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视的海草
作者：袁越
“天快黑了，再不下海就来不及了。”迈克尔·拉希德（Michael Rasheed）对我说，“虽然能见度肯定不高，但这里的水不深，应该还是能看到一点东西的。”拉希德是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James Cook University）凯恩斯（Cairns）分校的首席科学家，主攻方向是海草生态学。2023年2月22日这天，他带我来到距离凯恩斯最近的绿岛（Green Island）看海草，可惜那天天气不好，下了一整天的暴雨，直到傍晚都还没有停。
雨天潜水，最大的问题当然不是雨，而是云和浪。黑压压的乌云挡住了阳光，水面下阴暗了许多。高达2米多的海浪搅起了海底的泥沙，进一步降低了海水的能见度，把那些专程来潜水的游客赶到了岸上。但我们没有选择，只能硬着头皮换上潜水衣，从一个公共海滩走向大海。因为光线折射的关系，在岸上时根本看不出水下有什么，但当我把头浸入水中，立刻惊讶地发现海床上长满了海草，看上去和陆地上的草没什么两样。
“海草是大约一亿年前从陆地迁徙到海里的，是目前地球上唯一一种完全生长在海水中的开花植物。”拉希德对我说，“目前全世界已经发现了大约70种不同的海草，我在凯恩斯附近海域发现了其中的7种。”
拉希德在水下潜了一会儿，采上来3株海草。它们看上去都差不多，能看到明显的根茎叶，只是叶片的样子有些细微差别。再仔细看，我发现它们的茎都是横着长的，根须直接长在下方，原来这就是根茎（Rhizome），海草就是靠它向外扩张的。
“如果生长条件合适的话，海草的根茎每周可以向外生长10厘米，很快就能铺满一大片。”拉希德对我说，“海草一般每年开一次花，靠海水传粉，每株可以结100多个种子，靠洋流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我独自游了一会儿，注意到这片海域的海草长得并不算密，甚至可以说相当稀疏。拉希德解释说，这就是连续3个拉尼娜年导致的后果，因为这里每逢拉尼娜年雨水肯定多，海浪也更大，导致海水的通透性下降。海草依靠光合作用生长，如果没有阳光，海草就长不好，如果连续几天见不到阳光，就会有大片的海草死亡。
“海草对高温的忍耐力要比珊瑚好一些，所以目前海草最怕的还不是海洋热浪，而是飓风和海水富营养化，前者掀起的海浪会破坏海草的根系，后者会导致海藻泛滥，遮挡阳光。”拉希德补充说，“另外，农业废水里含有的除草剂、往来船只的抛锚过程，以及航道清淤工程等人类活动也会造成海草的大量死亡。”
“海草是植物，也需要氮、磷、钾这些营养元素，为什么海水的富营养化会伤到海草呢？”我问。
“这是个‘度’的问题。”拉希德回答，“珊瑚因为和虫黄藻共生，所以最适合营养元素极度缺乏的热带浅海海域。海草没有这个便利，所以少量营养元素确实对海草有利。绿岛上有很多鸟，雨水会把鸟粪里含有的营养元素冲刷到海里，所以绿岛周围海域非常适合海草生长。但是，如果人类活动排放的营养元素过多，导致海藻泛滥的话，遮挡阳光的负面效应就会被放大，反而对海草不利。”
我又往远处游了一会儿，果然发现近岸处的海底几乎都是海草，但越往外海游，珊瑚礁就越多，而且珊瑚礁附近的鱼也明显要比海草附近的鱼多得多。对于潜水者来说，珊瑚礁显然“更有看头”。
“其实海草里也有鱼，只不过都是小鱼，肉眼不容易看到。这些小鱼非常喜欢藏身在海草丛里，躲避捕食者的攻击。”拉希德对我说，“当然了，珊瑚礁附近的鱼肯定要比海草附近的鱼多多了，如果我自己去海边度假的话，也会选择去珊瑚礁潜水。”
说话间，一只绿海龟（Green Turtle）从我们身边游过，一边游一边吃着草叶。拉希德告诉我，因为绿岛附近的海草保护得比较好，经常有绿海龟不远万里前来觅食。“你应该看过英国BBC电视台拍的《蓝色星球》（Blue Planet）第二季吧？里面有个海龟游泳的镜头就是在绿岛拍的。”拉希德自豪地对我说，“我是BBC摄制组的科学顾问，当年就是我把他们带到了一个海草特别多的海域，这才拍到了那组漂亮的镜头。”
不过，因为海草叶片的营养价值较低，所以除了绿海龟之外，只有少量的鱼类，以及儒艮（Dugong）和海牛（Manatee）这两种大型海洋哺乳动物会以海草为主要食物。成立于1986年的广西合浦儒艮保护区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见到一头儒艮了，主要原因就是那里的海草太少了。但是，正如前文所说，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绝不仅仅是为动物们提供食物，还应该为动物们提供隐身功能。在这一点上，珊瑚礁绝对排名第一，排第二位的就是海草床（Seagrass Meadow）。
