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设立海洋保护区？

2023年2月2日早晨，我和一群海洋科学家一起登上了一艘小船，从温哥华市中心的渡轮码头出发，向西北方向航行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豪海峡（Howe Sound）的尽头。虽然名字里有个“海峡”，但这里实际上是斯阔米什河（Squamish River）的出海口，加拿大政府在此地建立了一个海洋保护区（Marine Protected Area），试图保护每年从这个港湾沿河而上的帝王鲑（Chinook Salmon）。

我是来温哥华参加第五届国际海洋保护区大会（IMPAC5）的，约有3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海洋保护工作者参加了本届大会，相互交流各自的经验和教训。豪海峡之旅是大会组委会安排的一次场外活动，其目的是向与会者展示一个好的海洋保护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乘坐的小船停在了河口附近的一个小码头，码头上停靠着几艘渔船，它们全都属于当地的斯阔米什原住民。这个民族在这地方生活了数千年，但据说他们此前主要依靠陆上的打猎和原始农业为生，并不擅长下海捕鱼。不过他们也并不需要下海捕鱼，因为每年都会有大批鲑鱼沿河逆流而上，去上游寻找产卵地。帝王鲑是北太平洋地区体形最大的一种鲑鱼，体长最多可达1.5米，重量最高可以达到120斤，是当地捕鱼业公认的商业价值最高的鱼种。

但是，当欧洲人来到这里之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末期，一批地质学家发现当地蕴藏着大量的铜，并很快将其开发成了前英国殖民地当中规模最大的铜矿。这座铜矿不但彻底改变了当地原住民的生活方式，也彻底改变了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采矿作业需要原木，于是大片原始森林被毁；挖矿产生的有毒废水污染了河流，毒死了大批海洋生物；为了修建运输码头，当地政府强行修改了河道，堵死了鲑鱼的洄游路线，导致北太平洋帝王鲑的种群数量大幅减少。

当地政府渐渐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于1974年关闭了铜矿，并将整个地区辟为自然保护区。我去参观的那天看到的是一个蓝天白云和绿树成荫的世界，放在任何国家都会是自然保护区的正面典型。但仔细看就不难发现人类的痕迹还是很重的，比如当地人建在海边的房子肯定会污染当地的水源，并造成海洋光污染；原住民的渔船虽然数量不多，但仍然会去海里撒网捕鱼，破坏海洋食物链；往来于温哥华市中心的渡轮普遍使用柴油发动机，发出的噪音和排出的废机油仍然会污染海洋环境；我还看到了一条专门为鲑鱼修建的阶梯式人工河道，方便鲑鱼逆流而上，但实际效果远不如天然河道那么好。如今的帝王鲑数量只是当年鼎盛时期的一个零头，被环保机构列入了濒危物种名录。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人类的生态足迹已经大到无法忽视的程度了。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自然环境都会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要想真正地保护某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就必须尽可能地杜绝人类活动，把它变成自然保护区。

说到自然保护区，海洋远远落后于陆地。世界上第一个自然保护区是美国的黄石公园，早在1872年就建立起来了，1916年又被正式纳入美国的国家公园体系，开创了人类历史的先河。但是，世界上第一个海洋保护区直到1975年初才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附近海域建立起来，当时还叫作“国家海洋庇护所”（National Marine Sanctuary），其首要目的并不是保护海洋生态，而是为了保护一艘南北战争时期沉没的北方军舰“莫尼特号”（USS Monitor）的残骸。同年，澳大利亚成立了大堡礁海洋公园，但其主要目的也不是保护珊瑚礁，而是协调各方利益，有序开发大堡礁的自然资源。

海洋保护区的概念真正开始在全世界大面积推广，还要等到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之后。这次会议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这两份重要文件，揭开了全民环保的序幕。此后联合国相关机构又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关于这两个公约的缔约方会议（COP），一方面评估公约的进展，另一方面为这两个公约制定新的目标。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次会议就是2010年在日本爱知县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0次缔约方会议（COP10），为今后10年制定了一个相当激进的环保目标，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爱知目标”。爱知目标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到2020年时将17%的陆地和10%的海洋纳入自然保护区，从这两个数字的差异就可以知道这个爱知目标是更加偏重陆地的。另外，从文本来看，总共20项的爱知目标文本里仅有一处专门提到了海洋，那就是保护珊瑚礁，除此之外的海洋生态系统只字未提，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对于海洋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明显认识不足。

