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成都街巷中的千年文脉

文·楼学|摄影·孙川

在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西南的不远处，有一条以西汉时期的蜀郡郡守文翁来命名的文翁路。在这条道路两旁，集中地分布着石室中学、成都图书馆、人民公园等教育和公共文化设施，近年新建的四川图书馆、美术馆及成都博物馆也均坐落在不远处。

石室中学就在文翁路以西。穿过一座红墙拱卫的仿古大门后，我跟随校志编撰办公室主任叶幼梅进入了这所成都的名校。参观者不难在这里感受到巍巍汉风，校园内最醒目的主教学楼，就是一座仿汉代风格的现代建筑。如校门外的文物保护碑上所言，这里是汉景帝末年（公元前143～前141年）的文翁石室故址。2000多年前，来自安徽的文翁被帝国任命为蜀郡郡守，他在任上办了两件大事：其一是开凿蒲阳河，成为第一个扩大都江堰灌区的地方官员；其二便是兴办“石室精舍”作为蜀郡郡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地方政府的官办学校。

石室的营建是四川文化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儒家文化在蜀地蔚然兴起，昔日尚武的民风向崇文重教转变。有汉一代，石室培养出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等文学家、学者。这片遥远的西南边地在汉代便引领时代之先，像是漫长历史中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奏音符。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此后2000多年中，石室位置不移、功能不改，几乎一直是郡学、州学的所在，堪称蜀地的“最高学府”。唐代时，又在石室故址上增修文庙，形成兼顾教学、藏书、祭祀的“庙学合一”格局。

叶幼梅胸前的校徽上，小篆的“石室”组成一个钟形的标志，这个古老的名称沿用至今，成为这所中学最值得骄傲的历史遗产。今天的石室中学，历史可追溯到1902年，新学开始施行后，这里成为成都府中学堂。民国时期，石室中学率先开办新式教育，成为现代思想传入四川的重要一站。历史上的石室中学非常进步，郭沫若、王光祈、李劼人皆就读于此，参与革命的师生更难以计数。

在上世纪90年代，文翁路才作为成都南北重要通道东城根街的向南延线被开辟出来，它也成为一条隐喻中的“化蜀之路”。道路以西，石室中学如今仍从“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的传统中获得启发，参与三州一市的教育扶贫，通过网课、云教的方式使十余万异地学生获益；道路以东，成都图书馆也致敬石室的传统，把外立面修成了汉代宫殿的模样——1912年图书馆肇建之时，就选址于作为文教中心的石室附近，哪怕馆址屡有变迁，仍在石室周边。

成都图书馆极热衷公共教育。在馆长肖平的回忆中，他曾与成都籍作家流沙河商讨开办文化讲座，“要从《诗经》讲到余光中”成为一个君子协定。这个系列讲座持续了十余年之久，直到2019年流沙河去世，终章遗憾地定格在宋词。

这个漫长而未竟的系列讲座，揭示了文化实践一种动人的可能性：来自本土的文化大家，可以有更多方式参与公共文化生活。讲座之外，肖平还力邀许多本土作家捐献藏书。《成都街巷志》的作者袁庭栋正是无条件捐献藏书的第一人。

“书籍只有流通才能服务社会。”袁庭栋的朴素理念也与石室的一段历史暗相投合——五代后蜀的末代皇帝孟昶在此刊刻蜀石经，将儒家经典尽收其中，成为流通天下的标准。蜀石经的残石屡有出土，在近年上了《国家宝藏》栏目后，成为四川博物院耀眼的文物明星。2019年，石室中学收到节目组赠予的宋拓蜀石经复制本，石经又回到了最初的诞生地。青莲巷，李白的文本与想象

2017年，四川评选了首批“十大文化名人”，李白入选其中。祖籍四川的李白，在成都的游历不多，但成都人喜爱和怀念这位诗人，青莲巷、青莲上街似乎都成为李白的纪念地。

成都可被视为李白的“出道”之地。开元八年（720）春，礼部尚书苏颋被贬益州长史。在成都的都督府的一次聚会上，苏颋见到了刚刚20岁的李白，在满座宾朋面前称赞他“天才英丽，下笔不休”。刚刚踏上蜀中漫游之路的李白受到前辈的激励，直到30多年后，李白还在《上安州裴长史书》写到这段早年经历。

在本地的传说中，李白的成都之行，就居住在青莲巷内。不过根据袁庭栋考据，青莲巷应当得名于一座明万历年间修建的青莲庵，并非来自“青莲居士”的名号。青莲巷已在后来的城市改造中消失，它过去的位置大致与人民南路平行。

