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做出开创性研究

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邹晓冬从2020年起担任诺贝尔化学奖的评委。在2022年诺贝尔化学奖公布之后，邹晓冬接受了本刊专访，对于诺贝尔奖评选、科研环境、女性科学家的职业选择等方面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观点。成为诺贝尔奖评委

三联生活周刊：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你从国内来到瑞典求学、研究，直到成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和第一位华人诺贝尔奖评委的过程？

邹晓冬：我是1984年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我上中学的时候喜欢物理，所以就报考了物理专业。当时我对于化学并不大了解，没有太多的概念，认为化学研究只是在实验室里做化学合成，没有像物理学那样有挑战性。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跟北大高巧君老师做金刚石镀膜，然后用电子显微镜观察它。我因此也爱上了电子显微镜，因为用它可以观察到很小的物体。大学毕业后就报考了电镜专家郭可信院士在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正式开始学习并从事电子显微学方面的工作。

当时郭可信院士刚刚在北京建起了中科院北京电子显微学实验室，购买了两台新的国际一流的电子显微镜。我跟郭可信院士和副导师冯国光老师从事准晶（quasicrystal）研究，当时这是一个很热门的研究领域，但是也有人认为准晶不存在，比如两次诺贝尔奖得主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就曾经说过“没有准晶，只有准科学家”。这个领域的研究后来获得了2011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我当时的课题就是通过电镜证明准晶确实存在，并和人们传统认识中的晶体有很大区别。1987年我帮助郭可信院士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国际准晶会议，也接触了很多国外的科学家。我认为我们当时在国内做的也是第一流的科研，没有想过要出国留学。我来瑞典留学主要是郭可信院士推荐的。郭可信院士当时有一个远大志向，就是要培养出100个研究生，并把他们都送到国外去留学。他说如果要把中国的电镜研究建立起来，需要培养很多学生。因此他希望能够把学生送到各个国家，让他们在国际顶尖实验室去研究学习，以后为中国做贡献。所以说他当时思想开明，非常有远见。

我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留学学的专业是结构化学。结构化学是一个交叉科学，它需要用到很多物理手段，比如说电子显微学、晶体学，还有X射线衍射。我是在来瑞典以后才开始对化学感兴趣的，特别是结构化学。我和我的博士生导师Sven Hovmoeller一起发展了电子晶体学，即用电子显微镜中的各种技术手段来对晶体的原子结构进行解析。我们现在已经把电子晶体学用到了很多领域，比如化学、物理、医药、生物等。可以说我一直在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也在化学领域做了一些贡献。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什么时候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又成为诺贝尔化学奖的评委？

邹晓冬：我于2019年被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院士。这之前，我在2017年也被选为瑞典皇家工程院的院士。就在成为院士之后不久，我第一次参加院士会议时，就被提名加入诺贝尔化学奖评委会。我当时根本没想到我能成为评委，因为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而且评委人数不多，整个化学奖评委会只有8个人。所以每个评委要做很多的工作。当然作为评委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信息，并能够得到很多专家的帮助。我从2020年正式开始做评委，这是一个3加3加3，总共9年的任期，而且超过70岁就不能再担任评委了。

三联生活周刊：诺贝尔奖的评选周期很长，关于2023年诺贝尔奖的评选应该也早就开始了。成为诺贝尔奖的评委肯定是一份极大的荣誉和责任，但它会不会也成为一个负担？

邹晓冬：这要看我们从什么角度来看待这一工作了。从事诺贝尔奖评委工作，使你眼界开阔，能够了解获得提名的人在科学界做的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各个化学领域做出的开创性的工作。当然这份工作的责任非常大，因为大家都在关注诺贝尔奖。评审怎样才能做到公正，一个研究领域是不是大家公认的非常重要的领域，同时这一领域究竟是谁做出了最有开创性的工作，尤其是现在各个领域的交叉合作特别多，找出最重要的贡献者是谁，通常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评审诺贝尔奖的工作量确实比较大，而且比其他奖项评审的周期更长。每年的评审都是从当年被提名人中选，所以提名非常重要。很多人不止一次被提名诺贝尔奖，还有人每年都会被提名。不要认为某个科学家被提名一次没有获奖，就因此放弃提名了。应该要继续给他提名，这样就可能进入到诺贝尔奖的考虑范围之内。

