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颠覆爱情电影，超越身份政治

韩裔加拿大籍剧作家、戏剧导演席琳·宋（Celine Song）坐在纽约曼哈顿东村的一家酒吧里，一边是她的美国丈夫，另一边是从韩国来看她的青梅竹马。人们的目光在这样的空间里相互交错——在旁人眼中，他们是个奇怪的组合，很难一目了然地看出三人间的关系。那一瞬间，席琳·宋产生了言说的欲望，她想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讲述这三个人走过怎样的人生历程才在那个夜晚聚在那个地方。

这个场景作为创作的触发点，成了席琳·宋长片首作《前世》（Past Lives）中的第一幕。它给人一种爱情轻喜剧的感觉：两男一女坐在酒吧里，画外音中的看客在揣测他们之间的关系。而在一部美国电影中看到两个亚裔面孔，也为观众制造了“移民叙事”的期待。一个是类型电影中最庸俗的桥段，一个是近年来最热门的身份政治，已经足够让柏林电影节上刻薄的影评人翻起白眼。

该片几周前已经在圣丹斯电影节首映，现在又被选入柏林主竞赛。实际上，《前世》在圣丹斯的媒体反映就很热烈，Indiewire、《综艺》、《卫报》等都对其给予极高评价。但美国的电影记者最容易被身份政治绑架，所以其他地方的影评人还是对他们的反应持保留态度，直到《前世》在柏林电影节《国际银幕》场刊上拿下3.6的最高分（满分4分），大家才开始正视这部圣丹斯走出来的“爆款”。可惜今年的主竞赛评委似乎对乍看之下较为独特的电影比较感兴趣，这部在形式上相对收敛的作品没能得到评委们的青睐，在金银熊颁奖时空手而归。

影片工整地分成三段，相互间隔12年，讲述女主人公诺拉（格蕾塔·李饰）童年、20多岁、30多岁时的人生际遇和情感生活。她在童年的末尾随父母移居加拿大，被迫与青梅竹马的海城（刘台午饰）分开。多年后，20多岁的他们一个在纽约读戏剧，一个在首尔学工程，通过社交网络重新找到彼此，并开始了一段远距离的暧昧。由于距离和不同的人生追求，这场网恋并没有结果，两人也走上了很难再有交集的人生道路。这几乎就是导演自己的自传，席琳·宋12岁随父母从韩国移民到加拿大，后取得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创作硕士，专攻戏剧。她在柏林记者会上大方承认，片中的情感故事很多都有生活原型。

但这绝不是另一部《米纳里》（Minari，2020），即便两部电影的制片公司都是A24。对于席琳·宋来说，移民叙事是一个背景，是她人生的发生场所但不是目的，就跟白人编剧写白人经历一样。如果说在身份上有所诉求，她可能更关心自己的女性身份。她的戏剧作品Endlings（2019）用济州岛的“海女”（注：在日本、韩国，海女是一项古老的职业，指不带辅助呼吸装置、潜入海底捕捞为生的女性）与女作者进行对话，而海女文化最著名的就是其半母系社会的组织方式，以及由女性从事对身体挑战极大的工作。

《前世》中，诺拉是另一种“女强人”，她有很强的事业心甚至可以说是野心，代表当代文化精英式的独立女性。在她绝对现代的爱情故事中，男女双方都不可能为了爱情而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放弃现有的生活。演员格蕾塔·李说她不喜欢传统爱情作品中女性一旦陷入爱情就会迷失自我的情况，仿佛女人天生就有所缺失，需要用爱情——通常是跟男人——来填补这种缺失。而宋的剧本里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她是一个独立自洽的存在，爱情不是来修补她，而是使她更加丰富。

在人物关系上，《前世》颠覆了爱情轻喜剧这种类型对爱情的浪漫化，诺拉没有像过度戏剧化的爱情类型片女主一样，通过离谱的巧合或计划与海城走到一起，而是在一个几乎无趣的场合遇到了未来的丈夫亚瑟（约翰·马加罗饰）。导演又狡黠地捡起了这种类型作品中的“爱情三角”烂梗，赋予了它全新的意义。她的爱情三角中有尴尬和喜剧效果，但更重要的是有三个成熟的成年人，相互理解、支持，善意地解读每个人的意图。

