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以玉为器，找寻宇宙的秩序

单说目前公认的五件C形龙玉器，最知名的碧玉龙收藏在北京的国家博物馆，其余四件黄玉龙，一件在赤峰市翁牛特旗博物馆，另有一件是从“11·26”特大盗墓案中追缴来的，现在辽宁省朝阳市博物馆，还有两件分别在故宫博物院和沈阳的鲁迅美术学院。

国博那只碧玉的，有26厘米长，它摆在那里，是超乎想象的大体量和厚重感。另外几件相对小一些，更显精巧。必须要说的是，这五件C形龙，无一是出土物，前两件有明确的发现地，后面三件已经很难追索它们的出处了。

进入赤峰市内，路灯、桥栏、餐馆、公交站，C形玉龙的图案就像是现代赤峰的图腾，随处可见。翁牛特旗在赤峰市区以北，开车的话，一个多小时。到了翁牛特旗，往北边的戈壁深处再开一个多小时，是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出土的大批红山文物收藏在那里。东北部的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拥有一只特别的大型筒形彩陶罐。敖汉旗在赤峰市东边，大约又是两小时车程。2012年敖汉旗兴隆沟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陶人，如今盘坐在博物馆最显眼的位置，它的样子让人想起卢浮宫的书吏坐像，相似的坐姿，相近的时间，位高权重的他们背后都勾连着一个复杂的社会。

赤峰是红山文化分布的核心区域之一，下属七旗两县三区，几乎都与红山文化遗址点相关。文物丰富的旗与区设有独立的博物馆，红山之外，辽与元的历史也绕不开这里。赤峰往东到了通辽，南接辽宁朝阳与河北承德，从红山文化的范围来看，遗址点都集中在这一带。但这里地理条件比较复杂，山川河流纵横交错，没有开阔的大片平原，遗址点与遗址点之间道路曲折，实地走起来又觉得是那么分散，即便是重要的、现在仍在发掘期的遗址点，也不可能处处走到，必须要做舍弃。

从地理概念上说，这一带统属辽西地区。上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将主要包含辽西地区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代表的中国北方文化区”列为中国六大考古学文化区之一。存在于距今约6500年至5000年的红山文化也被看作是中国东北的第一个复杂社会，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直根系。

“远比想象中复杂”，这句话我在采访过程中听到过数次。从距今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6000年至7000年前的赵宝沟文化，到紧随其后的红山文化，再到后续逐渐衰落的小河沿文化，考古学家一直认为辽西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发展的序列是很清晰的。不过，考古学上的共识总是在不断建立，又不断被质疑。新遗址如何定性？一旦定性是否会影响到对旧遗址的解读？考古学家面对红山文化这张大网，一边编织，一边修补。面对这个庞杂又神秘的史前社会，我好奇的核心问题是：玉从石“进化”为器，为什么会发生在这里？于是，一切还是要从牛河梁开始。在2017年底之前，中国的铁路网上还没有牛河梁这一站。直到京哈高铁修通，专门设立了牛河梁站。这应该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以考古遗址命名的高铁站，它甚至取代了原本属于所在县级市的高铁站名——辽宁省朝阳市下属凌源市。

牛河梁遗址群内的村落都建在河边，地势比较低，而遗址点则在山冈上，地势高。由于地处辽西山区，位置偏僻，一直是历史视野里的盲区。明代长城自山海关起绵延向西，牛河梁遗址群甚至几乎整个红山文化区域都在长城以北，边外的地缘因素，意味着清代以前在这里定居的村落不多。

5000多年来，原始的地貌没有太大的变动。早年间修建了一条公路和铁路，再后来，为了保护遗址，牛河梁最重要的第一地点和第二地点盖起了两座大棚，把遗址点罩起来，周边建了停车场和其他零星人工设施，整个大遗址的历史地貌多了一些人工痕迹。

4月末，山上常起风沙。牛河梁第一地点的工地现场，今年的发掘还没有正式启动，有几个当地的工人在做准备工作。红山区域其他几个遗址点的发掘，也要到5月后才开始，进入下一个新的周期。