可悲的是，即便是这个相对较弱的海洋保护区目标也没有实现。比起陆地保护区已占全球陆地总面积16%的事实，海洋保护区的总面积直到今天仍然只占全球海洋总面积的8.2%，中国的海洋保护区更是仅占中国管辖海域总面积的4.1%。更糟的是，这8.2%的海洋保护区还是打了折扣的，因为只有2.9%是完全保护的海洋保护区，其余5.3%的海洋保护区内仍然允许各式各样的人类活动，有些保护区甚至连对海床伤害极大的海底拖网都没有禁止，实在是有些名不副实。

举例来说，根据2018年12月21日发表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提供的数据，尽管欧洲的海洋保护区总面积占到欧洲领海总面积的29%，但其中有将近六成的保护区海域是允许海底拖网捕鱼的，保护区内的拖网强度甚至比非保护区高出了40%。

想象一下，世界上有哪个位于陆地上的自然保护区会允许大规模商业狩猎行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主要原因就是捕鱼业从中作梗。全世界有将近一亿人依靠捕鱼为生，至少有10亿人的主要动物蛋白来源是鱼类。海洋保护区大都设在生物多样性最高的海域，渔业资源也最丰富。很多渔民认为，如果这样的海域全面禁渔，自己的收入就会锐减，一些穷人甚至会因此而吃不饱饭。

但是，这个想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著名的菲律宾海洋学家安杰尔·阿尔卡拉（Angel Alcala）早在1970年代就率先尝试在菲律宾设立完全禁捕的海洋保护区，为整个东南亚地区做出了表率。后来担任菲律宾环境与自然资源部部长的阿尔卡拉于1988年发表了一篇论文，证明精准布局和妥善管理的海洋保护区实际上提高了整片海域的渔业捕捞量。

这是在正规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关于海洋保护区与海洋渔业关系的论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又有多项研究用更加翔实可靠的数据证明阿尔卡拉这篇论文得出的结论是站得住脚的，比如2020年发表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显示，当夏威夷附近海域的两个海洋保护区分别于2014年和2016年增加了大约4倍的面积之后，夏威夷渔民们的单位成本捕捞量（Catch Per Unit Effort）反而增加了。如果再把不同鱼获的经济价值考虑进来，那么单位成本的净利润（Revenue Per Unit Effort）增加得更多，说明海洋保护区不但增加了鱼类的数量，而且改善了不同鱼种的分布，让高价值鱼类变得更多。

正是因为这些海洋科学家们的努力，才使得国际环保界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坚持在全世界推广海洋保护区，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比爱知目标更加激进的新目标，这就是“30×30”。

30×30

爱知目标的截至日期是2020年，当年原本要在昆明召开《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讨论下一个10年的新目标，却因新冠疫情而一拖再拖，直到2022年12月19日才终于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完成了COP15第二阶段会议，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协议》。这份协议仍然更加偏重陆地，长达15页的协议文本只有5处提到了海洋，而且大都是泛泛之词，没有任何一处涉及对海洋生态系统影响极大的非法捕鱼、塑料污染、工农业废水排放和深海采矿等具体行为的管控措施。

但是，这份新协议有一点比爱知目标有进步，那就是提出了到2030年时保护30%地球表面积的新目标。这个被环保界简称为“30×30”的新目标不再区分海洋与陆地，而是一视同仁，都是30%。

从纸面上看，这个新的海洋目标比陆地目标更难实现，因为海洋保护区的起点比陆地低，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海洋有一个陆地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占到全球海洋总面积61%的公海。世界上除了南极洲等少数地区之外，其余的陆地都是“有主”的，要想说服主权国家把自己的部分领土搁置起来不允许任何人开发，或者说服当地原住民把自己的土地退还给大自然，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公海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属于“无主之地”，再加上大部分公海都位于远离海岸线的深海区，经济价值相对较低，只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扩大公海保护区面积似乎应该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公海的生物量相对较低，但这并不等于说公海的生态价值一定就很低，因为很多公海海域是鲸鱼和鲨鱼等长距离洄游鱼类的通道。如果远洋渔船随意在这些地方拉网捕鱼的话，同样会给海洋生态系统带来致命影响。举例来说，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 Islands）到哥斯达黎加的科科斯岛（Cocos Island）之间有一条长达700公里的水道，是锤头鲨、绿海龟和鲸鲨等大型海洋动物的洄游走廊。这条水道的两头都是海洋保护区，保护力度相当大，但中间是没人管的公海海域，每时每刻都有大批远洋渔船在这里捕鱼，给洄游物种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根据总部设在西雅图的海洋保护研究院（Marine Conservation Institute）所做的统计，目前各国领海海域已有6.3%的面积是被严格保护起来的，但公海的这一比例仅有0.8%，差得太远了。

