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孟图神庙：中国考古在埃及

“刚去的时候，砂岩的神庙废墟几乎完全被淹没在荒草丛中。遗址上有哪些建筑，根本无法辨认。”贾笑冰记得，当考古队刚到孟图神庙时，遗址区的大部分区域已经有40年没有进行考古工作了，边缘的地方，零星被附近居民侵占，修建了房屋。考古队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地面的杂草和违章建筑，掌握遗址现状。

2018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文物部签署了《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协议》，中埃联合考古队正式组建，社科院考古所的研究员贾笑冰担任中方的执行领队。在经过一年调查记录遗址现状和初步清理遗址环境之后，2019年年底，发掘工作正式开始。

孟图神庙位于埃及南部名城卢克索，古称底比斯，是上埃及地区的核心区域。提到孟图神庙，可能不为人熟知，但它所属的卡尔纳克神庙区则是人们到卢克索的必去之地。如果说开罗附近地区最宏伟的古代建筑是金字塔群，那么到了底比斯，就是神庙的世界。2000多年前，古希腊人游历底比斯时，就将这里描述为一座拥有“巨大建筑物、壮丽的神庙和各种装饰品”的伟大城市，“比埃及或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要富丽堂皇”，而荷马称这里为“百门之城”。曾经底比斯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建筑工地，如今在这些残垣断壁中，仍能看得出当年的辉煌。

卡尔纳克神庙群在尼罗河东岸，西岸是著名的“帝王谷”和“王后谷”陵墓区。帝王谷是一个狭长蜿蜒的河谷洼地，500年间，这里一直是埃及新王国统治者的墓地，目前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62座陵墓和20个未完成的墓坑，其中包括著名的图特摩斯三世墓、拉美西斯二世墓，以及更晚近发现的图坦卡蒙墓。

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非常庞大，占地超过两万平方米，一些神庙门口的雕像也十分巨大，以至于“埃及学之父”商博良调侃说“埃及人一定是为高31米的人设计的”。这其中，阿蒙神庙又是卡尔纳克神庙区最核心的建筑，是为古埃及人最重要的太阳神——阿蒙神而建的。贾笑冰向本刊介绍：“中埃联合考古队的工作地点孟图神庙就位于阿蒙神庙的北侧，仅一墙之隔，沟通尼罗河的古水道经过孟图神庙北大门，联通孟图神庙的码头，从地理位置上讲，孟图神庙区是整个卡尔纳克神庙区的北部门户。”

尽管卡尔纳克神庙赫赫有名，有关底比斯的后世描述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贾笑冰指出，“目前我们能掌握的最早关于孟图神庙区的资料可追溯至18世纪末，多为欧洲探险家的笔记”。拿破仑率领的法国调查团也曾到达卡尔纳克地区，并对孟图神庙区进行过比较详细的测绘工作。进入19世纪，法国人商博良来到孟图神庙，手绘过法老的王名圈，另有来自德国、美国的探险家都曾在此做过快速的清理和遗迹绘制工作。“不过这时的探险家大都以挖宝为目的，遗迹现状仅作简单描述，更没有详细的工作记录可言。因此我们无法得知他们在孟图神庙具体做过哪些工作，又或者对哪些建筑造成何种程度的破坏。这种情况在孟图神庙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时间，而后因各种原因，工作强度减弱，孟图神庙区经历了数十年的工作‘空白期’。”

由于缺少官方的监管，在此期间孟图神庙各个遗迹遭到了盗掘者的严重破坏，一些建筑遗迹在此时彻底消失。1940年，法国在开罗设立的东方考古研究院接管孟图神庙区的发掘工作，开始第一次大规模系统的考古发掘研究工作，包括对三座主要神庙的清理与命名工作，分别是孟图神庙、玛阿特神庙和哈普拉神庙。法国考古学家的工作持续至1952年，在此期间他们发现了一座圣湖、第二十五王朝塔哈卡法老所建造的柱厅遗迹以及神庙区西墙外的泥砖建筑遗迹。70年代，法国东方考古院的考古学家在孟图神庙区外侧又发现一座新王国时期图特摩斯一世神庙的遗址。此次中国考古学者到来时，这里已经荒了40多年。

