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诺》：难以逃避的身份

《承诺》里写了四场葬礼，更准确地说，它就是用四场葬礼搭建的。小说的四个部分分别由四个人物来命名：妈、爸、阿斯特丽德、安东，他们正是葬礼上被送别的人——40年的时间里，这个南非白人家庭送走了绝大部分成员，只剩一人。

故事是从母亲的葬礼开始的：临终时，她留下遗愿，要将黑人女佣萨洛米所住的房子赠予她和她的孩子——是萨洛米陪伴她走完了最后的人生。丈夫亲口同意，并做出了承诺。但他食言了。听到这个遗愿和承诺的人，还有家中最小的女儿阿莫尔，于是母亲死后，她成了唯一一个追索承诺何时兑现的人。

阿莫尔的母亲走后大约10年，父亲在自己经营的爬行动物园被蛇咬死。又一个10年，姐姐阿斯特丽德被抢劫者枪杀。接着，十几年后，哥哥安东自杀了。阿莫尔早年就离家自谋生路，但在为每一场葬礼回家时，她都不忘催促家人实现承诺，只是始终没能成功。直到最终，只剩下她去独自面对。

“四场葬礼，每次一两天，中间没有任何叙事性的东西。你可以在四幅不同的快照中得到一个家庭的历史。在此基础上，很自然地就能想到将葬礼设置在不同的年代，以及通过这些时间上的大跳跃是在传达什么。不仅关乎政治，也关于人们的生活。”作家达蒙·加尔格特说，“时间和时间的流逝，是这本书真正的主题。”

达蒙·加尔格特1963年出生，17岁就开始出版作品，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写作40多年，有了十几部作品。在《承诺》之前，他还有两部小说入围过布克奖的短名单。加尔格特早期写过关于自然的诗歌，有评论批评他无视南非的现状，这无疑给他带来了刺痛和反思。他曾经说，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有望给予南非作家写作的许可。只不过，如今再次提起这个话题，他说：“目前的变化还不足以让这一切成为可能。”小说《承诺》

三联生活周刊：《承诺》的扉页上有一段费德里科·费里尼的话，是他讲述的一个生活片段：一个金鼻子女人问他：“为什么在你的电影里，连一个正常人都没有？”能说说你为什么选了这段话吗？你怎么理解所谓“正常”与“不正常”？“正常”或“不正常”会是你对自己笔下人物的一种判断标准或者写作追求吗？

达蒙·加尔格特：因为我很喜欢这句引文，我也非常喜欢费里尼……不过也是因为它与小说中的人物比较契合——他们都觉得自己是“正常的”，但在其他地方的人看来，也许显得特别奇怪。

我个人认为，“正常”只是一个绝对的相对概念。没有什么行为或情感是其他人未曾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只有在对它们不熟悉的人眼里才显得奇怪。当然了，如果从某个角度来看，即便是我小说中的人物，也会觉得他们自己是完全正常的。

三联生活周刊：记得你曾经说过，《承诺》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分别代表了你自己的一些不同的面向，能不能具体说说？

达蒙·加尔格特：任何一位作家要塑造一个令人信服的人物，都必须从自身的本性中汲取一些元素。当然，这不代表你就等同于你的人物，而是意味着你必须在某些方面与人物的核心品质（甚至是一些可怕的品质）共通。如果你将个性想象成富有弹性的东西，你会从自己身上选取某些特点，再将其拉伸为一种全新的有趣形态。通过找到你自己身上与小说人物的一些相似部分，你就能想象成为一个不是你的某个人是什么感觉。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本书中，你最偏爱哪个人物？他/她恰好也是你在这本书里书写得最成功的人物吗？

达蒙·加尔格特：我在塑造哥哥安东这个人物时，体会到了许多文学创作的乐趣。他是个遭到损害、迷茫、生气但又充满自我意识的人，这些都是写作的好材料。和谐的人物就少了很多乐趣！至于写得有多成功，我留给其他人去评价好了。

三联生活周刊：近两年的一次采访中，你提到的写作计划是一部短篇小说集，那些小说共同的主题是“出门在外的人”。《承诺》中的阿莫尔恰巧也是一个出门在外的人。对你而言，“出门在外的人”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为什么要着力去写他们？