其实早在1982年便已获得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简称UNCLOS）便已有了很多涉及公海的条文，也提到了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目标，但这个版本只对深海采矿和远洋运输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没有关于远洋捕捞的条例，也没有关于设立公海海洋保护区的内容，这是因为当年的远洋捕捞量尚未达峰，并没有多少渔船在公海上捕鱼，没有必要专门设立公海保护区。

随着远洋捕捞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冷冻运输船的出现，不少国家开始向公海进发。比如前文提到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海洋保护区周围全是公海，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渔船，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我们甚至可以根据这些远洋渔船的位置画出一条清晰的保护区边界线。这些渔船虽然不敢进入保护区内捕鱼，但渔民们通过抛撒诱饵的方式把很多鱼类从保护区内吸引到了保护区外，严重影响了加拉帕戈斯群岛海洋保护区的生态平衡。

为了解决这个新出现的问题，联合国大会于2004年授权成立了“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特设工作组”，将保护公海生态环境的问题正式纳入联合国议程。但因为各方难以达成共识，该议程在头几年的谈判进展十分缓慢，前途遥遥无期。于是，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40多个海洋环保组织联合了起来，于2011年成立了“公海联盟”（High Seas Alliance），试图通过组织讨论和推进研究来加速谈判的进程。

在各方的努力下，联合国终于下定决心，于2018年正式启动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Marine Bio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以下简称BBNJ）谈判，试图为公海保护区的设立程序提供法律基础。最初的设想是在2020年底之前谈出个结果，但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谈判一拖再拖，直到2023年3月4日才终于圆满结束，来自193个国家的代表通过了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海海洋生物保护条约》草案。根据外媒记者从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谈判现场传回的报道，这场谈判的最大难点就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如何公平地分享公海遗传资源和潜在收益这个问题上存在争议。一些发达国家认为公海遗传资源的获取难度极大，应该通过授予专利等方式鼓励科学家和企业家们积极投身其中。但一些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公海属于全人类，不能因为发达国家率先具备了开发能力，所有的产出就都归发达国家所有。

“这两种意见最大的区别就是对公海的定义不同，双方的争论本质上是观念之争。”北京绿研公益发展中心海洋治理项目研究员陈冀俍认为，“公海到底是‘无主物’还是‘共有物’？这两个不同的定义决定了人类将会采取怎样的管理制度。”

陈冀俍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数次BBNJ谈判大会，对整个过程了如指掌。在他看来，1958年通过的《公海公约》写入了“航行自由、飞越自由、铺设管线和电缆自由，以及捕鱼自由”这四大公海自由，基本认可海洋资源“无主物”的地位。但另一份《捕鱼及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则要求各方在开发公海渔业资源的同时要开展资源养护，体现了生物资源“共有物”的地位，说明当年已经有人意识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性不是无限的。

不过，早年的人类共识明显偏向“无主物”这个定义，因为当时的人们开发公海的能力有限，彼此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而且监管技术也不到位，即使想管也管不了。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如今的公海已经变得非常拥挤了，大部分公海渔业资源的开发已达极限，再加上卫星监控技术的进步，公海管理也已成为现实，于是“共有物”这个概念逐渐占据上风。比如这份新的《公海海洋生物保护条约》就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这个定义写进了原则部分，而谈判各方也同意建立一个筹资机制来公平分配深海遗传资源利用所产生的货币收益。不过，关于这个筹资机制的具体实施细则将留待今后的缔约方大会上做进一步讨论，最终结果还存在很多变数。

