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玫瑰，农民如何掌握定价权

市场上阳光玫瑰的价格相差太过悬殊，消费者吃到的口感也参差不齐。我们在讨论它的故事之前，需要一个代表性的形态。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的电商主播阿良、上海辉展水果批发市场的电商主播娇姐做的都是精品水果生意。他们卖的阳光玫瑰是楼铁源牌的。阿良说：“楼铁源刚上来的时候，市场上一个能打的都没有。第一次车来的时候，我没拿。第二车的时候，它香、脆、甜这件事就传开了。我疯狂加量，来了12个板，我要了6个板。‘板’是我们的行话，一个板上有100多件货。那一车就已经不够分了。”

“香、脆、甜”是阳光玫瑰品种的特征。中国这两年产量虽然高，达到这些特征的比例却不高。神园葡萄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卫东是最早从日本引种阳光玫瑰的人之一，他说：“我们葡萄的问题是葡萄皮比较厚、香味不浓甚至没有香味，果肉偏软。”

怎么种出“香、脆、甜”的葡萄？我们来到楼铁源品牌所属的云南省宾川县宏源合作社。宏源合作社是云南省最知名的农民合作社之一，2019年到2021年连续3年入围全国农民合作社500强的榜单，2021年它的排名是第43名。

宾川县的葡萄架是按照当地人的平均身高搭建的，大部分农民稍微弯腰就能进行修剪和采摘，提高劳动效率，如果是个高个子，几乎是要半蹲着前行。跟我们看到的那种丰收的图景里，藤上高低错落地挂满葡萄，把藤都压得塌了下来不一样，宏源合作社的葡萄上套着白纸袋，稀疏有规律地分布在藤上。摘下纸袋，淡绿色的葡萄粒泛着光泽。

我们外行看不出门道，带着我们的宾川县高级农艺师刘凤弼却目光如炬，在三串葡萄前停了下来。他搞种植技术已经30多年，是中国农学会葡萄学会第四届、第五届理事，在葡萄种植管理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得到国家专家组的高度评价，尤其在宾川的田间地头，是技术权威。本来是一次例行的参观，刘凤弼发现了一个操作上的失误，立刻喊来场长杨素丽和工人，气氛严肃下来，站在葡萄前就开始了“案例教学讲解”。

这三串葡萄分别长在两条藤上，单独长在一条藤上的那串葡萄，颗粒比鹌鹑蛋大一些，对比起旁边一条藤上的两串葡萄，显得高大雄壮。宏源合作社的农场有规定，一条藤上只留一串葡萄。杨素丽解释说，工人想多得一串，没舍得剪掉。结果就导致两串葡萄的藤比一串葡萄的藤明显要细，果粒也长得小。“按照今天的地头收购价，大的那串可以卖80元，小的要4串才能跟它差不多。”杨素丽说。不仅仅是外观好看不好看，口感上也有区别。阳光玫瑰“脆”的口感来自于薄皮包起饱满的果肉和汁水，捏上去应该是硬的。这两串小葡萄的果粒捏上去就觉得发育得没有那么好了。

“一条藤上留一串葡萄”跟产量直接相关，是影响“香、脆、甜”的因素之一。徐卫东说：“葡萄好吃跟光照、温差、土壤有机质含量、果园管理水平都有关系。除了自然条件之外，葡萄是投入人工多、管理精细的水果，要想出高品质就要在农资、人工、技术上投入高成本。”日本的“晴王”“大地之水”有昂贵的道理。徐卫东说：“日本土壤有机质的含量平均在5.8%，中国一般土壤有机质含量在1%甚至1%都不到。如果想种出精品阳光玫瑰葡萄，首先就要投入高成本的有机肥改良土壤，中国的精品果园土壤有机质含量在3%左右。另外一个人为因素是产量，日本阳光玫瑰葡萄的亩产控制在1200斤到1500斤以内，甚至还有1000斤以内的情况。中国的精品果园能够控制在2000斤到2500斤以内，但如果是普通农户种植，亩产4000斤到7000斤都有。”

