弄到我身上！”

马老师是看着吴谢宇长大的，她记得吴谢宇小时候是有哮喘，脖子上长过深色的颗粒。有一次学校组织大家去桂林春游，读小学三年级的小宇犯了哮喘，谢天琴整个晚上都抱着他睡。谢天琴认为儿子体弱多病，有一段经常带他去医院，后来又回到仙游老家找过巫医，她认为是土方子最终治好了小宇。

这些事情在外人看来，只是吴谢宇童年经历中的一小段。但成年后的吴谢宇自己分析，“我性格中那根深蒂固的悲观、消极、绝望的负面因子，恐怕就是哮喘在我心里种下的”。谢天琴也是个负面情绪比较重的人，哪怕是怀孕期间，她在写给吴志坚的信里，也要抒发自己的不高兴，“我无心吃饭，可肚子老在呼叫（近来太容易饿，令我非常地气愤）。虽然只分别了不到一周，但我觉得有半个世纪那么久，天天无生趣地把生命拖着”。类似的负面情绪，对于幼小的孩子来说，有些无所适从。吴谢宇很小就学会藏起情绪，希望妈妈高兴。

他要做大人眼中的好孩子，不敢与其他孩子起冲突。“我敢怒不敢言，因为我懦弱，从不敢和任何人起冲突……我害怕一和任何人吵架，老师就要批评我，就会告诉妈妈，然后妈妈就会觉得我不是个好孩子，我不乖不听话了，然后妈妈就不会以我为骄傲了，就要生气的，不要我了，把我扔进垃圾堆了。”

即使在写下这些语句时，吴谢宇已经27岁了，信里那种把自己当幼儿，而妈妈是绝对权威的形象，还完全占领着他。身体不好，似乎是对他的一种惩罚，“我不明白我做错了什么，要得这可怕的哮喘”。他认为疾病加深了他本来就有的自卑，“我心里其实和他们是一样的看法：哮喘让我越加自卑，对自己这小身体越加不满、愤怒、悲观和失望，我心里面也觉得我这艰难喘息的身体实在太破烂，就和废人没什么区别了啊！”谢天琴婚姻早期相对明朗的情绪，随着养育孩子的压力加深，以及要应对婆家的各种琐事，她性格中不好相处的一面显现了出来。谢天琴作为知识女性，在吴家人既有的女性形象里，是完全陌生的。她是大学生，是和吴志坚一样有本事的人。婆家该对这样一位女性有什么样的设想，也是在磨合中慢慢定位的。

吴志坚结婚生子后，每年过年、寒假暑假，都会一家人回老家。村里人家出现红白喜事之类的，他也会代表吴家有所表示。但是吴家很穷，使得这个老家并不是想象中的田园牧歌。只有看到他们在仙游度尾镇的房子，才会对这家人的贫穷有直观的感受。几十年前盖的低矮土坯房，土黄色的黏土墙体，地上水泥也没铺，屋内黑乎乎。

在大年夜，谢天琴只在吴家在度尾镇农村的老房子里待一会儿。吴志坚妈妈做一大桌菜，谢天琴吃几口，就说吃饱了。谢天琴爱干净，是城里人，婆婆虽然是早年从大山沟里嫁过来的，没什么文化，但人是个能干敞亮的人，从来没有表达过不高兴。

吴志坚的大姐阿花知道谢天琴没吃饱。大姐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与情感冷淡的谢天琴相比，阿花有着一个质朴的人对家庭生活的热情，孩子们喜欢和她在一起，温暖自在。吴谢宇小时候开心的记忆，就发生在姑姑家里。

所以老屋的年饭后，大姐带着弟弟一家人到自己结婚后在仙游县城的家里，让老公再做一顿正式的年夜饭。她老公手艺好，做的饭菜谢天琴愿意吃。弟媳妇爱干净，一开始在大姐家住，和吴志坚讨论准备被罩的事情。大姐听出来了，说“那我来买床新的”，就特意为他们一家三口买了新的铺盖。每次他们走了洗干净收起来，来了再铺上。