大概也像今天的旅行者一样，李白偶尔回到成都，以此作为漫游巴蜀的大本营。在他早年的诗歌中，不得不提《登锦城散花楼》。其中一句“春江绕双流”确有真实的历史基础，盛唐以前的成都有内江（郫江）、外江（今南河）从城市西南并行而过，形成“两江珥其前”的并行格局。

南河旁现有一处复建的散花楼，登楼已经见不到春江双流的景象，是因为成都的水系格局在唐代有过重要的改变。唐乾符三年（876），南诏入侵四川，兵临成都城下。唐代名将高骈入蜀平乱，为增强成都的防御属性扩建罗城。在这次扩建中，高骈在城市的东北面开辟清远江（今府河），与南面的锦江相汇于合江亭，成都的城市格局变为“两江抱城”，大致奠定了今日城市水系的基础。

当谈到水系变迁与这座城市的关系时，肖平说道，“水是成都的灵魂，这座城市因水而生，更因水而兴”。按照他的看法，在唐代时，成都的城水关系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好状态，水域塑造出开放的城市空间，也孕育着包容的城市性格。沿河修筑的许多园林与公共建筑，都成为当时重要的城市景观——无论合江亭还是散花楼，都临水而筑，诗人们登高望远，眼下的江河自然成为诗文中的常客。

李白的组诗《上皇西巡南京歌》中屡屡提到锦江之水。这十首组诗记录了成都作为“大后方”的一段历史。安史之乱中，唐玄宗西巡入蜀，此时正在外游历的李白便写诗铺陈少时记忆中的成都繁盛，“地转锦江成渭水”“锦江何谢曲江池”……在李白心目中，成都是可与长安并立的华美大城。

在青莲巷消失以后，成都人把犹存的青莲上街又和李白相联系起来。其实这一街道的名称来源更为确定，因街旁曾有清代的观音堂，观音端坐青色莲台上而得名。我去了一趟青莲上街，由此向南不远，又走到李白心心念念的锦江。在过去数十年的城市发展中，一些河道被填平改路，但锦江仍是成都人最喜爱的“城市客厅”。苏坡桥，世俗欢乐的入口

在成都西郊的清水河上，曾有一座青石拱桥，当地人称之为“苏坡桥”，相传苏轼从眉山来到成都时，曾在附近读书备考，见人们只能涉水过河，在入朝为官后捐钱修桥。这一传说虽不可考，但苏坡桥曾是温江县与成都县的界桥，是进入成都的要道，苏轼由此进城赶考并非没有可能。我沿着清水河去找地图上的苏坡桥，发现原址上已经新建了一座现代化的水泥桥。

本地人习惯把苏坡桥作为这一区域的地标，桥两侧的道路被叫作苏坡桥东街、苏坡桥西街，桥所在的街道也称为苏坡街道。此外还有苏坡路、苏坡立交，都在附近不远处。袁庭栋考证后认为，这里曾是长满莎草的小坡，当地人以“莎（suō）坡”为名，可能随着地名雅化，和大文豪扯上了关系。

苏轼的确很早就向往成都，幼年七岁时，他从一位眉州老尼的口中了解到后蜀孟昶与花蕊夫人的故事，诗中温柔清凉的夏夜，即是成都摩诃池上的景色，这段往事被记在《洞仙歌》的序中。

青年时期，苏轼曾几度到成都拜见知州，最常的去处就是大慈寺，这是成都最重要的古刹之一。在《成都城坊古迹考》的记载中，寺院在其鼎盛时期，规模远胜于今。唐宋时的大慈寺还满布壁画，其中不乏吴道子真迹。后来者苏轼接触到大慈寺广泛的艺术收藏，不由感叹“精妙冠世”，也为他的文艺创作埋下伏笔。在另一方面，大慈寺也以藏书著名。在儒家经典外的广泛阅读，也奠立了苏轼“蜀学”庞杂博通的特征，他作品中的禅意，与这样的经历密不可分。

寺内的宝月大师是苏轼表亲，苏轼因此常往。肖平介绍说：“成都的寺院实际上也承担了非常丰富的社会功能，像是大慈寺这样的名刹，僧人与当时的官员多有往来，寺院成为联结政府与民间的一个纽带。”

在肖平眼中，大慈寺是“一座洋溢着世俗欢乐气息的佛教圣地”，历史上就是重要的商贸中心和民俗游乐场所。历史上著名的十二月市，从一月的灯市、三月的蚕市、五月的扇市、七月的七宝市（交易金银珠宝）都在大慈寺内或寺院的前街举行。如今，喧嚣依旧的大慈寺是成都城市改造中最值得探讨的案例之一：那里有年轻人爱去的太古里，地下是“网红”方所书店，也和历史上藏书、艺术的传统一脉相承。