但不管怎样，公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从此有了法律依据，公海保护区的大规模建设肯定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很多环保人士相信，如果不把公海包括进来的话，“30×30”的目标肯定是无法实现的。写到这里需要指出，如果仅从目标数字来看，公海当然非常重要，但如果我们从生态系统的价值角度来衡量的话，靠近大陆的浅海海域肯定要比公海重要得多，因为这里有珊瑚礁、海草床和红树林这三大近海生态系统，其生物量要比同等面积的深海大多了。问题在于，目前全球海洋保护区总面积的75%是由42个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超大型保护区组成的，它们几乎全都位于偏远的热带海域，水下的鱼很少，甚至可以被称为“蓝色沙漠”。这些海域之所以很早就被划为海洋保护区，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的渔业价值很低，没人在乎。相比之下，目前全球面积小于100平方公里的超小型海洋保护区一共有11709个，约占海洋保护区总数的三分之二，它们几乎全都位于浅海，无论生态价值还是经济价值都非常大，但总面积加起来仅占全球海洋保护区总面积的0.3%，这显然是不够的。

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光顾着追求30%这个数字目标，还必须关心海洋保护区的位置，尽量把它们建在最需要保护的地方，毕竟地球上真正天然的地方已经不多了，再不保护就来不及了。根据2018年发表在《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地球上只有13%的海洋尚未受到人类活动的显著影响，它们大都位于公海和地球的两极地区。尤其是南极，这是地球最后的边疆，值得我们大力保护。保护南极海

除了几条深海海沟之外，地球上最少有人光顾的地方毫无疑问就是南极。但南极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既寒冷又干燥，是生命的不毛之地，经济价值极低。旨在保护南极洲的《南极条约》之所以早在1959年就顺利通过，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但南极海就不一样了，那里营养物质丰富，光合作用旺盛，初级生产力很强，大型动物种类多样，历来就是冒险家的乐园。最早去南极淘金的人看中的是南极海狗，这种动物的毛皮极为珍贵，早在19世纪时就几乎被捕光了。到了20世纪初期，第二波淘金者来到了南极，他们盯上了南极地区数量庞大的鲸鱼，只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把露脊鲸、座头鲸和长须鲸等鲸鱼种群捕杀殆尽。眼看捕鲸业就要难以为继，各国渔业代表于1946年12月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了《国际捕鲸管制公约》，并于1948年11月10日正式生效，南极鲸鱼这才留住了最后的香火。

第三波南极淘金者看中的是南极特有的磷虾，始作俑者就是苏联。为了摆脱对西方的粮食进口依赖，苏联人早在1961年就对南极磷虾进行了首次资源考察，并于1970年率先开始了大规模的捕捞活动。到了1980年时，苏联人的磷虾年捕捞量超过了40万吨，有250～350艘大型船只参与了捕捞。同样面临粮食短缺压力的日本很快步其后尘，于1976年开始派船去南极捕捞磷虾，和苏联展开了直接竞争。

别看南极磷虾只有曲别针那么大，但在南极生态系统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由于气候寒冷等原因，南极洲的食物链相对简单，只有三个层级。第一层级是各种浮游生物，它们是南极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者。第二层级几乎只有一种生物，这就是以浮游生物为食的南极磷虾。而第三层级则包括鲸鱼、企鹅、海狮、海象、海鸟和各种鱼类，它们全都以南极磷虾为其主要食物来源。换句话说，南极浮游生物和生活在南极的大型动物之间的食物链几乎全靠南极磷虾这一种动物来维系，如果南极磷虾出了问题，必然导致整个南极生态系统的崩溃。

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南极条约》缔约国代表于1980年5月20日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通过了《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Antarctic Marine Living Resources），并一致决定成立“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ntarctic Marine Living Resources，以下简称“CCAMLR”），负责保护南极海的生物资源。CCAMLR目前有27名正式成员，包括26个国家和欧盟。中国于2007年加入了CCAMLR，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

一些不明真相的旁观者把《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戏称为“磷虾公约”，把CCAMLR仅仅看作一个地区性的渔业协会，这是因为早期CCAMLR的主要工作就是制定一系列针对捕鱼（虾）行业的法规，包括捕捞总量限制、允许捕捞的海域限制，以及禁止拖网和刺网捕鱼等，以期尽量减少在捕捞过程中因操作不当而对其他物种的误伤。但是，《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前言的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保护南极海洋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是至关重要的。换句话说，该公约的核心任务并不局限于保护某几个特定的物种，也不是为了保证对南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而是把南极海生态系统当作一个整体加以保护，任何形式的可持续利用都必须在不影响生态系统整体健康的前提下才能被允许，这就为后来的南极海洋保护区提案埋下了伏笔。