影片第三段中，海城终于到纽约去找诺拉，这是他们分开20多年后第一次线下见面。亚瑟对此非常紧张，但他没有做出爱情类型片男配角惯有的夸张行为，而是选择对妻子倾诉自己的不安。他说：“你们是青梅竹马，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法跟他竞争。”但同时又说：“那个男人乘了十几个小时飞机到纽约来就为了见你，我绝对不可能让你不去见他。但是我心里很不安。”如果说诺拉对事业的选择塑造了一个现代女性形象，那么两位男性对于爱情和情感的态度，就是宋所要的现代男性：他们有恰如其分的细腻和敏感，不回避自己的感情，不忽略情绪波动，同时也接纳他人的情绪，理解他们的人生际遇。他们相互尊重。

席琳·宋在运镜和剪辑上可能与主竞赛中的老导演还有一些差距，但她对人物的塑造和对空间的把握可以说是近乎完美，或许是因为老本行戏剧对舞台空间和演员表演的依赖。她说在创作过程中，不同的场景会受到不同电影作品的影响，但最重要的是《与安德烈晚餐》（My Dinner with Andre，1981），给了她的酒吧对话戏很多启发。这部路易·马勒的作品起初是要上戏剧舞台的，创作中才发现似乎更适合银幕。《前世》同样更适合银幕，镜头对眼神和肢体的捕捉，让创作者摆脱了对台词的依赖。于是导演将演员置于特定的地点和空间里，然后给出大量的留白，用视听语言制造情绪，用情绪讲故事，让本就捉襟见肘的口头语言退居二线。她要描摹的那种属于现代爱情的氛围和情绪状态，可能尚没有文字语言可以精准地表达。

男主海城的扮演者刘台午将这部电影理解为一种普世的经验，就是三个普通人在学习爱与完结，它可以超越文化、地域和年龄。但实际上，爱情这种受文化构建的东西，不可能是普世的。席琳·宋的作品真正普世的地方，是探讨人的局限和人生的遗憾。它不是苦难叙事，其中每个人物都过得挺好，都属于文化科技经济高度发达地区相对舒适的阶层。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有不可消弭的惆怅和遗憾，这种遗憾似乎是人的一种属性，它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要人对人还有需要和渴望，这样的需求就可能与个体的追求和际遇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这种人之为人的局限与无奈是普世的，它在片中以留白、沉默、对视这些同样普世的语言表达出来，打动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无数影评人。

面对不能解决的问题，人就会诉诸超自然，所以导演反复提到In-Yun的概念。直接导致豆瓣上一度将片名误译为“前世姻缘”。这个概念实际上是韩语中的“인연”，一般转写为“inyeon”，汉字“因缘”。是东亚几个国家都有的说法，也是一个佛教概念。片中做了解释，指人与人之间前世的关系，以及从而产生的今生因果，每一个擦肩而过的人都是有缘的。那些人所固有的遗憾，通过因缘的说法，也就得到了解释，人通过这样的方式将无奈与惆怅合理化，从而减轻痛苦。

与因缘紧密相连的概念就是前世与来生，也是片名Past Lives的由来。导演利用了它在英语中的双关义，一方面指前世因缘导致的今生因果；另一方面也是说，在移民、成长等多种原因作用下，诺拉与海城的过往已经仿佛是前世一般。他们最后的相遇，就是在埋葬这段逝去的人生，并为它进行最后的哀悼。豆瓣现用的译名“过往人生”显然就是指向后一种意义，但这样一来又丧失了因缘的含义。其实大可不必硬凑四个字，包括权威的《东亚日报》在内的韩国媒体，在翻译这个英文片名的时候，大都用“전생”，也就是简简单单的“前生”。既包含前世因缘的概念，也体现恍如隔世的变化与失去。

除了这两层显而易见的意义之外，“前世”还有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意义。在影片临近结尾处，导演一路营造的氛围和铺陈的情绪达到了顶点，随时要爆发出来。片中人物梳理了几十年的因缘际会，就要卸下所有包袱与过去彻底告别。这时候诺拉对海城说，她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的那个小女孩了，她有自己的生活、事业和婚姻，有自己的现实和理想；但是，当年那个小女孩，她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永远都会存在下去。怎样与过去告别，但又不否认、不藐视它？怎样正视、接纳自己的过往，和因之而生的全部情绪？这是所有人穷尽一生的修行。席琳·宋把诺拉与海城的过去定义为“前世”，不仅是因为他们的人生渐行渐远，也不仅是离散人群身份在某种程度上的割裂，而是要给这一段人生一个名正言顺的位置。因为是“前世”，所以它已经盖棺定论，不容否认、不能篡改，它真实地存在。它让我们在“今生”和“来世”都能得到慰藉。 前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