工作日的午后，我绕过古寺的回廊，老式的矮桌藤椅铺陈在路边的一座小院内，大慈寺内的茶馆照样一座难求。这样的热闹景象甚至并非大慈寺的专利，成都的许多寺院都有类似的精神气质，它们是本地人消遣娱乐的去处。

世俗、欢乐，又洋溢着禅意，苏轼的作品如此，成都的寺庙如此。这是两者的精神冥契。

即便与成都交集有限，但成都的记忆却贯穿苏轼一生。苏轼研究专家张志烈说：“苏轼把成都作为故乡西蜀的一种代称，这是完全合理、可考的。”苏轼宦游山海，在无数异乡写下“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乘槎归去，成都何在？”，描写的全是对故乡故人的拳拳情意。

宝月大师后来归葬于城东的塔子山，苏轼为他作《宝月塔铭》。墓塔早已不存，可现实世界自有一种浪漫主义：2003年，塔子山意外出土了“三苏残碑”，也就是清代时人们对于苏轼、苏洵和苏辙墨迹的碑刻。这仿佛是苏轼留给故土的馈赠。状元街，出走与回归

就在青莲巷的附近不远，还曾有过一条状元街，这条街道纪念的是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杨慎。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哼出杨慎的作品，“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首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曲就选自他的《二十一史弹词》，《明史》对他有极高的评价：“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

杨慎的父亲杨廷和是内阁首辅，因此他出生在北京，一生中仅在父母去世时几次回到四川丁忧，或是在流放途中路过四川。成都市区的状元街上有杨慎的家宅，是一处拥有9个天井的明代府第。可惜状元街已经拆除。

成都市区的状元府其实只是杨家在省城的产业，他究竟是否在此生活过，仍然存疑。而在杨慎的祖籍新都，城内也有一条状元街，街口立着牌坊与塑像。游人来此，必要去的地方便是杨慎丁忧返乡时的读书地桂湖，以及杨氏父子捐资重修的宝光寺。当地人最熟悉的，就是父母长辈总要以状元郎的同乡身份，来督促家中子弟用功念书。

我在新都区政协的办公室里见到了杨慎研究会的会长倪宗新，房间周围环以书柜、字画，不经意间就能瞥见许多云南的志书史籍——云南是杨慎的流放之地。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倪宗新跟随这位明代老乡的足迹，踏勘了几乎所有相关史迹。杨慎真正的贡献并非在四川或北京做出。嘉靖三年（1524），37岁的杨慎在“大礼议”事件中两度诏狱廷杖，最终被流放云南。近人评价他“功业在云南推行中原文化”，是融合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先行者。倪宗新曾寻访至杨慎流放的永昌卫（今云南保山），许多乡民家中仍会在“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下供奉杨慎塑像。

与云南丰富的经历相比，杨慎在四川的踪迹有限。因在大礼议中得罪皇权，世宗对杨氏父子极为愤恨，嘉靖年间六次大赦，杨慎均未得豁免。他晚年曾回川短住，被巡抚得知又被押回云南。故而，杨慎留给成都的史迹确要少得多。在新都体育场的角落里，杨慎的墓地与热闹的球场比邻而居。他毕生寻求回川之路而不得，只有在死后才结束这一生的“出走”。

当提及为什么要研究杨慎时，倪宗新颇有些打抱不平的意味。杨慎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是千年蜀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但学界对他的重视却并不与其真实的历史地位相匹配。学术地位上的巨大差异，让这位新都人立志投身其中。近年在云南考古出土一些杨慎为好友撰写的墓志，倪宗新要到墓碑拓片，拟作为研究杨慎书法的新资料。他领我找到几张拓片落款里的署名：“蜀都杨慎”。

看来无论生在哪里，死在哪里，“蜀都”总是不变的乡愁。杨慎生活的时代，正逢四川历史的低落时期，他的横空出世是四川文化的强心剂，原来兴文重教的传统从不断绝，四川才能在近代重获应有的文化地位。

蜀地的历史起伏汹涌，屡有兵燹灾祸制造历史的裂痕。但历代文人在成都留下的印记，为这座城市提供了不断缅怀和想象的可能。我们仍能在文翁的功业里找到文教传统的源头，在李白的诗文中重游繁华喧嚣的市井，或在苏轼、杨慎毕生的回望里，观照那个乐观、包容、充满欢快的成都。而成都也未曾遗忘过。不同时代的市民弦歌相继，在每一次的废墟中捡拾起吉光片羽，重建起新的街巷，并冠以他们的姓名。 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