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疾病和封闭

吴志坚的肝炎带给小家庭的压力，外人很晚才知道。吴谢宇后来一直说，爸妈没有告诉他真实病情，直到父亲去世，他都不知道父亲不行了，也不知道是肝癌，他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在70平方米洁净的家庭空间里，吴志坚的疾病就像房间里的大象，都看见了，但是没有人去坦率地谈论它。吴谢宇看到的是，妈妈早上五点多就起床，忙到晚上九十点睡下。“妈妈最讨厌医院消毒水的味道，却不得不每周带着爸爸去医院。”吴志坚总是在喝药，自嘲是“药罐子”，吴谢宇认为妈妈总是看起来很累。

吴志坚的父亲39岁去世，给他们一家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吴志坚太了解，作为家中顶梁柱的男性英年早逝，家族命运会遭遇什么。仙游老家还有一大家子等着吴志坚来托举，他本来在事业上有很好的前途，现在却什么也做不了。吴志坚内心的痛苦，几乎没有向人倾诉过。

谢天琴在婚姻早期相对明亮的心情，逐渐暗淡了下来。她本来就认为自己的命不好，随着父亲平反、她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在福州建立了小家庭，终于迎来了命运的转机。而丈夫的肝炎以一种不断加重的方式在发展，未来不再值得展望，它很可能变成这家子“孤儿寡母”的苦难，成了等在前头的深渊。谢天琴在情感上一直牢牢抓住老公和儿子，而现在对命运的恐惧再次被勾起，她后来向马老师提到，他们一家是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守着吴志坚度过了40岁。

在吴志坚生病的日子里，夫妻俩对病情一直守口如瓶。大姐阿花向我们提起来，说她一直不知道弟弟有肝炎，只是看他的面色总是黑黑的。事实上大姐不知道病情的可能性太小了，大姐的儿子阿勤有一段时间住在吴志坚家，好几次吴志坚回家晚了，谢天琴不让开门，阿勤想开也不让。谢天琴对于吴志坚在外边酒局应酬，非常不高兴，其中一部分原因，应该也是怕吴志坚病情加重。吴志坚后来向朋友说过，北京来的领导喜欢喝白酒，他不喝不合适。

病耻感折磨着吴志坚和谢天琴，吴谢宇被隔离在信息之外，谢天琴把自己的一部分恐惧，化成让小宇少接触爸爸，觉得这样保护了孩子。但家里的氛围，让孩子实际上很不安。“我从来都极度自卑，没有自我，没有主见，于是我总是在模仿，我在书本里、屏幕上看到一个主人公，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要模仿。”谢天琴的自卑，是有实实在在客观原因的。而吴谢宇作为下一代人，从小在城市长大，爸爸妈妈是上世纪80年代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他从小聪明伶俐，哪里需要自卑呢？他幼小的心灵，在事实上承担着妈妈的情绪。妈妈看上去总是不快乐的，吴谢宇从来不敢问，只能是自己猜。是不是哪里没做好，又让妈妈不高兴了？

吴志坚担负的责任，一点也没有减少。他的收入，有相当一部分要留给大家庭。他在2008年左右跟关系亲密的人提到，每年回老家，除了给自家人钱，还要给村里老人钱，至少得一两万的花销。大姐一家是吴志坚惦念的重点，他在职业生涯里发展的关系，有相当一部分用来给大姐一家谋出路。吴志坚一度瞅准单位食堂承包的机会，让大姐与朋友合伙，拿下食堂的经营权。有同事在外地发展了业务，他疏通关系后，把这块业务的物流生意给了姐夫。姐姐姐夫没有文化，也缺一技傍身，谋生总是随着各种外在环境的变动，起起伏伏。

吴志坚搭建的各种关系，只要能解决姐姐姐夫暂时的生存问题，他都不惜力。这方面张力文很肯定吴志坚的能力，吴志坚轻易不求人，但跟人打交道也不怵，“虽然他的出身是个农村人，但他跟领导打交道很自然，不卑不亢。像我总是躲着领导，不自信，我还挺佩服他的”。

吴志坚最小的妹妹有智力缺陷而精神不正常，吴志坚帮她找了外地电工张明，做吴家的入赘女婿。张明仰仗着吴志坚的接济，每次吴志坚和谢天琴带着孩子回家，他都表现得特别热情。有一次他花20元买了盘肥肠，吴志坚温和地教育他，花钱还是要节约，细水长流。因为吴志坚还得负担张明两个孩子的很多开支。谢天琴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抱怨，所以虽然她态度上总是比较冷淡，但张明对她也很感激。