达蒙·加尔格特：我年轻时有很多年都在躁动不安中度过，在全世界旅行，去过许多地方。如今，我已经没有精力或欲望做这种旅行了……我认为，当人远离家和熟悉的生活，就会变得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当社会规约消失不见，也许会变得更像自己。人们远离家的时候，会做出一些在熟悉的人中间不会做的事情。对我来说，这很有意思，并且能打开许多叙事上的可能性。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阿莫尔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始终执着于兑现承诺的人？这与她离家出走有关吗？或者，她只代表人性中非常偶然的一部分，毕竟没有多少人会像她那样被闪电击中？

达蒙·加尔格特：这取决于你怎么看阿莫尔。她是这个家族里有某种道德冲动的人，但这使得家人们视她为怪人。也许他们是对的！她身上绝对有些怪异和“另类”的东西。有人问我是否有意让她显得“神经多样性”，也就是自闭症，我觉得这是个很有趣的可能，但我没法肯定地告诉你。我只是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但并不确定她为什么会这样。

三联生活周刊：安东这个人物在逃离军队之后，高调地宣扬自己“将会走上一条与之前不同、与其他人不同的人生之路”，这条路为什么是写作？

达蒙·加尔格特：他想象的道路不只与写作有关。他认为自己是在脱离种族隔离的国家机器，开辟通往未来的道德之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是成为一名作家，因为他可以构想和塑造自己的故事。当然，他的计划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实现……他试图写的小说也没有顺利完成。

三联生活周刊：萨洛米的视角是故意被你隐去的吗？

达蒙·加尔格特：是的。在许多方面，她都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但雇用她的白人家庭没有看到或听到她……正如目前在南非，数百万像她一样的黑人女性没有被她们的雇主（或国家）看到或听到。我想让她的“不可见性”变得显眼，让读者感到不适。这是这本书的核心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我在阅读中有一种感受，相比女性角色的执着和勇敢，书里的男性角色显得相对懦弱、矛盾，这是你的一种有意识的表达吗？

达蒙·加尔格特：我不是这样看待他们的。男人也许的确是懦弱、矛盾的，但他们也处于父权制的顶端。尽管他们受到了伤害，但他们比女性更强大。女性大多扮演着她们被——加尔文主义的、虔诚却无情的社会（我就在这样的社会中长大）——期望扮演的角色，也就是作为男人收集的“美丽”的战利品。

三联生活周刊：在书中，你写到阿莫尔初潮时的尴尬，在一个篇幅不长的葬礼中，这是很特别的一笔。你写作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安置了这个细节的？在我的阅读经验里，这似乎是很少会被男作家处理的问题。

达蒙·加尔格特：没错，其实我自己也很害怕触碰这类话题。这不是男人可以共情或理解的经历。不过我和我所有的女性朋友都谈过，她们大多对我非常坦诚，告诉我她们第一次来月经时的感受，以及这对她们成为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我将它写进书里，因为这本书是以阿莫尔在几十年后进入更年期并出现潮热结尾。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让读者真实地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和衰老的过程。我也可以在男性人物身上用同样的策略——事实上，我至少对其中一个人物这么做了，但对阿莫尔来说，这样更直接、更引人注目。身体会变化，我们都会达到力量的顶峰，然后衰退。我想让人们感受到这一点。

三联生活周刊：同样让我印象很深的是阿莫尔样貌的变化在其他人眼中的映射，尤其这种变化对姐姐、对德西蕾产生的影响。

达蒙·加尔格特：阿莫尔外貌的变化与上一个问题有关。我们当然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一个看似平凡的人在短短几年内变得有魅力是完全有可能的，反过来也是如此。在阿莫尔身边的女人看来，女性的权力来自外表，所以，当一个在她们看来年轻、没有吸引力的女人（因此也无关紧要）突然变得引人注目，会被她们视为一种威胁。这种反应并不罕见，也不仅仅存在于女性之间。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笔下40年的时间流逝中，人物非自然死亡、政权更迭，少有单纯地由时间改变的东西——除了刚刚说到的一个人的样貌，这是你着重书写了阿莫尔外貌变化的原因之一吗？你怎么看待时间？

达蒙·加尔格特：时间是所有事物发生变化的媒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面孔、我们的道德……它也是政治变化的媒介，但就这本书——以及我的国家——而言，这似乎是时间未能改变的领域。