眼前的工地，是一幅少见的考古现场的面貌。一片密密麻麻的松树丛林里，树都算不上是年老的，树干大约十几二十厘米粗。在连片的松树之下，风沙倒是小了些。大块山石成堆垒着，七零八落地裸露在地表。

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郭明的指点下，我才恍然意识到，有些石块的堆叠呈笔直的直线，是明显人为堆砌的痕迹，可有些地方依旧看不出什么规律，混乱地铺散着。在树丛和石碓之间，探方反而不是一眼就能看到的。为了避开树与石，很多探方都不是完整的，不像平日里见到的考古现场那般，在平整开阔的土地上，齐齐整整地排着一些探方。这里的地况看起来要更复杂。2017年，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导，重启牛河梁的发掘。从2020年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贾笑冰接任领队。今年，已经进入了重启发掘的第六个年头。遗址位于山冈上，南边紧邻着“女神庙”。上世纪50年代末，山冈上开始大规模植树造林。造林的时候，还不知道下面有遗址，直到现在，不断生长的根系还会伸展到土地下埋藏的石墙里。就这样，遗址本体遭到了一定的自然的破坏。大片树林遮蔽着遗址，无人机航拍也会受阻，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缺少了鸟瞰的“上帝视角”，要想把具体的遗迹点联系起来，难度加大了很多。

在现在发掘的区域，遗迹都是土石混筑的。“如果是纯土遗址，或是纯石遗址，都要好办些。土石混筑的话，原先的很多经验就不适用了，尤其是在判断遗迹‘叠压’或‘打破’的关系时，是非常难的。”贾笑冰解释说。

简单来说，所谓“叠压”，就是时间晚的房屋或墓葬建在了时间早的上面，叠了两层；“打破”就是较晚的建筑物破坏了较早的基址，一个坑开口是完整的，一个不完整，不完整的通常更早。在发掘土遗址的时候，这两种情况都很常见，很好判断不同坑的时间先后。到了石遗址这里，时间先后没那么容易定性。通常来说，用石头修一所房屋，会出现在一间基础上进行扩建的情况，时间早的空间就是完整的，时间晚的空间，其房形是不完整的，需要依靠在一面早期的墙上来进行新建，这种情况叫作依存关系。

面对眼前土石混筑的遗址，既有土，又有石，判断遗迹的早晚关系会更加复杂，既要去看土层的关系，又要参照石遗迹早晚关系的判断标准。一边是客观的自然条件受限，一边是复杂的土石混筑结构，这两点困难之上，还有第三点：由于是距今5000多年的建筑遗址，又非普通统一化的居住聚落，这是一处大型的特殊建筑，在修建的时候“没有那么严格的标准，随机性较大，有的墙体可能依地势而走，就顺着台基或某个边缘去深入发掘，但是探着探着可能就没了”，找不到规律。

那么，这到底是一处怎样的建筑？又为什么用这么多大石块建成？

20世纪80年代，牛河梁进行了迄今最大规模的发掘，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的出现，精美玉器的随葬，意味着这里曾是一处高规格的宗教仪式场所，很可能就是红山文化晚期最高等级的埋葬和祭祀中心。当时，发掘领队郭大顺和孙守道共同确认了牛河梁遗址群的16个地点，第一地点即女神庙所在区域。重启发掘的区域，也属于第一地点。老先生们把第一地点分成了四个建筑址，女神庙是1号建筑址，眼前这片台基建筑群工地是2号，3号在女神庙东80米左右，发现了很多陶筒形器残片，叫陶片窝，4号则是东北一处近80平方米的大房屋基址。2号建筑址紧邻1号，如果把女神庙看作祭祀的一个核心场所，那么搞清楚2号就很重要。

2号建筑址，是一片大面积的山台台基。按照现在的编号，由8个台基构成，在最新的发现中，9号台基也显露出来；原先确认的4万平方米左右的面积，现在已扩至6万多；原先认为女神庙与台基是两处独立建筑，现在证明女神庙是建在台基之上的，二者本是一体。

