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书写过成都的古人，和他们笔下的城市

文·莫可非 | 摄影·孙川

公元759年，腊月，诗人杜甫背着行囊，带着妻子和儿女，在跋山涉水两个月后抵达成都。他惊讶地发现，这座城市竟是如此繁华，充满了欣欣向荣的生命力——即使在隆冬时节，成都的植被仍是一片苍翠葱茏，让他感觉突然间置身在另一个世界。

“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在抵达成都后的第一首诗中，杜甫挥笔感慨。这首《成都府》五言古诗保持了他一贯的文风，古朴浑成，却在质朴的描绘下吐露着内心微妙的情感激荡。

彼时的杜甫，心力交瘁，一身疲惫。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盛世戛然而止，进入数年战乱。759年，在先后历经被俘、放逐、升迁、被贬的大起大落后，47岁的杜甫终于对时局绝望。他毅然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位，西去秦州（甘肃天水），打算就此归隐。

但在那个战火纷飞、人人自危的年代，北方遭遇大旱，当地友人对他视而不见，杜甫一家人的生计都成了问题。绝境中，他决定举家迁徙成都。杜甫看到，这里都市崇丽、山川苍茏，一切都与北方是那么的不同，恍如来到一个崭新的世界。他由此在《成都府》中发出“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的慨叹。

从萧索到苍翠，像是杜甫心境转变的映照。成都疗愈了杜甫，旅居草堂近四年间，他开启了创作巅峰。杜甫留给世人的1500多首诗中，绝大多数都作于来成都前后，即他生命的最后11年。在成都的庇护下，杜甫几乎是以一己之力，书写下盛唐之后最重要的诗篇。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就在《盛唐诗》中认为，盛唐虽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顶峰，却有着持续变化的复杂进程：安史之乱后，盛唐诗人普遍遭遇文化创伤，“除杜甫外，战乱后的诗歌几乎普遍地收敛了……高适、岑参及元结的作品明显地转向了守旧。甚至连豪放的李白，在最后几年的诗作中似乎也减少了放纵”。只有杜甫，还在持续书写盛唐。

而在那个被陈寅恪誉为中国古代“分水岭”的乱世，成都也以杜甫为起点，日渐声名远扬，形成了蜀地独特的文脉传统。杜甫前后，高适、岑参、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陆游等多位诗人相继入蜀，或宦游，或避世。只要是诗人，或多或少与蜀地有过联结，“自古诗人例到蜀”成了唐宋时期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白居易赞颂其为“诗家律手在成都”，元稹则发出“风水荆门阔，文章蜀地豪”的感慨，称颂是这里的风土人情，激发了文人们的创作灵感。

为什么是成都？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王笛研究成都多年，著有《显微镜下的成都》等著作。他认为，成都平原似乎自古以来就有一种稳定机制，衍生出了今天从容淡定的城市气质。“比如，成都平原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农民起义，也很少发生自然灾害和饥荒。”王笛说。这建立在天府之国优渥的自然条件上，又得益于四川盆地特殊的地理位置与自然天堑，在古时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环境，就此滋养了自成一派却又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成都建城至今2300多年，城名未改、中心城址未变，为中国大都市之独有。

如今成都的基本城市形态，正是在唐代定下的。在那个中国古代最鼎盛的王朝中，成都以其华美繁盛，赢得了古人“扬一益二”的赞誉。在兵戈扰攘、治乱存亡之际，它成了天下一个桃花源般的避风港。公元756年，长安陷落，唐玄宗避难成都。远在寻阳的蜀地诗人李白听闻后，情难自禁，连写下10首《上皇西训南京歌》组诗，盛赞家乡首府的美丽，为成都留下一个传颂千古的诗意形象。

在今天的成都，我们依然可以重温李白、杜甫等古人行走、书写过的踪迹，它们在多轮的修整后被相对完好地保留，为成都的烟火气增添着一份厚重的意蕴。青年李白登高的散花楼在上世纪90年代重建，拾级而上，北望是纪念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琴台路，西边是已成为成都文化地标的杜甫草堂，对岸则是薛涛曾居住过的百花潭。锦江从楼下流过，连接起浣花溪、草堂、散花楼、望江楼等知名古迹。