三联生活周刊：说到书中的人物相继非自然死亡，这样的情节安排是因为你想坚持坏人一定要受到惩罚，背弃承诺的人要付出代价吗？这使你的故事看起来更带有寓言的意味。你如何理解“承诺”？

达蒙·加尔格特：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不，死亡不是作为对这些人物的惩罚。它恰好是所有人生命的终点，因此也是穿越时间的旅程到达终点的时刻。由于我的小说是围绕着四场家庭葬礼展开的，我必须决定这些人中的每一个如何迎接他们的结局。在我看来，如果你不是老死，那么你要么死于疾病，要么死于事故，要么被别人杀死，要么自杀而死。我想在书中囊括这四种可能性。

回答第二个问题：我对待承诺是非常认真的。如果你对某人许下承诺，你基本上是在说，无论生活在你的道路上制造了什么障碍，你都会超越命运，兑现承诺。这是一个很大的承诺，不能轻率做出。当然，我所写的这个家庭根本没有认真对待他们的承诺。

三联生活周刊：在将近20年前的一次采访里，你谈到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有望给予南非小说家写作的许可，“诸如爱情之类的东西……在种族隔离制度崩溃之前，它被认为是有点不道德的主题”。能不能说说你当时谈及“许可”时，认为它主要来自什么，外部环境还是作家自身？这种“许可”如你所预料地发生了吗？

达蒙·加尔格特：数十年来，在南非，我们生活在一场紧迫的道德危机的中心。当然，我说的是种族隔离。在这种情况下，写一些更私人的话题似乎是错误的，甚至是不道德的，好像它们比我们宏大的政治闹剧更重要似的。从理论上讲，种族隔离制度结束时，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我当时所说的似乎是一场深刻的变革。但正如我希望我的书能说明的那样，目前的变化还不足以让这一切成为可能。唉!爱在未来的某个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就你个人近20年的写作主题而言，有一种更加贴近政治和历史的走向，为什么？这种选择和你早期写作所受到的批评有关吗？

达蒙·加尔格特：不，我不会基于批评来选择主题。但在我20多岁的时候，当我完全意识到我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时，我不可能把目光从历史上移开。我们都被自身所处的历史时刻塑造，但在南非，这一事实明显得不可避免，让人痛苦。我希望不是这样的。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你仅仅是一位作家，而不是南非人，你觉得自己会去书写什么主题？

达蒙·加尔格特：我毫无头绪，因为我就是南非人，这个身份塑造了我，决定了我是谁。这一点无法逃避，甚至连我的想象力也不行。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读者脱离南非的政治、历史背景去阅读你笔下的故事，忽略掉你笔下的人物背后的隐喻，你认为这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吗？这样做会让读者在阅读中失去更多，还是得到更多？

达蒙·加尔格特：我假想我的许多读者都不太了解南非。对我来说，吸引这些读者，引起他们的兴趣也很重要。换句话说，我希望我的书首先在普遍人类的层面上是成立的。如果你对故事中的人物不感兴趣，你就不会继续读下去。就这么简单。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的小说中出现了很多动物，除了爬行动物园里的冷血动物，还有猫头鹰、野鸽、胡狼等，在你的笔下，它们和人类同样享有第一人称，能说说你这样写的用意吗？在你看来，这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

达蒙·加尔格特：对我来说，这本书一直关乎打破边界。我已经打破了所有的叙事规则，这让我感到自由。所以我想我也要打破一些其他的边界，那些位于我们认知边缘的边界。我不知道鬼魂或精灵是否真实存在，但我也不知道它们是否真的不存在。所以我认为，在一种想象的行为中，让我的思想超越常规边界是正当的。谁知道外面有什么呢？这个世界无限神秘，无限有趣。

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几个重要的文学奖项都颁给了非洲作家，因此那一年被很多人称为“非洲文学年”，就你的观察和感受，这给非洲的写作者带来了什么切实的改变吗？两年过去了，“非洲文学年”还在持续为非洲文学发挥作用吗？

达蒙·加尔格特：很抱歉地说：完全没有。我们装聋作哑的政府至今没有对我获布克奖做出正式回应，而且据我所知，对于你提到的这些非洲作家和书籍的兴奋感来自非洲之外的地方，而不是来自非洲内部。这是这个大陆的悲剧的一部分，它不关心自己的作家。我不指望这种情况会很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