为什么选择孟图神庙？这个过程并不容易，需要在诸多暂时荒废的遗址中筛选一遍，考虑它的文化历史价值、区位、可操作性等各方面因素，甚至包括发掘结束后对埃及本地的旅游价值。最终，中埃双方达成一致。埃及考古是很国际化的，这与历史原因相关，如今在卢克索地区，分布着英、美、法、德、波兰等几个考古大国的团队，他们有些已经在埃及工作了几代人，建立了固定的常设机构，也有像日本、中国这样新进驻的考古团队。

经过这么多年的考古和发掘，考古学者越来越意识到孟图神庙的价值，它与阿蒙神庙中心区有着密切联系，但如何将这种联系解释清楚，仍需进一步的考古发掘。虽然遭受了破坏，但孟图神庙仍保留着多处遗迹，另有圣湖、围墙和码头，是一座完整的小型神庙综合体。此外，以往对卡尔纳克地区的研究多是分区域进行的，重启孟图神庙的发掘后，可把卡尔纳克神庙作为一个整体去规划和研究。“另外，如果将视野放大，位于尼罗河东岸的卡尔纳克神庙区在古代应与河对岸的葬祭庙、王陵区有着频繁的人员往来，在节日庆典时，两岸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卡尔纳克神庙对于卢克索地区宗教生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高伟是中埃联合考古队的发掘成员之一，曾经在法国学习埃及考古，后来回国进入社科院工作，加入了孟图神庙的团队。高伟向本刊展示了孟图神庙遗址现在的面貌。在这片看似荒废的土地上，矗立着一座石门，是这里最显眼的建筑。这个石门是托勒密时期建造的，现在在埃及全境内，能看到的保存相对完好的神庙遗址，多是托勒密时期修建的。托勒密时期属于历史学者所界定的“希腊化时代”（the Hellenistic Age），已到了通常说的“古代埃及”的最后时期，马其顿君主亚历山大大帝死后，由其部将托勒密一世开创了托勒密王朝，主要统治埃及，首都在亚历山大港。在这之后，埃及就被伊斯兰人占领了。

高伟告诉本刊，卡尔纳克区域神庙群的每一座神庙就像洋葱一样，是一层一层的，通常最外面一层是托勒密时期的，越向内，时间越早，保存也最不好（其中许多早期建筑也在托勒密时期有所修缮）。在神庙遗址内，可以看到很多大块的石雕残块，它们有些背面还有精美的浮雕装饰，甚至曾经浮雕上有彩绘，这些都是当时神庙建筑的残块。不过也会出现一种情况，比如新王国时期从附近收集来更古老的石材，垫在下面作地基，所以也无法单纯地通过石材的年代就判断神庙的年代。“神庙地基的信息很丰富，能看到各个时期的遗存，它们相对有规律，但也很复杂。”孟图神庙也是这样，它的地基和这些石块包含着古埃及各个时代的信息。

对于孟图神庙来说，这个托勒密时期的石门是一个重要史料。这一时期，统治者会把当时的信仰都刻在石门上，说明神的作用、神的旨意，石门就像是当时宗教信仰的一本教科书，向所有人展示这个地区的信仰，但再早之前是没有的。像这样保存完好的石门，在卡尔纳克神庙区只有两个，一个在孟图神庙，另一个在南边的孔苏神庙。

“神庙是古代埃及一种建筑类型，并不是每一座古埃及神庙都像卡尔纳克阿蒙神庙那样宏伟壮观。大多数神庙承载着非常具体的功能，即供奉神像和定期举办相应宗教仪式的场所，因此观赏性都要稍逊于阿蒙神庙。”贾笑冰说道。孟图神庙供奉的就是孟图神，在经历过复杂的宗教形象演变后，到了新王国时期，孟图神常以勇猛善战的战神形象出现在文献中。“如果普通爱好者能够首先分辨不同神庙所供奉的主神，然后进一步区分神庙的功能分区，对比着看，会获得更多更有意思的信息。”

