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Vintage配饰珠宝为什么珍贵？

1996年苏富比拍卖杰奎琳遗物时，她的时装珠宝带来了最高溢价——245万美元的成交总值是最高估价的45倍。其中一条带有水晶扣的人造珍珠项链拍出了21万多美元，这条三股式珍珠项链在杰奎琳生前出镜率非常高，比如1962年她抱着小约翰被摄影师定格的刹那，小约翰正抓着一股珍珠跟母亲嬉闹。

名人遗物的拍卖更多关乎于谁碰过它们，而不是谁制造了它们。不过，这条人造珍珠项链的制造者肯尼·杰·莱恩（Kenneth Jay Lane）确实大有来头。他被称为“假珠宝之王”，奥黛丽·赫本在《蒂芙尼的早餐中》佩戴的五股式珍珠项链也是出自他之手。

为什么“第一夫人”杰奎琳也会戴假珠宝？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解答。莱恩在1996年谈到杰奎琳时说：“她对珍贵的珠宝不太感兴趣。好东西都被她留在了银行。”另一方面，纵观20世纪，时装珠宝的确掀起了一股不输高级珠宝的风潮。

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进行的特展“铭心——20世纪胸针艺术”，聚焦在胸针品类，为20世纪时装珠宝的崛起和发展做出注解。包括众多大师级设计师作品在内的938件胸针和相关配饰，覆盖了从20世纪20至90年代，Vintage时装珠宝发展的各个阶段，所有展品均来自藏家郑莺燕。

从花心可微微颤动的兰花，到线条灵动的飞鸟，细致入微的镶嵌工艺让不同切割方式的宝石都能贴合花鸟的自然弧度舒展，斑斓色彩恰到好处地点缀其间。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Vintage胸针并不是以贵金属和稀有天然宝石为荣的高级珠宝，而是以更为廉价的材料制作的时装珠宝，亦被称为配饰珠宝（Costume Jewelry）。

早在300年前，珠宝商们就开始用琉璃做首饰了。人造宝石从19世纪涌入市场，莫泊桑的小说《项链》便是以一条仿钻石项链为线索。直到20世纪早期，这些精工细作的首饰才以“配饰珠宝”之名崭露头角。郑莺燕认为，现代配饰珠宝行业的大爆发“是被经济和战争两个重创给‘逼’出来的”。如果没有美国第二三代欧洲手工艺者移民和从高级珠宝工坊“出逃”的设计师，也不会有配饰珠宝在20世纪中后期的繁荣，两者刚好被美国上世纪20至30年代间经济从极盛转向极衰的大反转捏在了一起。有一种说法是，当意大利人来到美国，好男人做金匠，坏男人当黑手党。那时大量的欧洲成熟手工艺者移民，帮助美国构建了一套行业体系，不少配饰珠宝的创始人就是其中之一。

原本配饰珠宝和高级珠宝，各行其道，直到1929年华尔街的黑色星期四，股票从巅峰跌入谷底。像盖茨比般的人物一夜之间都消失了。没了“金主”，高级珠宝品牌难以维系，设计师们被迫出走。配饰珠宝品牌Trifari瞅准时机，说服为高级珠宝品牌提供设计的阿尔弗雷德·菲利普（Alfred Philippe）加入，从此品牌打通了与高级珠宝在设计上的区隔。

吕克·贝松说过：“我们意志消沉时，电影就像治病解忧的阿司匹林。”与经济大萧条相悖而行的除了电影产业，还有配饰珠宝，两者都代表了应运而生的中产阶级文化。展览中“颤抖心光”这一单元的展品，从白银镀铑造就的颤抖花枝，到锡铅合金制成的珐琅彩樱桃，表面靓丽与背里粗糙的碰撞，正是一种时代精神。

郑莺燕相信，时尚和时代是紧密交织的。“二战”期间，美国政府明令禁止铜和铂金材料作为民用，但这反而成为驱使品牌钻研新型材料的动力。各种比例的合金材料相继推出，在镀金或镀铑后，视觉上与贵金属效果更加相近。“当时被推崇的材质，比如塑料，在现在看来难免缺少高贵感，但在那个年代价格高昂，就像中国风靡一时的‘的确良’。”郑莺燕说。

在展览空间的中心有一个钻石形状的展台，陈列着4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设计，那些以透明胶质感的“宝石”为主体，衍生出的设计便是备受藏家追捧的“果冻”系列。看起来像水晶的“宝石”其实是赛璐珞，原料来自战斗机的挡风玻璃。当年，Trifari为了在战争时代维持生计，也接了军工的订单。一次，创始人在仓库里发现很多轻巧的透明材料，因为略带瑕疵无法继续胜任战斗机的严苛要求。在他的推荐下，设计师阿尔弗雷德将这些废弃的赛璐珞重新利用，经过圆形切割，作为胸针主体镶嵌在金属底托上，化身为各种淘气小动物的肚皮。随后，配饰珠宝纷纷使用赛璐珞进行设计创作。“胸针作为一种时尚演绎，跟科技的连接不是那么的直接。但我觉得永远是军事影响科技，科技影响工业和民生，最后反映到时尚。”