2008年，因为病情进展，吴志坚接受了一次介入手术。直到第二年，他关系非常好的朋友患癌，另一个朋友陆国鹏早些年下海做医疗生意，医疗资源很多。在福州的一家医院被医生判了“死刑”后，经过各种比较权衡之后，陆国鹏为这位朋友找到上海的一家医院做了手术，相当成功。这件事情后，吴志坚也找到陆国鹏，讲述了自己做介入手术的事情。张力文和陆国鹏这才知道吴志坚的病，很吃惊：“都得病这么多年了，平时我们聚会也不吭一声，做手术这么大的决定，也不到处寻求信息！”吴志坚的老家，福建仙游度尾镇潭边村2008年，转折点

谢天琴和吴志坚的小家庭，曾经在朋友中比较领先。1998年，他们就在福州市区和郊区，各有了一套单位的福利房。调到南平铝厂在马尾的分厂后，吴志坚一开始在基建部，他与分管的副厂长关系不错，工作能力也强，成了基建科经理。2008年吴志坚的病情严重了，他被调到安防部当负责人，管理安全生产和厂里的门卫，比过去要边缘。吴志坚仍然在为姐姐一家谋出路，他把姐夫弄到厂里当了保安。张力文说：“吴志坚基本上也只能做到这些了，他也没有多大的权力。”

吴志坚仍然是工作和朋友圈子里比较活跃的一员。他喜欢穿花衣服，在同龄男性中并不多见。以他为中心的好友圈有十几个人，吴志坚很乐于组织大家聚起来，陆国鹏也感激他的付出：“他做事的风格，就是他都包了。只要大家愿意聚会，里边的细节都是他来考虑，哪个时间大家都合适？去哪个地方大家最方便？他都会给安排好。”等到朋友们聚在一起，他话不多。张力文说，事后回忆起来，他才意识到吴志坚也是个要强的人，“好的分享，坏的从来不说”。他是朋友中的倾听者，很少提自家的事情，所以朋友们一直认为他没有什么困难，家庭生活也很和谐。

2008年前后，吴志坚将马尾78平方米的福利房卖了，换了一套98平方米的房子，那时的房价每平方米3700元。他还买了一辆北京现代的车，这样上下班不用坐班车。表面上看，他们的生活仍然是向上的。但是马尾这套房子，吴志坚是贷款来置换的，这笔贷款后来也成为谢天琴经济上的一个压力。这一买一卖，只用补20来平方米的差价，并且房子还贷款了二三十万元，对经济上的要求并不高。但是吴志坚也得找朋友借钱。

吴志坚在度尾镇的老家，仍然是全村最穷的土坯房。有着光宗耀祖愿望的吴志坚，如果稍有点经济能力，他不会不在老家建新房。陆国鹏1994年就下海经商了，几年后回老家盖了新房，“我们这些人习惯有钱了回家盖房，给父母改善生活，也是给自家挣个脸面”。

莆田人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市场经济中，一度被誉为“中国的犹太人”。莆田人“垄断”了全国不少细分门类的生意，比如加油站、金银加工、民营医院、制鞋等。但在“莆田人”这个大概念之下，不同地域的莆田人，又表现为不同的特点。改革开放前，因为地理资源的不同，平原的莆田人生活最好，大山里的莆田人差些，但是海边的莆田人生活最苦。越苦的人越思变，所以几十年市场经济发展下来，海边的莆田人建立了不少商业帝国，反而是像吴志坚这样生活在平原的莆田人，整体变化没有那么大。

吴志坚所在的仙游，1983年与莆田县合并，成立了莆田市。仙游人和莆田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认为他们的气质不同。仙游人称自己为“海滨邹鲁”，文化气质强，不太认同莆田人闯荡商业社会的特点。吴志坚所在的度尾镇，尊重读书人，很少出商业强人。和下海经商的朋友比，吴志坚显得保守，他安心在铝厂发展，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创业。吴志坚的朋友圈子里，有些人抓住机会下海了，发展得很不错。