在保存完好的建筑物之外，更多的是残破的石墙，考古工作者要在这些残损痕迹中找到当年的线索，还原出神庙的面貌。贾笑冰指出，在孟图神庙的南围墙处有一块小神殿区，被称为奥西里斯小神殿区。如果说孟图神庙是卡尔纳克神庙区的从属，那么奥西里斯小神殿区就是孟图神庙的从属，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很大一部分发掘工作在这里进行，而这里曾经未被过多关注。

高伟解释道，随着卡尔纳克地区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的地位下降，社会的财力和人力都没法再建像阿蒙神庙或孟图神庙这种大型神庙了，埃及人对阿蒙神、孟图神这些传统神信仰的狂热程度大幅下降，转而供奉其他神，比如奥西里斯小神殿区的其中一个神格。因此神殿也变得小而多，像奥西里斯小神殿就是这样的地方，这种类型的小神殿在卡尔纳克地区有20多个，在孟图神庙的考古工作区域占了将近一半，是神庙中特殊的存在。目前考古队还没有完全揭示出这些小神殿。

贾笑冰以目前揭示出的第三座小神殿为例，“这是一座公元前1千纪时期的典型的奥西里斯小神殿的结构：前厅通过一个主入口与主厅相连，主厅内侧有两个入口，分别连接东西两间内室，内室通常供奉着神明的神像。而根据东室北墙内残留的浮雕残块，我们可以辨识出一位王室女性成员（圣女）向卡尔纳克的三位主神阿蒙、穆特和孔苏献祭的场景”。

如果说奥西里斯小神殿区是相对晚近的建筑，那么孟图神庙的主体建筑应该是什么时候的？这是考古队需要解决的又一个核心问题。他们考察了很多泥砖材质的建筑遗迹，最终最为重要的发现是一处由泥砖铺设的地面。地面由相同尺寸的泥砖通过黏合物平铺而成，铺设手法规整。细看之下，每块泥砖上都有一个椭圆形的印章留下的印记，内有孟图神庙始建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登基名——Neb Maat Ra。“这一发现为研究孟图神庙主体建筑的始建年代提供了准确的年代标尺，证明该区域的遗迹年代至少不晚于第十八王朝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即公元前14世纪上半叶，这对认识孟图神庙区早期的建筑分布起到关键作用。”贾笑冰说。

除了埃及的孟图神庙，贾笑冰还有一部分考古工作在国内。这些年，他最重要的发掘地点在位于辽宁省朝阳市的牛河梁遗址，这是一座距今50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中晚期的重要遗址。在孟图神庙发掘的同时，贾笑冰也会把这两处遗址进行比较。牛河梁遗址的主要时期是中华礼制形成的阶段，对应古埃及文明，大约是法老第一次统一上下埃及的时间，这是时间上的巧合。

贾笑冰介绍，牛河梁遗址位于辽西山地，建筑大部分都建在台基之上。这是先民用夯土和石头铺垫的基础；孟图神庙虽然也是石构建筑，但年代较晚，并且建在尼罗河东岸平缓的土地上。“虽然孟图神庙和牛河梁遗址之间并无直接的可比性，但古人祭天敬神的精神需求是相通的。孟图神庙坐落于底比斯神庙群之中，与毗邻的阿蒙神庙和周围的其他神庙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启发我对牛河梁遗址群中的坛庙冢之间关系，以及祭祀对象、祭祀体系进行重新思考。我认为牛河梁遗址在当时已是红山社会最高等级的祭祀礼仪中心，形成了天神、地示、人鬼的崇拜体系；其次脱巫进入了古代宗教的阶段，形成了玉器及其组合区分等级身份的玉礼制。”从夏鼐开始

