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从未真正“边缘”

特约撰稿·胡恒

自从沈从文的《边城》一书出版以来，“边城”一词不胫而走。说起“边城”，辉映在多数读者脑海中的似乎便是湘西那片神秘的土地和古老的城墙，它们构成一种关于“边城”的固有印象，一如民国时期，曾经在上海多次演出过的戏剧《边城故事》中开头描写的一般：

草原，高山，森林，旷野……

成群的牧羊者，湍急的河流里的淘金人……

牛羊肉，酥油，乳酪，用青稞与土法制成的土酒……

西南边陲，重山叠嶂中留有这样一个偏僻和古老的县城，四周遍藏着金沙的山岭把这县城映衬得并不冷落。

“边城”，通常意义上指的是中国的国土边境一带，“边城”同于“边塞”，使得边境险固之意。它既是沟通中外的要道，也是偏远荒凉之地。不过这只是“边城”的一面，在中国历史上，它显然要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

我们谈“边城”，是和中心相对应的，有中心才有边缘，有边缘也才有中心，二者相伴而生。中心与边缘一定是建立在某种参照系之上的，当参照系发生了变化，则边城所指也将随之改变。随着中国历史上的疆土盈缩和首都变迁，边城所指也经常变化。今江南、江汉平原一带，《史记》中尚记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楚越之地，地广人稀”，这里尚属边陲之地，但魏晋南北朝以后，随着江南地区的开发进程，这里自然再不是“边缘”的角色。苏东坡曾经流放于杭州，在当时，这自然是流放边城的苦难之旅，但今日自然不可视杭州如边城。再如北京的历史角色，变迁更是巨大，秦汉隋唐时代，今北京所在自然属于通常意义上的“边城”，而元代以降，当北京成为统一王朝的首都，自然便不能再将其视作“边城”，但到了1928年以后，国民政府定南京为首都，北京就成了故都。等到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及华北之际，北京在时人心目中再次具有了边城的角色，1937年第3卷第5期《文化建设》上刊登过一篇文章《寂寞的边城》，说“转眼间北京古城到现在已是几经沧桑，由首都变成故都，由全国的中心重镇变成国防最前线的边城”，这便是中心、边城不停转换的典型例子。

另一方面，我们谈中心与边城，也存在一个尺度的问题。在一个大一统王朝国家，边城往往分布在一个广袤疆土的边缘地带，但如是分裂时期，中国疆土被分割为数个分裂政权，则“边城”所指也许是原大一统王朝的中心城市，地理空间尺度的变迁带来中心、边缘的巨大变化。此外，如是就国家尺度而言，国土边境线附近的城市更符合人们对于边城的期待，而如从省区视角来看，省与省交界的地带也是边城，内地的边缘地带也是边城，像沈从文所讲的“边城”更符合后者的定义。如是采用更小的尺度，则“边城”的范围显然要扩大很多。此外，边城既可以是地理尺度上的，也可以是文化尺度上的，当历史上如川西、晋北一带的城市如康定、多伦等城市，由于处于文化圈的交界一带，在时人和后人心目中，也往往具有了“边城”的定位。

当我们谈起边城，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是我们心中有一个“中心”在，“中心”和“边城”，在人们心目当中构成了一种等级秩序。这一等级秩序背后既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政治意义的。从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籍《尚书》所记录的“五服制”开始，围绕统治核心地带，一层一层向外扩展出去，形成一种存在严密等级的统治秩序，这便成为中国“天下观”的核心。等到“戎蛮夷狄”逐渐与东西南北的方位连接起来，形成一套华夏居中，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居于四方的“华夷秩序”。由于边城在多数人的心目中处于华夷交界一带，边城便潜在地具有了在地理上较为偏远、在文化上处于末梢的位置。

可是，这样一种观察角度，毋宁说是一种带有中原王朝、中原文化中心主义的固有视角。只要转换视角，所谓中心和边缘的角色便具有了逆转的可能。如东南沿海的岛屿，如以中原王朝和陆地政权视角来看，它们位居海洋，农耕不兴，是一个容易窝藏逃犯，对政权稳定带来威胁的是非之地。但如以海洋视角而言，沿海的海岛又充当了连接中国与海外贸易的重要角色，故以海洋而言，海岛上的边城是中心，而原王朝中心地带的城市则是边缘。中心与边城的角色，不仅仅是一种事实认定，它更代表了某种价值评判，当标准转换之后，中心与边缘便有易位的可能。海洋与陆地之间如此，草原与农耕均是如此，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更迭，与其说是统治秩序的没落与重建的循环，不如说是中心与边缘交替上演的连续剧。

此外，在一个统一王朝内部，中心往往意味着某种核心秩序的奠定，边城则因处于文化圈的交界与前沿阵地，在被王朝视作不稳定因素的同时，往往意味着变革最有可能从此发生，故而边城又代表着与某种不稳定秩序相伴而生的生机与活力，也意味着一些新的制度最有可能在这里萌生。在中国历史上，商取代夏，秦的统一，清的入关，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边缘群体进入中心的故事。学术界近年来开始关注中共革命起源的地理视角，大家常常发现中共革命往往最先由省界交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边城”一带兴起，最终在省界交界地带建立革命根据地，后来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域，最终实现了全国红色政权的建立，这就是“边城”的巨大潜力。“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一定程度上讲也是赋予了“农村”这一看似边缘的区域一种“中心”的角色，并最终在战略上达到了以边缘颠覆中心并进而成为中心的定位。

以一语言之，“边城”从未真正“边缘”，它同样是历史的主角。

（胡恒，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是清史、历史地理，出版《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等专著） 海岛边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