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外交解围：实用主义的胜利
作者：余物非编辑·徐菁菁
5月19日清晨，红海东岸的沙特阿拉伯港口城市吉达按下了暂停键。交通管制让司机们寸步难行，四公里多的海滩和滨海步道几乎空无一人。这座500万人的城市正在迎接阿拉伯国家联盟（以下简称“阿盟”）第32届峰会。会前两天，连当地人都不知道峰会将在城中的哪座酒店召开。全城筹备之保密、戒备之森严，不仅为了迎接突访的乌克兰领导人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还因为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的到来——尽管他依然被美国、欧盟和以色列视为需要拔除的眼中钉。
这是时隔12年后，巴沙尔·阿萨德第一次回归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多边外交舞台。
“轮到你了，医生。”12年前的2月末，在大马士革往南100公里、紧挨黎巴嫩的边境城市德拉（Dera’a），约有15名初中生在学校的一面墙壁上参与喷绘了这样一行字。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正是眼科医生出身。那时，阿拉伯世界正陷入剧烈的动荡。两位长期把控政权的领导人——统治突尼斯24年的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和领导埃及30年的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在一个月内先后被呼吁政治改革的民众和政治团体赶下台。
警惕的叙利亚安全警察拘捕并拷打了这些12岁至15岁的涂鸦者。于是，人们开始走上街头。燃烧过突尼斯和埃及的“阿拉伯之春”之火从叙黎边境往北蔓延到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拉塔基亚等主要城镇。政府军动用了机枪和坦克维持秩序，叙利亚内战爆发。
1945年3月阿拉伯联盟建立时，叙利亚曾是7个初创国家之一，但在阿拉伯大家庭中，执政近半个世纪的阿萨德政权一直是个“异类”。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就开始与伊朗结为同盟，并协助伊朗在黎巴嫩运营“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这个反以色列、反西方帝国主义又不乏伊斯兰“圣战”色彩的什叶派政治军事团体。与伊朗的这种结盟关系，使叙利亚在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的较量中一直处于极为微妙的地位。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2011年8月，美国和英法德三国发表联合声明，要求阿萨德政权下台。同年12月，在沙特和卡塔尔的推动下，阿拉伯联盟在开罗召开紧急会议，紧跟美欧，投票驱逐大马士革，并对阿萨德政权施加外交抵制和经济制裁，还积极支持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沙特和阿联酋希望阿萨德倒台是出于对伊朗的忌惮，”美国智库“中东研究所”（Middle East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约翰·卡拉布莱希（John Calabrese）告诉本刊，“叙利亚内战之后，海湾国家开始在叙培植代理人，与伊朗的竞争就像一个拍卖出价的过程。伊朗人越多地干预叙利亚内战，沙特和阿联酋就会对应资助和训练各种代理团体。”
这种以代理人战争为核心的对叙政策，最终难以为继。阿盟重新接纳叙利亚就是政策彻底转向的序曲。在阿盟吉达峰会的欢迎仪式上，沙特实权领导人、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 Al Saud）给足了巴沙尔面子。在各路摄像机前，沙特王储亲了两下叙利亚总统的面颊并献上拥抱，以“最阿拉伯”的问好方式迎接巴沙尔重返阿拉伯大家庭。面对来自22个国家的国王、王子、总统、总理和埃米尔，萨勒曼说：“当我们翻过过去的一页……我们希望为叙利亚的稳定和恢复常态做出贡献，让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中扮演他本应扮演的角色，实现大家对阿拉伯世界的共同愿望。”
利雅得的判断
