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

在我国私家藏书史上，天一阁是一个典范；而在《四库全书》著录的书单中，来自天一阁的图书也以475种排在第一。

乾隆三十八年春，新来乍到又是满人的浙江巡抚三宝根据属下的报告，对远在浙东的天一阁未抱太大希望。在奏报时，他将本省藏书家大致分作两类：一类是成名已久的世家，一类是后来崛起的新秀。三宝的注意力更多放在当代藏家如知不足斋、振绮堂上，而以为世家藏书已大多流失。

天一阁创建于明朝嘉靖末年，主人范钦中进士后历州府、参政、臬藩、副都御史等职，晋兵部右侍郎，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被免职返回鄞县。他一生酷爱读书，致力于访购与抄录各类典籍，渐聚至7万卷有余，晚岁兴建藏书楼，取名天一阁。长子大冲继承了父亲的藏书，叮嘱子孙“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并规定非各房齐集钥匙，不得擅自开锁。这种封闭闲置的管理模式并不可取，却也能极大地减少损失，使祖宗的藏书保存下来。直到顺治六年，范钦曾孙范光文、族曾孙范光遇同中进士，家族得以复振。光文列二甲第一名，仕至吏部文选司郎中，辞官归乡后整修园林，增购图书，天一阁藏书再次获得扩充。一代大儒黄宗羲于康熙十二年到鄞县，在范光文与弟光燮陪同下，登上藏书楼观书，为编《天一阁书目》，使其藏书远近传扬。七年后，黄宗羲作《天一阁藏书记》，开篇即慨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文句间感情灌注。他说藏书不仅要有钱和喜爱，而且必须专心专一，也对归有光所说“书之所聚，当有如金宝之气，卿云轮囷覆护其上”表示异议，称“古今书籍之厄，不可胜计”，举亲历之事以证之：

越中藏书之家，纽五溪世学楼其著也。余见其小说家目录亦数百种，商氏之《稗海》皆从彼借刻。崇祯庚午间，其书初散，余仅从故书铺得十余部而已。辛巳，余在南中，闻焦氏书欲卖，急往询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为售主。时冯邺仙官南纳言，余以为书归邺仙犹归我也，邺仙大喜。及余归而不果，后来闻亦散去。庚寅三月，余访钱牧斋，馆于绛云楼下，因得翻其书籍，凡余之所欲见者无不在焉。牧斋约余为读书伴侣，闭关三年，余喜过望。方欲践约，而绛云一炬，收归东壁矣……

正因目睹了太多藏书旧家的凋零，黄宗羲对天一阁经过150年的风雨离乱仍保存完好，极感庆幸，也深谢光燮兄弟的慷慨相待，撰作此文，也叮嘱范氏后人“幸勿等之云烟过眼，世世子孙如护目睛”。

全祖望的情况不同，其家在宁波，距范氏天一阁非常近，乾隆三年后居乡期间，常时登阁披览，也写了一篇《天一阁藏书记》。祖望重考证，认为“是阁肇始于明嘉靖间，而阁中之书不自嘉靖始，固城西丰氏万卷楼旧物也”。文章细述丰氏自南宋间移居浙东，代有闻人，聚书甚多，至嘉靖二年中进士的丰坊主家，以品性卑污、大肆造假走向零落。此也佐证了黄宗羲所说“藏之久而不散”之极难。范钦收购了万卷楼残余古本，并与大文人王世贞互相借抄，成为天一阁的重要来源和收藏特色。祖望也写及天一阁的传承：“吾闻侍郞二子方析产时，以爲书不可分，乃别岀万金，欲书者受书，否则受金。其次子欣然受金而去。今金已尽而书尚存，其优劣何如也？”

而到徐昆奉命来访时，范家似乎已无成名人物，出面接待的为范钦八世孙懋柱，据说是诸生。他自不敢阻止知府大人登楼，大约又经多年封锢，“半多残缺不全，又无书目”，就连黄宗羲编的书目也找不见了。遇上朝廷征书，范家的族规啥的已无意义，待徐昆与杭州同知陈虞盛在鄞县知县商晧引领下再次赶来，从天一阁挑取602种、慈溪郑氏二老堂检出82种，鄞县贡生卢址也呈缴20余种，其中竟有六本抄自《永乐大典》的《考工记》。加上嘉兴知县王士浣征集的曝书亭散出之69种，浙江方面收获甚丰。范懋柱的表态也与马裕、鲍士恭等如出一辙，“愿将祖遗天一阁原贮各书恭进，用申芹曝”。三十八年五月，乾隆再次强调用后将书归还，曰：

今复据三宝续购遗书，开单具奏，并称“天一阁后人范懋柱等俱呈请抒诚愿献”等语。……现已明降谕旨，凡各省解到之书，钞录已竣，概令给还本家珍守。所有范懋柱等呈出各书，着三宝先行传谕伊等，将来解京钞毕，仍发回浙省，令其领取收藏。再该抚折内又称“范氏藏书中，有与前奏单内各书重复者颇多，已经检除”等语，此项检出书籍，自应先行给还。着传谕三宝：即将检存各书，点明若干部，每部若干本，开列清单，派委妥员，赍交范懋柱收领。并留心稽察，毋使承办之员从中扣留缺少，及胥吏等藉端需索其余各家，有似此者，并一体办理。

江浙两省转达的藏书家的表态，引发了弘历的警觉，当天即传谕内阁，命制订一个“给还遗书办法”。他说各地呈送之书已不下四五千种，不少藏家踊跃进献，但未能理解自己的深意。广为蒐辑遗书，分别誊抄、存目与刊刻，编纂《四库全书》，为的是文化昌盛，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将外省呈进之书扣留不还，“转使耽书明理之人不得保其世守，于理未为公允，朕岂肯为之？”

次日，刘统勋等即奏上《遵议给还遗书办法折》，决定刻一个木戳印在图书封面上，填写“乾隆三十八年某月、某省、督抚某、盐政某送到，某人家所藏，某书计若干本，并押以翰林院印”，同时登记造册。将来按照登记发还，开列清单，由督抚派员领回，并要得到藏书家的收据，“如有交发不明，惟该督抚是问”。这样的措施是严密有力的。而在私人藏书史上，加盖此类官方押记，尤其是钤用当朝翰林院大印，也是从来未有之事，“为书林增一佳话，宝藏更为珍重，盖戴圣主右文公好之仁于无既矣”。转了一圈儿，马屁又拍到皇上身上。

依据三宝的奏折，浙江共呈进范氏天一阁之书602种，列在鲍氏知不足斋之后，更少于马氏小玲珑山馆，而《四库总目》著录天一阁原藏本为475种，名列第一。若进一步分析，天一阁存目书较多，全本付之抄录刊刻者不到100种，又少于鲍马两家。三宝曾奏报省局检出不用之书，已派员解赴宁波，在知府知县见证下，亲手交与范氏后人领回，写了收条。调京图书中检出的，也都及时解回发还。而今年春间至天一阁踏访，阁中学者告知有多数呈缴的藏书未归还，使得天一阁藏书大幅下降，不知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天一阁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