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校对

如前所述，乾隆朝兴修《四库全书》，从征书、开馆、选人、增项等等，存在一个环环相扣、变动不居的长过程，堪称一部活态的文化史。而其中的纂修、分校、复校、总校、校对，不管是名词内涵，还是具体分工，都有些粘连错综，夹缠不清。本节要写的“三十二校对”，就属于这种情况。

弘历素喜编书，在位期间既有常设机构如国史馆、实录馆，更有临时机构如律吕正义馆、藏经馆、明史纲目馆等。而像四库这样的超级项目，设馆在武英殿和翰林院，复分为处，如大典辑佚处、修书处。大处下还有小处，武英殿就有荟要处、缮书处、督催处等名目。乾隆身边的枢阁大员与六部尚书多兼馆职，如刘统勋、于敏中都身兼数馆，有着丰富的编纂经验，是以很早就提出校对问题。武英殿修书处额设“誊录书籍校录十员”，抄稿与核稿一体，没有专职的校对，数年前因这些人平日无事，字也写得不好，被总裁王际华裁去大半。而今朝廷兴办大书，誊录和校对事重，必须大量调集人手。在刘统勋等人遵旨拟订的“排纂四库全书应行事宜”中，专有一条写到校对：

至应写全书，现贮武英殿者居多，所有分写、收发各事宜，应即就武英殿办理。其未经发写之前，有旧刻显然讹误，应行随处改正，及每卷缮竣后并须精加校对。查武英殿原有纂修十二员……代办武英殿纂修之事，俾兼司校勘；并于职事稍闲及候补之各京官内，添派张培、李骏、袁文邵、陈林、施光辂、陈墉、宋炘、王钟泰、孙希旦、高中、龚敬身、王友亮、王彝宪、金光悌、田尹恒、王滨、汪日章、王庆长、冯培、刘光第、张曾炳、金学诗、吴省兰、蔡镇、胡予襄、黄昌禔、徐立纲、王锡魁、郭祚炽、傅朝、张埙、胡士震等三十二员，分司校对，并令于每册后副页填写衔名，以便稽核。

三十二校对即出于此奏，而由于叙事不甚清晰，较易造成误解。实际上刘统勋说的是两个板块：十二纂修主要负责办理《四库荟要》，三十二校对则是另办全书（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不管纂修还是校对，所承担的都是分校，都要带领一拨子（称作“股”）誊录，为什么称呼不同呢？想来应因张书勋等本为翰林，也可能要兼一些撰写提要的任务；张培等则属于非翰林的小京官，多数为内阁中书或学正，只管校勘。

据上面的引文也可知，校对有两个时段：一在发抄之前，要对选定之书进行编辑加工，核查有无政治和学术问题，订正错讹，也包括一些不规范的通俗字体；二在誊录写成之后，主要是查错改错，然后清点字数，决定质量等次，登录在册。就三十二校对而言，两段都要管，而以后段更重一些。

引文中名字标黑者，见于四库馆臣表，或《四库荟要》职名表，约占“三十二员”总数的三分之二。至于其他人去哪儿了，原因也是五花八门，有亲丧丁忧的，有因病因事的，也有的属于不慎失载，或刻意不载。他们在进武英殿修书处后，负责担任全书的分校官，刚开始誊录200人，又迅速增至400余人，“每日可得四十余万字”，平均到每位分校约1.3万字，还要承担名下十几个誊录的管理之责，也是很辛苦的。

修书处提调官陆费墀兼任总校，全书和荟要两个板块都要管，“专司收发督催，稽考字体、课程及款式、篇页诸事，而于每日所得之六十余万字，非但磨校势难遍及，即抽查亦力有未遑”。此乃实情，永瑢等总裁经过研究，奏请增加一个校次即复校，“四库全书缮本添派复校官十六员，荟要缮本添派复校官六员，均于现在分校各员内，择其校书精确者，如数充当。其分校之缺，另为选补”。由此可知，三十二校对和十二纂修中，都有一半人改做复校，应算是升等了。

《功过处分条例》也对分校和复校明确了职责要求：“至分校各员，除校改誊录错误，分所应为，毋庸记功外，若能将原本讹舛应改之处校正签出，精确得当者，每一处记功一次。校毕后交复校官校勘，如誊录有错，分校官未得看出，经复校之员查改者，将原办之分校、誊录各记过一次。若复校人员能于原本错误处签改切当者，将复校官记功一次。”琐碎一箩筐，精细亦在其中，皇上阅后很认可，朱批“所议甚好”。而校书如扫落叶，如果责任心不够，增加校次、一遍遍空转的意义并不大。在两年后，于敏中、王际华上疏，又讲了一大堆理由，提请“将荟要复校改为分校”。此折专为办理《四库荟要》而发，也具有普遍意义，文渊阁本应也跟着改了回去。

关于三十二校对的记述较少。张培为乾隆二十八年二甲进士，未得进入庶常或分部任职，给了个“归班铨选”。两年后乾隆南巡，在杭州召试时张培考取一等，授为内阁中书。那次一等中还有陆费墀，“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学习行走，与考取候补人员挨次补用”。二人都要等候出缺，陆费墀排在后面，且属试用人员。孰知陆费墀次年高中进士，选庶常，授编修，待张培入四库馆，已然是提调大人了。

三十二校对中，约有十位见于三十四年己丑科副榜，更准确的说法叫明通榜，即从正榜落选者中挑选一些“文理明通”之士，授以内阁中书、国子监学正等职。也有人把在明通榜者含糊称作进士，实不然，只是享有继续参试的权利。历来的明通榜中书都大有人才，藏龙卧虎，复因职务之便熟知时政，一旦闯过会试关口，大廷试策阶段就见出优势，往往居于前列，状元、探花也不乏其人。就此三十二校对而言，徐立纲、黄昌禔考中四十年乙未科进士；四十三年戊戌科则有孙希旦为探花，冯培为二甲第二名，吴省兰为二甲第三名（大学者章学诚也在此科，列于二甲之末，也得了个“归班铨选”）；名士范十足的王友亮，在数年后得中辛丑科进士，分发刑部，官至通政司副使。

他们之中的另一位名士、王友亮与翁方纲的好友张埙是否也参加了会试？不清楚。可能因年龄较大未再应试，也有可能是没考取。张埙为江苏吴县人（清朝康熙间已有一位张埙，做知县以清廉著名，容易搞混），少年时颇得诗坛大佬沈德潜的赞许，曾与蒋士铨并称。他在乾隆三十年中举，三十四年任内阁中书，以诗词、书法和通晓金石享誉京城。名士多有一副傲骨，张埙在馆期间，就曾与双料总裁王际华发生过争执。其《竹叶庵文集》卷十三有诗：

书局随身届四年，白头谨慎答青毡。古人一字轻难改（进呈《晋书音义》，总裁王尚书际华据后人之韵涂改唐人，予坚持不可，乃止），公道千秋剧可怜。

依据编纂程序，分校之上还有复校、提调、总校，然后才是总裁。或是这些人说服不了张埙，把意见反映到总裁的层级；或是王际华翻阅时自己发现，总之是二人当面争论起来。际华颇有几分霸气，却也不得不以张埙的意见为准，算是从善如流吧。

这也是纂修四库过程中一种有代表性的倾向，上上下下都喜欢从前人著作中挑剔订正，而一有不慎，便会掉进自己挖的坑。诗中秉持的慎重态度，以及张埙的择善固执，说明有的学者并不盲从，也不太买总裁的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