拉希德告诉我，珊瑚和海草有很强的互补性。两者虽然都喜欢热带浅海，但珊瑚喜欢营养贫瘠的海域，海草则需要少许养分才能生长，所以海草起到了帮助珊瑚净化水体的功能；珊瑚最怕悬浮的沉积物，海草的叶片则能够促进沉积物的沉淀，增加海水的通透性；珊瑚对海水酸化很敏感，而海草可以通过吸收二氧化碳来减少海水酸化的程度；珊瑚只能在硬质的基底上生长，比如石灰岩，海草则需要扎根，所以最喜欢沙质的海底，只要沙子的流动性不太强就行；海草发达的根系会将松散的泥沙和贝壳碎屑粘聚在一起，一方面为珊瑚提供了更多的硬质海底，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海浪对海岸线的侵蚀作用。
“去海滨度假的人都喜欢看到纯白色的沙滩，讨厌沙滩上的绿色叶片，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好看的白色沙滩其实是被海草保护的结果。”拉希德说，“前段时间马尔代夫实施了一项除草计划，打算铲除珊瑚礁岛周围海域的海草，不让草叶子漂到海岸上，影响沙滩的美观。好在各国的科学家们联名写信抗议，他们终于明白了过来，停止了这一做法。”
值得一提的是，海草不仅保护了沙滩免受侵蚀，甚至沙滩本身也是海草造出来的。英国诺桑森比亚大学（Northumbria University）的科学家在2023年2月14日出版的《地球环境通讯》（Communications Earth & Environment）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证明马尔代夫附近海域的海草直接参与了造岛过程。原来，海草叶片上生活着很多微小的海草寄生物，包括海蜗牛、有孔虫和珊瑚藻等，这些生物的碳酸钙外壳就是沙子的主要成分。研究人员统计了马尔代夫一座珊瑚礁岛附近海域的1.1平方公里的海草床，发现这块海草床每年可以产生76.2万公斤的沙子，其中63%都是那种直径在0.063～2毫米之间的细沙。这个尺寸的细沙最适合造岛，所以马尔代夫政府的做法无异于自掘坟墓。
“大概是因为珊瑚礁的光芒太过耀眼，所以研究海草的人比研究珊瑚的人少得多。”拉希德对我说，“我感觉现在海草研究领域的状况和15年前的珊瑚礁领域很相似，比如当年我们还认为偶尔发生一次白化事件对珊瑚礁影响不大，现在我们已经不这么看了，所以我们对海草的很多认知很可能都会在不远的将来被修正。”
确实，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海草研究远远落后于珊瑚，甚至连海草床的覆盖面积都不甚明确。因为飞机航拍不容易拍到较深海域的海草床，必须由潜水员下海确认，所以各个机构关于海草床覆盖面积的估算范围从16万平方公里一直延伸到160万平方公里，最低值和最高值之间相差了10倍。联合国环境署选择了最主流的意见，认为目前全球的海草床总面积约为30万平方公里，占海洋总面积的0.1%，和珊瑚礁不相上下。但这个数字正以每年7%的速度在减少，相当于每30分钟减少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面积，情况比珊瑚礁还要糟糕。
海草床的减少究竟会对地球生态系统带来怎样的伤害？是否会影响海洋的物种多样性？我在澳大利亚西部的鲨鱼湾（Shark Bay）找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值得拿出来详细说说。
我去鲨鱼湾的主要目的是看活的叠层石（Stromatolites），没想到最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那里的海草床。那是我到达鲨鱼湾之后的第二天，我加入了一个由散客拼凑起来的旅行团，乘船来了一次鲨鱼湾之旅，发现鲨鱼湾的海水有浅绿和深蓝这两种截然不同颜色，彼此交替出现，界限分明。潜下去一看，才发现浅绿色的部分是白色的沙质海床，上面稀稀松松地长着几株鲜嫩的海草，每株只有几厘米高。深蓝色的部分才是真正的海草床，海草长得十分浓密，看上去和陆地上的优质草甸不分伯仲，完全配得上“床”这个后缀。
再仔细看，我发现这里的海草床主要由两种不同的海草组成，一种长得比较矮小，草叶细长而又杂乱，像一堆卷在一起的细铁丝。另一种长得较为高大，叶片也更宽，最长的叶子有将近1米长，叶尖部分呈棕红色，随海浪左右摇摆，宛如风吹稻浪。偶尔还能看到成群的小鱼穿行其间，好似林中飞鸟，其好看程度一点也不输珊瑚礁。