而文化程度不高的谢天琴的弟弟谢天运，在2006年也发了家。仙游在莆田各个区域里，经济发展比较晚，但最终等来了红木生意的红火。现在去仙游，也能在公路边、镇中心看到各种红木加工的商铺，形成了仙游的一个重要产业。谢天运结婚后，和老婆家的三姐妹一起做红木生意，2006年左右挣到了钱。谢天琴的妹夫说，谢天运那时候很快有了千万身家。仙游的老县城沿着木兰湖，那里建了一个高层的新小区，谢天运买了一套150平方米的房子，带着老母亲住了进去，成为县城新贵的一员。

但是对于弟弟变得有钱了，谢天琴心里是不开心的。她在日记里，指责他“有了几个钱就认为自己了不起”，说很讨厌人和人之间都是金钱关系。谢天琴对周围人的防范心一直比较重。她刚参加工作不久，弟弟入伍，照顾盲人父母的任务留给了妹妹两口子。但是对于妹夫刘裕宗，她写信提醒弟弟，要提防刘裕宗占自家的房子。刘裕宗无意间看到了信，非常生气，当天就要搬出去，以证清白。谢父苦苦挽留，说：“我们老两口要是没有你的照顾，那过的是个什么日子？我的房子愿意给谁就给谁，你不用在意。”

2008、2009年，当身边的家人朋友，都在各种机会中一路向前的时候，吴志坚和谢天琴小家庭的发展势头，停滞了。

在吴志坚2010年去世后，谢天琴写给他的信里，提到了自己的失落。她抱怨自家一直住在一楼，灰尘多、蟑螂多，二楼是可恶的退休的领导。从她生活的福州火车站那一片的客观发展来说，漂亮的高层住宅越盖越多，“铁二中”的宿舍楼逐渐显得破旧了。“住在这套老房子，我的心情异常苦闷，原来我们有机会离开的，现在你走了，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了，现在寄希望于小宇，希望我们的儿子长大后远离这套房子，远离这座曾萦绕我们苦难的城市，远走高飞。”2009年的一天，吴志坚拿到了自己新的诊断报告，是肝癌。他这才跟陆国鹏讲起一年多之前他做的介入手术，那时候他还只是肝硬化。2022年夏天在福州向我们讲起这件事，陆国鹏还是惋惜，“我当时就骂他，怎么不早一年来找我？从肝硬化到肝癌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段。如果他2008年的治疗方案选得好，可能不会走那么快。他这个人，太不愿意麻烦别人了。”陆国鹏急得骂他，吴志坚只是不吭声，他那时候看着状态还可以，陆国鹏没有预料到他后来病情进展那么快。

朋友聚会的时候，吴志坚仍然会抢着买单，虽然大家真让他出钱的时候不多。不管是张力文还是陆国鹏，都是从农村靠着高考走出来的，对吴志坚特别惺惺相惜。陆国鹏说，高考对他们这些穷孩子是最公平的，让他们“能从穿草鞋变成穿皮鞋”。他们也肩负着把一大家子从农村带到城市的命运。

但细细比较起来，他们的负担却比吴志坚轻很多。

张力文的老家在仙游的大山里，家里的田地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梯田，窄的一米五，宽的不过两米。他的父母只靠种这几亩田，根本养不活家里的5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初中住校的时候，张力文要沿着山路一圈圈地走上四五个小时才能到家，背上一点咸菜，勉强回学校凑足一周的伙食。

张力文的妈妈能干，“文革”期间也偷偷砍芦苇编成席子卖。他爸爸初中毕业，是大队会计，空闲时到山上砍木头，再做成锅盖卖。待到张力文的大哥二哥高中毕业后工作，家里的生活就一下子改善了。1983年他家的土坯房重建了院子，90年代建起了楼房。

张力文1987年上大学，他的两个哥哥在泉州做建筑工，妹妹也开始打工了，挣的钱资助他读书。等到张力文开始工作，借着在铝厂做销售的机会，他在外边成立了运输公司，后来直接把公司给了大哥。等到2003年张力文结婚生孩子，他让妹妹来自家给他们带孩子做家务，一年给妹妹5万元。

二哥做橘子生意，每年资金需要周转的时候，张力文就给他垫上。二哥一般是10月份要钱，第二年到4月份还给张力文。这样在张力文的资助下，二哥的生意也做起来了。弟弟相对不争气，张力文给他出学费拿到了厨师证，帮他找各种出路。“我考出来了就给家人想各种办法，整个家族就被我拉出来了，这样一代就比一代好。”张力文的老婆是城里人，不太理解他的所谓家族责任，“三观不一样”，但是在经济上从来不拦着他。