从此以后，吴志坚一家人回仙游，基本住姐姐家。厨房里的砧板发黄，弟媳看在眼里，有一年大姐家买了新的，谢天琴说了一句“终于买新的了”。后来吴志坚向姐姐解释，家里的砧板只要是蟑螂爬过的，肯定丢掉。有一次大年夜，姐姐姐夫去朋友家帮忙做饭，到第二天早上回来，吴志坚委婉地埋怨道，“你们怎么没回家做饭？天琴饿了一夜肚子”。可见在姐姐面前，吴志坚和谢天琴是出钱的人，姐姐姐夫是出力的人。

谢天琴的性格事实上强势，但是她在给丈夫的信里又表示，她很希望做小女人。她希望有人替她做主，她也需要被人照顾，“我是多么盼望被人指挥，听人指令啊”。不过谢天琴马上又说，很多事情即使她问过吴志坚的意见，最后她还是忍不住按自己的想法来，她承认自己是个很固执的人。吴志坚看来是早已摸透谢天琴的性格，尽量避免冲突。

阿花一直觉得，弟弟太迁就弟媳。不过从两家的经济条件来说，谢家此时确实要好得多。谢天琴家在仙游县城，父亲是知识分子，上世纪80年代获得平反，以县处级干部身份办了离休，每月退休金是300多元。到了90年代末，涨到了3000多元。谢天琴的弟弟走了入伍当兵的道路，妹妹曾有机会获得到外地大学给父亲顶班的名额，但她考虑到自己文凭不高，那所大学离家又太远，放弃了。

但谢天琴的父亲和三个子女，都有独立的经济能力，谁也不是谁的负累。吴家情况就不一样了，吴志坚来自地道的农民家庭，他是大家庭唯一的养分输送者。

谢天琴获得学校分的这套住房，是她的妹夫操心了不少装修的事。谢天琴的妹妹妹夫来家做客，谢天琴没给他们什么束缚。吴志坚的大姐来了一次，感受就很不一样。2000年6月份，吴志坚的小家庭刚刚搬进新家不久，吴谢宇是即将上小学的年纪。姑姑刚要在木质沙发坐下，吴谢宇说：“这是我妈妈坐的。”姑姑于是去坐旁边的位子，吴谢宇说：“这是我爸爸坐的。”姑姑觉得那只好坐更旁边的位子，吴谢宇说：“这是小宇坐的。”姑姑完全愣住了，也有些生气，“那我坐地上？”

这时吴志坚从房间里出来，平时没什么脾气的他，大吼了一声：“姑姑对你那么好，你怎么这样？”吴谢宇一下就哭了。谢天琴在房间里没出来。这次也是极为少见的，吴志坚表现出了一种对抗。多数时候，吴志坚温和委婉，在大姐看来，他总是迁就弟媳。而大姐和她所代表的“索取”，正是吴志坚在妻子面前比较弱势的重要原因。

吴志坚对谢天琴的宽容，也含着对她命运的深深同情。住在楼上的马老师也是，当2022年和2023年我们几次去探访马老师时，她都提到，谢天琴的身世太苦了，不能对她的性格要求太多。谢天琴的出生，是她的父亲命运遭受重大挫折、跌倒在深渊后，发生的一种结果。

2022年和2023年，我们几次去到谢天琴在仙游县城的老家，谢家所在这一片的格局仍然保留着，还能找到老邻居。一条条纵向的弯曲的小胡同，与大马路垂直，胡同的后半部分互相连通，一家一户的房子挤挤挨挨，像个巨大的充满烟火气的迷宫。每家都藏不住秘密，那些叠加的细碎的话语，在街巷里冲撞、环绕。哪一家是谢家呢？当我们向快递员描述，谢家的房子占地面积不大、是重建的水泥楼房，但房子一直未完工时，快递员脱口而出，“噢，你们说的是‘废墟’啊，我们都叫它‘废墟’。”