双方“冰释前嫌”的根本原因非常明确：中东问题学者和政策研究员们几乎一致认为，沙特、海湾国家和阿盟的对叙政策完全失败了。内战12年后，巴沙尔依然掌权，伊朗在四分五裂的叙利亚逐渐站稳了脚跟。在叙利亚主要城市街头，大楼上挂着的巴沙尔巨幅海报边时常有属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li Khamenei）和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哈桑·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的位置。2021年5月，在叙新一届总统选举中，巴沙尔以压倒性优势再次连任，若一切顺利，他将持续执政至2028年。
“阿拉伯人的内斗让他们越发孱弱，弱到世界上其他力量好像都能借着局势分一杯羹。”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约书亚·兰迪斯（Joshua Landis）说，“美国占了三分之一的叙利亚。土耳其占了10%。像在伊拉克一样，‘波斯－什叶’伊朗在阿萨德政权治下的领土越发安居。这对阿拉伯人有什么好处吗？”
过去12年里，以海湾国家为首的阿拉伯国家都笼罩在一种内外环境变化的阴影中。什么是安全、如何获得安全变成了必须审慎考量的问题。在沙特，老国王阿卜杜拉最早给出的答案是全力扩大在地区的影响力。“有时对于君王们来说，国家安全就是政权安全。政权安全就是让家庭、同志或忠诚的追随者在国内和国外将自己团团包围。”卡拉布莱希说。无论出于恐惧还是区域野心，耄耋之年的阿卜杜拉国王坚信，限制伊朗和打击什叶派势力是沙特安全的核心。
在阿盟驱逐叙利亚后，沙特和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开始为叙利亚反对派提供人员、武器和军事训练。海湾国家还在约旦为叙反对派建立军事训练营。到2013年夏天，沙特已经成为叙利亚反对派的最主要支持者。战场并不只限于叙利亚。2015年春，也门境内由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推翻亲沙特的哈迪政权。彼时刚刚就任国防部长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立即组织起九国联军进入也门，开展代号为“果断风暴”（Operation Decisive Storm）的军事行动。
但事实上，这些持久的军事援助和行动的结果并不如意。沙特方面很快意识到，叙反对派不仅要在地面与叙政府军和黎巴嫩真主党周旋，还需要面对俄罗斯空军的轰炸。海湾国家内部也存在严重分歧：在如何对待叙反对阵营中的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国”和逊尼派“圣战”组织的问题上，沙特与阿联酋、卡塔尔各执一词。推翻俄罗斯和伊朗支持的大马士革政权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也门。沙特领导的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不仅没能清剿胡塞武装、扶植逊尼派政府，还造成了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当战争在2019年陷入僵局时，联合国估计有超过3000名儿童直接死于战争。这也导致沙特的政策饱受国际社会的反对。
与乏善可陈的收获相比，代理人战争的代价却是显而易见的。2016年，沙特规划的军事和安保开支一项达到567.9亿美元，超过总预算的25%。“中东研究所”阿拉伯半岛项目的研究顾问易卜拉欣·贾拉尔（Ibrahim Jalal）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在2015年至2019年间，沙特总共在军火上花费超过3400亿美元，而其间在也门的军事行动至少占到2650亿美元，相当于一天在战场上花掉2亿美元。
雪上加霜的是，从2014年至2016年，美国领导的页岩油革命让当时的国际原油价格从每桶超过100美元下跌到不足30美元。2017年，沙特GDP自次贷危机后首次进入负增长区间。同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预测，即使地区紧张局势没有升级，石油市场行情保持不变，但如果军费和社会保障等预算优先事项保持不变，沙特将在五年内榨干外汇储备。
2015年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去世，其弟萨勒曼·本·阿卜杜勒（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继位，他的儿子——当时刚刚年满30岁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逐渐从担任国防部长开始走上政治前台，成为新一代沙特王储。2016年，萨勒曼王储就提出了以转型和改革为核心的“2030愿景”计划，其中包括私有化、多样化经济结构、发展投资和旅游业等措施来减轻沙特经济对石油的依赖。与之配套的，他进一步放宽保守的“瓦哈比主义”（Wahhabism）对于文化社会生活的控制。