“一个城市，只有跟文学、文化和书写联系起来了，这个城市的生命才真正地产生了。”四川省作协主席、作家阿来在2022年举办了一系列有关杜甫、成都和诗歌的公开讲座。他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人类创造力与智慧的最高结晶。人类的各种创造，只有通过文字书写才能获得恒久的生命力，即海德格尔所言的“语言破碎处，无物存在”。阿来说，在这种维度上，成都的自然山水和城市脉搏，正是有了这些古人的书写，方才有不一样的意义。

杜甫来到成都时，好友高适任彭州刺史，他很快派人来看望杜甫，赠诗《赠杜二拾遗》一首：“草玄今已毕，此外复何言。”草，书写；玄，指汉代四川文豪扬雄的名作《太玄》。高适是以扬雄举例，在问杜甫：你以前写下的那些诗篇，与扬雄《太玄》一样有名，来到成都后，你又打算写些什么？杜甫回诗曰：“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称自己哪敢和扬雄相比，或许最多能看齐司马相如。

二人一问一答，是在向这块土地的文人前辈表达敬意。作为“天府之国”的蜀地首府，在杜甫到来前，成都自有着独特的文脉传统。宇文所安在《盛唐诗》中写道，蜀地“有着辉煌的文学传统，汉代曾经产生过最著名的赋作家司马相如和扬雄”，以至于诸如陈子昂等来自蜀中的诗人，在其作品遭到宫廷文学否定时，“总是十分自然地将自己与文学传统联系起来”。

司马相如和扬雄两位文豪，均生长于成都，是早年蜀地文学的两座山峰。司马相如留有《子虚赋》《上林赋》等传世，而扬雄则写有《太玄》《法言》等巨作。二人同为汉赋四大家之一，博古通今，先后从成都进入长安的宫廷，将蜀地的风情与蜀人的才情，首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文人对成都最早的书写，来自扬雄。在《蜀都赋》里，扬雄根据自己的成长经历，借汉赋这种讲究文韵的体裁，用1700多字巨细靡遗地描绘了成都的地理沿革、山川河流、方物出产等情况，记录下了汉代成都之壮美。

“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渟皋弥望，郁乎青葱，沃壄千里。”在扬雄的描绘里，禹治水成功之后，成都平原多是渟（储水的地方）皋（水边高地），水网密布，物产丰隆。“尔乃其都门二九，四百余闾”，成都城华茂繁盛，四通八达，人烟浩穰，在汉武帝时期有城门有18座，街巷住宅区达400余个。这里还盛产华丽的蜀锦，“若挥锦布绣，望茫兮无幅”，如果将蜀锦挥舞起来，那么整个天空都会看不见边际。

四川古称“蜀”，指其蚕桑业发达，“蜀”字甲骨文呈“虫、蛇之形”，在《说文解字》中义为“葵中蚕也”。这里自然条件优渥，在战国之前就诞生了独立于中原的古蜀文明，古蜀王国在平原上发展，宝墩遗址、金沙遗址都是其璀璨存在的佐证。直到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本土文明与中原文化开始交融碰撞，迸发出巨大的生机。

首先是成都城的修筑。秦并巴蜀后，张若出任蜀郡太守。在他的主持下，成都仿咸阳之制修筑城池。据《华阳国志》等史料记载，成都筑城之初，城池屡修屡垮，最后只有请来巫师指点。此时，忽有一只大龟爬出江面，在大地上匍匐，巫师就让筑城者按照神龟行走的路线修筑城池，这才得以完成。

这近乎神话般的传说，有着基于现实的科学原理。成都平原水网密布，土质松软，秦人入蜀后不熟此地条件，一味照搬中原地区南北方正的选址，导致屡修屡垮。筑城者此后顺应地势，从地质较好的地基入手，修出了一个不方不正、有一定倾斜的城郭。