谢家裸露的三层楼水泥房，放置了得有10年，在这一片确实少见。附近有几所县城里出色的中学——现代中学、仙游一中，哪怕是把房子简单建起来，都很容易出租给陪读的家长。这个未完工的房子，按照谢天琴弟弟的说法，是吴谢宇在2015年弑母后找他骗了50多万元，他那时的生意本来就陷入困境，这一下子被彻底击倒了。而这所房子的邻居，是吴谢宇的前姨父刘裕宗，两家真是一墙之隔。刘裕宗与谢家三姐弟是同龄人，从小一起长大，后来娶了谢天琴的妹妹。但是2012年刘裕宗与谢家姐弟闹到了难以相处的地步，他净身出户，谢家建房需要他作为邻居同意时，他拒绝了。不管是哪种说法导致的房子停工，这座裸露的“废墟”，似乎成了谢家悲惨命运的一个外显的标志物。

谢天琴的父亲谢又麟1930年左右出生，新中国成立前他考到台湾师范学院，在那里被发展为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山西一所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去台湾读大学，这在当时是不少福建莆田和仙游学生的选择。莆仙地区离台湾较近，水路交通方便。那时福建的大学不多，去台湾上大学反而方便，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学院、台中农学院和台南工学院等院校有不少福建莆仙的学生。1947年，谢又麟和他的一位老乡在台北被发展成地下党员，还在学校组织了历史研究会。

“谢家祖上是大族，海外亲戚很多”，邻居们现在也这么评价谢天琴家。后来据谢又麟晚年口述，他父辈的亲戚曾任国民党福安、福清、仙游县的县长，他有表兄弟曾任国民党军官，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

可是在上世纪60年代“反右”运动中，莆仙学生曾经到台湾读书和做地下党的经历，成了谢又麟的罪责。当他从山西的一所大学被送回仙游老家的时候，瞎了双眼。到底是他自己戳瞎双眼，还是在“反右”激烈的斗争中被人戳瞎了双眼？周围人似乎很难说得清楚。谢又麟后来跟女婿刘裕宗提起这段经历，说他被批斗得太厉害了，承受不了压力，自己戳瞎了双眼。年近40岁的知识分子，成为残疾人回到仙游县城那座黑乎乎的七八十平方米的平房里，连生存都很艰难。双眼失明堕入的黑暗，与心理上遭受的重创一起，成为这个家庭叙事的起点。

成家的事，是谢父的姐姐张罗的。谢家的亲人，在海外生活的不少，在那个年代，华侨身份也是一重罪行。只有这个姐姐，就生活在仙游，离谢父住得近。虽然她也是被批斗的知识分子，但帮弟弟成个家，可能是在那个年代让他有活下来的动力的唯一办法，也是他们在当时与命运抗争的唯一出口。

县城的生活条件，总比大山里好，她托人找来了一个山上的盲女，比弟弟小18岁，让人抬下山，成了亲。邻居们记得，谢天琴的妈妈个子矮，胖胖的，一米五左右。她有时候在门口坐一坐，因为眼盲，也没人给她打招呼。谢家的老房子是一个窄窄的门口，进去是三四间房子，里面特别暗，挺干净也很旧。

谢天琴1967年出生，然后是妹妹和弟弟接连出生。可能是谢父将近40岁才成家，生育的任务就显得急切，姐弟几个的岁数都挨着。

一个夫妻俩都是盲人的“右派”家庭，在物质贫穷的年代，是靠什么一点点活下来的？1967年出生的谢天琴，遭遇的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开端。

特定的环境，虽然只是历史横轴上的一个片段、一个小的横切面，但是对于困在其中的人来说，就是一生中漫长的时段。谢家的艰辛，一方面是“右派”家庭在政治年代遭遇的残酷斗争，一方面是盲人夫妇带着三个孩子的艰难为生。今天上了岁数的邻居提起这个家庭，仍然发出“非常可怜”的感慨。在邻居的印象里，这对盲人夫妇虽然事实上丧失了劳动能力，但总是双手举在胸前，左右移动着手，不停地在迈着小碎步挪动。

