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喃：普通人的诗歌现场

傍晚7点，上海五原路92号一家不大的咖啡店里挤满了年轻人。咖啡店里不时传来掌声和欢呼声，引得路过的人时而驻足观望。房间里，一位叫雨浓的女孩正在表演自己写的一首叫《徒劳》的诗。

当她读：“以无与伦比的生的意志/向着死亡进发”，台下听众集体读：“得到死”；她接着读：“在无意义的洪流里/创造意义”，大家一起读：“被掩埋”……

表演结束，雨浓解释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大家读的部分，是我创作这首诗时脑海中的背景音。我总会感到虚无。前段时间得了奥斯卡奖的电影《瞬息全宇宙》里两块石头的对话，在我看来就是在探讨虚无。对抗虚无的意义就是自我创造意义。”

随后的表演中，有人扔掉帽子，有人唱出诗歌，有人举起拳头，像击打东西一样读出自己钉子一样的诗句。即时性的表演，即时性的反馈，真诚平等地在诗歌中分享自己的私人感受与经验，这是“诗喃”留给我的最初印象。

诗喃（Poetry Slam），作为一种根植于舞台的口语诗竞演形式，起源于1986年的美国。当时一位名叫马克·史密斯（Marc Smith）的前建筑商、诗人在芝加哥举行了世界首场诗喃赛事。赛事基本原则如下：表演自己原创的长度在三分钟内的诗歌；不使用道具；不用音乐伴奏；拍手、跺脚、嚎叫、互动、即兴、吟唱，诗人可以动用各种肢体上的音乐性元素演绎诗歌；现场观众负责打分。这些原则旨在鼓励所有人不受限制地创作、表达自己私人、独特的生命经验。这项反精英、平民化的艺术运动，很快流行于欧美乃至全球。

在国内，诗喃的引入相当晚近。谙熟国内外诗歌界动态的诗人西川在去年年底接受我的采访时还提到，他建议“2022平行诗歌节”专门设一个Poetry Slam的环节，他译为“诗喃诗歌现场”。“我撺掇认识的年轻戏剧导演已经四五年了，现在终于有人做了。这个东西国外的年轻人都玩，诗歌朗诵实际上已经变成一种诗歌表演。”

去年7月份开始主办诗喃活动的“诗人游击队”，大概可以算是国内最早搞诗喃现场活动的组织。

我在上海参加的那场“诗喃”，主办方正是“诗人游击队”。主要发起人之一腾龙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影视制作专业读书期间，通过电影Slam最早了解到“诗喃”。这是一部拍摄于1998年的电影，游走于黑人帮派与监狱之间的男主人公最终通过诗喃的自由表达，完成了自我发现与救赎。2019年底，腾龙毕业回国，断断续续做着一份摄影师的工作。有段时间他失业了，有一天忽然心血来潮，他跑到上海的地铁站门口念诗，地上摆了一个收钱的二维码，念了两次赚了10块钱，后来因为没有卖艺资格证，被保安赶走了。

2022年7月，上海刚刚结束疫情封控，腾龙和大学同学小白（白尹诗嘉），以及小白的高中同学杨一一起成立了“诗人游击队”，开始寻找可以合作诗喃的书店。起初对方并不明白他们的想法，有的书店甚至开出一小时3000元的价码。后来，“我们找到一家很小的独立书店，老板是在伯克利大学的一名政治学博士。在那样一个半开放空间里，摆了一些椅子，最开始表演的五六位人士，大家差不多都认识。夏天的午后很热，在橙色的雨棚下，还有蝉鸣声。许多路过的人觉得很有意思，围在旁边看，希望加入我们的群。前两期我们都是抱着玩的心态，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我们的活动。”小白向我这样描述第一次活动的情形。

当时有路人问他们办这种活动的意义是什么，在总结文章中，他们这样写道：“凡事何必追问意义，大家不过都是在找一种喜欢的方式消磨时间。在我们看来，读书、写诗不应该是专属于小部分人的‘特权’，也并不只有宏大的叙事才配被记录成文字。有一些朋友在参与后表达了下一次也想要上台的欲望，还有两位朋友开始观察周遭事物，并且已经完成了一次创作，那么，这一次活动就实现了它的价值。那就让我们一同消磨时间，在别人的表述中抢回一些你之所见吧。”Fi（刘惠婷）就是当时路过的一名观众。2020年，她在重庆大学电影学院导演系读最后一个学期，回到山东老家准备毕业剧本时，碰上新冠疫情暴发，出国留学计划泡汤。上海封控期间，她又正好独自一人在这个城市居住，孤独、抑郁、失语。有段时间她发现自己完全无法书写，表达不出任何东西。遇到这次线下的诗喃表演，那种摆脱手机世界的真实接触，让她有种破局的感觉。“第一次办活动的地方离我家非常近，当时路过，看到都是年轻人，大家一起做一件看起来有点反叛精神、非常理想主义的事，好像从苦难中挣扎出来看到一点希望的感觉，就很想抓住它。”

此后的活动，Fi几乎一场不落，很快和小白、腾龙成为好朋友，并成为“诗人游击队”的核心表演者。Fi此前的写作更偏文本，并没有读诗的习惯。诗喃对她的启发在于诗歌可以变得更加口语化，还可以融入表演的元素。

诗喃表演与诗歌朗诵的区别，最核心的地方在于具有平等、多元的反精英意识。正如腾龙他们所说：“游击队反精英，不需要出版诗，不需要诗人身份；游击队庆祝多元声音；观众，你们拥有主动权，诗人需要赢得你们的耳朵；观众，不要静静听，如果你喜欢什么，欢呼，不喜欢什么，跺脚。”有时微信群里也发生争论，互相指责对方写的不是诗，腾龙的态度非常明确：我们不去定义什么东西。