“那个矮的是南极根枝草（Amphibolis antarctica），又名铁丝草（Wire Weed），是鲨鱼湾分布最广的海草品种。那个高的是澳大利亚海神草（Posidonia australis），又名丝带草（Ribbon Weed），是生物量最大的海草品种。”我后来在珀斯（Perth）采访到的海草专家伊丽莎白·辛克莱尔（Elizabeth Sinclair）对我说：“这两种海草都属于温带品种，虽然个头高大，但叶片质地坚硬，不好消化，动物们更喜欢吃个头小但味道好的热带海草。”
辛克莱尔是西澳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的一名研究员，主攻方向是海草遗传学。她告诉我，鲨鱼湾曾经拥有全世界已知的面积最大的海草床，总面积将近5000平方公里，可惜这个头衔不久前刚被新发现的加勒比海草床超越了。
我后来查了资料，得知这个新发现必须感谢虎鲨，因为虎鲨最喜欢捕猎绿海龟，而绿海龟专吃海草，所以科学家们把摄像头绑在虎鲨的脑门上，用这个办法探索了整个加勒比海域，终于发现了这片海草床。进一步勘察结果显示，这片海草床的总面积高达9.2万平方公里，把鲨鱼湾的海草床远远甩在了后面。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今天的海洋勘探技术有多么地落后，肯定还有很多海草床未被发现。
虽然鲨鱼湾让出了“面积最大海草床”的头衔，却又获得了一个新头衔，那就是“面积最大生物个体”，而这个头衔则必须感谢辛克莱尔，是她带领手下团队做出了这个惊人的发现，相关论文发表在2022年6月1日出版的《英国皇家学会学报·生物卷》（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上。
“我的本意是想研究一下鲨鱼湾海神草的基因多样性，以及不同区域的海神草相互之间的遗传关系，结果却发现这里的海神草是一个单一的克隆体。”辛克莱尔对我说，“这个结果说明生物应对恶劣环境的方式有很多种，并不一定非得依靠有性生殖和基因重组。”
原来，鲨鱼湾处于温带和热带的交界处。这里夏天炎热，冬天寒冷，冬夏两季的海水温差高达15℃以上，大部分海草都受不了。再加上鲨鱼湾常年刮风，降雨量极少，土壤的含磷量也不高，导致的结果就是鲨鱼湾的海水蒸发量极大，只有一条季节性河流注入鲨鱼湾，夏季经常处于枯水状态，所以鲨鱼湾海水的含盐量高，但营养物质奇缺，生存条件恶劣。
澳大利亚海神草是一种温带海草，鲨鱼湾位于其分布范围的最北端。辛克莱尔及其同事们在鲨鱼湾的10个不同地点采集了海神草的样本，对它们进行了基因分析，结果表明除了第7号地点之外，其余9个采样点采到的样本全都来自同一个克隆。更为奇特的是，只有第7号样本是正常的双倍体，可以通过有性生殖进行繁殖。其余9个样本均为四倍体，即同一个细胞内含有4份完整的基因拷贝。这样的个体虽然也可以开花，但无法结出种子，只能通过根茎横向生长的方式进行单克隆增殖。
这不是科学家们发现的第一个四倍体生命，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单克隆四倍体植物。这10个采样点横跨180公里的距离，所对应的海神草覆盖面积高达200平方公里，证明染色体加倍不但是植物应对恶劣条件的手段之一，而且能应对得如此之好。
“生物多样性的本质就是基因的多样性，因为不同的基因具备不同的功能，所以只有基因多样性高的生命才能应对复杂的生存环境。”辛克莱尔说，“但基因多样性高不等同于生物品种的多样性高，如果一个生物个体带有更多的基因拷贝，其基因多样性同样可以很高，鲨鱼湾的澳大利亚海神草就是通过增加自身的基因拷贝数来实现基因多样性的。”
根据地质学家们的推测，鲨鱼湾过去曾经是一片沙漠，直到大约8500年前才被海水淹没。这里严酷的自然环境让海草的生存变得极为困难，但在大约4500年前，一株海神草在进行有性生殖时发生了一个拷贝错误，生成了一株四倍体植物。这个变异让它获得了生存优势，在竞争中打败了其他那些“正常”的二倍体对手，逐渐统治了整个鲨鱼湾。
今天的这株海神草显然非常适应鲨鱼湾的气候，它长得又高又大，单位面积的生物量远超其他海草。2月份正值澳大利亚的秋初，海面上到处漂浮着海神草脱落的叶片。海神草叶片的一端有个气囊，可以帮助它漂浮在海面，随海浪向周围扩散。这些叶片不但为很多浮游生物提供了临时住所，还帮助鲨鱼湾加速了有机物质的循环。
