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语

德国“普通话协会”提倡国语纯化，排除德语中的外来语。1890年，日本人上田万年去德国留学，学习语言学，他后来回忆说：“明治21年我大学毕业时，外山正一先生希望我继续攻读国语学。我非常犹豫，我一直非常喜欢文艺并且打算从事文艺研究，就这样改变今后的路，不可能不犹豫。但仔细一想就明白，文艺研究的出发点是国语研究，日本社会的诸多事务都离不开语言和文章，因此我决定以研究日本语为人生目标。我被这种赤子之心所驱动，我想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对从未有人梳理和系统化的国语进行整理，国语的梳理才是文化的起源。”

1894年，上田万年学成归国，成为帝国大学日语文学系教授。他发表了题为《国语与国家》的演讲，说日语是日本人的血液，日本的国体就靠这血液维持。第二年他出版论文集《为了国语》，扉页上有两行字——“国语是帝室的藩屏，国语是国民的慈母。”在“大日本教育会”例会上，他强调要统一和规范中小学教师的教学用语，不许再使用四国、九州等地的方言。他为文部省主持编写“普通小学校歌”，每个年级学20首歌，6年小学下来，学会120首歌。到1900年，他出任明治政府国语调查会委员。到1902年，他宣称：“我们需要一股勇气，用1500年来使用的日语形成新国语，并将其根植普及开来。”如此一想，便知国语不仅有关养成日本国民性这一问题，还涉及将日本的语言推广到亚细亚洲这一大事。他主张限制汉字的使用，将日语升级为“东亚语”。且当时《朝鲜教育令》确定了日本语的地位。上田万年死于1937年。

1942年夏天，住在沈阳的单家请了一位家庭教师，给6岁的孩子单传忠补习功课。老师讲神农氏的故事，有了神农氏，我们才有粮食吃；有巢氏教会我们盖房子，我们才有地方住；燧人氏教大家钻木取火，我们才知道取暖，吃上熟饭。这位家庭教师还要教日语，单传忠说：“一教日语我就烦了，我对日语一直很反感，就不爱听小鬼子说话。”1943年春天，单家搬到了长春，单传忠成为长通路小学二年级六班的一员。学校也教日语，日语是主课，他说“学不好日语就等于失败了百分之五十”。有一次老师让单传忠背诵日语课文《瞎子摸大象》，单传忠背不下来，和其他三个男生一起受罚，到讲台前，面对全班五六十名男女同学，跪在地上，双手举着书桌盖儿高过头顶，单传忠说：“这实在是莫大的耻辱。”当时单家辗转于沈阳、长春，在茶馆卖艺为生，妈妈是名角儿，唱大鼓书，爸爸弹三弦伴奏，有道是“鼓槌一响，黄金万两”，家里的开销都靠说书而来。多年后，单传忠也下海说书，取了个艺名叫单田芳，他的声音响彻中国。

江户时代的旅行家古川古松轩曾经记录下日本各地语言不通的现象：“无论男女，语皆不解，所不解者十之二三，领主使通城下事之二三人随侍巡见使，又因南部之语难解，另使二通译相随，遇通译亦不能解之时，人皆大笑。”各地皆有方言，不同的社会阶层使用的语言也不尽相同。明治维新后，冈仓由三郎提出，要在学校教育中纠正方言，导入标准语（Standard Language）。上田万年认为，有教养的东京人使用的东京语应该成为标准语，语言问题上要搞中央集权。明治政府国语调查会委员开展的工作有这样几项：1.调查音韵文字；2.调查言文一致体；3.调查国语语音体系；4.调查方言和选定标准语。这就是日本“国语运动”的由来。

我年少无知时，总以为学日语会简单一些，因为日语里面有很多汉字。后来学了点儿英语，才明白汉语中原来很少使用从句，句子都较短，后来句子才慢慢变长的。我们也很少用被动语态，也没那么多定语，也很少有状语后置的现象。我还知道佛经是我国较早的“翻译体”，佛经里没“之乎者也”就是此种“翻译体”的一大特点，里面的“波罗蜜多”之类是梵语的音译。直到最近，我看了金文京教授的《汉文与东亚世界》，才算知道“汉字文化圈”中的汉字是怎么流传的。

贡布里希曾说，不学一门外语，就不知道自己的母语是怎么运作的。金文京教授是韩国人，出生在日本，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任职，曾担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看这履历，应该是熟练掌握中文、日文和韩文。汉字是表意文字。早年间，中、日、朝三国之间的文人，能用汉字笔谈，写出来大家都明白，但要用汉语聊天，可能谁都听不懂。在幅员辽阔的中国，书面语能形成官僚系统和文人阶层的通用语，但让一个北方人和广东人聊天，可能也费劲。据说，光绪皇帝见梁启超文章写得好，就召见梁启超，要商讨治国的方针大计，结果却听不懂这个老广在说啥。

中国周边的日本、朝鲜、越南，学汉字的时候跟我们现在学外语差不多，也要学发音。但是，中国有湘语、赣语、吴语、闽语、粤语、客家话，每个地方的语音都不一样。还有，你在唐朝时学的发音可能跟你在宋朝时学的发音也不一样。金文京教授说，越南的汉字发音保留了汉字的上古音，朝鲜的汉字发音保留了唐宋时代的中原地区发音。日本汉字的音读，有吴音、汉音和唐音之别。山，这个字，来自中国发音的音读是“san”，而“山”的日语读法是“yama”，“山”可以直接读“yama”，这就是训读。金教授举例，如果美国人学汉字，直接把“山”读成“mountain”，这就算是英语语境下的训读。或者广东人看见“什么”两个字，直接读成“乜嘢”，这也是训读。日本人有语言而没文字的时候，学汉字就会混用音读和训读。在日语环境中，一个汉字有多种发音，比如“松本清张”这个名字，音读“清张”是“seicho”，训读是“kiyoharu”。用汉字且用训读的读法，有历史原因，也有便利之处：其一，光用假名，同音词太多，日语的发音结构比中文单纯，同音词发生的概率比中文高；其二，一个汉字用假名来写，就变成好几个字，写起来太占篇幅。