2005年，CCAMLR的英国代表提出在靠近阿根廷南端的南奥克尼群岛（South Orkney Islands）附近海域建立一个小范围的海洋保护区作为试点。经过4年的谈判，该提案获得通过，使得这个总面积只有9.4万平方公里的南奥克尼群岛南极保护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公海保护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012年，美国和新西兰的代表分别提交了一份在南极的罗斯海（Ross Sea）设立海洋保护区的提案，此后双方经过协商，决定将两个方案合二为一，共同提交给CCAMLR审议。2013年7月，CCAMLR在德国小城不来梅港（Bremerhaven）举行了一次为期两天的特别会议，讨论罗斯海保护区方案，最终因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反对而未能通过。我作为记者旁听了那次会议，发现双方的主要分歧并不是科学争议，而是经济利益之争。俄罗斯代表认为罗斯海距离新西兰最近，所以新西兰渔民对这片海域非常熟悉，很容易找到新的航道以绕开保护区的限制，这对远道而来的俄罗斯渔民是不公平的。

因为几乎同样的原因，此后的两次谈判均未获得通过，中国也和俄乌两国一起投了反对票。直到2016年，一份经过大幅修改的罗斯海保护区方案终于获得通过，并于2017年12月1日正式生效。该保护区总面积高达155万平方公里，是当时全世界面积最大的海洋保护区，其中112万平方公里完全禁止任何捕鱼作业，保护级别也是最高的。

受到罗斯海保护区获批的鼓舞，来自欧盟的代表于2016年正式提出了建立威德尔海（Weddell Sea）海洋保护区的提议，来自阿根廷和智利的代表又于2018年提出了建立南极半岛海洋保护区的提议，但均未获得通过。再加上来自澳大利亚、法国和欧盟的代表早在2010年便已提出的建立东南极海保护区的提议，至今尚有3个南极海保护区提议在谈判的过程中，前景不明。

保护南极的努力之所以进展缓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随着南极科考能力的提高，海洋生物学家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南极新物种，以及越来越新奇的生态环境，证明南极海底蕴藏着无数此前不为人知的秘密，于是科学家们更加迫切地要求国际社会加强保护力度，否则的话，我们很可能连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都一无所知。

举例来说，一艘原本打算研究南极鲸鱼的德国“极地星号”科考船于2021年2月在威德尔海的海底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冰鱼繁殖基地，总面积超过了240平方公里。基地里面一共有大约6000万个圆形的冰鱼巢穴，每个巢穴直径约为75厘米，深15厘米，平均含有1735个鱼卵，大部分巢穴都有成年冰鱼在看护。冰鱼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唯一一种不含血红细胞的脊椎动物，它们进化出了一种特殊的抗冻蛋白，保证血液不会在这寒冷的南极海水中结冰，仅此一项技能就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但是，威德尔海保护区计划至今尚未获得通过，幸亏渔民们还未大批光顾这片海域，否则这个地球上最大的鱼类繁殖基地很可能会在人类发现它之前就被破坏殆尽。其次，远洋渔船的南极作业能力也有了显著提高，越来越多的渔民要求CCAMLR降低保护力度，提高捕捞限额，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利润。

举例来说，自从泵吸捕捞技术和就地加工技术成熟以来，南极磷虾的利润率大涨。虽然这种小虾作为人类食品并不划算，但它们很容易被制成富含奥米茄-3（Omega-3）脂肪酸的磷虾油，以及富含蛋白质的鱼粉，前者是高附加值的产品，吸引了一大批新的玩家来南极冒险。其中，挪威已经取代俄罗斯，成为南极磷虾捕捞行业的王者，其捕捞量占到南极磷虾总捕捞量的一半左右。中国则后来居上，目前排名世界第二，有望在不远的将来超过挪威。所有这些捕虾大户都希望CCAMLR提高现有的62万吨捕捞上限，并扩大允许捕捞的范围，理由是目前的南极磷虾储量估计在3亿～5亿吨之间，62万吨只是其中的一个零头，不会影响磷虾种群的正常更替。

但是，反对者则认为科学家手里的资料有限，我们并不知道南极磷虾的正常储量是多少、基准线在哪里。而因为气候变化等原因，南极大型动物的未来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不应该冒险。