想象一下，在5000多年前，这是一个壮观的场面：在一块相对开阔的山冈上，先民们用大块山石，垒砌出山台。目前看到的9座台基，不是分别单独摆放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一层一层往上接续的，一个台子压着一个台子，向上叠累。如果要找一个形制相似的古老建筑体作类比，有点像印加文明马丘比丘的阶梯式建筑群，不过后者是15世纪的产物，也更高级。

在考古人员的清理下，山台的建筑模式逐渐显现。红山人会先把山体的基岩稍作处理后，垫一层土，再铺上一层碎石，再夯一层土，有些地方会砌石头整齐地封边。总之，就是一层碎石一层土向上叠加。贾笑冰指出，这种做法可以在北宋年间成书的《营造法式》中找到记录，其中记载，这是修筑台基的一个基本技术标准，而目前发现的最初的原型，就在牛河梁这个红山晚期的台基建筑上。

站在山台上向远望去，是连绵起伏的山丘。其中有一处山，最是显眼，考古工作者们认为远看像猪，也有说像熊的，其实这是由三座山头组成的，无论是像猪还是像熊，都是红山人眼中神圣的动物象征。在古老的原始聚落遗址附近，似乎总会出现一座形状独特的山，不知当时的人是怎么想的，至少现在的人都会给它们赋予“圣山”的浪漫想象。红山也不例外。但无论如何，这幅壮阔的景象，是红山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出来的场景，他们从四面八方会集到这里，面天，对地，敬神，祭祖。当这片盛大的砌石建筑遗迹出现在眼前时，自然会联想到不远处的牛河梁第二地点，那也是一大片复杂的石块堆叠。1983年初冬，第二地点开始发掘，积石冢墓地和祭坛逐渐显露出来。

其实对这片区域的发掘，从一开始，就是冲着找玉器去的。因为早年间的田间耕种，有农民发现个别玉器，后来辗转流落到海外，人们一直以为这些是商周时的古玉。

此前一两年，位于朝阳喀左的东山嘴遗址，最先出现了石堆祭坛。在东山嘴，北边是方形基址，南边则是石圆圈坛址。这时，郭大顺已经意识到这种砌石建筑的宗教性，应该是一处具有祭祀功能的遗址。在后来的思考中，他观察到，包括祭坛在内的砌石建筑，以南北轴线布局，南圆北方，左右堆成的新的建筑形式，远不同于所知史前居住址的那种向心式或成行排列的情况。

虽然有了东山嘴的经验，但在面对牛河梁的时候，依然棘手。“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是我们第一次遇到的发掘和研究对象，它极具特点，又很难‘对付’。”现任辽宁大学考古系教授的张星德，1984年刚从北大考古系毕业就跟随郭大顺和孙守道，参与到了牛河梁遗址的发掘中。当时泥塑女神头像刚在第一地点被发现，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女神庙，反倒是第二地点，还没太多头绪。张星德记得，她刚到第二地点的时候，还是最原始的样貌，表面全是“封土积石”，看不到下面的墓穴，完全被石块封得严严实实，因此很不好判断墓圹的位置。这些是典型的积石冢：红山人先把山冈上的地面修整一番，然后挖出墓坑，墓是由较扁平的石板块垒砌起来的，中心砌一座大型的石棺墓，南侧边缘部位砌数座小型的石棺墓，之后在石棺墓的上面再堆放石块，看起来就是一个山包的“冢”状。但5000多年过去，覆在上层的石块也很杂乱了。起初清理时，他们试图把每一个石块编号，想着如果出现什么失误，还能按照标号把石块放回去。后来发现，这样做根本不可行，石块一旦取出，每一块叠放的角度就会错位，不可能再复原了。

如今的第二地点上，盖着一座非常现代的大棚，造价不菲。顶棚像百叶窗一样，不影响光线透下来。阳光照射下，东西两侧分布着冢群，中间则是圆形的三重石坛，都是由大石块堆砌而成，蔚为壮观。每座积石冢都有固定的冢界，又自成独立单元。一冢多墓，以石板和石块砌筑石馆，有中心大墓，也有相对较小的墓。

