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迁下的加冕

相比祖先们浩大奢华的加冕礼，查尔斯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加冕礼精简了一些环节，时间缩短到2小时，观礼来宾的人数大大减少，只有2000名，而且允许来宾身穿不那么正式的服装。国王夫妇身体力行，穿戴的服饰，除了卡米拉穿的米白色加冕礼服是设计师布鲁斯·奥德菲尔德（Bruce Oldfield）定制的，其余的长袍、披风、王冠、配饰，均为先王们的旧物，没有重新制作。

涂圣油仪式后，查尔斯穿上了一件皇袍（Robe Royal），也叫帝国披风（Imperial Mantle）。这件厚重的斗篷由金色锦缎制成，绣着色彩缤纷的图案，重3～4公斤，为1821年乔治四世（1820～1830年在位）加冕而特制。乔治四世58岁继位，之前做了8年摄政王。他热衷时尚和建筑，讲求不同凡响的风格和趣味，不惜为此挥金如土，搞得自己数次债台高筑。父王拒绝为他增加年金，恨铁不成钢地批评他“无耻地浪费公款去满足一个不走正道的年轻人的奢欲”。为了庆祝新得到的权力，他一意孤行，大讲排场，操办了英国历史上最雍容华贵的一场加冕典礼。除了金灿灿的皇袍，他还戴上了一顶镶有12314颗钻石的新王冠，仅服装一项就开销4.5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450万英镑）。他特别规定，在场的每个人都必须穿上都铎王朝（1458～1603）和斯图亚特王朝（1603～1714）时期的服装。史书记载，乔治四世在典礼上“就像天堂中一只美丽的鸟”。他雇来全国最好的拳击手当迎宾员，仪式结束后，客人们享用了3吨牛肉、9吨羊肉和9840瓶葡萄酒，共花费23万英镑，是他父亲乔治三世加冕礼的数倍，为此给国库造成巨额亏空，到他弟弟威廉四世加冕时，捉襟见肘得连庆祝宴会都无钱举办。威廉四世对兄长的奢靡无度一再摇头，坚持自己的加冕礼不妨“时间短点，花费少些”。

传统上，每次加冕礼都会为君主定制新的礼服和王冠。查尔斯决定打破传统，穿戴祖上留下的旧服饰。白金汉宫说，这是国王“个人的决定，为了可持续性、节约开销、环保”。查尔斯是环保主义者，在日常生活中他会做些“节俭”的选择，他的很多西装、鞋子都穿了多年。他曾经告诉《Vogue》杂志，“我是那种讨厌扔掉任何东西的人”。

即便如此，查尔斯三世的大日子仍然花了1亿英镑，大部分用于安保，平摊到全英国人头上，每人约为1.5英镑，差不多是一罐亨氏焗黄豆的钱。乔治四世即便大手笔挥霍，加冕账单也不过今天的2300万英镑，不及查尔斯的1/4。YouGov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0%的人认为纳税人不应该为查尔斯的加冕仪式买单，毕竟他的个人净财产多达6亿英镑。但从GDP占比看，乔治四世的加冕礼费用占当年GDP的0.05%，伊丽莎白二世的费用占比为0.009%，查尔斯的费用占到0.004%左右，确实是200年来最节俭的加冕礼。

查尔斯对民意有清醒的认识。1900年，欧洲国家除了法国、瑞士、圣马力诺，其余都是君主制国家。整个20世纪，9个欧洲国家就君主制举行了18次公民投票，结果是意大利和希腊废除了君主制，西班牙则恢复君主制，比利时、丹麦和挪威未来将继续保持君主制。到查尔斯三世加冕之时，欧洲仅剩11个君主制国家了。

欧洲的君主制国家之所以能幸存下来，除了人民的持续支持外，王室自我瘦身，只保留最核心的成员，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挪威王室现只有国王、王后、王储和王妃4个人。瑞典国王在2019年将他的5个孙子从王室中除名。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去年也剥夺了4个孙辈的王子头衔。

王室规模越大，开销就越大，一人有麻烦连累全族的风险也变大，这就需要迅速剥离越界的王室成员。卢森堡女大公玛丽·阿黛拉伊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为接见了德国皇帝和德国政府的外交部长，被指摘向敌人妥协，不得不退位做了修女；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被迫退位；西班牙前任国王胡安·卡洛斯被指控在沙特高铁项目中收受回扣，不得已于2014年把王位交给儿子；荷兰伯恩哈德王子、比利时“小丑王子”洛朗，都因为丑闻丢掉了王子“工作”；英国王室中，逊位的爱德华八世是先例。

查尔斯一直有精简王室的打算。在2019年之前，英国王室核心成员名单上可以工作的成员有15名。2019年之后，他的弟弟安德鲁王子因为卷入性犯罪和不正当贸易，儿子儿媳哈里和梅根先后被逐出核心圈子，加上父亲菲利普亲王去世，现在名单上还有11人。其中7人已到耄耋之年，60岁以下的只有4人，因此，查尔斯的愿望很快能自然实现。