而据《成都街巷志》作者袁庭栋的研究，如此布局还有更深的历史渊源——在古蜀文明遗址中，其古城布局也呈现一定偏角。对此，一个相对认可的解释是，古蜀先民是从岷山逐步迁至成都平原的，大致呈西北—东南路线。为表示对先祖的怀念，古蜀先民在去世后，墓穴都会朝向西北——金沙遗址中有诸多墓坑都呈此朝向。袁庭栋认为，因成都平原呈东北—西南走势，多东北风，所以可能古蜀先民迁徙至此后，就调整了布局，“这种特殊布局既符合在当时条件之下的祖先崇拜的意识形态，又符合人与自然协调、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是一种早期环境科学的最佳体现与生存实践”。

其次，秦筑城之始，将成都分为大城和少城，大城在东，为蜀相、蜀侯的治所，承担统治者的政治军事功能；少城在西，以商业街市和民宅为主，是民间经贸交往所在。秦朝让诸多中原移民迁居成都，他们住在少城，大力发展商业和经济。中原文明与古蜀文明的融合，就在这别具一格的城郭中，开始碰撞融合，“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史记》），成都就这样渐渐兴盛起来。

文明的交融碰撞，在此后的历史长河里，迸发出生生不息的能量。到了汉代，成都迎来建设高峰，商铺林立、人头攒动。历史学家顾颉刚在《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中就认为，秦朝为蜀地带来了中原移民与文化，在短期内生根发芽，助推了司马相如、扬雄等大文学家的出现。二人北入长安，将宏大华丽的汉赋发扬光大。

从成都出发，司马相如在城北的驷马桥留下“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的豪言壮语。扬雄视司马相如为榜样，随其步伐，北上长安。他让汉赋达到另一座高峰，也开始用笔墨书写家乡，《蜀都赋》气势磅礴，《蜀王本纪》则是目前最早的四川地方史作品。

杜甫修建草堂的地方，位于成都西门的浣花溪。家门口是一条宽阔的江水，能行舟通船。在《成都府》中，杜甫以“大江东流去”来描绘其江水之壮阔。

这江水，即是今天著名的锦江。锦江，即濯锦之江，其名称源于蜀锦。相传蜀锦织成后，需在这条源自岷山的高山雪水中漂练，方能纹理分明，色泽鲜耀。秦汉以来，蜀锦天下闻名，政府在成都专设锦官管理织锦业，并在今天的百花潭公园一带开辟了锦官城作为官署作坊，成都“锦官城”的别号就这样响起，直到杜甫落脚，用一句“花重锦官城”使其名满天下。

锦江的源远流长，始于李冰。成都平原水文条件优渥，但在远古时期，自然的馈赠却常演变为极端灾害。直到秦国李冰出任蜀郡太守，主持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创造了世界治水史的奇迹。“有了都江堰的自流灌溉，无论水旱灾害，都能保证成都平原有相对稳定的物产，这里人们的生活会相对丰裕富庶。”王笛认为。

李冰还对岷江和沱江进行大规模整治，“穿二江，双过成都城下，以行舟船”。二江（郫江、检江）在整治后水量大增，于成都城南自西向东并行，既可行舟，又可灌溉，从此蜀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华阳国志·蜀志》）。天府之国就此沃野千里，成都也有了两江并行的壮阔。

今日的锦江不再奔腾，它恬静温润地穿城而过，像是成都人性格的写照。在成都城内，它自西北向东南流淌，从浣花溪开始，先后流经百花潭公园、散花楼和万里桥，于城东合江亭与府河汇流，再经安顺廊桥、九眼桥，到望江楼，最后南下并入岷江。