他们能做什么家务呢？好像总是在摸索着做卫生——擦桌子，擦门，擦了这里再擦那里。或许这是一种没有办法安心静气的体现。他们想做些什么，但是在肚子都吃不饱，还要时不时挨批挨斗的年代，他们能做的，实在是太少了。谢天琴的弟弟在六七岁的时候，就去家旁边的深井打水。一次打上一点点，挑回到家里，再来打。有时候好心的邻居会帮忙，一次提满一桶，给送到谢家。

谢天琴三姐弟之后，夫妻俩又生了一个男孩，送人了。贫穷的家庭，在那个年代把女孩送人，也不算少见。但是按照当地的乡风习俗，男孩是必须由父母亲自抚养的，他代表着家庭里多一个改变命运的希望。男孩送人，是这个家庭再也供不起一张嘴的无奈，是一种让当地人震惊的选择。但是人们也说，这也说明谢父到底是个不同于一般人的读书人，不像乡邻那样重男轻女，留下了女儿，后来还供养她们读书。邻居们现在回忆起谢父，也是评价极高，“孩子遇到不会做的作业，念出来，他爸爸辅导。我们都很吃惊，两个盲人能把孩子带这么好”。仙游文庙，是当地重要的传统建筑（陈浩 摄/ 视觉中国 供图）守住尊严

谢家所在的县仓巷，距离福建现存四大文庙之一——仙游文庙不远，谢天琴中学就读的仙游一中，离家也不过一两公里。1943年中共福建省委机关南迁仙游，仙游县党组织承担了保护省委、保障供给、打通交通线的重要任务。仙游文庙，就是仙游学生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

谢父曾经经历的世界，相比于县仓巷的左邻右舍来说，确实是另外一个天地。这个当年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游历过外边的世界，坐火车去过不少城市，对历史十分醉心。我们找到的谢家几户老邻居，对谢又麟的记忆基本都在“文革”后期。这一片的住户，既有城市居民，也有农民。农民身份的人，在生产队里几十个人一起劳动，他们回忆起大集体的日子，觉得一起说说笑笑，精神上倒是一点不孤独。谢家是城市户口，两个盲人夫妇很难与人来往，三姐弟也是关门闭户。他们没法通过劳动这个途径，融入周围的邻居。

1967年出生的谢天琴，是父亲遭遇重大不幸后的新生命，她幼年时是否目睹过父亲被批斗的场景？父亲到底是一个值得尊重的有理想的人，还是一个任谁都能唾骂的罪犯？他冒着生命危险为地下党工作的家国情怀、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刚烈，到底应该予以什么样的评判？在这一重重疑问中，年幼的谢天琴，该怎么面对内心受到的冲击，又该如何面对家庭带给她的与生俱来的羞耻感呢？

谢天琴三姐弟中，1968年出生的妹妹，性格稍微外向一些。结婚后，她才向大家说起，从小姐姐就不让他们跟外人来往，谢天琴说，“我们这样的‘右派’家庭，还是盲人，就别出去给人看笑话了”。谢家的门总是关着的。偶尔开着时，邻居如果经过，谢天琴就会把门关上。三姐弟里，似乎她的性格承受了家庭历史最深的痛苦。

谢父留给邻居们的印象，是开朗和智慧的。谢父是研究历史的，他头脑里的历史故事层出不穷，在知识匮乏的年代，他成为这一片孩子们的精神资源。“四序有花常见雨，一冬无雪却闻雷”，仙游县城的气温平均在20摄氏度，邻居们回忆起来的场景，就是温暖的傍晚，谢父在家门口的椅子上坐着，孩子们环绕周围，津津有味地听他讲故事。孩子们遇到不会做的作业，大声念出来，谢父作答。附近的孩子从他家经过，跟他打招呼，他总是大声说：“好好念书啊，好好念书。”一旦谢父就某个事情发表看法，那种出口成章的风范，更是加深了邻居对这个读书人的敬意。虽然眼睛已盲，但是他胸中有气象，有沟壑。

谢父的自尊，也通过另一件事情让邻居印象深刻。每家门口都有排水渠，顺着街道延伸开去。有一次谢父俯下身，一点点用手掏排水沟里的垃圾，他不是只顾自家门口的排水渠，也清理了邻居家的，大家至今还记得。