“香、脆、甜”葡萄的比例少，跟中国国情、农业传统有关系。种植户全都按照日本模式精耕细作不现实。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世平也是国内最早引进阳光玫瑰的人之一，他在日本学习和工作过，对日本和中国的葡萄种植都很了解。他说：“日本阳光玫瑰虽然好吃，但它精耕细作种的产量投放在中国这样的人口规模市场上，可能大部分人都吃不上了。我们发展这个行业首先是让老百姓能吃到葡萄，最早我们定的亩产量是2000斤，后来我们提倡亩产量是4000斤。”

宏源合作社在做的，首先是种植平均质量之上的葡萄。阳光玫瑰葡萄的买手和零售商说起楼铁源，都评价它“有性格”，就是无论市场对阳光玫瑰的品种特征能不能识别、有没有要求，它对口感始终坚持。宏源合作社理事长铁余斌说：“我们的标准是最开始改良土壤，就要下去50吨有机肥做基础。在这之后每年补充5～8吨。亩产控制在2000斤出头。可能有些人舍不得这个投入，但如果有机肥含量不够，产量还高，口感就出不来。”

采摘之后的葡萄要经过品控的环节。在宏源合作社的冷库里，工人们像工厂流水线一样排成长列，集中上市期，里面最多要容纳900多人。他们每人有一个电子秤，把葡萄按照重量、果粒大小分级，每三串装在一个盒子里。我们在农场看到的那两串“孱弱”的葡萄，即便当时逃过刘凤弼的眼睛，也会在这里被分到低等级。出自同一个农场，一级、二级、三级的葡萄使用楼铁源的品牌销售，三级以下的葡萄走普通的批发渠道。“打楼铁源商标的葡萄，果粒中间都插着小标。如果口感达不到，我就把小标抽掉。”品控负责人余文生说。

如果想种出高品质的阳光玫瑰，精品果园的管理和品控都是类似的操作。宏源合作社的特殊之处在于，规模大。他们有基础在这个具有话题性的水果上，做一个农产品的品牌。

阳光玫瑰有今天的话题性，跟它引进中国的时代背景、品种特性确实有关系。当时，正是中国市场水果品质和丰富程度满足不了需求的阶段。2009年，王世平去日本考察鲜食葡萄品种的消费需求变化和品种种植状况，他发现“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和葡萄籽”越来越成为日本葡萄消费者的喜好，因此，鲜食品种的葡萄除了要求大果粒、高甜度和优质外，还要求无核、脆肉和皮薄。当时日本植原研究所按照苗木销售数量统计，阳光玫瑰排名第二。

从科研角度，王世平一眼看中了阳光玫瑰这个葡萄品种。他说：“我当时看这个果子觉得非常漂亮，性状也非常优良。它耐病性强，可诱导无核，连皮食用，肉质良好，是一个开发潜力很强的品种。”2010年，王世平申请了上海市一个项目，从日本引进了30多个品种，其中就有阳光玫瑰葡萄。从市场前景的角度，徐卫东也看中了阳光玫瑰。跟王世平同年从日本引进。他说：“很多渠道都从日本引进这个品种。当时国内主栽品种还是巨峰、夏黑、红提等，可选择品种少，成熟期集中。行业里都看到了消费者旺盛的需求，如果能有好的品种，大家首先愿意种，其次种出来也能让消费者选择的余地大一些。”

成功种植的阳光玫瑰葡萄在2013、2014年陆续上市，现在回头看，它给葡萄产业打了一剂强心针。王世平说：“当时夏黑卖四五块钱一斤，把品质种到最好，市场上也只能卖七八块钱一斤。再好的葡萄也卖不到20块钱。阳光玫瑰爆红之后，一公斤能卖到100元，打破了市场对葡萄的心理价位。”

中国一直有国外引种种植的水果，阳光玫瑰在这方面并不独特，它能够爆红颇有戏剧性。刘文豹是最早推广阳光玫瑰的葡萄买手，他说：“2015年，南宁农科所试验田里种了一批，有朋友拿到办公室来给我试吃。我吃着蛮好，就问他收购价多少钱。他说16块钱一斤。如果加上冷库费、物流费、市场代卖费、各种进场费，我起码要定价在22元一斤才不亏。这也太贵了，我不如卖红提。红提当时市场价是七八块钱一斤，中国市场上红色品种又比绿色品种受欢迎。”