可以说，这条被古人频繁书写的锦江，从西至东，串联起了成都这座城市的千年文脉。西门的浣花溪是其起点，今天的浣花溪是一座开放式的森林绿地，草木青葱，与杜甫草堂毗邻。唐代时期，当杜甫来到成都，这里的江、水和自然，是他笔下描绘最多的风物。宇文所安认为，杜甫在此形成了一种新的律诗风格，“经常出现快乐自得的形象，老狂士在小农舍中过着朴素的生活，周围是优美的自然风景”。春天里，草堂修好了，锦江两岸桤木林立、绿竹修长，给予杜甫莫大的身心安慰，“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公元764年，当杜甫长期在东川漂泊后重回草堂，欣喜之下提笔写下了那句著名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从今日的视角看，这首传唱千古的《绝句》，可谓描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国城市。还没有哪个城市能像成都这样，栖居平原，却能望见巍峨的雪山；都市繁华，江水能行万里之船，却有白鹭和沙鸥相伴。阿来发现，杜甫频繁地写到成都的江水、雨水和飞鸟，这大概是因为在乱世中这份安定尤其难得，“好像此前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雨，这么好的水”。正是因为杜甫对成都地理自然的书写，让大家能看到唐代的成都。“这种书写、记录，令人感动。”阿来认为，“杜甫是最早给成都的自然山水定调的人。”杜甫之后，入蜀诗人们均将笔墨投向这里的山川风物，就连以豪放边塞诗歌著称的岑参，在蜀地也变得清丽隽秀起来，在浣花溪宴饮时写下“红亭移酒席，画舸逗江村。云带歌声飏，风飘舞袖翻”的诗句。

那时候的蜀地，不仅以文人墨客闻名，更有名扬天下的蜀锦、蜀纸等商品。位于成都南门的万里桥是成都最热闹的码头，河运航道盛极一时，运送蜀地商品出川，“人逾万户，邅阓楼阁，连属宏丽，为一时之盛”。万里桥以西、百花潭附近还居住着女诗人薛涛，她将文人的才情和手工的精巧，结合得天衣无缝，“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

薛涛自幼随父移居成都，天赋秉异。长大之后，她广交朋友，也作诗制笺，制成了著名的“薛涛笺”。她常用彩笺裁书供吟，献酬贤杰，与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相唱和。李商隐有诗赞之，“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

到了明代，百花潭渐有淤积，官方就在锦江下游、成都东门的玉女津附近设立作坊，用井水制作薛涛笺。时间一长，那口井就被称作“薛涛井”，井水也被用来酿“薛涛酒”，成了后来“全兴酒”的前身。其所在之地，则渐渐成了后人纪念薛涛之地，即现在的望江楼公园。

薛涛笺制作从浣花溪到望江楼的迁移，像是成都和锦江此后转变的一个征兆。薛涛去世后不久，成都曾短暂地失去了它的那一份从容。公元874年，南诏举兵起义，四次攻入蜀中。876年，高骈出于军事考量重建成都，率成都10万军民修筑城墙、扩建城池。成都城区面积被扩大六倍，城市格局变为大城包小城，既称太玄城，又称罗城。

这场大建中，成都的水系迎来巨变。扩筑罗城时，高骈于郫江西北处筑起九里堤，截流南水，使之改道东注。新开的江水环绕罗城北门和东门，与南河在城东南的合江亭汇流。从此，成都的城市格局从“两江并流”变为“两江环抱”。两江之水像是两只温暖的臂膀，环抱着新筑的罗城，使之形成了完整的生态屏障和护城河体系，获得了永续的生命力，画下了现代成都的雏形。

从浣花溪沿锦江一直往西，两岸的河道都被各式的绿植花卉布满，在初秋时节缤纷百态。这是成都2019年打造的“寻香道”的一段。顺着寻香道行走，现代人有机会重温古人游走行吟路线。它沿河流斗折蛇行，联结起了浣花溪、杜甫草堂、青羊宫等古迹。