“海草床是鲨鱼湾最重要的生态系统，尤其是长得高大的海神草，是很多海洋动物的育儿基地。”辛克莱尔对我说，“正因为有了这个海草床生态系统，才使得鲨鱼湾成为西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渔场，很多鱼虾都出口到了中国。鲨鱼湾还是全世界最大的儒艮栖息地，拥有全世界数量最多的儒艮。”
确实，我的那次鲨鱼湾之旅收获颇丰，不但看到了海豚、海蛇、绿海龟和蝠鲼（俗称魔鬼鱼）等多种大型海洋生物，还有幸看到了一只前来觅食的儒艮。但有个地方我们的船没有去，这就是哈姆林池（Hamelin Pool）。这是鲨鱼湾最东边的一个小海湾，总面积约为1400平方公里。表面上看，哈姆林池看不出任何异样，但实际上这是个生命的禁区。这里的海底没有海草，海中缺乏鱼类，空中看不到飞鸟，甚至连贝壳类生物都很难在这里存活。
哈姆林池沿岸最著名的景点叫作贝壳海滩（Shell Beach），白色的海滩上堆积的不是沙子，而是数以几十亿计的小贝壳，每个贝壳只有半枚分币那么大，长得一模一样。显然这些贝壳属于同一个物种，学名叫作脊鸟蛤（Fragum erugatum）。这种蛤平时生活在海底，每次遇到飓风时都会有一些蛤壳被冲上海滩，久而久之就堆积成了这一片长达60公里、厚达近10米的白色“沙滩”。
游客们非常喜欢这片海滩，把它视为热带风情的象征。但在我心目中，这片海滩象征着生物多样性的缺失，因为偌大的哈姆林池就只有这一种贝壳类生物能够存活。但是，正是这样一个生物多样性极低的哈姆林池，却是整个鲨鱼湾最值得保护的海域，因为闻名世界的叠层石就生长在这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极端情况呢？答案就在于哈姆林池的海水盐度极高，几乎是海洋平均盐度的两倍，大部分海洋生物都无法在如此高盐的环境下存活。为什么哈姆林池的海水含盐量如此之高呢？答案就在于浓密的海草床阻碍了海水的流通。哈姆林池和印度洋之间隔着一个福里岩床（Faure Sill），这是一大块凸起的石灰岩海床，上面长满了海草，沉积物遇到海草床的阻挡，逐渐沉淀下来，形成了一道半通透的水闸，降低了水流的速度。哈姆林池的海水蒸发速度很快，却又得不到来自印度洋海水的及时补充，盐度就是这么提上去的。叠层石之所以只能在哈姆林池生长，原因就在于很多动物都能以叠层石表面的微生物垫为食。哈姆林池独特的生态环境既保证了海水的流通，又把绝大部分动物拒之门外，这才为我们保留下了这一大片史前生物的活化石。
这个案例很好地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保护生物多样性”并不意味着要把所有的生态环境都治理得舒适宜人，这是以人类的视角看待世间万物，眼界太过狭窄了。我们要保护的，其实是“生态环境多样性”，即使某些生态环境看似非常严苛，也要尽可能地将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只有把这些严苛的生态环境保留下来，才能保护那些适应了这些独特环境的奇葩物种，这些物种都是经过了多年的进化才终于掌握了某项特殊的生存技能，一旦丢失就再也找不回来了。蓝碳的价值
虽然南极根枝草和澳大利亚海神草已经适应了鲨鱼湾的气候，但它们毕竟属于温带海草，对极端高温高湿环境的忍耐力有限。2010～2011年鲨鱼湾曾经经历过一次极端高温高湿天气，不但海水温度比往常高出了4～5℃，还经历了3次暴雨引发的大洪水，大批海草因此死亡。
“大洪水带来了大量沉积物和营养物质，再加上反常的高温，导致鲨鱼湾海藻大爆发，海水变得极为浑浊。南极根枝草的根茎很细，储存不了多少能量，如果几天见不到阳光就会死，所以这次极端天气导致鲨鱼湾的根枝草海床严重退化，至今尚未恢复。”伊丽莎白对我说，“相比之下，澳大利亚海神草的生物量比较大，其根茎储存的能量较多，能忍受更长时间的饥饿，所以损失相对较小。”
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辛克莱尔更担心海神草的未来。“鲨鱼湾的澳大利亚海神草毕竟是单一克隆，只能依靠无性繁殖，所以如果环境变化太过剧烈，它们估计很难适应。”辛克莱尔说，“相反，南极根枝草因为采用的是有性生殖，更容易产生全新的基因组合，所以南极根枝草未来的生存机会反而会更大一些。”
当然了，如果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的话，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海神草和根枝草全都无法在鲨鱼湾存活，这里将会被更加适应高温高湿气候的热带海草所占据。到那时，整个鲨鱼湾的生态系统将会彻底变样，儒艮和绿海龟可能会增多，虎鲨也可能会增多，但原本生活在这里的脊鸟蛤和叠层石就将彻底消失了。