陆国鹏作为从农村考出来的人，高考的时候为了求安稳，即使高出重点线60多分，他也没去报北京上海的好学校。因为怕滑档，怕错过高考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家五个兄弟姐妹，三个考出农门，“一个带一个，就都出来了。几个孩子分担一下，担子都挑得起”。

作为吴志坚非常亲近的朋友，他们却并不知道吴志坚一个人挑起大家庭的困境。陆国鹏说，之前他们在一起，状态都很积极，说的都是正能量的事情。他认为，吴志坚不讲困难，是因为讲了也没用。“当你跟一个人倾诉的时候，是希望对方能够帮你化解，对不对？”

但是吴家的状况，其他人不可能长久地帮忙，正所谓帮急不帮穷。或许这也是吴志坚直到去世，也没有向任何人托付什么的原因。谢天琴对于怎么处理婆家那边的关系，有她的各种苦恼。作为吴家的媳妇、作为小宇的妈妈和作为谢天琴这个个体自身，怎么平衡？她的选择是，把这种责任和物质付出画上等号。物质上的付出她做得到，也不太计较，但情感付出，她只能给亲密关系中的丈夫和儿子。

住在楼上的马老师，成为她的知心人。谢天琴的盲人妈妈，几乎没有社会交往，没有能力告诉女儿，怎么应对成家之后的各种复杂关系。谢天琴随着婚姻关系的建立，被拉入这张以吴志坚为中心的、层层向外辐射的关系网。这个小家庭成为养分制造者，要全方位向大家庭和宗族输送养料。

阿花的儿子阿勤过来读初中，住在谢天琴家里。阿勤不是个爱读书的孩子，还特别调皮。按照谢天琴曾经向马老师的倾诉，因为阿勤不好管教，校长总是找谢天琴告状。吴志坚早出晚归，侄子吃喝拉撒的琐事，也是谢天琴照顾。本来把侄子弄到家里吃住，这对于很看重家庭的封闭空间的谢天琴，就是个不小的挑战。吴谢宇也很少经历与爸妈之外的人相处。家里来了客人，是每个人从小在不经意间学习模仿的交际能力。但对谢天琴来说，这些都是挑战。

谢天琴感到很苦恼，问马老师该怎么办。马老师坚定地说：“送回去！你是舅妈，孩子管好了跟你没关系，管不好了，都是你的错。”

谢天琴向马老师讨到了这个“方子”，但是该怎么跟丈夫商量，她是直说了，还是开不了口？两个人为此有没有冲突？外人不得而知。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事没有闹得太僵，因为侄子阿勤几年后又在谢天琴家住过一阵。马老师记得，读书这事，不太长的时间后，以阿勤被学校开除为结局。

阿勤长大后，有一阵在福州打工，暂住在谢天琴家。2022年向我们回忆起来时，阿勤最大的感受是，“没想到，他家吃的喝的，也和我们一样！”言下之意是，本来他认为舅舅舅妈比他们过得好很多。他还记得有几个晚上，很晚了，他陪着舅舅一圈圈地在家旁边的操场上散步。舅舅的心事，很难向人倾吐。

阿勤住在这里的时候，他知道谢天琴对家里的碗筷是规定好的，座位也各有安排。有时候他坐错了，小宇会指出来。阿勤不理他，小宇会再说一遍，“你这个座位坐错了”，阿勤仍然不理，发现“也没什么，就这样了”。谢天琴和吴谢宇都不是当面能够与人冲突的人，他们内心活动很多，但是对于人和人之间的正面冲突，基本不会发生。所以阿勤感慨，谢天琴和吴谢宇母子关系真好，他自己偶尔会和妈妈吵架，但是这对母子从来不会。

吴志坚性格温和，尽力回避和谢天琴产生冲突，但有一个“鸭子事件”，可以看出两人的摩擦。有一年小家庭回仙游老家，吴志坚的妈妈杀了自己养的一只鸭，给他们带回福州吃。谢天琴回到家，想直接将鸭子扔进垃圾桶，不要。吴志坚不接受。两人妥协的结果，是将这只鸭子送给楼上的马老师。马老师看到小两口脸色都不好看，知道刚吵过，不接下鸭子不合适。过了一阵，她买了一件老人家穿的棉袄，让谢天琴送给婆婆。