寻香道的尽头是清水河公园。这是成都第一个以芙蓉著称的主题公园，金秋时节，园内芙蓉遍布，娇艳可人，与绿叶和河流相依相衬。

成都亦称蓉城，即芙蓉城。唐代覆灭之后，相传五代后蜀皇帝孟昶，为了讨好宠妃花蕊夫人，于成都城墙之上尽种芙蓉，“每至秋，四十里如锦绣”，芙蓉就此成了成都市花，成都也因之得名蓉城。作为皇帝，孟昶还是一位作词高手，他与花蕊夫人所作的《玉楼春》被后人传唱数年，以至于到了北宋，一位四川男童在7岁时听到家乡老尼吟诵后，40年过去了还念念不忘。47岁那年，他隐约记得其中两句，靠着对其遗韵意境的理解，补足作《洞仙歌》一词。词的最后，他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苏东坡。

苏轼曾有诗云，“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赞颂秋季只有芙蓉独艳。薛涛也曾写过“芙蓉新落蜀山秋”，描绘蜀地芙蓉花期绵长。

在阿来眼里，以芙蓉花为代表的草木植被，构成了一部成都的别样历史，一草一木似乎都有故事可讲。“稍一深入，就进入了这所城市的人文历史。杜甫、薛涛、杨升庵……几乎所有与这个城市历史相关的文化名人，都留下了对这个城市花木的赞颂。所以这些花木，其实与这座城市的历史紧密相关。”阿来在《成都物候记》中写道。比如，杜甫对成都的书写，就是从他感受到的温润气候和优美草木开始。他亲耕细作，大爱这里的植被，“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南宋年间，成都迎来了一位对此间花木最为痴醉的诗人。公元1170年，46岁的陆游入蜀居住九年，于山水之间宦游。在崇州任职期间，他悉心经营了衙署园林罨画池，后来成了全国唯一的陆游祠所在。1175年，与陆游同为“南宋四大家”的范成大入蜀，他在成都和陆游以文会友，成为莫逆之交。

梅花是陆游咏物的最爱。成都有上千年的植梅史，扬雄《蜀都赋》里即有“被以樱梅，树以木兰”的描写。唐宋年间，从浣花溪到合江亭，梅树蔚然成林。一年早春，陆游信马由缰，穿行在锦城西边的梅林，从青羊宫到浣花溪，梅花簇簇，香气扑鼻。他不禁有感而发：“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路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这首《梅花绝句》，成了如今成都寻香道的重要渊源。

今日的锦江两岸，已是片片高楼林立，但河道边仍遍种着梅花，尤其是寻香道上。这盛于隆冬、绚烂娇艳的梅花，是春日将至的信使，也是古人傲骨的象征，悄然影响着路过此地的每一个人。

2010年，阿来在医院查出胆囊重疾，医生建议手术。术前准备时，阿来无心读写，心头不时掠过“隐约而锐利的恐惧”，久久不能挥去。术前一晚，他坐立难安，去锦江边夜行，突然在朦胧的路灯中闻到了一股浮动的暗香。他不由自主地停下来，拨开树丛，只见一树腊梅早开绽放，在夜里独自美丽。“那一夜，回到医院也睡得空前安稳。”阿来回忆，他由此开始在成都寻觅草木风物，写成了《成都物候记》。

在阿来的笔下，成都的花事从腊梅开始，到芙蓉收尾，是一个完美的循环。梅花开后，春暖大地，成都迎来了万物复苏的最好季节。每年1～2月，当北方寒流南袭、南方高原干渴，成都却隐身在秦岭身后，细雨飞扬，浸润大地。一如千年前的一个清晨，杜甫在草堂醒来，突见昨夜天降喜雨、润泽万物，欣喜之余写下了著名《春夜喜雨》一样。伴着回暖的气温，春雨悄至，滋养着成都万物竞放，花卉在此间四季轮替，不停变换。

满城春花中，古人最爱海棠。这是成都本土名花，有“岷蜀地千里，海棠花独妍”为证。陆游同样大爱海棠，他一生作过40余首海棠诗，多数都在成都期间，“倚锦瑟，击玉壶，吴中狂士游成都。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成都行》中对海棠的描写，就是最负盛名的一句，世人因而称他为“海棠颠”。