英国是唯一一个保留了加冕仪式的欧洲君主制国家。加冕礼是君主的一项声明：他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君主？他将如何延续君主制？如何做到既不激进地甩掉一切传统，又不倒退到拒绝所有变革？加冕礼反映了君主个人的信仰和风格，以及时代对他们的要求，和他们如何回应时代。

查尔斯三世的加冕礼，“污点”家人没有被邀请，加上从简的仪式，或许都暗示了王室的一个态度：新国王偏爱更现代、更精简的君主制。国王本人的成长经历，见证了英国战后的社会发展，是一代人的缩影。查尔斯出生于1948年11月，母亲加冕时他未满5岁。伊丽莎白二世的传记作者本·皮姆洛特（Ben Pimlott）采访玛格丽特公主，她回忆起1953年6月的加冕典礼，感慨那是一个“凤凰涅槃的时代”，一切生机在战后的灰烬中重生。这个时期，英国开始建立福利社会，年轻人有了时间和空间，得以接受大学教育或职业技能培训，凭借个人勤奋和聪明才智，摆脱出身的束缚，实现阶级跃升，改变个人命运。

不久前，伦敦大学学院宪法研究所鲍勃·莫里斯博士（Bob Morris）发表了一篇论文《查尔斯三世的加冕礼》（The Coronation of CharlesⅢ），文中列举了一些数据：与1952年女王继位时相比，英国的人口数量和多样性都大大增加。到2021年，人口增长约30%，从5100万达到6700万。到201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已略高于15%。受正规教育的程度也有了显著提高，1952年同龄人群中只有不到5%的人上过大学，到2016年这一比例接近50%。

查尔斯8岁被送进相对平民化的寄宿学校上学。1958年夏天，女王宣布敕封查尔斯为威尔士亲王，老师和同学们看学校的电视得知这个消息，向他祝贺，羞涩内向的查尔斯感到很不好意思。17岁他作为交换生到澳大利亚待了半年，中学毕业后上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是第一个在宫廷之外完整接受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第一个拿到学士学位的君主，完全迥异于他的祖先。比如他的曾祖父乔治五世（1910～1936年在位），童年时在乡间的私家庄园里跟随道尔顿牧师学习，12岁上到军舰做海军学员——维多利亚女王称之为“航海教育”，27岁师从学者白芝浩，攻读宪法和德语，为继位做准备。

在三一学院，查尔斯最初学的是人类学和考古学，这是他自己选的专业，一方面他对探索“早期社会”有兴趣，渴望研究“人类身体与灵魂之间的根本矛盾”，另一方面也是力图借此维护住自己的独立性。第二年，他顺从地把学业重心转向了历史，尤其专注学习英国宪法课程，这是为他将来成为君主而量身定制的课程。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波及剑桥，他的同学们忙着挑战权威、抗议越南战争，王子认为这些活动纯属“暴民的歇斯底里”。他穿着灯芯绒裤子和粗花呢夹克，自豪地宣称“很高兴当一个老古板”。不久他被父母送到威尔士大学学院，学习威尔士语以及威尔士历史和文化传统。1969年7月，在威尔士的卡那封城堡，他受封为第21世威尔士亲王。暑假过后，他回到剑桥，继续上学。

学校生活让查尔斯跨越了两个世界，一头是享有特权、封闭的王室贵族生活，另一头是教室里的平民世界。他暂时脱离了宫廷的约束，享受到了此生再也享受不到的自由；同时没有了宫廷的保护，他切实了解到部分社会的真相，哪怕是在寄宿学校被霸凌欺负，也让他体验了同龄人的真实生活。他在漫长的王储时期一次次“特别坦率”地对公共事务发表言论，其中很多观点包含了他“根深蒂固的个人观点和信仰”——英国前总检察长多米尼克·格里夫（Dominic Grieve）对他的评论——这种信心和决心或许正来自他在学校里受到的新思想的感召。

查尔斯热衷给各政府部门和公共团体写信，就他对财政资金的使用、军队事务、修复历史建筑等公共议题的看法进行游说，多的时候一年写了1000多封信。这些信件原本是打印好交给查尔斯签名，但他还是忍不住用黑墨水笔加上额外的评论，字迹有点像黑蜘蛛，因此他的信被戏称为“黑蜘蛛备忘录”。英国宪法规定，王室不能参政，国君不能表达任何政治观点和倾向性，查尔斯明显违背了“君主应保持政治中立形象”的原则，引发巨大的争议。《卫报》记者要求政府公开部分信件被拒绝，于是《卫报》起诉英国政府违反《信息自由法案》，官司拖了10年才审出结果，高等法院判决政府有义务公开这些信件。