等谢天琴向同事简单地提起这段经历，谢家已经迎来了“解放”的时刻。谢父获得了平反，山西那所大学的人来到他在仙游县仓巷的老家，这在街巷邻居间也是个稀罕事。以县处级干部身份，拿着离休干部的工资，是对谢父的一种最终认定。

一旦名义上平反了，物质上给予了肯定，似乎这段作用于谢家的痛苦，就此终结了。就像按了一下关灯键，光线消失，什么都没有发生。邻居们没有直接目睹谢父的痛苦，或者说，他极少外化出来。一天中的24小时，谢父讲故事的时光，只是他放松时的一种状态。每一家人关起门来的生活，每一个人面对痛苦时的情绪，他人难以完全知晓。谢天琴作为敏感的长女，她的收缩、内向，似乎成了家庭命运的直接承载者。她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爸爸的衣钵，成为中学的历史老师，是三姐弟里最有出息的。但谢天琴在邻居中的存在感特别低。从小到大，除了上学，她不出门，也不与人来往。高三复读一年后考到苏州读大学，这是一个人成长中的标志性事件，也是人情往来的重要时刻。谢天琴遇到这样改变命运的喜事，不请客，也不言语，悄无声息就离开了家乡。她表现出一种高度自洽，没有任何外在的人或物，是她需要依傍的。

而邻居们说，大家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儿女结婚都会互相摆个几桌酒。谢又麟的儿子和小女儿的酒席邻居都参加了，但是“大女儿结婚我们是不知道的，后来她老公去世了我们也不知道”。

外部世界和人情往来，是谢天琴一直竭力躲开的。他人的存在，带来的是对父亲的批斗，是父亲的眼盲，一个知识分子终身的壮志未酬，一种斗争关系中的苦痛。谢天琴大学毕业后进入社会，由于分配到铁路系统里的学校，这种“铁饭碗”使她不用被投进社会的漩涡去与各种规则碰撞、磨砺。尽管从她毕业的1990年起，中国社会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她在学校里的生活，运行规则没多少变化。老师们收入不算高，但也从来不用为工资操心。

但婚姻把谢天琴拽入吴家，这种亲密关系的建立，对谢天琴的性格，仍然提出了磨合的需求。吴家在离仙游县城十几公里的农村，仅从地理位置来看，两家距离不远，乡风习俗基本互通。但被谢天琴排除在外的人情社会里的各种羁绊，在吴志坚的人生里，却是支撑他成长的坚实之网。

在仙游，几乎每个人在懂事起，就知道一个叫作祠堂的存在。家族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故居，俗称“祖厝”，后由改建，演变为祭祖的“专祠”。吴志坚所在的度尾镇潭边村，是个典型的仙游村落，历朝历代在民间沉积下来的信仰和仪式，在这个闽中丘陵地区的农业村落保存较好。吴家祠堂是潭边村吴姓族人举行重要仪式的公共空间。人们敬神事鬼，个体和家庭、个体和宗族、家庭和宗族、个人与神灵鬼魂之间，建立起重重联系。中国传统价值观念里，对一个个体的要求，就是在这蜘蛛网般的人际关系里，耐心经营搭建，并且巧妙地维持着平衡。

吴志坚的父亲这一代，在村里是非常出众的家族。吴志坚的父亲是几百人村子里的大队书记，吴志坚的一个伯伯在县工商局，一个叔叔在福州铁路局，都是吃上了公家饭的人。从几代人的发展来看，疾病使得这个家庭迅速下滑，而不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机遇越走越顺。

吴志坚从小的命运，因为父亲的去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5年，39岁的父亲因肝癌去世，老大阿花虚岁12，吴志坚9岁，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5岁，一个两岁。妈妈肚子里怀着一个7个月大的女孩，后来生下来就送人了。父亲这么一死，妈妈被说成“克夫”的人，一家人也因为“家族不旺”，被邻居看不起。