卡拉布莱希认为，这是沙特王室不再认为宗派争端和代理人战争是对政权构成最大威胁的信号，小萨勒曼似乎意识到，“不止有伊朗，其他事情也在对他造成威胁。它可以是威胁你或你治下人口的很多事情。它可以是气候变化和全球经济的‘去碳化’（decarbonization），也可以是损害你社会风化、瓦解民众健康的黑市毒品走私。”
12年前“阿拉伯之春”爆发时，为了安抚人心，老国王阿卜杜拉拿出了超过1400亿美元，用于为低收入者修建50万套保障性住房，提高政府雇员工资，还直接下发了两个月的薪水。海湾国家的王室纷纷效法利雅得。卡塔尔出资80亿美元，为普通军人和政府文职人员涨薪至少50%和60%，提高军官工资120%，退休金也增长50%。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拿出20亿美元为城市居民支付房贷。阿曼王国和巴林在接受了来自沙特80亿美元的援助后也公布了本国自己的社会福利保障计划。此外，海湾各国进一步提高了能源、水和食品的消费补贴，还推出了翻新公路、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的计划。
一份2011年由美银美林集团发布的报告指出，油气资源丰厚的海湾国家在“阿拉伯之春”中保持了政权的相对稳定，而各种承诺支出总额达到了该地区GDP总额的12.8%。财大气粗的前提，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到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前，国际油气价格整体进入了十年牛市。
但这种模式已经显现出了它的不可持续性。沙特有超过七成的国家收入来自石油出口，在就业市场，沙特政府也承包了该国超过三分之二的工作岗位。经济学家把沙特定义为典型的“食利国”（rentier state）。“食利国”全部或大部分国民收入来自外国个人、企业和政府支付给本国土地或自然资源的费用，而非对居民工作所得工资征收的税款。“食利国”政府不愿放弃对政治和经济资源的控制，但为了民众安心和社会稳定，政府会尽可能在公共社会服务部门雇用很多人，提供社会保障让大家开心满意。相比于创造经济价值，这种工作给人以轻微得“只够自己拍拍自己肩膀”的“向上爬升动力”（upward mobility），而实质上只是让他们有个地方好好待着。而且对土地和单一资源的依赖会让政府部门臃肿低效，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阿拉伯之春”暴露了海湾国家经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尾大不掉的公共服务部门和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石油经济无法消化青年人口膨胀带来的就业压力与政治情绪。2011年，阿卜杜拉治下的王国人口结构非常年轻化，在3000万人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超过六成。当时，阿卜杜拉国王的应对方式并没有逃脱“食利国”的窠臼。2011年美银美林集团的报告这样写道：“这种（社会支出）避免了（海湾地区）大多数国家对统治的潜在担忧。不过从长远来看，它们需要进行经济改革以促进私营部门的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
萨勒曼王储显然意识到，对他的国家来说“开源”“节流”才是更大的安全保障。在“节流”方面，地区缓和有利于削减军费开支，创造经济转型必需的稳定的区域环境。
转型的需求也正变得越来越迫切。2020年，新冠疫情再度重创国际油价。6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国际油价需要达到每桶76美元才能让沙特财政维持收支平衡，而彼时每桶原油的价格连38美元都不到。据沙特国营媒体报道，国内15～25岁的青壮年人口有接近30%处于失业状态。
与此同时，沙美关系在拜登时期也没有明显改善。在2020年总统竞选活动中，拜登甚至宣称要让沙特阿拉伯变为“弃儿”（pariah），并让沙特王储小萨勒曼为“谋杀”沙特异见记者贾迈勒·卡舒吉（Jamal Ahmad Khashoggi）“付出代价”。去年7月，当美国总统拜登飞抵吉达与九国领导人举行峰会时，萨勒曼只和他冰冷地碰了碰拳。
“当美国和G7都将目光转向了乌克兰，中东地区的领导人会想：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依赖美国这个有求必应的‘中东霸主’了。我们必须修好自己的房子。”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Christopher Philips）告诉本刊。他们的外交变得越来越实用主义。
