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草本到稿本

《永乐大典》问世后，有两位帝王堪称该书大功臣：一是明代的嘉靖皇帝，下决心组织人员誊录了一个副本，珍藏于宫外的皇史宬，使之历经战得以乱流传下来；二是清代的乾隆皇帝，下旨调集翰林官员从中辑书，由减法转为加法，也由被动收藏变为积极利用，使得很多珍稀佚书重新面世。

眼下流行“逆行”一词，由《永乐大典》中勾稽片段，再拼接成整本，也堪称一次规模壮观的学术逆行。

三十八年二月末，乾隆帝以从大典辑书为题，赋诗一首，并在小序中写道：“翰林院署庋有《永乐大典》一书，盖自皇史宬移贮者，初不知其名也。比以搜访遗籍，安徽学政朱筠以校录是书为请，廷议允行，奏既上，敕取首函以进，见其采掇蒐罗极为浩博，且中多有世不经见之书，虽原册亡什之一，固不足为全体累也。……因命内廷大学士等为总裁，抡选翰林官三十人分司校勘，先为发凡起例，俾识所从事：芜者芟之，庞者厘之，散者裒之，完善者存之，已流传者弗再登言，二氏者在所摈，取精择醇，依经史子集为部次。”记述此事之原委，以及自己对辑佚的大思路。在诗句夹注中，他还说永乐帝编纂大典的动机是因得位不正，唯恐他人讥议，召集数千人编书，“欲藉以疲其力而箝其口”；说宋太宗兴办《太平御览》等三大书，也因“身有惭德”；只有自己出于爱书和知书，“我惟爱古命重编”，为后世留下一部校勘精良的灏瀚巨著。

大典辑书的确是一次重编，乾隆帝诗序中所说的“发凡起例”，其实大而化之，仅讲了几条纂修原则。而辑佚馆臣的操作流程，则是严密和具体的，略为：

初选要书——签佚书单——誊录——粘连草本——形成初稿本——二次修改稿本——誊录正本

如果说多数环节的责任人很清楚，而由谁来粘连草本，就显得有些模糊。现今对大典辑佚做了精细研究的专著，如张升《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研究》，将之归为纂修官应办之事，认为“誊录好的佚文，由辑佚《大典》纂修官粘连成册，进行校勘整理，并拟写提要。这粘连成册的，即为辑佚初稿本”，干脆去掉了草本的环节；而史广超《永乐大典辑佚述稿》专设“裒辑草本”一节，则称“誊录官将佚文逐条抄出，并粘连草本。这是四库辑佚的第一个完整成果，也是纂修官后续工作的底本”。他的叙述有些混乱，接下来有“当日纂修官所纂草本”云云，又转回纂修官那里了。

大型图书的编纂，必须有明确分工和清晰流畅的程序。草本一说，出自总裁于敏中的手札，“俟草本粘□成帙，即可辨其适用与否，以定去留”，视为很重要的一环。而由谁来粘连草本？不管是纂修官还是誊录，应都很难操作。他们都是以书册分工，专管一段，签出的佚文分处各韵部，有些会相对集中，更多的则可能跨度极大，散在几个或更多人所分书册中，怎么粘连？由谁粘连？

不要忘了四库馆职中还有“翰林院收掌官”的名目，设置竟达20人之多，当不会只管收收发发。窃以为比较可行的做法，应是誊录按照分配的卷册先后抄出，交与收掌官，由他们与签佚书单核对，同时粘结成册。有了草本，提调官便会根据各位纂修官的治学方向，分发到人，再由责任人查阅文献，斟酌先后次序，重新排列组合，形成一个稿本。此举最能检验纂修官的学问功底，当然也包括责任心，要整体把握全书架构、卷数、存佚情况、佚文之逻辑关系，力求恢复原貌。有些古本尚能找到相近著作，有的系注疏儒家经典，还能有所依据，也有的乃一空依傍，困难就要大很多。史广超节引了国家图书馆所存大典草本《朱申句解》，每条皆标注书名和签出纂修官姓氏，然后才是正文，最后一行写在大典之卷次页码。另有草本《彭氏纂图注义》《春秋会义》二种，体例大致相同。应是二次分配的任务。

各位纂修素养与资质不同，下大工夫死工夫的固有之，潦草对付的也不少，甚至有设法注水者。张升曾举清孔继涵家抄本《日涉园集》为例，其卷二末页有一段话：

是集乃乙未先君为同年友刘湄岸淮所编，欲分五卷，未定，钞此副本。而刘欲以卷多炫功，遂以五卷为九卷，盖即共成十卷也。

孔继涵，为孔府第六十七代衍圣公孔毓圻之孙，辛卯科二甲进士，未能进入庶常馆，分配到户部任职，一生著述宏富，精研“三礼”，后兼《日下旧闻考》纂修官。此段文字，应是继涵之子所记，称乃父与己丑科的刘湄是同年友，二人都是山东人，也可能为乡试同年。他说父亲在乾隆四十年协助刘湄编了《日涉园集》，本来分成五卷，刘湄为了邀功，将五卷改为九卷，形成了一个十卷本。而这些话，又只能是继涵闲谈时告诉儿子的。

这段话也揭示了当时士林之心态趋向：朝廷开修《四库全书》，在馆者固然欣喜，那些未被选中的年轻学者则极为艳羡，通过各种方式借阅和抄录大典等秘书，如孔继涵，就以帮着在馆的友人刘湄编书，乘机抄录副本。《日涉园集》为北宋文人李彭的诗集，《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八》载其提要，写道：“其集《书录解题》作十卷，世久无传。今检《永乐大典》所载彭诗颇多，钞撮编次，共得七百二十余首，诸体咸备。谨校订讹谬，仍厘为十卷，以还其旧。”可知从各类书目、杂著中寻找一些依据，亦纂修官辑书的常规做法，刘湄并非凭空多分卷。可若说他截短续长，有意拉抻，至少孔继涵是这么认为的。

孔继涵是一个爱书人，一个学者和藏书家，而出身于衍圣公府，又使他家境优裕，属于黄宗羲所说的喜欢书且有钱者。朝廷兴修四库，也为藏书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任职户部的继涵虽未能入馆辑书，却与不少纂修官过从密切，对珍稀古籍的大典稿本借抄录副。他所熟悉的可不光一个刘湄，还从邵晋涵那里过录《旧五代史》，从杨昌霖处过录《春秋会义》，从钱坫处过录《春秋繁露》，从周兴岱处过录《吕忠穆公年谱》，如此等等。戴震与孔继涵既为好友又是儿女亲家，自会多方提供方便，所辑大典本全都交他誊抄副本。那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数年后戴震遽然辞世，继涵搜罗其文稿15种，亲自校勘，以《戴氏遗书》之名印行。其是大学者戴震著作的首次全面刊刻，既以纪念挚交，也为后世保存了一宗极珍贵的学术财富。《算经十书》也由继涵一力推出，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10部，曾为唐代国子监算学馆教材，至明代多已散佚，其中的《海岛算经》《五经算经》即为戴震所辑。在该书序言中，孔继涵再一次提到戴震的学术贡献。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