吴谢宇的大姑阿花个头不高、皮肤黑黑的，一看就是终日操劳的人。当她向我们讲述时，一直低沉地抽泣着。2022年夏天，在吴谢宇爸爸的朋友张力文的陪同下，她同意在张力文亲戚家与我们见面。她家就在这附近，但是她害怕被人知道，也害怕记者作为陌生人去她家，被邻居看见。2016年吴谢宇弑母的惨案暴露时，她老家的房子被一波波的记者围堵，还有各种陌生人。阿花跟我们说起话来小心翼翼的。她能说普通话，但说着说着就望向张力文，口音也就变成了莆田话，张力文只好再翻译一番。好像阿花这样做，就能为自己增加一层保护壳。讲到过去的生活，她仍会不时地呜咽，要强忍着情绪才能平静下来。

吴家的故事，是家庭里男性的一再损失，带来命运的一次次颠覆、下沉：吴谢宇的爸爸作为家庭唯一的男孩，1986年考上福州大学，整个家族获得了新的希望，却于2010年再因肝癌去世。2012年吴谢宇考上北京大学，成为比他爸爸更大的骄傲，却成为弑母凶手。

以前的日子不堪回首。父亲的去世，使得阿花12岁便挑上生活的担子，母亲要去公社干活，阿花放学后赶回家做饭，背上背着两岁的小妹妹。她个子矮，去农田里干活，稻子长到她的腰间。同样的活儿，别人赚4个工分，她只能算3个。树下的松针也要去抢，草也往家里捡，晒干后投到灶台里煮饭。大年三十，还在带着弟弟妹妹剥甘蔗皮，把甘蔗头掰开，切碎了给牛当饲料吃。

父亲当大队书记时给人算工分，有些人觉得不公平，现在反过来笑她们一家是遭报应。即使是现在说起这段经历，过去了40多年，阿花还是哭。“落差非常大，我妈脾气也变得差起来，容易发火。她在外被人欺负，就会在家里哭，我们都看到了。有一次，我忘记因为什么事了，母亲追着我打，我跑出去躲在麦地里。”

父亲去世不到半年，阿花就辍学了。当家里的条件变得穷苦，整个家的资源迅速向唯一的男孩倾斜。吴志坚好好读书，对母亲和姐姐来说，是这个贫苦家庭唯一的出路。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妈妈再婚。婚并不是妈妈想结的，而是吴家大伯和叔叔张罗的。他们看这一家人太苦，怕妈妈带着孩子们跑了，家里留不下人。找个上门女婿，妈妈就跑不了。阿花说，妈妈是从大山里嫁出来的，娘家一点都帮不上。妈妈没有选择，只能接受吴家的安排。

按当时的情况，愿意做上门女婿的人，要么家庭条件很差，要么身体很不好。按阿花的说法，吴家的这个继父，既身体不好，也不愿意干活，生性非常懒散。所以这家人日子没过得更好，还多了张嘴。妈妈后来和继父生了一个妹妹，高烧后医治不及时，留下智力缺陷。

在这样的家庭里，吴志坚被看作唯一的希望。他性格乖巧，不惹妈妈生气，从没挨过打。阿花不讳言，家里非常重男轻女，她也是爱护弟弟的一员，鸡鸭下的蛋，都是给弟弟补身体。

吴志坚回报家庭的方式，就是一心一意读书。妈妈经常跟他说，“你要好好读书，不读书就会被人欺负”，“要出人头地”。阿花如今回忆起弟弟成绩好，仍是很得意，“我弟弟那时读书很认真，初中的时候就学习到十一二点。三好学生的奖品是文具盒，我记得我弟弟能得到不同的文具盒”。

大姐阿花13岁就出去工作，这是一家人保吴志坚读书的代价。在县里工作的叔叔帮忙，给阿花在国营食堂找了份工作，可她个子不到一米四，体重60多斤，人家一开始不敢收。阿花谎称自己16岁。有时候凌晨三点就要起床帮忙做早餐，一整天都在洗碗，中午休息一下。一个月二十四块五的工资，阿花非常满意。她每个月留下一两块，剩下的全给妈妈。一周能休息一天，她不休，攒着一个月休4天，这4天就是回家帮妈妈干活。