从去年开始，萨勒曼王储开始扮演外交中间人。沙特在俄乌冲突中不“选边站”，既与俄罗斯在石油生产和出口问题上保持合作，又不排斥泽连斯基参加阿盟峰会。在4月加入中俄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后，萨勒曼又表达了加入“金砖国家组织”的愿望，并寻求对华石油贸易用人民币而非美元结算。
约书亚·兰迪斯说，有阿拉伯语世界的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对这些包括通过中国调解与伊朗和解的“外交小动作”好感度超过六成，一系列偏离美国并转向独立的、阿拉伯的、平衡东西方的政策让小萨勒曼非常受欢迎。“MBS（代指萨勒曼）看到，在外交上有所进展，其实也是把他自己推向前台。那为什么不在叙利亚也有所动作呢？”
在塑造稳定的地区大环境，尽快实现经济良性发展的问题上，许多海湾和阿拉伯国家都有与沙特相似的诉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仅仅从代理人战争中抽身是不够的。一个破碎的、被孤立的叙利亚，是一块绊脚石。
60岁的叙利亚人穆罕默德·达格曼（Mohammad Dagman）在拉塔基亚的亲戚家中拨通了我的电话。他已定居美国30余年，除了在纽约影视行业做本职工作，他还为包括“常春藤”院校在内的美国高校寻找和收集有关叙利亚的历史文献。
2019年至今，达格曼回过叙利亚四次。他告诉本刊，尽管政府军控制了越来越多的国土，但人们的生活状况并未好转，反倒急转直下。拉塔基亚市临地中海，在首都大马士革西北200多公里。作为叙利亚第四大城市和阿拉维派的主要根据地，这里本来一直受到财政和军事上的特殊照顾。但现在，当地政府只能每隔五小时供电15分钟，“连手机的电都充不了”，亲戚家中也两年没用冰箱了。
每当达格曼走出家门，他都能看到楼与楼间全是私自搭接的电线，连接着居民、商户和不知道放在何处的柴油发电机。这些年随着制裁的持续，柴油也变得越发短缺，于是，最有钱的人搭起了太阳能电池板。当地还出现了电力黑市，“一些人不知道跟政府什么人有什么私下的勾当，总能搞到电，然后倒卖出去”。
2019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签署了有着“史上对叙最严厉制裁”之称的《凯撒法案》（Caesar Syria Civilian Protection Act of 2019）。法案不仅针对巴沙尔家族和大马士革政权高官，还禁止任何个人和组织向叙利亚政府提供能源、工程和建筑服务。“极限施压”（maximum pressure campaign）的制裁在拜登时期得到了延续。
2021年，负责美国国防部中东政策制定的达娜·斯特劳尔（Dana Stroul）在一家有军方背景的智库演讲时说，占据叙东北、由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将得到美国政府的“人道主义和维稳援助”，而“叙利亚其余部分将废墟长存”。她还强调，“应该阻止重建援助和技术专家返回叙利亚”。
“跟你说什么制裁只针对阿萨德的都是骗子！如果他受到的打击是1，那我的家人受到的打击就是1000。”在电话里，达格曼越说越生气，“无论你是支持还是反对阿萨德，有时这里就是没水，我们所有人就得脏兮兮的。”
被制裁的这四年，叙利亚里拉币值跳水，美元兑里拉汇率由1∶500跌到1∶9000，物价也随之大幅上涨。达格曼的家人说，如今一个月的平均工资只够买十个三明治，所有人都在靠救济活着，或者靠海外的亲朋好友。为了生计，有人知道他收购古籍，就在他这里处理了家族祖传的收藏。一位朋友刚把一本1874年的日记卖给了他，连同转交的还有许多关于20世纪叙利亚生活和艺术景象的小册子。
事实上，“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受影响的也不只是叙利亚人。作为美国“知叙派”的代表人物，约书亚·兰迪斯在沙特阿拉伯和黎巴嫩长大，曾在埃及和叙利亚生活，有一位叙利亚阿拉维派妻子。他告诉我，时至今日，200万叙利亚难民仍滞留在伊拉克、黎巴嫩、约旦和埃及，他们的存在不断地挑战着这些叙利亚周边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和治安状况。“如果有工作、经济状况有改善，只要能看到希望，很多难民会回国的。”兰迪斯说，“但是现在的叙利亚只是一片90%贫困率而没有电的荒地。”
除了难民和重建问题，阿盟内的海湾国家迫切关注的还有产自叙利亚的芬乃他林（Captagon）毒品药片。在叙内战早期，当地武装分子和“伊斯兰国”战士开始服用这种能在体内分解为安非他命（amphetamine）和茶碱的药物，以保持长时间作战的体力和精力。在提出“2030愿景”后，沙特阿拉伯的社会风气越来越开放，夜间派对也越来越兴盛。这种非法药物从叙利亚经约旦和黎巴嫩走私入境，在地下黑市需求量巨大。
