誊录的队伍

誊录，缮写，其实就是抄稿，兴办四库时主要是按照要求抄书。武英殿修书处原有10名缮写的编制，从国子监贡生中挑选善书者，根据纂修翰林的指派做事。乾隆三十四年十月，时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总裁的王际华认为事情不多，一些贡生的书写质量也不高，“奏明裁去四缺，止留六缺，改由吏部考取誊录内选取举人及正途贡生，到殿验试，字画端楷者充补”。那时的他自也预料不到几年后皇上要兴修四库，不愿意养一些混日子的，采取了精简人员的举措，现在却要大肆招收写手了。

活字印刷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至乾隆中期，已有700多年的历史，由泥活字、木活字到铜活字，技术上臻于完善。雍正间印成的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虽说已经熔化铸了佛像，新制一套铜字并非难事，改镌木字更其简便。兴修《四库全书》为何要采用抄录的方式？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那可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大量的写手，与之相匹配的众多校对；而全手工的誊录过程，也容易造成千奇百怪的讹误，校勘难尽，成书后仍不断发现差错，不断地折腾。可皇上就这么定了，谁敢多嘴？无独有偶，当年永乐皇帝敕修《永乐大典》，也是选择誊录。弘历尽管很瞧不上朱棣的篡位，连带着找了不少《永乐大典》的毛病，这方面却是有样学样。

三十八年闰三月十一日，刘统勋等人呈报整体纂修方案，第四款说到誊录，视为办书急务，曰：“誊录一项，前经臣等奏明酌取六十名在馆行走，仅供写录《永乐大典》正副本之用。今恭缮《四库全书》陈设本一样四分，卷帙浩瀚，字数繁多，必须同时分缮成编，庶不致汗青无日。而其字画均须端楷，又未能日计有余，非多派誊录人员不能如期蒇役。臣等共同酌议，令现在提调、纂修各员于在京之举人及贡监各生内择字画工致者，各举数人，臣等复加阅定，共足四百人之数，令其充为誊录，自备资斧效力。”请注意其提到的数字：此前已有60名誊录，用以缮写自《永乐大典》辑出的佚文，工作地点在翰林院；此次再增招四百名，则是应武英殿抄书之需。至于招收方式，为推荐选拔加面试，即纂修和提调举荐拣选，最后由总裁审定。

资斧，亦作资鈇，指旅费、盘缠。“自备资斧效力”，是说所有誊录均属自费出力，无须朝廷发放津贴。为什么？

岂知这也是清廷修书的一个通例，在书局认真抄写，干满五年后便会有官做。此前所用誊录较少，在四库馆则是一个大数字，竣工后一下子安排数百个职务，也不现实。刘统勋提交的方案引入了考评分等机制：“请照各馆五年议叙之例，核其写字多少为等差。如五年期满，所写字能逾十分之三以上者，列为头等，准咨部议叙；其仅足字数者，次之；若写不足数，必须补写完足，方准咨部。”那时的官场已是人满为患，即便进士出身，也可能多年派不上一个位置；而乾隆很烦“捐纳”的花钱买官，下旨“停止捐例”。充当四库誊录成为一个可靠路径，是以消息传出，各地趋之若鹜。

武英殿内，东庑为凝道殿，西庑为焕章殿，皆面阔五间，附有耳房，应是缮书处的办公场所。而400名誊录又分为两块：200人办四库文渊阁本，即“第一分全书”；另有200人办理《四库荟要》。两拨子人马同时入场，齐头并进，各据一座配殿，至于孰东孰西，已难以确指。他们都要遵从总裁和提调的指挥棒，若说会发生一些交叉，也是有可能的。

誊录是一个苦差事，规定的字数是“每人每日写一千字，每年扣去三十日为赴公所领书交书之暇，计每人每年可写三十万字”，基本上要天天伏案，风雨无阻。而要求是字划端正，不存在错讹，包括版心格式必须规范。一旦发现问题，即会被驳回重写（称“驳换”），少则一页，多则数页十数页，就算是白写了。誊录也是一个大队伍，人数一多，就会出点个幺蛾子，前面写到的大兴监生姚岐谟的长期旷课便是一例。三十八年六月，御史胡翘元指出纂修提调等保举誊录之弊，说难免会有人借机受贿，加上要“自备资斧”，导致贫寒的善书之士选不上，“而书法平常者，转得挟资充选”，然后再去雇用书手，奏请叫停。乾隆很重视，命“九卿议奏”。未见到九卿集议的结果，此后四库的誊录队伍仍不断扩大，也显得更有吸引力。三十九年七月，总裁王际华推荐自己的弟弟锡寿做誊录，还特地为之置办了靴帽袍褂一整套行头，颇为郑重。而更为郑重的是乾隆帝，于四十一年九月特谕内阁，说原任大学士朱轼的孙子监生朱世德来京，“着加恩在四库全书处誊录上行走”。行走，有试用之义。看来皇上既念老臣旧谊，又担心乃孙万一书法不精或不努力，留了点儿余地。

皇六子永瑢奉旨任总裁不到一个月，即领衔奏上《功过处分条例》，主要针对的便是誊录和校对，并与誊录将来是否任用相关联：

至五年期满后，将功过簿详加核对，其应行议叙之缮录人员，除按字数多寡工拙酌定等次外，仍将功多过少者列为上等，功过相抵者次之，过多功少者又次之。由臣等公同核定，移咨吏部，分别班次铨用。其有过无功者，除字画潦草之员臣等随时甄别沙汰外，如字画尚属端楷，惟错字不能尽免者，尚可留供抄录。

功，是指原书中存在错讹，誊录加签提醒分校斟酌改正，“每一处记功一次”；过，指誊录粗心误写，“每错一次，记过一次”；如系原书错了，也跟着抄错，则免其记过。条例依据功过簿的日常记录，将誊录分为三个等次，应有较切实的激励作用。

有关誊录，除了一史馆张书才主编的《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外，流传至今的私人记载甚少，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收藏了一本武英殿誊录的考勤簿，极为难得。李振聚《新发现的四库全书馆誊录档册考述》对之做了精细周密的研究，并与相关史料比对互证，读后颇受启发。据介绍，这份档册“为一册蓝格写本，共计70叶。每叶分上下栏，上栏记书名、卷数，下栏记页数、字数、等次等内容”，是武英殿缮书处的工作档案，涉及陆潮愈、袁莹、谢莲锷、戴琠、魏淳耀、魏绳曾、汪存堉、许荫培等十三位誊录人员，以及分校官、国子监学正卜维吉，推测应属“分校卜”管理的一股。册中谢莲锷页《御制诗三集》项下，字数旁朱笔标注“板心违式，罚字五千实”，得，老谢那五天算是白忙活了。

有意思的是，档册中还夹了一封军机处中书阮葵生致卜维吉的信，协调在馆监生参试诸事。此事应与卜氏所带誊录有关，而据李振聚的研究，十三誊录中陆潮愈、谢莲锷、魏绳曾做了县丞、通判之类地方官，数年辛苦，也算上不虚此“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