“我记得我出嫁的时候，夫家给了800块钱聘礼，妈妈全部拿去给继父看病了。我那时攒了500块钱私房钱给我妈，让她当作我的嫁妆，我想要在夫家有面子。”

阿花讲述时一直哭，她自己早年的命运，也归结为一句话，在她妈妈带着几个孩子艰难维生的日子里，她作为老大是最苦的。

但这种“牺牲—回报”的吴家模式，谢天琴姐弟之间并没有发生。熟悉谢天琴的人知道，她不是一个有同理心的人，既没有理解他人的愿望，也缺乏这种能力。在过去的苦难生活中，她似乎关闭了自己的感知系统。谢天琴寄情于书本，林黛玉那样的虚幻人物，是安全的，是与她有联结的。而真实生活中的人，是不可控的。

吴志坚与家人、族人之间则有一种不言自明的默契：他学习生涯的结束，就是反哺家庭的开始。妈妈需要他养，姐姐一家他要报答，两个精神出问题的妹妹要他负担。大学毕业，他的人生进入新阶段，有了新的责任。而这种责任就像一个会自动生长的有机体，随着时间的推进，社会普遍的物质发展带来人们欲望的提升。在90年代的社会上升期，每个人都抱有生活应该越来越好的期望，吴家也不例外。

但是吴家的负担，其实在不断增加。吴志坚的二妹被精神病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多年，至少从2008年就开始不断住院治疗，按照吴谢宇二审辩护律师提交的材料，这位二妹“常自言自语，自哭自笑，称一出门邻居就对她议论纷纷，常四处游走，不敢回家，称妈妈、姐姐会害她，在她吃的食物里面下毒：能听见神仙跟她说话，称天上有鬼神，自家的大姐也在天上等……动手打其母亲，称母亲想害她”。

但吴志坚从不向人倾诉自己的难处。随着他考取福州大学，在国企里谋得一份前途，他成为村子里极少靠读书跃农门的人。80年代的大学生，还是稀罕之物。再回到农村，他就拥有了类似乡村精英中的士绅阶层的身份。回馈乡里，是莆田人非常看重的规范。当我们去回访谢家在县城的家，在附近的街巷兜兜转转，就能看到不同姓氏的祠堂。在石碑或墙壁上，人们会刻上为村子、宗族捐钱的记录，写下捐钱人的姓名、捐钱的额度。农村人更在乎这种传统，吴志坚的出众发展，是全村人的荣耀，也意味着他除了满足大家庭发展的需要，也要发挥“乡贤”的作用。

大姐阿花由吴志坚的恩人，变为了小家庭的恩人。吴志坚接下来努力的目标，主要是带动农村一大家子的生活。而谢天琴的目标，是在养育孩子的同时，做好个人发展。

谢天琴多数时候都在单打独斗带孩子。在婚姻初期略显明朗的心情，随着家庭责任加深，她要考虑的事情越来越多。吴谢宇上小学后，谢天琴的时间终于多出了一点点。小学离家两公里，学校对面是铁路系统的宿舍楼，吴志坚在铁路工作的叔叔就住在这里。中午，吴谢宇到叔公家吃饭休息，叔公家有事就把他送到其他人家，这样谢天琴不用中午匆匆忙忙照顾孩子。

刚刚轻松一点，同事发现，谢天琴就开始自学法律上的课程。她似乎没有现实的目的，而是学习本身使她能够更多一点成全心里的自己。谢天琴话少，一旦开口语气也坚硬，但这种沉默里边暗含一种坚韧。谁都能看出她要强，但也多少理解她的不易：如果不要强，那么苦的家庭里，她是怎么克服重重困难，独自前行出来的？时间是谢天琴为数不多的能够掌握的一种资源，一种自由。从小，她就和各种不得不承担的责任在抢时间。

谢天琴对物质的要求很简单，比起琐碎的家务活，她更看重精神层面上的内容。在马老师看来，谢天琴不聊家长里短，喜欢聊时事、哲学、文学，“与她聊天，还是很有些内容的，和这里一般的人不一样”。这也是马老师很看重谢天琴的一个原因。 吴谢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