郭大顺说道，如果要说这些积石冢与随葬玉器最大的特点，便是“唯玉为葬”，墓内一般只葬玉器，或无随葬品，几乎没有看到随葬陶器，尤其是随葬玉器较多的大型墓中，没有见到任何陶器的迹象。陶器不在墓内，却在地表。紧贴着冢上的石砌台阶上，大量的陶筒形器成排摆放，有彩绘，但没有器底。这意味着这些大型陶器并不是实用器物，它们也许是帮助划清冢界，也许是“起到保护塚顶封石和边侧石砌台阶不致塌落”，像坝一样。这些筒形器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底部，因此是“上下贯通”的，而上下贯通恰与史前人类信仰的沟通天地的祭祀内容相吻合，这甚至与良渚文化中的玉琮也能相互呼应，有的筒形器上发现刻画符号，这也暗示着它们的非功能性。所以，遍置于积石冢上的这些陶筒形器群，应该也是一种祭器，或许可直接叫它们“陶琮”。

贾笑冰指出，牛河梁积石冢的数量较多，在很多地点均有发现，其中二、三、五、十六地点经过了系统发掘，关于冢的概念也略有变化，最初将“以石筑墓、以石垒墙、以石封盖”的遗迹称为积石冢，第二地点的圆坛最初也被命名为冢，后来因为其中不见墓葬且可能与祭天有关，被单独区分出来。但在实际的研究中，积石冢概念的使用并未如此严格，积石冢所代表的是有较为明确的积石范围的埋葬区域。

三重圆石坛处于冢群中间，考古学家认为这里是红山人祭祀礼仪的最高等级场所之一。依旧是由石块堆砌而成，自内而外的三重原型，石块已经不完全了，考古学家根据残存的部分复原出当时的面貌，三重圆的直径分别为：内圈11米、中圈15.6米、外圈22米。

根据天文考古学家冯时的研究，三重圆的位置分别代表冬至、春秋分和夏至日地面上所观测到的太阳的运行位置，三环石坛既是反映天象的设计，也是祭天的圆坛。冯时指出，石坛的外衡直径是内衡直径的2倍，也就是说外衡周是内衡周的2倍，这说明冬至时太阳周日视运动的路径和线速度应为夏至日速度的2倍，这一现象与《周髀算经》的记述颇为一致。

这个结论，对于认识红山文化的原始宗教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红山人的宇宙观不再只是抽象的天地崇拜、天圆地方这样的概念，而变得很具体。冯时在他的研究中，还列举了凌家滩出土的一件三环玉璧，时间大约在距今约5500年至4600年，可能与牛河梁三重圆石坛所处的红山社会晚期相重合，或是更晚一些，这两者甚至与古巴比伦发现的星图也有相似之处，直到后世，北京天坛也是类似的三重圆祭坛，这种圆形祭坛即是祭天所用。所有这些，都指向人类最古老的宇宙学说。

牟复礼在谈到中国古代宇宙观时说：“真正的中国宇宙论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宇宙的各个部分都从属于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都参与到这个自然生发的生命过程的相互作用之中。”在这个过程中，红山人采用了一种以沟通为主的萨满式原始宗教。

在面对第一地点和第二地点宏大的石构遗迹时，还有一点，考古学家提醒了我们：红山人对石材已经有所认知。比如第一地点，大部分石头是本地的基岩，也就是山冈上原有的石头，但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白色的石灰岩，目前在第一地点的山体并没有发现同样的白色石灰岩，最近的是在牛河梁南边的一处山体。可以想见，红山人动用了大量人力和物力，从另一座山搬运石头过来，用做建筑材料。这可能意味着，用不同的石头有不同含义，也可能是他们已经认识到，两种石头具有不同性状，在建筑搭建时，有不同功用。而在第二地点的三重圆石坛，围成圆坛的石头也不是普通的山石，而是一种特殊的六棱形石柱。这种六棱形石柱在周围的山上都没有，最近的出现在十几公里之外的沙海。这就说明，红山人对石头的使用是有所区分的，他们会远距离运输不同石材，来完成自己的建筑设想。