正是这种宽容与多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诗喃活动。201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渡边，是个长相清秀、十分阳光的大男孩。毕业后由于影视行业不景气，他演过话剧、拍过旅游纪录片，还在咖啡馆工作过，半年前才到上海。去年9月份，渡边与Fi在一次剧本围读会上结识，随后成为诗喃活动中最核心的表演者之一。第一次参加诗喃活动，渡边就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东西。“你能意识到它跟个体有关，跟在场有关，跟一种很直接的力量感有关，而不只是跟节奏、韵律、文字的选择有关。”

渡边从高中时代就写诗，但这一爱好并不为身边的朋友所理解，甚至被视为一种矫情。而诗喃表演让他意识到，重要的不是寻求别人的理解，而是“只要有我在就好”，每个人都愿意掏心掏肺地表达。那天晚上，他表演了一首自己刚刚创作的《午休，无休》：“午休，午餐，午睡，无意，就硬凑在一起/办公楼外/一群人/踱脚，向前走/一群人/踮脚，等灯变绿/一群人/停又动，保持队形，动再停，等某人，两人，多人再变一群。”写的正是他在工作场合中的不适感，还有对人群莫名其妙的恐惧。表演时，渡边指着台下的听众，临时加进去一段：“还有台下的一个人，两个人，四个人，八个人/一群人/你们一群人，真是好/我们一群人，真是好/该死的一群人。”那一刻，他感觉自我和诗歌第一次完整地融合在一起。

“我握着这具身体/不愿撒手/有时那是我仅有的/存在证据/抠进礁石/麻木痛觉/求生的手爬出吃人的水/它/只想活。”那晚腾龙表演了题为《手》的诗，讲述的是他在澳洲求学期间，和女友徒步遇险的一段生死体验。“我这一段在诗喃中所写的几乎所有诗都来自个人经验，在个人故事中剖析自我，这个过程非常疗愈。”他说。

每次表演前，腾龙都会进行排练，寻找适合的肢体语言。当他在台上举起手，短促有力地读《手》时，那些属于他自己的生命体验引起了人们对手这一身体部位的重新思索。与偏重文本的诗歌相比，诗喃的力量在于，这是用自己的身体表演自己的诗。这让我想起韩国电影《诗》中的一个画面：诗歌讲座班上，老师让每个人回忆一生中那些最美好的时刻。有人讲到不伦之恋的爱与痛，有人讲到高龄生子的喜悦，有人讲到住进大房子时的快乐，主人公美子则泪流满面地想起小时候在窗帘阴影半遮的房间，姐姐举起双手一遍遍召唤着步履不稳的自己：“美子，过来呀！”在某种共同的氛围中，诗歌能让人们卸下沉重的铠甲，回归到最深处的生命经验。我曾请教过诗人、译者范静哗，Poetry Slam究竟应该如何翻译，他更倾向于翻译为“砸诗会”，因为Slam本身的意思为撞击，可以引申为爆棚、掷地有声。在他看来，诗人上台比赛，多少有点把什么本事都亮出来的互相“砸场子”的意味。

参与了诗喃活动的Ringo也曾和一些诗人朋友讨论过“诗喃”这个多少有些误译的译名。她大学读的是中文系，由于喜欢戏剧，业余时间也写剧评，结识了许多话剧圈的朋友。参加诗喃活动后，Ringo发现这两个群体一些有趣的差异：“诗喃吸引的更多是影视圈、时尚圈的朋友，一起玩的时候，写的东西更偏于表达个人的敏感脆弱以及很小的共鸣，与国外的Slam相比，大家可能不太想去探讨太过严肃深刻的议题；而我在剧场的朋友们会更在意能否用这样的方式探讨一些更有集体记忆的事情，我们想表达勇气，有些不得不说的话。”

Ringo第一次参加“诗人游击队”的诗喃现场，表演的正是后来引起最多共鸣的那首《统计》。“上场的时候我还觉得有点蒙，明显感觉到大家不知道怎么参与进来，但到后来大家被慢慢带了进去，不光举手，还会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尤其当我问最后一个问题‘被现实改变了的人多，还是认为我就是那个要改变世界的人多？’时，我很坚定地举手，然后看到底下一开始有一些人举手，后来又犹犹豫豫地举起了一些手，尽管比我想象的少一些。”Ringo说。

让她有些意外的是，每次演这首《统计》，现场都会有人掉眼泪。今年跨年夜，Ringo在上海独立书店阅读节上再次表演了这首作品。她将诗中的问题改动了一下：“经历过新冠的人多，还是没经历过新冠的人多？”“进过急诊室的人多，还是没进过急诊室的人多？”那段时间大家刚刚“阳康”，反应很大。当问到“是演别人的人多，还是演自己的人多？是主角多，还是配角多？是现实中的戏剧多，还是戏剧中的现实多？”时，她发现一些人开始掉眼泪。只要愿意，这是一首可以不断更新、持续表演的作品。现场的即时性反馈，构成这首作品最为典型的魅力。

一个雨夜，我和腾龙、小白在小酒吧聊到很晚。成立不到一年，“诗人游击队”在组织的8次活动中不断完善着诗喃的表演形式，从最初的开放麦，到后来增加了现场评分环节，再到最新加入1V1的“诗拳击”，使其更加回归竞演属性。只是，作为一种流行文化中的亚文化，诗喃在国内的普及尚远远不够，如腾龙说的，许多参与者的表演意识仍然不够，还停留在诗歌朗诵的层面；或者如Ringo所说，诗喃的议题更多还停留在个人的情感经验，难以带动更多能够引发广泛共鸣的集体记忆。然而，他们毕竟在场，那种身体的、即兴的、真实的在场感。

（感谢傅浩、胡桑、李晖对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