科学家们显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所以早在10年前便开始尝试种植海草，就像对珊瑚礁所做的事情一样。不同的是，海草可以依靠种子来繁殖，而且海草的生长速度快，所以只需帮助海草种子或者根茎更好地扎下根来就行了。辛克莱尔的团队用可降解材料制成了一根长2米、直径10厘米的沙袋，里面装满沙子后放置在海底，围成一个圆圈，减少圈内沙子的流动。然后，潜水员们从健康的海草植株上切下一段包含3个出芽点的根茎，将其移植到这个圆圈里，只要顺利扎根，这株海草就可以快速增殖，只需5～10年就可以长满一大片。
但是，这个方法仍然需要大量人工，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他们目前只试种了1公顷，需要筹集到更多的资金才能继续种下去。在海底种海草属于长线生态投资，很难获得私营企业的资助，于是科学家们想到了目前炙手可热的碳市场，希望能从这个市场获得一部分资金，支持他们的这个海草项目。
所谓碳市场，就是一个基于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其目的是通过经济激励措施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一个比较典型的碳市场交易就是某家企业出钱给村民去种树，计算出这些树将来所能吸收的二氧化碳（即碳汇，Carbon Sink）总量，以此来抵消该公司的碳排放，满足国际社会对低碳的要求。
早期的碳市场大都基于陆地碳汇，比如森林和湿地的生态恢复都是很好的碳交易筹码。但最近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海洋碳汇潜力巨大，因为海洋生态系统的固碳效率普遍比同等面积的陆地生态系统要高一个数量级，原因就是海底往往是缺氧环境，沉积物不容易被氧化。
具体来说，森林固然是一个非常高效的碳汇系统，但一棵树死亡后，其主体部分会留在地面上，很快就会被细菌降解，木材中储存的碳会以二氧化碳的形式重新释放到大气之中。可是，当海草死亡之后，其有机物质（包括根茎）会以沉积物的形式沉入海底，并在海底淤泥中保存数千至上万年。
2009年，著名环保组织“保护国际”（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的艾米丽·皮吉昂（Emily Pidgeon）在一本环保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首次提出了“蓝碳”（Blue Carbon）这个概念。顾名思义，蓝碳指的是基于海洋生态系统的碳汇，而海草床、红树林和滨海盐沼因其高效的固碳能力而被并称为三大滨海“蓝碳”生态系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根据国际著名海洋学家、现任沙特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King Abdulla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教授的卡洛斯·杜阿尔特（Carlos Duarte）的估计，上述这三大滨海蓝碳生态系统贡献了海洋沉积物碳汇总量的50%，其中尤以海草床的固碳效率最高。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的估算，仅占海洋总面积0.1%的海草床的碳汇总量相当于整个海洋碳汇总量的18%，其固碳效率是热带雨林的35倍。
海草床的固碳能力毋庸置疑，但能否将其用作碳交易则是另一个问题了。事实上，蓝碳这个概念一直争议不断，支持者认为如果人类想要彻底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蓝碳是必须采用的手段之一。反对者则相信蓝碳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可靠，即使是埋藏在海底淤泥中的碳也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被重新释放到大气中。