宇宙观念与修建大型建筑的能力都说明，红山人的世界远比想象中复杂。

唯玉为葬

既然在红山文化核心祭祀区的高等级墓葬内，玉器几乎是唯一的随葬品——要么没有随葬品，要么是玉——那么为什么是玉？

直到2019年，人们都将兴隆洼遗址中出土的玉器看作是中国最早的玉器。兴隆洼遗址在赤峰市敖汉旗境内，也属于红山文化覆盖的区域，但时间整体早于红山早期约2000年。它也被看作红山玉文化的前身。

位于内蒙古境内西拉木伦河北支附近的南台子遗址，是一处红山文化中期遗址，发现的墓葬多为普通的社会成员墓，主要随葬陶器和石器，玉器数量较少，但发现一对兴隆洼文化典型的玉玦。玉玦是一种耳饰，通常是环形，有个小缺口，是兴隆洼文化中的重要玉器。佩戴玉玦的习俗至牛河梁积石冢阶段已基本消失，这时已到了红山文化的晚期，66座墓葬中仅出土有1件玉玦，且由玉璧改制而成，放置于墓主人胸部。从兴隆洼到红山，玉器的品类发生了变化。

从2015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开始对黑龙江省的小南山遗址进行第五次正式发掘，小南山在双鸭山市，乌苏里江的左岸。在这几年的发掘中，出现玉器120多件，包括玉玦、玉环、玉管、玉珠、玉璧、匕形玉佩、觿形玉佩(弯条形器)、玉锛和玉斧等。经过碳14测定，这批玉器大约距今9000年。

小南山玉器的发现，将中国最早玉器的时间轴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有意思的是，不但时间前移，地理坐标的纬度也在上移。越是往北，发现的玉器时间越早，品类也越单纯且实用，都是些几何形的佩戴物，没有后来那些复杂的人形或是动物形。

古玉考古学家邓聪的研究，一直在追溯玉器出现的源头。他认为，东亚玉器的出现很可能与现代智人的形成有所关联，最早的玉器也是现代智人行为的一种表现。从考古材料上看，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玉器，出现在东北亚旧石器时代从中期转向晚期的阶段，约距今4万至3万年间。但目前在中国境内，小南山玉器是已知最早的玉器。

虽然碳14显示为约9000年前，但仍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小南山的这批玉器并没有那么早，甚至晚于兴隆洼，最早大约是7500年前的产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就是持反对意见者，除了对测年的质疑，他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如果说兴隆洼玉器受小南山影响，那么小南山不仅应该向南传播，理论上来说也应该向北传播，但目前在远东地区、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证据尚不充足。无论如何，在红山文化之前的玉器，仍多是装饰性的，且体形较小，多佩戴在身上，或是做成缩小版有象征性的仿形器，比如玉锛和玉斧。玉为什么重要？因为玉是通灵的，有灵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指出，在这一点上，中国祖先和位于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有相似之处。玛雅先祖认为，绿色的石头凝聚了生命的能量，因为植物是绿色的，意味着生命，所以对他们来说，天然的绿色材料都很珍贵。在中美地区，没有像中国这样的绿色的透闪石，但他们会使用翡翠，同样是绿色的珍贵石材。

在这一点上，邓聪也做过研究，他指出这是一种颜色象征主义，古老人类社会会赋予颜色以特殊含义，中国如此，其他古老文明也是这样，颜色是我们理解古代精神世界的一条重要途径。他将兴隆洼文化中对玉器的重视，解读为当时特殊的植物宇宙观。植物宇宙观，在玉器的精神层面上已经向前迈进了一步。延续到红山，这种观念依然存在，绿色的玉象征着生命和力量，具有通灵的力量，这也与他们原始宗教中沟通天地的信仰相契合。