一日，陆游游历合江亭时感慨地写下“政为梅花忆两京，海棠又满锦官城”。成都的草木，宽慰了他家国破碎的忧思——两宋时期，华夏政权面临北方少数民族威胁，成都却延续着自身那一份繁荣，百货汇集，市井熙攘，还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这一份安宁、富庶与繁盛，在家国危亡之际尤为难得。颠沛流离的陆游，正是于此间入蜀，一度产生终老于此的念头。在蜀地期间，他和范成大二人共赏花卉绿植，也把酒互诉衷肠，共议北伐抗金等国家大事。

这段情谊未能持续多久。淳熙四年（1177），范成大奉召还京，陆游十分不舍，连写数诗相赠，再次吐露收复山河的希望：“因公并寄千万意，早为神州清虏尘。”（《送范舍人还朝》）。范成大临别当日，陆游随船相送。两人于万里桥登船，顺锦江而下百里有余，到眉州中岩再次登岸，共同流连数十日，最后挥泪告别。而锦江两岸恒久锦簇的梅花和海棠，就成了两人情谊最好的见证。文脉永流传

千年之后的锦江，依然有船只来往。

游人们可在东门码头登船，乘坐夜游锦江的乌篷船，体会诗人笔下的成都旧梦。沿途的锦江两岸，由五彩灯光动画勾勒出的芙蓉花开和“十二月市”胜景。游船沿府河南下锦江，路过合江亭，抵达安顺廊桥后折回。

作为终点的安顺廊桥，横跨锦江，古朴优雅，在夜幕下溢彩流光。它是古时成都华美的见证。元朝初期，马可·波罗游历成都，他见“有一大川，经此大城，川中多鱼，川流甚急，广半里，长延至于海洋”。他还写到安顺廊桥横跨此江，“从桥的一端到另一端，两边各有一排大理石桥柱，支撑着桥顶。桥顶是木质结构，装饰着红色的图画，上面还铺有瓦片”。

马可·波罗的雄伟描述，是成都首次出现在外国人的记叙中，也是成都在古时记载中最后的华丽一瞬。秦代建城以来，成都就因独特的地理自然条件偏安一隅，少经战乱。但自宋朝末年，成都连遭重创，先是在宋元战争期间被极大破坏，后又在明末清初战乱中成为一片焦土。两次战乱之后，成都都在原址重建，涅槃重生之后基址不变，展现出了极强的韧性。

两次重建，也让成都的城市格局有了变化。首先是明代时期，朱元璋在成都中心修筑蜀王府，作为皇子朱椿册封蜀王后的宫苑。蜀王府呈中国传统的南北正方布局，第一次改变了成都千年来的北偏东30°的城市中轴，扎下了现代成都格局的根基；其次是清朝年间，不仅施行了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战略，还在成都城内筑起一座满城。这些都促使成都重现生机，东门逐步兴起，成为近代成都商业、消费乃至新的文化中心。

满城也称少城，顾名思义，是清代驻扎八旗官兵的城池。它独立且封闭，修筑在城西核心区域，让成都重回了大城接小城的格局。满城模仿北方的胡同和四合院，街巷密布，外形像是一条匍匐大地的蜈蚣。这别具一格的形态延伸到了现代，赋予了街巷以聚集的人气，成了今天宽窄巷子熙来攘往的源泉。

满城的存在和锦江的水运，直接助推了成都东门的兴起。来自外省的移民们，在成都平原繁衍生息百年后，成都逐步重振了元气和活力。激增的人口流入城市，会聚在成都东门，或经商或务工。锦江边上，九眼桥等码头及其周边，开始成为成都新的都会中心。市井烟火气在此流动荟萃，与古人留下的文韵一道雅俗共存，就此成了成都的名片。

王笛在《消失的古城》里描绘了成都东门那种繁盛。东大街和九眼桥码头，是当时成都最重要的商业区。日本人山川早水在旅行记《巴蜀》中写道，东大街“肆店宏敞，高轩绮窗。檐头悬各种招牌，长短参差，金碧眩目……商店的样式与北京相似，然这里更为洁净”。王笛说，由于人口数量激增，加之水运繁忙，茶馆、餐馆、客栈、匠铺、夜市都在东门兴起，让其热闹非凡、生机昂扬，“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东门一直是成都的商业中心”。