很快，刘文豹却改变了主意。阳光玫瑰是1988年培育的，经过18年时间的生产试验，2006年在日本农林水产省登录，随后推广。中国引种时，在日本也起步不久。2015、2016年左右，日本产的阳光玫瑰葡萄出口到香港地区。刘文豹当时所在的公司在深圳，消息灵通。他说：“香港陆续有人带回来一点到深圳，一件里有6串，大概是9斤，卖3800块钱。”2015年，创业热正席卷中国一线城市，“烧钱”是很多行业的主题，咖啡馆里每一桌都在谈动辄几十亿元的大项目，憧憬着上市敲钟。2016年，中国GDP增速6.7%，是全球第一。3800块钱一箱的葡萄，在广州、深圳卖得掉。

刘文豹开始收购国内种植的阳光玫瑰。“第一车拉来的时候还是像传统卖葡萄一样用胶筐装来的。我觉得不行，要模仿日本的那种包装。当时内地连葡萄用的包装纸都没有，我是从香港调的货。这种纸其实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从前内地不这样卖水果，需求达不到生产的体量。你跑去纸箱厂订这个东西，人家懒得理你。”当时，中国试种阳光玫瑰刚刚成功。刘文豹说：“品质当然不如日本的，那时候中国的阳光玫瑰葡萄也不讲究穗型，也没有标准和等级，就是乱七八糟的装成像日本那样的包装。”

有日本产的葡萄卖3800元做参照物，刘文豹生意非常好。他说：“我们一箱成本200块钱，第一天想着一箱卖280元就满足了。刚卖了100多箱，看那个势头我就不敢买了，因为要涨价。第二天，我卖到350元一箱。后来最高，我卖到660元一箱。当时批发市场上只有我们公司做这个品种，660元一箱不但卖得掉，而且还要找关系来买。”种植户面对日本产的这种葡萄的高价和中国市场的疯狂程度也蒙了。徐卫东说：“广东河源有种植户从我这里引进的苗子。2016年，日本阳光玫瑰的品牌‘大地之水’在香港市场卖得很贵了，河源离香港近，这个种植户就问我应该卖什么样的价格。我让他自己决定，他后来图吉利，收购价定了80块钱一斤，非常好卖。因为在香港的话，‘大地之水’要卖几百块钱一斤。”

铁余斌第一次吃阳光玫瑰葡萄是在2010年，是中国从日本引种的头茬挂果。宾川县虽然偏安云南，但葡萄行业的交流互动很多，信息不闭塞。铁余斌说：“我在陕西开一个全国的葡萄会议，开会的人带去了这个葡萄，给了我3粒。我记得当时我们一起去的人很多，3粒葡萄拿刀切成片，大家分着尝。我觉得口感可以，就搞了50株苗种一下。那一次没成功，但我还是觉得好吃，第二年又继续再搞。2012年，全国葡萄学术高峰论坛在宾川县举行，来参会的人已经种出了按现在的标准能够达到二级的阳光玫瑰。那就意味着以国内技术基本上种成了。”

铁余斌不是宾川县最早种葡萄的，但是“他胆子大，在技术上敢搞试验，爱钻研”，刘凤弼说。两个人价值观相同，一直合作到现在。我们见面那一天，刘凤弼给他带了一串同行试种的“妮娜皇后”，这是现在比阳光玫瑰卖得还昂贵的品种。铁余斌立刻接过去，专心研究起来，翻来覆去看一遍，又尝口感，完全以研究产品的态度去吃葡萄。

铁余斌的办公室在山坡上，站在露台看下去，也有一片宏源合作社的农场。白色半透明的葡萄棚像波浪一样绵延到天边，跟天空、山脚下的绿树融为一体。这种葡萄棚是一整套栽培技术的集合，研发就来自于刘凤弼和铁余斌的合作。刘凤弼说：“葡萄棚冬春可以提温防寒，夏秋可以避雨防病、防冰雹。葡萄采用单篱架栽培，架面呈Y形，可以提高葡萄的外观色泽和内在品质。”这个技术在摸索的过程中，曾经造成包括铁余斌在内 80%参与的农户绝产，但他们没放弃，总结经验继续搞。现在宾川县大概有几万亩葡萄采用这套方法。