对于谢天琴的举动，马老师认为她本来就有洁癖，不足为奇。她依然认为谢天琴是贤妻良母，“莆田人对女人的要求，就是听老公听儿子的。我们从没看到她和老公、儿子吵过架，都是他们拿主意”。

或许家庭里的每个人能够真的吵起来，反而对所有人，是一种释放。唯一的任务——读书

读书改变命运，这是谢天琴和吴志坚自己的人生现实，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笃信的价值观。对孩子学习成绩的看重，成为这个小家庭的信念。吴志坚病情带给夫妻俩的压力、他的大家庭需要的支持，以及谢天琴对人际交往的回避，都使得家庭氛围很难放松。吴谢宇在一审判决后写的自述材料里说，“我无法控制自己整体去猜、去怀疑、去揣测别人的心”。如果是在一个情感自由流动、父母非常体谅孩子的家庭氛围中，他根本用不着总是去揣测别人的心。父母的不快乐，作为孩子的他没法理解，他却不自觉地背负上了父母的包袱。

吴谢宇对内在情绪的掩藏，似乎没人看出来。从小他就本能地感受到，展露情绪是一件有羞耻感的事情，妈妈没有情绪，也没有能力处理他的情绪。如果是一台机器就好了，只用达成优秀的考分，而不用有作为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可他越想压抑情绪，情绪越成为他的负担，他在被捕后的自述材料里说，“（即使）身体好多了，然后我都考第一名还当了班长，但我心里面还是天天在害怕在疑心，我从小到大最怕的就是被别人看不起”。

与谢天琴私交很深的马老师，看到的家庭表象，也与吴谢宇的感受完全不同。马老师看到的是“谢老师宽松，甚至有些溺爱孩子”，但对吴谢宇来说，妈妈的爱背后有一种执着的要求，他必须要成为“第一名”“最优秀的那一个”。

2019年吴谢宇被捕后，他跟一审律师冯敏提到，他特别想回到一家三口在一起的时光。但是一家人在一起有什么样具体的生活场景呢？吴谢宇好像说不出来，只是说，就是那种“我在做作业，爸爸在客厅看电视，妈妈在厨房忙”的样子。

当吴谢宇把爸爸妈妈的要求内化之后，大家看到的，是一个高度自律的优秀孩子。2021年写给姑姑的信里，吴谢宇说：“小时候还会和阿勤哥哥一起去放鞭炮，他带我出去玩，大了之后，我都是躲房间里看书，原来还会和阿勤哥哥他们玩游戏机、打牌、下飞行棋，后来都没有了。因为我心里天天越来越痛苦、越来越抑郁，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了，我就都在读书。其实我对读书也谈不上兴趣，我只是不停地在逼自己读书，我以为我考第一名妈妈就能开心、就能骄傲，我觉得我只是一台考试机器，我除了考试之外什么都不会，我除了考第一名之外一无是处。”

表哥很可能成了反面教材，让吴谢宇进一步意识到，只有成绩好，才值得妈妈爱。谢天琴也跟马老师提过，不让小宇跟自己妹妹的儿子玩，因为这孩子“成绩不好，说脏话”。

曾经的小姨夫刘裕宗观察到了，谢天琴其实对儿子控制很多。有一次回老家，读初中的吴谢宇找刘裕宗借手机用，说是给同学回个电话。谢天琴当即呵斥，觉得非常丢脸。

吴谢宇似乎只有回仙游老家，在姑姑家的日子是有生活情境的。他很喜欢姑姑家炖的猪脚，特别香特别嫩，他觉得妈妈做饭不好吃。但是爸爸告诉他，要体谅妈妈，妈妈累，以后不要说妈妈做的饭不好吃。他怀念姑姑和姑丈一起，夏天给他用风油精抓背。有一次他假期住姑姑家，问起刚刚吃的一道菜，“这是什么菜啊，这么好吃？”姑姑才知道，12岁的他是第一次吃菠菜。姑姑推测，弟媳谢天琴有很多讲究，可能觉得菠菜对孩子身体不好吧。谢天琴的弟弟说姐姐除了看书外什么都不干，然后跟人家也是融不入的那种感觉。