兴盛的市井东门，哺育了一批新式知识分子。“湖广填四川”后，蜀学同步复兴，成都建立了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培养本地英才，成为后来四川大学的前身。这些新生的青年才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留洋运动中，远赴重洋探寻救亡图存的真理，回国后落脚家乡，办报纸、开学校、兴实业，唤醒了近代成都的文化觉醒。

比如傅崇矩，他青年时随父迁居成都，留日归来后开办了成都第一家算学馆、第一家公众阅览室等机构。其所著70万字的《成都通览》，以事无巨细的笔触，描写下当年成都的万象千面。王笛认为，这部成都百科全书的诞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成都本土文化意识在觉醒，意味着成都主体性和认同感的上升。

还有李劼人，他最能体现这种“成都性”。李劼人中学时代博览群书，参加四川保路运动，1919年赴法留学。回到成都后，他开饭馆、办纸厂，后隐居成都东郊，创作《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曲。李劼人以成都为背景，用成都方言写作，描绘了近代成都广阔的社会生活巨变。四川同乡郭沫若读罢，称三部曲是“小说的近代史”，李劼人为“中国的左拉”。

李劼人的故居，如今在成都城东的菱窠路。这条街道完整保留下李劼人“菱窠”故居的模样，还在近年来新开一处“东门市井”园区，复原了民国老成都的市井街道。李劼人在此居住到1962年，他在上世纪50年代任职成都市副市长期间，悉心保护、修整了杜甫草堂等遗产，还以法国香榭丽舍大道为参考，主持修建了人民南路，为今日成都打造全球最长的城市中轴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古往今来，这些书写成都的人，正是这样默默影响着这座城市，让它有了今天的模样与气质。而成都这片温润的土地，则滋养浸润了他们的生长和灵感。二者彼此相依，宛若源远流长的锦江之水，和它两岸的草木风物。

1923年，一位叫李尧棠的19岁成都青年在安顺廊桥登船，顺锦江南下，远行上海。他后来追随李劼人的步伐，远渡法国留学。回国后，他将笔名改为巴金，开始以家乡成都为大背景，撰写《家》《春》《秋》激流三部曲。锦江的码头，成了他写作道路的起点。

阔别成都后，巴金一直难忘故土。晚年的他多次强调，想念家乡，“我多么想再见到我童年的足迹，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1987年，83岁的巴金在阔别多年后终于回到成都，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回家。

两年后，成都在百花潭公园内建起一所“慧园”，几近复原了巴金的“家”，这让巴金十分高兴：“慧园”不仅别具匠心、重现了“家”中场景，更与浣花溪、杜甫草堂临近——古代与现代成都的文脉流传，从此有了现实中的联结。

那一次回家，巴金还与四川本土作家艾芜、沙汀、马识途以及史学家张秀熟聚会，形成了“蜀中五老”相聚的佳话。他们在蜀风园相谈甚欢，共同相约到新都桂湖畅游。那是明代蜀地才子杨慎的故里，有他当年遍种的桂树。

那次桂湖聚会中，马识途用隶书写下一篇《桂湖集序》，巴金等人均在上面签名留念。后来，马识途将这幅作品装裱起来，挂在家中。每逢家里来客，他都会给人介绍。2011年的一天，阿来陪一位北京文化界人士来马识途家中探望，一眼就看到了高挂在墙的这幅作品。他感怀至极，目光久久不能离开。

“那一刻，我深怀感动，心想这就叫文脉流传。”阿来回忆，“更想到，如果自己愿意时时留心，正在经历的很多事情都暗含着神秘的联系，都不是一种偶然。”

（参考资料：《成都街巷志》，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成都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成都城市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成都物候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以文记流年》，作家出版社，2021年） 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