铁余斌大面积种阳光玫瑰葡萄是在2016年。当时想种出高品质葡萄技术上没有问题，铁余斌的目标定得更高一层，走品牌化。“我们合作社从前主要种红提，最早的时候，产量高收益就高。因为那时候市场上供不应求，老板都是来包地收购。2008年以后，市场竞争激烈了，质量好和差在收购价上就有了差距。质量好的话，效益就高。2009年，我提议志同道合的人成立了宏源合作社。我们合作社的目标就是种出高品质的红提，走品牌化销售，所以，注册了“楼铁源”这个商标。”铁余斌说。

铁余斌的计划，打破了一种思维惯性。中国农民的收入一直以来都是靠产量维系的，即便阳光玫瑰是一种分级的品种，亩产如果控制在2000斤，一级果每斤可以卖很高的价格，但依旧有大量农民选择追产量。因为如果亩产到7000斤，每斤收购价虽然低，但总收入上比种粮食强。

从现在的市场来看，经过10年的消费升级，有品牌的水果确实在竞争中更有优势。北京新发地最大的水果批发商之一徐柱说：“水果行业里有消费升级也有消费降级。大宗水果的生意越来越难做，精品水果受到欢迎。消费者黏性高，复购率高。”复购来自于水果几乎每次都好吃，阿良分析消费者的心理说：“如果你买20块钱一斤的水果，品质时好时坏。这时候市场提供40块钱一斤的水果，它更好吃，而且几乎每次都好吃。钱现在都不好赚，消费者就会买贵的，为概率买单。精品水果还有送礼这个消费场景，谁也不想送出不好吃的水果。”水果毕竟是农产品，为了确保消费者花钱买到“更大的确定性”，阿良在进货时，每一箱要多给上游20元钱，获得挑选的权利。他的阳光玫瑰葡萄在江南蔬果批发市场的主播里属于是卖得贵的，但只要品质有保证，价格不影响生意。

这种情况下，品牌对批发商、零售商，甚至消费者作决策就很重要。娇姐说：“我做这行15年了，刚开始卖水果的时候，水果都是拿筐装的，好的坏的假的都掺在一起。从2015年左右开始，我们拿到的国产水果开始变成精装，进而像买化妆品一样，出现了品牌。我后来就看重品牌，它是一个给品质背书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也能被记住。”娇姐现在卖水果，优先从各个品种里选择有品牌的货源。她也到宏源合作社拍过视频，发布出来之后传播力很好，无论同行还是粉丝，都对品牌更感兴趣，愿意尝试。

注册了商标并不等于品牌，它必须来自于市场和消费者的认可，就是在较长时间里保持口碑和品质稳定。阿良说：“如果我是一个消费者，我买了一次、两次好吃，不足以形成对这个品牌的印象。我第二年买它，还好吃，我就考虑拿来送礼了，跟朋友领导们分享。第三年，它的品质还保持在这个程度，必火。”

2009年楼铁源的商标注册之后，最早用在了宏源合作社种植的红提上，品牌没有立起来。他说：“第一是当时我们体量不很大，第二就是我们自身品质不稳定。如果是小家小户分散种植，两兄弟家用同样的化肥、同样的技术，种出来的葡萄品质都不一样。就像是两家炒相同的菜，炒出来味道也不一样。后来我们搞了一片50多亩的地，统一用肥用药，统一管理，统一品控标准。那个园区让我们积累了一些农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的经验。”

保持口碑和品质稳定本身就不容易，因为农业生产变量太多。刘文豹说：“气候、种植技术、果园管理、果农的执行力哪个都不能缺。气候首先是人不能左右的。人能左右的那些因素，也不一定执行。2018年以后，怎么种出高品质阳光玫瑰葡萄，全行业都知道，实践却是另外一回事了。种精品投入成本高，甚至要请专门的技术工人来做，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的。”品牌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要上规模，农产品上了规模还得维持标准化和品质，难上加难。

铁余斌种阳光玫瑰时，想再用楼铁源商标做一次品牌化。跟红提相比，阳光玫瑰已经眼见着是10年来葡萄行业里最具有话题性的水果，关注度高。它的销量和市场价格也给做品质、做品牌更大的空间。但同时，铁余斌依旧要面对做红提时遇到的难题——规模化和品质稳定。如果是大企业做这件事，相对容易，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建立规模庞大的基地，统一水肥和管理，甚至更先进的做法是做数字化农场，管理起来精确又智能。农民的地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自己投资，自己做主，宾川县种红提已经很多年，农民种植技术很高，但第一次做楼铁源品牌时，还是无法达到标准化和品质稳定。现在要上一个新品种，每家去沟通，效率太低，效果也不见得好。