目前通过正式考古调查和发掘，共发现红山玉器300余件，其中牛河梁遗址发掘出土183件，采集13件，是其中最多的。在牛河梁第二地点的积石冢群里，墓的形制和位置都有等级之分，但有意思的是，玉器随葬的数量多寡与墓的等级并没有直接关系，并不是越中心的大墓，出土玉器越多。而且从普遍平均数量来看，即便是中心大墓和大型石棺墓，一般也不超过10件，这似乎也与大规模、大体量的积石冢不成比例。

但在郭大顺看来，这恰恰反衬出随葬玉器的分量更重，“这些玉器主要不是财富占有的显示，也不限于表现等级差异，而是自有其特定的实用功能，就是作为通神的法器”。在红山人的世界里，财富、军力、等级可能都不是身份地位高下最重要的因素，是否具备与天地神明沟通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红山人在表达人与人关系变革时，重精神因素远在物质财富因素之上”。

相较于数量，玉器的组合关系更为重要。比如斜口筒形玉器、勾云形玉器及独特造型的玉器形成一种较固定的组合关系。“在大型石棺墓内随葬，只有勾云形玉器或斜口筒形玉器的墓葬仍有较高等级，而小型墓则主要随葬璧、环类玉器或以环为主的单一器类，有的甚至不随葬玉器。这种严格的等级划分，是玉礼制系统出现的证明，这是中国目前所能确认的年代最早的礼制形态，也是红山文化进入文明社会的最重要的考古依据。”刘国祥解释道。走进人的世界

看红山文化，我总有一种感觉，不断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中切换。因为很多现实中的事物进入原始宗教体系中，就成了象征物，具有另一重含义；而回到现实，它又成了身边之物。

红山玉器中主要有两种龙，C形龙和玉猪龙。有学者认为，这两种龙虽然形态不同，但头部都有明显的猪的特征，也有人认为是熊，叫它“玉熊龙”。我们暂且还是把它看作猪，这在红山文化中是个有趣的存在。去不同博物馆看红山文化，总会下意识地去找有没有玉猪龙，是精巧的好看，还是那个拙气更重的有意思些。

以冯时站在古代天文学角度的解读，这种猪形玉礼器是北斗的象征。在各地遗址出土的玉猪龙中，最大的约长15厘米，最小的仅4厘米。身体蜷曲如环，大圆眼睛，有的有獠牙外露，几乎每一个背部都有钻孔，说明是可以悬挂或佩戴的。在其他器型上，也出现过猪的形象。甚至最有名的一个，出现在远在凌家滩遗址的那件著名玉鹰身上，鹰的翅膀便是两个猪首的样子。

在牛河梁第二地点4号大墓中，仅有三件玉器随葬。一件是斜口筒形器，枕在墓主人头下，另两件是玉猪龙，并排倒置在主人胸前。冯时认为，这两件玉猪龙是“巫官交通天地的道具，他具有掌握天极和北斗而敬授人的职能”，这也是猪的形象的意义。

另一方面，真实的猪在当时是怎样的存在？一些考古材料表明，在兴隆洼时期已经出现了猪的驯化，曾出土过两件完整成年猪骨架，一雌一雄，从出土的骨骼来看，在放进墓葬时，猪腿似乎被绑在了一起。这是墓葬中发现较早的完整猪骨，以猪随葬，在后来北方新石器时代成了一种流行的墓葬方式。或许是因为把猪作为图腾崇拜，又或许是对富足的显示，很难去揣测了。

很多人认为，红山已经进入相对稳定的农耕社会，但在郭大顺看来，红山社会是一个渔猎社会，在东北亚一带，玉器的起源也与渔猎文化密切相关。红山社会虽然有较发达的农业，但渔猎和采集仍很重要。在渔猎生活里，人类的行为模式是受动物影响的，哪里有动物聚集，人类就要随之迁徙或是改变生活方式。而农耕文化依赖土地，土地在那里，种什么庄稼就会一直种，除了基本的家畜，对动物的关注度也就没那么高。在渔猎社会的生态下，人们更容易将动物作为崇拜对象，打制出大量鸟、鹰、鸮、蝉、蚕、龟、熊、猪这些动物形玉器。