谢天琴应该没有意识到，吴谢宇的童年在某种程度上复制了她的特点——没有朋友。这种没有朋友的局面，并不是“右派”家庭和艰苦的家务活带来的，而是谢天琴要求孩子一心一意读书，时间不要花在任何其他事情上带来的。爸爸相对让人放松，可爸爸在家庭生活中出现得太少。吴谢宇在2021年8月的一审法庭上，哽咽着说，“有爸才有家”。

从小到大的第一名，满足了妈妈，也给了吴谢宇一种舒坦的资本。他后来坦言，只要考第一，即使他其他方面做得不好，所有人都是非常包容他的。这让他内心逐渐变得非常自傲，自己能做到的，普通人做不到。

他说从小到大，他每天都活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小世界里。爸爸妈妈提供了一个安全、温暖的家，“我窝在里面，不愿也不敢走出来”。课本和考试提供了一个“完全确定，一切都有标准答案、一切都可以在教科书里找到解答”的理论世界。他在这理论世界里如鱼得水。小说和影视为他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虚幻世界，在这里面有“完美的主人公、完美的亲情友情爱情、完美的人生、完美的世界”。他沉溺在这个虚幻世界里，不愿也不敢走出来。

而老家的亲人，他只用嘴甜打个招呼，就不用管了。什么也不用付出，大家就拼命表扬他成绩好。同龄人都是竞争对象，考不过他，他也就懒得关注。吴谢宇提到，其实从小学到大学，也有几个朋友是完全向他敞开心扉的，但是他对朋友却不吐露心声，他活在一种“自己能看透所有人看不到的东西”的自信里。一直到2021年面临一审判决的时候，他才反省到，他从来没有想过老家的舅舅、小姨、大姑是否过得好。他也从来没有问过同学准备考哪里的大学，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成绩好就能受到宠爱，他活在一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里。洁癖背后的尊严

洁癖——后来大家找到了这个词，对谢天琴的一些行为，试图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这种洁癖，是谢天琴在建立一套由自己定义的规则，给自己的小家庭画了一个明确的边界。或许是因为她成长的年代里，盲人父母总在摸摸索索地打扫卫生，把洁净等同于自己的尊严。也或许是在动荡的年代里，她需要用一些强迫行为来恢复对失控的世界的控制，以及她需要用这种行为来抵消内心的某种冲突和恐惧。但对于家庭成员来说，跟有强迫症倾向的人一起生活，会感受到很强的压力。因为这些规则是为处理她的焦虑而定的，对于其他人来说是过度的。

谢天琴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幽默的特质，她没有自我解嘲的能力，也就开不了玩笑。一旦笑话自己，那个本就风雨飘摇的自我，马上就会坍塌。高傲、冷淡、自尊，成为她最有用的武器，所以她总是显得寡言、干涩、紧绷。吴志坚的应对方法，是更深地躲入自己的工作情境，以及需要为吴家大家庭谋利的生活里。

张力文印象中，谢天琴唯一的一次开玩笑，是在青岛。那时候张力文仍在青岛分部当负责人，难得谢天琴联系他，提出希望和几个老师一起去青岛旅游。张力文热情地安排老师们在别墅里住宿，吃喝也招待得很好。谢天琴是高兴的，想开玩笑，但话说出来又显得生硬，“你现在有本事了，你是领导了”。张力文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他理解她，一个不擅长表达的人，开玩笑有些生硬。但张力文也能感觉到，谢天琴对于自己小家庭后来的发展，是感到失落的。

在家庭生活里感受到隔绝的吴谢宇，把心思倾注到了追求考分上。当他被捕后回忆起读书时光，得出的结论居然是，“幸亏我活在应试教育体系里而我又恰好很擅长读书考试，在这体系里我考了第一名就万事大吉了……”

吴谢宇觉得开心的时刻，不是来自他与妈妈的直接互动，而是听到妈妈在别人面前评价他乖，不用大人操心。“我从小一听妈妈和别的老师说，’小宇很乖，学习很自觉，一点都不用父母操心’，我就很开心，我觉得这是妈妈对我的认可，于是我尽全力不让妈妈为我操一点心，我尽全力装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一切OK。”让妈妈开心，似乎是一件困难的事。“唉，反正我就是从没能和妈妈交心，我总是在逃避，这就是我最致命的缺陷啊，我总是在胆小懦弱地逃避啊！” 吴谢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