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英殿往事

皇宫之内，几乎所有的殿宇亭台都有故事，多数被雨打风吹去，极少的才侥幸得以流传。武英殿亦如此。很多我们想了解的已无从寻觅，只剩得几桩大事，尚且缺乏细节的支撑。譬如皇家修书处的开办时间，就存在各种疑说。

明廷移都北京后，武英殿曾作为皇帝召见大臣和斋居之处。而其后院东北角那座造型有些奇特的浴德堂，由于其鲜明的阿拉伯风格，盛传乃乾隆为香妃兴建的浴室，孟森先生作《香妃考实》予以批驳，可至今仍未消歇。孟森徵诸古代宫室必设庖（厨房）湢（浴室），认为是元朝故宫遗留之物。在此基础上，单士元先生将浴德堂与文华殿大庖井合并考索，以为符合古礼左庖右湢的规制。是耶非耶？怕也难以论定。

清代的皇宫，以乾清门为标志，分为内廷和外朝。武英殿位于外朝的西路，在西华门内，与东路的文华殿并列，皆属相对独立的建筑群，始建于明初。其正殿即名武英，黄琉璃瓦歇山顶，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南向，前出有宽大的月台，一条甬路直通武英门，大门外有内金水河流过，并排架设三道汉白玉雕栏的小石桥。正殿后为敬思殿，前后殿形制略同，以穿廊相连，呈工字形。东西配殿分别是凝道殿、焕章殿，左右廊有房60余间。东北隅有恒寿斋，西北隅为浴德堂。明清易代之际，如果说北京是各方势力必欲争夺的中心，武英殿则数度成为中心之核，上演了一幕幕历史大戏。

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凌晨，崇祯帝朱由检从紫禁城北门（史称玄武门）仓皇出宫，吊死于煤山，提督京营的秉笔太监王承恩从死；而南面的大明门、承天门、端门、午门很快便一路敞开，很多官员内宦跪迎闯王进入。李自成头戴尖顶白毡帽，身穿蓝布上马衣，骑一匹毛色驳杂的黑马，在属下簇拥下进入皇宫，“登皇极殿，据御座，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见”。有研究者称李自成攻入紫禁城后，以武英殿为治事之所，不知何据？而他自山海关战败奔还后，的确是在武英殿举行的登基大典。《明史》卷三〇九：“二十九日丙戌，（自成）僭帝号于武英殿，追尊七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金星代行郊天礼。”无人详悉描绘当时之场景，那强作出的从容庄重和难以掩饰的惶恐不安，那种强烈的帝王意识和对紫禁城的迷恋，已经决定要撤出（逃走）了，还非要这么搞一下，也不知其是怎样查清的七代先人？至于李自成为何要选择武英殿，应是与走时方便有关，而与此同时，大顺军将士已在紫禁城各处殿阁堆柴泼油，准备放火了。李部于次日凌晨呼啦啦离京，紫禁九门和宫殿大火冲天，独武英殿得以幸免。

五月二日，清师进据京城，摄政王多尔衮被迎入武英殿——明故宫唯一未被焚毁的宫室。《清世祖实录》卷五：“己丑，师至燕京，故明文武官员出迎五里外。摄政和硕睿亲王进朝阳门，老幼焚香跪迎，内监以故明卤簿御辇陈皇城外，跪迎路左，启王乘辇。王曰：‘予法周公辅冲主，不当乘辇。’众叩头曰：‘周公曾负扆摄国事，今宜乘辇。’王曰：‘予来定天下，不可不从众意。’令将卤簿向宫门陈设，王仪仗前列，奏乐，拜天地三跪九叩头礼，复望阙行三跪九叩头礼毕，乘辇入武英殿，升座。”这段对话特意突出多尔衮的知礼谨畏，以及对前朝降人的抚绥。至于那些准备好卤簿御辇、跪于承天门外的太监，一个多月前大约也是这样迎接闯王的，李自成不买账，一路骑马直入，多尔衮则下马升辇，算是给足了面子。

在武英殿住下后，多尔衮分派大军追击李闯，进击中原，也在京师为崇祯帝后发丧，征召前明官员以原衔回任，同时实施高压政策，宣布薙发令，将汉人尽行逐出内城，分给八旗居住。清朝以此年为顺治元年，九月十九日，孝庄皇太后与小皇帝福临至京，礼部事先拟定礼仪：文武百官在承天门外金水桥南文武分班跪迎，俯伏候驾过，“次日黎明，文武百官于武英殿朝毕，上表，请即帝位”。多尔衮自会提前将武英殿让出，而应是要做一些礼仪方面的筹备，十余天后才在武英殿举行顺治的登基大典。在此之前，皇宫的修复重建已经展开，首先兴修的是乾清宫，顺治二年五月，主殿与乾清门、四角小殿、廊房等皆告竣工；接着兴造太和殿、中和殿、位育宫等，又用了一年多时间。但顺治似乎并未很快搬到乾清宫，仍频频在武英殿举行朝仪和宴集，而一直到他亲政之后，乾清宫还在修建中，不清楚其在武英殿究竟住了多久。

有意思的是，康熙八年（1669）正月，少年天子玄烨奉太皇太后懿旨：“皇帝现居清宁宫，即保和殿也，以殿为宫、于心不安。可将乾清宫交泰殿修理，皇帝移居彼处。”后因维修太和殿工程的影响，再改为移居武英殿，可证此处的条件要更好些。其时玄烨亲政已一年半，大权仍被辅政大臣鳌拜抓住不放，专断擅杀，飞扬跋扈，令15岁的少年天子难以忍受。就在武英殿居住期间，康熙与一等侍卫索额图定计，从八旗子弟中挑选了一批强健骁勇的大男孩，入内苑练习布库（摔跤）之戏，乘鳌拜不备，一举将其拿下，至此才可称真皇上。

玄烨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尤为倾慕儒家经典。此前，他的学习颇受一班满洲顾命大臣的限制，孝庄太皇太后似乎也不太支持，而逮治鳌拜后便不再受约束，举行经筵和日讲，也向传教士请教天文历法和算学。正是他下旨于武英殿设立修书处，始设的时间有多种说法，据项旋的考证，可确定为康熙十九年十一月。此时三藩之乱已近尾声，收复澎湖和台湾也在密集运筹中，国家大局日益向好，玄烨开始将文治规划提上日程。修书处即其一，办事的地方主要在武英殿浴德堂，而遇有兴办大书，则前院东西廊房皆为所用。《日下旧闻考》载：“西北为浴德堂，为词臣校书直次，设总裁统之。”又：“康熙十九年，始以武英殿内左右廊房共六十三楹为修书处，掌刊印装潢书籍之事。”自此，武英殿的职能发生大转移。兴修四库时，浴德堂遂成提调与纂校翰林的办公室。 武英殿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