郑莺燕非常认同茨威格在《艾利卡·埃瓦尔德之恋》中写下的一段话：“胸针之于女性，象征大过于装饰，因为它是所有饰物中唯一不和女性身体发生接触的特例。而即使高贵如女皇，在佩戴胸针时也必须谦卑俯首，那时往往会有一阵微微的眩晕，因为，你看到的是你心上的自己。”除了胸针之外，她也搜集与胸针相关的海报，并常常被这些海报的巧思打动，比如用一条缎带蒙住眼睛，意思就是我什么都看不见，我只看见配饰珠宝。“女人就是这样，对美的事物没有抵抗力。”再比如以“聪明女孩”为主题的，把胸针做成项链或佩在腰间，可根据需求自由搭配。郑莺燕认为，这也是女性解放自我的过程——60年代职业女性特别多，但10年前她们还在尽力打造一个完美主妇的形象。这些海报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的社会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

在展会现场，绝大部分珠宝系列都和海报一一对应，成套出现，只有一组胸针，海报上是9枚，但展览中只有8枚。郑莺燕回忆道，当时指引她四处搜索的海报是电子版，画面比较模糊，看不清字，但在搜罗第9枚时，她收到了海报的纸质版，才发现那些字在说，其中8件的单价都不超过15美元，只一件价值2900美元，“你能看出是哪一件吗？”“当一枚18k金、镶着92颗钻石的高级珠宝和配饰珠宝放在一起的时候，普通人很难分辨它们的区别。所以我一下就释然了。想想40年代末，永不褪色合金的出现代表着工艺的标准化。这为设计师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也让女性不必再去追求特别奢华的东西了。就像香奈儿说的，饰品不是让女人显得很有钱，而是让女人看起来更可爱。一件高级珠宝预算，可以购买很多件配饰珠宝，每天换着戴，这在当时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观念。”

50年代是配饰珠宝“最后一个优雅的10年”，此后，整个行业随着时尚将近20年的叛逆潮流，逐渐走向没落。重工工艺让步给了略微浮夸的设计。对此，郑莺燕是这样分析的：“整个社会不再追逐精致的东西，越是酷的越是叛逆的，越受欢迎。再加上大师们同期开始纷纷去世，手工业者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早期手工业者都是欧洲几代人传承的工匠，这种审美能力和技术标准的培养并不是几年工夫就能达成的。”此后，配饰珠宝与高级珠宝的分野越发明显，日渐以流水线的形式制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90年代崛起的施华洛世奇。

1968年的“烟花”系列似乎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郑莺燕看来，作为Vintage配饰珠宝发展时期的灵魂人物，设计师阿尔弗雷德·菲利普在行业里奋斗了近40年，退休之前推出“烟花”系列是有寓意在的。“三四十年代，配饰珠宝行业中的大师曾成群结队而来。就像雨果说的，‘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在文明史的发展过程当中，越是艰难的时期，人们对美好的向往越是极致的。我们看到的这些被时间留存的Vintage胸针，的确归功于一个个成功的品牌和设计师，但他们之于历史也不过是潮汐上的浪花，被如同海底潜流般的社会变迁推动着。”最早展览的名字被拟为《觉醒》，“一种是设计师从高级珠宝走向配饰珠宝的觉醒，这背后有不可逆转的时代走向；还有一种是胸针打破阶层的觉醒，毕竟，它曾是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使用的，如家族徽章式的符号标记。我希望通过展览把这一段转变时期的社会风貌呈现出来。”

（本文参考了《Vintage胸针时尚百年》）

莫卧儿系列

作为印度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莫卧儿王朝也是印度历史上疆域最广阔的帝国，其全盛时期领土几乎囊括整个南亚次大陆以及阿富汗等地。当时的印度文化以多元著称，莫卧儿系列正是通过在首饰设计中较罕见的马、孔雀、公鸡、大象等形象来展现这种交融，而大小统一的珠子排列设计蕴含了宗教平等的寓意。此外，大红大绿等强烈的色彩冲撞感可能代表了印度在文化中极致的矛盾和价值观的冲撞。

摩尔人

展览中有几枚黑人头胸针，有人会想是不是有点“种族歧视”了。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摩尔人多指在中世纪时期居住在伊比利亚半岛（今西班牙和葡萄牙）、西西里岛、马耳他、马格里布和西非的穆斯林居民，《奥赛罗》中的主角就是摩尔人。从16世纪开始，威尼斯工匠开始以摩尔人为题材制作珠宝与物件，满足欧洲人对这些贸易往来伙伴的好奇。摩尔人形象的饰品通常在头巾和服装上点缀宝石，受到权贵阶层的欢迎。据说，当意大利南部面临摩尔人入侵，当地居民便佩戴“黑人头”形象的饰品表明立场，希望不要遭到攻击，之后这一传统在欧洲渐渐传开，摩尔人形象的饰品也被赋予了守护神的象征。

Ming系列

展览中价值最高的展品是皇冠黑天鹅胸针，这个全球现存10枚的设计来自40年代初推出的Ming系列。红绿色搭配的狮子、斧头、颇具祥意的垂柳、宝塔……设计师似乎对中国的明朝情有独钟。在审美层面，明代不及更受推崇的宋代，可也许因为自明朝起，中西方文化与贸易的交流愈加频繁，设计师才以此命名。他们用颇具东方特色的仿漆艺和仿翡翠呈现出其想象中的东方。 珠宝胸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