此后，查尔斯谨慎地不再多管闲事。前首相梅杰为加冕礼撰文，谈到查尔斯的说客形象时说：“君主有权充分了解政府的行动和意图……一些批评人士抱怨说，威尔士亲王对大臣们的‘游说’力度过大；但据我的经验，这种批评被严重误导了。在我担任首相期间，我们会面时讨论了广泛的问题，我发现这些会面非常有益。是的，我被问到有关政策的问题。是的，他表达了意见。亲王总是充分而公正地向我表达他的关切——我认为这是他的责任——但我从不认为他越过了公认的界限。我是更喜欢一个对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合理担忧的王位继承人，还是对我们人民的生活和问题视而不见的人？对我来说答案很清楚。”4月，YouGov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英国人仍普遍支持保留君主制，58%的人更喜欢君主制，26%的人倾向的是共和制。君主制的群众基础是65岁以上的人群，在他们中有高达78%的支持率。但在18～24岁的人群中，只有32%的人支持君主制，38%的人倾向于共和制。在这个问题上，代际分歧很明显。

查尔斯是“婴儿潮”的一代，他必须努力争取普通英国人的支持。查尔斯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离异后加冕的君主，他的王后也有过婚史，令人出乎意料的是，他和卡米拉再婚重组的家庭，代表了当下英国家庭的普遍状况，其中的伤痛、艰辛、温情、忍耐、妥协帮查尔斯国王赢得了民众的某种共情，让他比历史上任何一任君主都更容易地和普通英国人建立起联系。

查尔斯不善于表达感情，总给人一种还没准备好为人父母的感觉。他很难与儿子面对面交流，有什么话会写封信放在儿子的枕头上，也不直接说出来。哪怕儿子长大，上了阿富汗战场，他仍然只写信，不打电话。他对儿子，与菲利普亲王当年对他如出一辙。他是隔代亲。在卡米拉对媒体的描述中，查尔斯是个温暖的祖父，对两家的孙辈一视同仁，会给孩子们读《哈利·波特》和他喜欢的童书《大象巴巴》，讲故事的时候模仿角色的声音绘声绘色地说话。

2005年查尔斯和卡米拉再婚时，卡米拉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保留自己的房子。这栋房产是她与前夫离婚后购置的，距离查尔斯的乡间庄园“高树林”不到20英里。她认为自己需要一个远离监控摄像头、仆人、安保人员的私人空间；二是她的王室职责要保持在最低限度，因为她嫁的是查尔斯，而非君主制度，身处幕后她会更幸福。

婚后查尔斯竭力确保卡米拉获得王室和民众的认可。2022年，女王在登基白金禧纪念活动上说，她“真诚希望”查尔斯成为国王后，卡米拉能被称为“王后”（Queen），而不是“国君的夫人”（Queen Consort）。女王去世5天后公布的一项YouGov民意调查显示，53%的人认为卡米拉能胜任“王后”的新角色。

哈里王子在自传《备胎》中写道，父亲和其他家人对待继母的态度让他情感上极不舒服，精神很是紧张，直接导致他与家庭闹翻。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父亲的指责和对继母的厌恶，声称自己“成了她个人公关祭坛上的牺牲品”。而他在2018年出版的传记中，是这么说的：“她不是邪恶的后妈。无需为我和威廉难过，想想她的处境吧。威廉和我都很爱她。她是个好女人，她让我们的父亲感到非常非常幸福，这是最重要的。”

卡米拉为新家庭带来了她和前夫生的一儿一女，以及5个孙辈。大儿子汤姆48岁，毕业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上世纪90年代曾在戛纳电影节担任公关，被《世界新闻报》拍到在电影节上吸可卡因。在母亲和查尔斯的婚礼上，他和威廉王子担任见证人。查尔斯不仅是他的继父，也是他的教父。他曾经说：“我一直很崇拜我的继父；他始终是个善良、仁慈、可爱的人。”汤姆也离异了，前妻是时尚记者，他们的女儿15岁，儿子13岁。卡米拉的女儿劳拉45岁，是艺术策展人，女婿曾做过卡尔文·克莱恩的内衣模特，后来做会计师，现在经营一家可再生能源公司。他们有一个15岁的女儿和一对13岁的双胞胎儿子。

卡米拉愿意陪伴孙子孙女，尽可能去接他们放学。查尔斯继位前的官邸在克拉伦斯宫。卡米拉常常在克拉伦斯宫为孙子孙女和他们的朋友举办茶话会。如果查尔斯不在伦敦，她就去乡下的家，她女儿在附近也有一处房子。卡米拉戴着一条刻有孙儿们名字首字母的金色吊坠项链，孩子们叫爷爷奶奶“Umpa”和“GaGa”。

在查尔斯的加冕礼上，为卡米拉扶持礼袍拖裾的4个荣誉侍童，俗称“提袍小子”，分别是她的孙子和两个外孙，以及她妹妹的孙子。一位王室消息人士告诉媒体，这可以看出查尔斯对继孙辈的承诺。“这发出了一个很好的信号，是一个相当大胆的举动：国王和王后不惧改变，以求反映当代生活的现状，那就是再婚重组家庭是现代生活的核心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