铁余斌的办法是合作农场模式。参与这个项目的农民拿出自己家的土地入股，打破田间地头连成片。每一片是一个农场，统一水肥、统一管理，设立场长，片区内再以20亩为一个单位聘请农民作业。“有的农户想入股，有的农户不想。如果这一片确定要做合作农场了，不想参与的农户就去找想参与的人换地。最后把这一片地规整出来。”铁余斌说。这样的农场，现在宏源合作社已经发展了几十个。为了统一标准，宏源合作社还通过了全球良好农业规范认证。铁余斌说：“这个认证里包括农药使用规范、储存地点的规范、土壤和产品检测、生活区和工作区分离等等，通过学习这个管理体系，我们逐步就实现了规范化。”

模式也不足以保证品质稳定，还要禁得起诱惑，扛得住损失。铁余斌说：“刚开始我们是在利益上做了牺牲的。市场上阳光玫瑰葡萄供不应求，完全是以量取胜，大家恨不得每亩地种4000斤、5000斤，我们的产量只有2000斤多一点点。我们严格按照糖度到了18度才采摘，早上市能卖更高的价格，市场上是有人早采的。我们严格按照标准去分级：一级果平均是15克左右；二级果在10～14克之间；三级果在10克左右，如果有的果粒达到二级，但是穗型不好看，我们也放到三级果里去；果粒没达到、穗型不好或者糖分不足的就是四级。三级以上我们才打楼铁源的商标。我们还有一个精品等级，是穗型17～18公分，果粒重量15克左右，颗粒在45～50粒之间。”

牺牲看得见的利益去做一件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的事，需要这个项目里的股东、场长和工人的认同。铁余斌做了半辈子农民，他说：“农业是个良心活，你要让他的付出和回报基本对等，才能做得好。”从前，中国依靠家庭联产承包制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可现在为了能够对接进新的市场体系，适应消费者的新需求，散户农民又要合在一起了。这件事要想做成，铁余斌要考虑如何提升团队的积极性和执行力。铁余斌的做法是用企业化的方式管理农场，场长和工人都是招聘来的。这些人可以是股东，也可以不是。“股东如果应聘来农场做工人，也必须按照农场统一制定的规范去生产。他们只能执行，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主，不行，合作社可以开了他。”铁余斌说。

宏源合作社的技术员、场长和工人的工资都跟葡萄的销售额挂钩。我们遇到的场长杨素丽，因为考学转了城镇户口，就没有土地。她是从县城辞职，自己学了技术来应聘场长的，同时还负责20亩地的种植。杨素丽是那种聪明就写在脸上的人，做事也干练负责。我们在冷库里又遇到她一次，因为正在品控的是她果园的葡萄。她从种植一直跟到装箱发货。她很喜欢打扮，下地干活都穿着高跟鞋，为了跟裤子搭配，也为了走路好看。“这么愉悦的心态，来自于她种葡萄的进步和获得感。去年，她的葡萄管得一般，今年就不错。她种地和当场长的底薪和提成，今年估计能有20万元左右。”铁余斌说。

如果做到了管理层，铁余斌也要求不能只当领工资的上班族，要把宏源合作社当自己的事。“我要求管理层必须要有资金投入进来。还有一种股东是带着很多土地入股的，现在搞农业主要是缺人手，这种就必须同时带人进来工作。当然，这些人我还要面试一下，选头脑灵光的。”铁余斌说。

铁余斌说自己的要求很苛刻，但实际上最近几年因为楼铁源市场好，让股东、工作人员都从中受益。铁余斌说：“我们村平均下来，一个人每年有10万元的纯利润。他们都已经从老村搬迁下去了，这还不算他们自己搞副业的收入。”有一个技术员因为管理的农场多，品质也好，今年的收入可以超过百万。品控关系到很多人的收入，听起来就是一件得罪乡亲和社员，能打起来的事情，铁余斌说：“我们走品牌化之后，收购价格能定得稍微高一些。我们定成四级的葡萄，就算农民对级别不满意拿到外面去卖，也卖不到这里四级的收购价。”农民的定价权和话语权