比如，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海洋微生物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Marine Microbiology）的科学家发现，海草无论生死都会持续不断地释放甲烷气体，而甲烷的温室效应要比二氧化碳大多了。研究人员追踪了这些甲烷气体的来源，发现它来自海草体内含有的多种甲基化合物，其中就包括帮助海草应对高盐环境的甜菜碱（Betaine）。这些甲基化合物在甲烷菌（Methanogenic Archaea）的作用下会持续不断地生成甲烷，并随着海水的流动被释放到大气中，部分抵消了海草床的蓝碳价值。
更多的反对者针对的是蓝碳的交易价值，认为这不是一个可靠的减排方案。“如果把海草床当作蓝碳进行交易，必须首先保证这片海草床在未来的几千年内不被破坏，否则就是无效的。”拉希德对我说，“这就涉及蓝碳基准线的问题，一些公司先把海岸线的海草床破坏掉，然后再拿这片海域的海草床修复工程作为筹码，去申请蓝碳交易，这是个相当糟糕的顶层设计。”
确实，很多热衷于碳交易的公司都是传统的碳排放大户，比如石油或者煤炭公司。如果这样的公司用蓝碳来抵消自己的碳排放指标，这就相当于用一种不那么可靠的碳汇（比如海草床）来代替另一种相当可靠的碳汇（埋在地下的石油和煤炭），其减排效果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更为重要的是，虽然这三大滨海蓝碳生态系统的固碳效率极高，但它们的总面积毕竟有限，所以即使把现有的三大系统全都保护下来，并修复所有的损失，其固碳总量也仅占人类现有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不足以影响大局。
换句话说，海草床的最大价值肯定是它的生态价值，蓝碳只是一个很小的添头而已，有当然更好，但没有也没关系。
印度洋法属海外大区马约特省的红树林结语
去往叠层石保护区的路上会经过一片红树林，整个林地全都被保护了起来，不准游客进入，只能远距离欣赏。不过游客们并没有抱怨，因为大家都知道红树林是非常重要的沿海生态系统，需要严加保护。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布的数据，2020年全球红树林的总面积约为17.3万平方公里，比2016年增加了3.7万平方公里。全球红树林联盟发布的《全球红树林状况》报告显示，2016年之前的20年时间里，全球红树林的净损失率约为4.3%，其中有60%归因于人类活动，尤其是印尼、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这6个亚洲国家的围塘养殖行为，占比超过了80%。一旦这些国家意识到了红树林的重要性，停止围塘养殖和其他一些商业开发，红树林就很容易被保住。
中国的案例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红树林总面积在21世纪的头20年里增加了23%，其中有75%以上的天然红树林被纳入了保护地范围，远超42%的世界平均水平。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红树林远比珊瑚礁和海草床更加显而易见，因此也就更容易引起大家的重视。
珊瑚礁、海草床和红树林并称为三大沿海生态系统，前两个必须潜水才能看到，而红树林则既容易看见，又容易去到，所以红树林是三大沿海生态系统中研究得最透彻的一个，各方面的数据都要比前两个生态系统更加完整和精确。红树林的生态价值也更容易被老百姓看到，所以红树林保护项目也更容易被民众接受。
但是，即便如此，红树林的未来也并不乐观。2020年6月5日出版的《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证明一旦海平面的上升速度超过了每年7毫米，红树林就跟不上了。
论文作者来自澳大利亚的多家研究机构，研究人员通过对现有红树林沉积物的研究，发现目前全球的红树林是在最近一次冰期结束1万多年之后才开始扩张起来的。上一次冰期结束于大约2万年前，当时的海平面上升速度超过了每年12毫米，红树林跟不上这个速度，并没有生长起来。直到大约1万年至7000年前，海平面的上升速度下降至每年6.1毫米时，红树林这才开始出现并迅速扩张。
目前的海平面上升速度约为每年3.4毫米，红树林可以跟得上。但如果温室气体排放无法被控制住的话，到2100年海平面上升速度有可能达到每年10毫米的程度，到那时，红树林将因为跟不上这一速度而被海水淹死。
所以说，气候变化才是大自然最危险的敌人。如果气候变化继续下去的话，几乎所有的生态系统都将面临危险。 海洋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