牛河梁是红山文化的宗教中心，这几乎不受质疑。但这里没有发现居住村落，目前所有的村落遗址都散落在辽西大地上，也许在这个文化中，日常生活与祭祀崇拜是有明确界限的。

在从赤峰到牛河梁的路上，拐个弯，能分别经过两个遗址——魏家窝铺和马鞍桥山，考古学家经常把这两处遗址放在一起比较着看，因为都是红山文化早中期的聚落遗址，都位于高处的山岗上，成片的住房依次有规律地排开，这是红山先民真实生活的地方。和仰韶人很像，红山人的住房也是半地穴式的，房屋向下开口，一个短门道之后，是单体的房屋内室。在马鞍桥山村落的边上，领队樊胜英发现另有一片小型的祭祀区域，这意味着，对于红山人来说，祭祀可能也是一件日常的、身边的事。

从陶器特别是彩陶的发生来看，红山跟仰韶有一定的相似性，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同时存在于公元前第四千纪的两种文化，仰韶对红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红山有没有影响到仰韶，有多大影响，一直很难找到证据。

在最近几年的考古新成果中，红山文化的半拉山遗址中，发现了一件玉熊首形器，这是个典型的红山器物；另一边，仰韶文化的苏羊遗址中，发现了一件非常相似的石雕。这或许是一个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上层社会之间的交流的案例，交流是发生在两种文化腹地的，而不限于边缘地区。

至于红山人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张星德试图从人种的方向去进行解释，这也是她近年来研究的重点。在她看来，辽河上游一带，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辽西地区，这里的土著居民使用筒形陶罐；燕山以南地区，则是一批使用陶盂和陶支座组合或陶鼎的居民；在黄河中游地区是以使用小口尖底瓶为特征的居民。他们分属于远古中国北方三个最重要的族群集团。这三个集团，在距今6500年开始不断碰撞、融合，最终汇聚，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红山的面貌。红山文化孕育和形成的过程中，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仰韶文化的彩陶进入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就不会形成。女神庙遗址（上）及复原图（下）回到女神庙

张星德意识到要跳出红山，从外围的视角去看红山人群的形成，其中有一个原因，是红山文化中出土了很多人物或人体塑像，有穿着衣服的很抽象的人物，也有裸体的具象的，他们形象各异，虽然很难真正分辨出样貌和体形，但这让她意识到，红山的人群不是单一的，而是在复杂的聚合下诞生的。

在看到从女神庙出土的人体塑像时，的确让人惊叹。虽然都是一些残部件，人体的手、耳、腿、躯干，又或是女性的乳房，但从这些细部的写实程度，已经可以想象得出，原本那个完整的塑像会是多么逼真，它们甚至还有彩绘的痕迹。有意思的是，这些零星的残件，并不都是真人大小的，而是有大有小，最大的一只耳朵有真人耳的三倍大，小的则如拿在手上的把件。而在看到牛河梁女神庙之前，发掘者已经在东山嘴发现了孕妇小雕像，没有头部，但有明确的乳房，双手交叉在胸前，腹部鼓起，背部有更细的加工，甚至特别突出了腰部的曲线。这样的小雕像，不止一件。女神庙，也有类似小雕像。

1983年秋，牛河梁第一地点的女神庙被发现，就在如今第一地点山台发掘现场的南边。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个遗址时，产生了很大的疑问，它真的是一座神庙吗？为什么如此小，又如此不规整？中间最窄处大约只有两米，这是一个看似有些逼仄的空间。

据测算，这个基址南北长25米，东西最宽处9米，窄处2米，再往南边，还有一个单独的小室，总面积约75平方米。房屋结构很不规则，像是一个跪坐的人形。但就是在这个空间里，发现了轰动全国的女神头像，还有诸多泥塑、陶器。

郭大顺回忆道，那几天，接二连三发现人塑像残件，现场的考古工作者都有一种预感，会有更大的发现。直到这个真人大小的头像露出地表，“她仰面朝天，微笑欲语，似流露着经漫长等待后又见天日的喜悦”。头像颧骨凸起，眼斜立，鼻梁低短，圆鼻头，上唇长而薄，且有朱色，这些都是蒙古人种的特征。