对于芬乃他林毒品走私的最终受益人，国际社会没有定论。叙利亚国营媒体时不时会发布警察清剿芬乃他林作坊的视频，但英美等国则认为，阿萨德家族和政权是交易的最终受益人，并以此为由在3月末对大马士革施加了新一轮的制裁。
今年5月初，关注阿拉伯事务40多年的英国媒体“马哈拉”（Al Majalla）则披露了一份约旦政府的机密文件。文件写道：“伊朗的代理人正在叙利亚南部地区变得越来越强大，而毒品贸易为他们带去了显著的收入……需要加强叙利亚与邻国，以及受叙利亚与邻国边境贩毒和走私影响的国家之间的合作。”
不管是谁从中获益，阿拉伯国家的打击毒品事业都必须得到叙利亚政府的合作。承诺打击毒品走私也成为叙利亚重返阿盟的跳板。
兰迪斯指出，对毒品走私问题达成的一致仅仅是“阿拉伯主导的危机解决进程”的第一步。阿拉伯模式强调的“一步换一步”（step-for-step）与欧美领导的“极限施压”有根本不同。“阿拉伯政府会跟巴沙尔说，你把芬乃他林搞定之后，我们才想办法帮叙利亚重建。再之后你要接回难民，之后我才有机会帮你争取全面解除制裁。”兰迪斯补充道。不管怎样，外交抵制只会将阿萨德政权推向伊朗，但叙利亚重返阿盟后，“阿拉伯政府希望，他们能在外交场合影响叙利亚，至少能与伊朗形成竞争”。
这一次回叙利亚，达格曼是为了看望在7.8级大地震中受灾的家人——他的一个堂姐妹和她的两个孩子在地震中丧生。5月下旬的一天，达格曼带着大几千美元的现钞（美国政府规定，公民出境不得携带超过1万美元的现金），从纽约飞抵贝鲁特，再从贝鲁特搭顺风车，穿越叙黎边境到拉塔基亚。对他来说，这就是最方便的“转钱”方式。虽然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美国决定暂停《凯撒法案》制裁六个月，但是各种主流电汇服务已将叙利亚除名，想从美国向叙利亚的银行账户转账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根据联合国发布的震后评估报告：“叙利亚有约74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420万人在境内流离失所。”拉塔基亚省（Latakia Governorate）是叙利亚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首府拉塔基亚，政府已无力负责全部灾民的补助和安置，救济的主力军实际上是300多个非政府组织。达格曼的外甥女就在其中较大的一家工作。每天早上，他们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和人家中走访询问，统计哪家需要什么药物，哪家又需要婴幼儿奶粉。有需要“食品篮子”的人们可以在清真寺、教堂和指定的街边排队领取。篮子里一般除了食用油、玻璃瓶装的蛋白质补给粉，还有包装上不一定写着哪种语言的罐头豆子和罐头蔬菜。
地震加剧了难民和重建问题，但也提供了外交破冰的机会。“灾害为那些支持与叙利亚关系正常化的团体提供了由头和政治掩护，以推动他们的议程。”兰迪斯说。
2月7日，震后一天，2013年上台的埃及总统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首次与巴沙尔通了电话。2月15日，约旦外长艾曼·萨法第（Ayman Safadi）自2017年上任以来首次访问大马士革。2月26日，由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利比亚、埃及和阿联酋的议院议长组成的“阿拉伯各国议会联盟代表团”抵达大马士革，同巴沙尔会面。最慷慨的阿联酋还向政府军控制下的灾区派去了本国红新月会的工作人员。他们穿着醒目的长衫戴着头巾，开展代号为“勇敢的骑士/2”（Operation Gallant Knight/2）的援助行动，向受灾群众提供物质、心理和精神帮助。地震发生以来，阿联酋已向叙利亚捐款至少1亿美元。
对于叙利亚的外交解围，美国和欧盟纷纷表示反对，甚至认为让叙利亚重回阿盟是对“战争罪犯的赦免”。5月11日在美国，跨党派的“反对与阿萨德正常化法案”（Assad Anti-Normalization Act）被提交到众议院，等待投票讨论。法案草稿说，要禁止一切个人和团体同大马士革恢复政治关系，杜绝同阿萨德政权超过5万美元的经济往来，并要对违反的个人和任何形式的团体实施制裁。
在美国，反对叙利亚阵营和以色列支持团体的游说势力强大，通过这则法案并不困难。但阿拉伯国家暂时不为所动。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说：“事实上，阿拉伯国家在十几年来第一次拥有了将中东事务把握在自己手中的机会。” 叙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