换句话说，捕虾行业考虑的是磷虾种群的可持续性，只要每年都有得捞就没问题，而CCAMLR考虑的是南极海的生态稳定性，这就需要把所有那些不具备商业价值的物种全都计算在内。所以，前者希望捕捞上限定在可持续渔业的上限，而后者则希望捕捞上限定在维持生态稳定性的下限，甚至不惜通过禁捕的方式来保护南极海脆弱的生态系统。双方的差别是理念上的，很难达成共识。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磷虾之外，不少国家的渔民还盯上了另一种南极特产，这就是犬牙鱼（Toothfish）。犬牙鱼是南极海最重要的食肉鱼类，最多可以长到2米多长，重达100多公斤。这种鱼的肉质肥美，好似白颜色的金枪鱼，被渔民们称为“白色黄金”，每公斤可以卖出10美元以上的高价，是欧美高档海鲜餐厅的最爱。为了防止过度捕捞，CCAMLR对于犬牙鱼的捕捞区域和限额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每年加起来大约一万吨左右。捕鱼行业认为这个限额应该增加，因为渔民们目前尚未看出犬牙鱼种群数量有减少的迹象。但科学家们则认为人类对于这种深海鱼类知之甚少，目前只知道它寿命很长，很可能需要50年的时间才能长到100公斤，它的性成熟期也较晚，很可能需要10年以上。除此之外，人类不知道它们在哪里交配，去哪里产卵，幼年犬牙鱼长什么样子、靠什么生活，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准确地计算出安全的捕捞量是不太可能的，要冒很大的风险。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建立大面积的海洋保护区，希望能把犬牙鱼的整个生命周期都保护起来。

事实上，这就是建立海洋保护区的内在逻辑：当我们对某个生态环境了解不足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将整块地区都保护起来，等研究出个结果之后再来制定可行的渔业方案，而不是随随便便贸然行动，仅凭一知半解就盲目地相信人类有办法对于其中的某个物种做到可持续利用。虽然远在天边，但南极洲在主流媒体上的曝光率持续走高，因为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南极对调节地球气候的重要性。根据最新的卫星数据，南极海的海冰覆盖率在2022～2023年的南半球夏天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这将导致南极深海洋流的强度减弱，降低海洋对地球大气温度的调节能力。更糟的是，所有这些变化都发生在拉尼娜年，表层海水的平均温度本应更低才对。按照预期，2023年的夏天将会迎来近3年以来的第一个厄尔尼诺年，情况很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

得益于各国媒体持续不断的宣传，气候变化已经成为环保领域的主旋律，节能减排变成了环保的首要任务，大批环保组织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到了碳市场，就连普通老百姓也相信只要自己开上了电动车就是环保积极分子了。

气候变化当然非常重要，这是目前地球上最紧迫的环境问题，没有之一。但是，地球有着漫长的历史，大气温度曾经比现在高出很多，也曾经比现在低了很多。生命之所以能一直延续至今，靠的就是生态系统的平衡作用，而衡量生态系统健康水平的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生物多样性，这才是最核心的环境问题。可惜的是，现代人的生活圈子越来越窄，和自然环境渐行渐远，很多人一辈子只和少数几种生物打过交道，根本意识不到生态系统的价值。

仅举一例：国际媒体对于在蒙特利尔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的报道力度远逊于在埃及召开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COP27），两者相差了一个数量级。

当然了，气候变化对于生态系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真正能对生态系统产生毁灭性影响的毫无疑问是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攫取，以及在这一攫取过程中所导致的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丧失。2021年发表在《森林与全球变化前沿》（Frontiers in Forests and Global Change）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显示，目前地球上仅有3%的生态系统是原始的，很多地区虽然从卫星上看似乎原封未动，但只要去实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真相。这篇论文还指出，地球上有四分之三的陆地和三分之二的海洋生态系统都因为人类活动而严重退化，已经起不到平衡或者缓冲的作用了。一旦失去了生态系统的支持，人类的未来也将充满危险，甚至难以为继。

和陆地相比，海洋因为难以被看到而更加不被重视，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将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参考资料：《海洋文明小史》，作者雅克·阿塔利；《人人都该懂的地球科学》，作者约翰·格里宾；《深蓝SOS》，作者西尔维娅·厄尔；《生物多样性》，作者本川达雄；The Extreme Life of the Sea，作者Stephen R. Palumbi & Anthony R. Palumbi；Your Inner Fish - A Journey into the 3.5-Billion-Year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作者Neil Shubin；Life -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First Four Billion Years of Life on Earth，作者 Richard Fortey；Vast Expanses - A History of the Oceans，作者Helen M. Rozwadowski） 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