张星德记得，女神头像被挖出来时，现场的人激动坏了，又无法解释这个东西。他们很快带着头像，去找当时正在疗养的苏秉琦，“苏先生看到头像，不是那种看见神的敬畏感，他觉得很亲切，好像很多年在寻找答案的问题一下都打开了扣锁”。他认为这个形象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这个泥塑的头像，如今被收置在辽宁省考古院的库房里。因为是泥制品，即便被烧制过，有一定的硬度，但历经过5000多年的时间，它已经如一位风烛残年的老者，材质变得非常脆弱。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件国家一级文物，它只能被放在那里，几乎不对外展出，甚至不能被取出库房。

80年代那一次对女神庙的发掘，并不是正式的发掘，而只是一次试掘。当考古人员清理出这些泥塑时，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再这样挖下去，很可能会是一种破坏。因为是泥塑，就像女神头像那样，即便是烧制过，但常年封存在泥土里，并不容易取出，材质非常脆弱，他们形容这种状态叫“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掘后，考古工作者已经大致知道了下面的情况，因此决定停工，不再继续发掘。

有关这座建筑的性质是不是神庙，至今学界也难持统一意见。有一个观点认为，这是一个类似仓库的地方，人们把祭祀所用的器物都储存在这里，待到用时再搬出去。但就现有的试掘材料，郭大顺非常坚定地认为，这就是神庙，而且是女神庙。他给出了几个理由：一是这个房屋基址虽然小，但结构很复杂，当时的房屋都是单体空间，他记得第一次看到龙山时期的“吕”字形双体空间时，都觉得“好高级啊”，而女神庙是由七个方形空间构成的复杂空间，这在5000多年前，对建筑技术是极大的考验；其二，在房屋内部，发现了一些残损的彩绘壁画，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壁画，虽然没有具体的形象，但赭红、黄白的几何抽象的图案也足以说明，此处具有祭祀功能；此外还有一些仿木建筑构件的出现，也证明这是个高等级建筑；更重要的证据依然是女神头像和诸多人体塑像的残件，三倍真人大小的耳朵说明，这是一个超大型人像，这种体量的人像直至现在，也依然是具有神性功能的偶像崇拜之物；除了人像，超出真实大小的熊下颌泥塑头像、鹰翅泥塑都意味着，祭祀的对象不仅是人，还有动物，而这个人有可能是先祖的形象。

回到女神庙，站在大棚的楼上就可以看到下面松树丛覆盖的探方，随着石构山台台基逐渐变得清晰，贾笑冰和他的团队也在台基边角处新发现了与祭祀礼仪相关的器物，是一套燎祭、祼礼和瘗埋的遗迹，恰与《周礼》中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示的礼仪记载相吻合，如果这个推导成立，那么对红山礼制之于中国后世礼制形成的理解，也就又推进了一步。

在红山人的世界里，祭坛、神庙、积石冢三位一体，形成了最高等级的仪式中心，玉器只出现在积石冢的墓葬里，在祭坛与神庙都没有。玉器就像是台前耀眼的明星，让所有人认识到古老神秘的红山文化，但在它背后，是一个庞杂的社会和宗教系统，很多疑问仍无法解释。

究竟什么是文明，能否认为红山已经进入文明社会，这始终是学界关心的问题。如果以西方界定的文明三元素——文字、城市、冶金术来看，中国历史进程中只有到商代才完全符合这个标准。但是中国的学者一直在提出“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李新伟认为，文明应该包含两个要素。一是从进化论的角度观察，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一般会有国家这样的政体出现。国家出现一般会有文字记载，如果早期没有文字，可通过考古学家辨认的物质形式来证明。二是文明是文化共同体的出现，美国的亨廷顿也认为“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文明进程会大大提前。

在采访过程中，我也问过几位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家有关文明界定的问题。方向明认为，文明界定的标准可以有很多，但归根结底我们是在研究几千年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演变；郭大顺说，“文明在于传递”，他更相信能够延续下来的是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