宏源合作社所在的宾川县蔡甸村，从前地里石头多，水资源缺乏，只种了一些玉米和烤烟，经济一直都不好。依靠种红提，整个村子赚到了第一桶金。刘凤弼至今还记得他跟铁余斌一起去蒙自买红提苗。“我们看中了一种大粒红提，连夜赶回来。第二天，挨家挨户统计要多少苗。当时没想到能干到今天这么大。”刘凤弼说。2009年，铁余斌和两个哥哥组织村里十几户人家一起，成立了宏源合作社。最开始，他的目的是大家抱团在一起买便宜的农资，但这件事价值有限。刘凤弼说：“他们进1.8元，卖给社员也是1.8元，旁边卖农资的就不高兴了。干着干着，卖农资的人就不给他们供货了。”铁余斌和刘凤弼等志同道合的人就经常在一起聊种植技术，聊未来的发展，聊着聊着就觉得做所有事情的目的其实就是把种出来的葡萄卖一个好价钱。

合作社的功能还有统一技术和统一销售。为了统一销售，宏源合作社有社员做了外地客商的代办，替他们收合作社的葡萄，但这达不到卖个好价钱的目的。“代办始终是老板说了算。我们就开始想自己卖，所以，注册了楼铁源的商标，然后去收社员的红提。”铁余斌说。统一销售带商标的红提，绕不过质量统一、品质稳定的门槛，并且还要面对各家自己的打算。刘凤弼说：“本来跟社员定好了收购，晚上来了个客商，给的价格高一点，社员媳妇就说我家不卖了。社员们思想不统一，做品质、做品牌都做不了。”

农民想干成一件事业不容易，对内要达成共识，对外还要面对残酷的商业竞争。铁余斌说：“当时信息不发达，做生意上，我们始终是农民。我们不懂里面的坑，市场上有很多不讲武德的现象。”经过了很多年的碰壁、吃亏，在阳光玫瑰这个品种上，楼铁源的品牌才打响。刘凤弼说：“宏源合作社最开始种的时候，跟一家做精品水果的渠道商合作，搞双品牌，借它的渠道在全国扩散开了。后面两年，口感越来越好，口碑越来越好，就不要渠道商的品牌，全部打了楼铁源的品牌。”

品牌立起来之后，统一销售终于是农民自己说了算了。宏源合作社不但有定价权，还有对渠道的话语权。市场现在依旧有各种暗礁，需要小心行船。铁余斌说：“有做直播的人跳过中间商来找我拿货，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能合作。因为他们零售价格做得比线下低，我线下的合作伙伴有精品水果店、有高端商超，我要维护他们的权益。”还有一些商业手段，直接损害了宏源合作社的利益。铁余斌说：“我从前的一个渠道商，他们拿了我的产品去做引流，使劲往外发便宜的货。我们的货量大，旺季几天不发一个柜。还有那种渠道商，赔钱卖我的货，逼着我降价。后面我们就把跟这样渠道的合作停了。”

铁余斌现在有一部分精力在销售上。他今年在一些地区的尝试是，先定一个保底价，渠道商的售价不能低于这个保底价，如果渠道商能卖得更高，大家平分收益。“我们二级果定的保底价是140元一件，其实卖下来基本都在160元一件，平均接近170元。价格体系重新搞起来之后，大家是共赢的。”铁余斌说。下一步，他会自建销售团队，彻底自己说了算。

铁余斌未来还想做更高端的产品，他看到日本的阳光玫瑰品牌卖得那样贵，还是有人想买来吃，觉得中国有这样一种消费市场。铁余斌说：“比如白芦藜醇这样的成分，按照中国现在的种植方案和产量，它可能就是个概念，但真正优质的葡萄确实会有这样的功能。我们会做土壤有机质含量的进一步提升，中国现在平均在2%，日本平均是5%～6%，局部可以达到8%。中国现在葡萄栽得还是太密，我们会陆续去推进稀植，把亩产也降到日本那样的1000斤左右。但这种做法肯定是有阵痛的，降到亩产1000斤老百姓接受不了。我们要先找志同道合的人流转一些土地尝试。” 水果阳光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