孟图神庙的发掘，是中国考古队第一次正式参与到埃及考古中。若是追溯中国考古与埃及考古的渊源，可以回溯到上世纪30年代。1937年，夏鼐先生作为一名埃及考古专业的学生，前往埃及实习，这应该是中国考古第一次与埃及发生的关联。

1934年，24岁的夏鼐赴英留学，他原本学的是中国近代经济史，后来转学考古，在伦敦大学师从著名的埃及学家格兰维尔（S. Glanville）学习埃及考古。夏鼐入学时，被称为“埃及考古之父”的英国考古学家皮特里（Flinders Petrie）已经退休，不过夏鼐还是深受皮特里考古方法的影响。在攻读博士期间，夏鼐开始整理皮特里博物馆收藏的1760枚埃及古珠，按颜色、材料、纹饰、出土地、年代、用途等分门别类地登记，并绘制素描图。这些卡片至今仍保存在伦敦大学的皮特里博物馆，夏鼐也根据这些整理和研究，写出了他的博士论文《埃及古珠考》。

在完成博士论文期间，夏鼐参加了埃及艾尔曼特（Armant）遗址和巴勒斯坦杜韦尔（Tell Duweir）遗址的考古发掘。高伟在翻阅《夏鼐日记》时看到，1938年2月3日，夏鼐结束了在艾尔曼特遗址为期一个月的考古实习，次日，他又开启了一番考察，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

今日预备以整天的工夫专逛卡尔纳克……时已近11时，我要赴Temple of Montu（孟图神庙），驴夫甚觉惊怪，谓为什么专找这些人家罕来的残石块参观，放着伟大的阿蒙神庙不去，因为坚持要去，没法子，他只好跟我来。绕道至Sandstone Portal of Ptolemy Evergetes（托勒密·奥厄葛提斯砂岩石门），门锁着不能进去，绕一个弯，经Gate of Thutmose I（吐特摩斯一世之门），由南面进来，孟图神庙，Ptolematic Temple and Small Chapel（托勒密神庙和小教堂）都很残破荒凉，还不及穆特神庙湖光寺影，风景引人，放在阿蒙神庙之旁，自然罕有人来观光。

日记中提到的几处地点都是现在中埃联合考古队正在工作的地方。高伟谈道，当日夏鼐绕过了阿蒙神庙，径直去了相对偏僻的孟图神庙，让人感到意外，这是否与孟图神在底比斯的崇拜、孟图神信仰和艾尔曼特遗址有关，日记中并未道出。这或许是他们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学成回国，夏鼐开始从事国内的考古事业，埃及学的研究暂告一段落。新中国成立后，国内高校开始招收世界古代史的专业研究生，其中最重要的是东北师范大学，当时聘请了苏联专家来讲学，后来这批世界古代史进修班的学生成为中国第一批埃及学、亚述学、古典学的研究者。

从夏鼐至今近80年，中国的埃及学和埃及考古仍处在发展的阶段。在目前的中国，埃及学是个很边缘的学科方向，在国际上的声音也相对是弱的。除了缺乏实物研究、文化背景相对疏远等原因，高伟告诉我，如果想学埃及学，首先要懂它的象形文字，但象形文字是破解体系，是由西方人建立的一套释读体系。比如释读圣书体，就会有一个相对应的转写体，这个转写体是欧洲学者使用拉丁字母创造的一种标注符号体系，且不止一种，这对于东方人来说，就需要再精通一套新的语言体系。如此一来，这个门槛就变高了。

目前中国的埃及学很大程度上仍依赖翻译，并且在很多专业术语的翻译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译法。像图坦卡蒙、卡尔纳克神庙这样常用的词汇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中文说法，但更多的不知名的法老、地名、宗教用语或是铭文等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中文说法。高伟说，在这次孟图神庙的发掘和研究中，他们有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就是“汉化”，先把这些复杂的术语翻译成中文，在团队内形成统一的翻译标准，在之后发表论文或考古报告的时候，可以逐渐将它们标准化。 考古埃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