还有，颠倒语序、解释句子的意思也是训读。金教授的例子来自佛经翻译、韩语和日语，我无法理解其中的句意，但他说，中国人读古文，在脑子里把古文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训读的过程。他的例子来自诸葛亮的《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白话文的意思是：“臣本来是一个平民，在南阳自己耕田种地，只想在乱世中苟且保全性命。”白话文和古文相比较，首先是语序不同，古文“于南阳”“于乱世”分别在动词“躬耕”“苟全”之后，白话文就把表示地方和时间的状语放到动词前面去了。再者是词汇不同，“布衣”翻译成了“平民”，“躬”翻译成“亲自”。金教授把这句话用日语训读的方式来表示，我一下就明白了。

我小时候学外语，同学会在英语单词下注上汉字，比如book这个词，下面写“布克”，这就叫音读。老师看见我们这样音读的时候，很抓狂。我儿子学语文，课本上有一首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我跟他解释这首诗的意思，就是鱼在莲叶间嬉戏，也调整了语序，这也算是一种训读。

金教授的这本《汉文与东亚世界》还讲到佛经翻译，讲到训读的演变。语言上的变化我看不出门道，但各国对汉字的微妙态度却看得明白，朝鲜和越南都不愿意承认和中国“同文”。朝鲜1876年在日本的压力下缔结《江华条约》（又称《日朝修好条规》），否定清朝的宗主权。甲午战争之后，朝鲜国王高宗颁布《洪范十四条》，开头就说，“割断附依清国虑念，确建自主独立基础”。又颁布敕令说，法律敕令总以国文为本，汉文附译，或混用国汉文。至于日本，他们早就把汉字当成自己的文字。日本人提出“国文”这个概念，有两层意思：一是要去除汉文化的影响，强调日本的国族意识；二是追求口语和文字的一致，通过口语达成直接理解，把谈话写在纸上就是文章。“国文”这个概念传到中国，慢慢有了我们自己的国文教科书和国文课，有了我们的国语运动。

甲午战争失败，清国真是一下就颓了，但文辞的骄傲还在。古文家吴汝纶死了之后，他儿子吴闿生编辑重印《桐城吴氏古文法》，写了篇序言，其中说：“国立于天地之间，必有其所以存，而非他人之所同者。日本之帝统，美国之民政，皆是也。文也者，吾国之所以存也。故繄古以来，国祚有迁移，而文教不废，虽以秦皇之暴慢，元世祖之雄强，不能改也。炎黄之种裔不亡，流俗一时之向背，曷足为有无乎？多见其不知量而已。”当时另一位文人邓实写了篇《鸡鸣风雨楼独立书》，其中有《语言文字独立》一篇，他说：“夫一国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焉，以为一国之粹。精神不灭，则其国亦不灭。文言者，吾国所以立国之精神，而当宝之以为国粹也。”他还说：“吾国凡百政法艺术，其不如欧美，信矣。若夫诗歌之美，文藻之长，则实优胜之。此其特美之性质，固自其土地、山川、民俗、历史、政教所陶铸而来也。”是啊，想一想东亚二国还没文字的时候，我们就会歌咏“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我们有“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动词在中间，宾语在述语两边，我们还有“主谓倒置”，“古木吟寒鸟，空山啼夜猿”，他国人训读时，要用符号标明语序。这种骄傲实在太容易得来，也太容易保持了。

金教授说，中国近邻民族的语言跟汉语语系不同，给近邻民族学习汉语带来了极大困难，再加上中国的文言文跟口头语言有较大差距，这些都促使朝鲜和日本很早就放弃了汉语口头语言的学习，而试图利用自己的母语系统来阅读和书写汉文。在此过程中，朝鲜和日本都认清了中国语言和本国语言之间的差别，进而建立了与中国不同的国家观乃至世界观。北京大学陆胤教授在《国文的创生》一书中说：“‘国语－国家’维系论来自西洋或日本，强调‘求同’，惟有泯灭中国旧语文‘落后，不统一’的特异性，才能使得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学获得近代国族语言的资格。”而在吴闿生、邓实的逻辑链条上，关键是“求异”，必须强调中国文辞为他国所不具备的特异性，将“言文一致”限定在通俗启蒙的范围内，否则就失去了将文辞作为“国粹”的立足点。这两种理路体现了不同的近代国族的认同方式，一种是“你有我也有”，另一种是“我有你没有”。这两种方式都成为“国文立科”的依据。

以我粗浅的理解，这也是我们现在既要学白话文也要学文言文的原因所在。我们的语言的确很美，但如果我们只有“诗歌之美，文藻之长”，那好像也没什么好骄傲的。

（参考书目：金文京《汉文与东亚世界》、陆胤《国文的创生》、单田芳《言归正传》；参考论文：北京语言大学张维佳、崔蒙《20世纪日本国语政策的嬗变及其背景》，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徐雄彬等人《近代日本国语的确立及日语的殖民地“国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