我们的工作有点像是侦探，首先要调查哪一些科学领域值得奖励，然后调查在这些领域中哪些工作是最重要的，最后再调查最有开创性的贡献来自哪几位科学家——需要这样一步一步来做。基本上我们每个月都会进行开会讨论。当然诺贝尔奖评委在公布前需要提交诺贝尔奖候选人名单，但最终获奖者是在公布的当天由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们来投票决定的。当然在这之前院士们也会得到候选人的信息，可以事先了解他们的工作，从而决定自己的投票。这个传统已有100多年历史了。

三联生活周刊：虽然诺贝尔奖源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但是我们看到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在1969年就增加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它的真正名字叫作“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如今人们普遍认为这也是诺贝尔奖的一部分。目前在内部有没有关于增设更多科学，甚至是非科学诺贝尔奖项的讨论？

邹晓冬：大家都把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叫作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它实际上并不是诺贝尔奖，只不过目前它的评审程序、公布的方式等，都是和诺贝尔奖结合在一起的。实际上瑞典皇家科学院还设立了很多其他的奖项，但是它的公布日期是不一样的，评委进行评审的程序也是不同的。

三联生活周刊：从人口和面积上来说，瑞典并不算是一个大国，但是瑞典的科研实力很强，很多瑞典科学家也获得过诺贝尔奖。你在瑞典工作和生活多年，觉得相比于其他一些国家，瑞典的科研有哪些特点？

邹晓冬：我认为瑞典科研的特点就在于强调创新。尽管瑞典国家较小，但是它很强调创新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想一想，很多东西都是在瑞典被发明的，比如家用吸尘器、安全带等等。

如果把中国的环境和瑞典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瑞典更注重从小培养人的独立性。比如说瑞典小孩在学校对老师都直接叫他们的名字，甚至对父母也是直接叫名字。一个学生如果有他自己的想法，那么他也不用总是听从老师和其他人。这是一个重要的特点，然后人们就会寻找他们自己的机会。以国内的视角来看，可能很多人会认为瑞典学生不好好学习。很多瑞典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对于考试不是特别重视，他们认为有自己的想法，以及用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理想，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教育和瑞典教育有很大区别。中国教育过于看重考试，还有一点就是国内特别注重发表文章。文章发了这么多，为什么中国极少出现诺贝尔奖得主？发表文章本身是很好的，但是不能只注重发文章，这就是一个评审的机制问题。想要做特殊的工作，特别是开创性的工作，一般都需要花很多时间，在环境、时间、机遇都合适的情况下才可能成功，而不是一下子就能成功的。意外的实验结果也可能给你带来启发，这些都需要时间。如果现在大家都一味地比发文章的话，在这样的竞争条件下，就很难做出创新性的工作。看到哪个方向热门，就全都去做哪个方向。应该要想一想，这个研究方向是谁开启的呢？如果一直跟着别人走，就会一直在别人后面。如果能够开创一个新领域，那么就是让别人跟随着你走。可能在瑞典，其他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在这方面的环境要好一些。国内也应该建立一个好的评审机制来鼓励创新，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这也需要很多的时间。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们的科研条件还是很差的，需要一步一步赶上来，然后进行创新。很多从国外回到国内的科学家，能够把一些好的科研环境和传统带到中国去。让评审机构明白做科研不能光看发文章，也不要光看哪个领域热门、文章容易发表、影响因子高。

我们看看这几年获得诺贝尔奖的领域，实际上很多中国人确实在这些领域里都做了很多重要工作，离诺贝尔奖很近，可惜就不是第一个。那么怎么来创造出第一个？这是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可以看出来，近些年来女性获得诺贝尔奖的比例明显提高了。你自己是一位杰出的女性科学家，又是诺贝尔奖的评委。能不能从自身的经验出发，给现在的女性科学从业者一些建议？

邹晓冬：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诺贝尔奖得主也开始年轻化了，她们有的年纪比我还小。可以说在大约我这个年纪的女性，受到教育的机会就和男性基本是一样的了。在以前，出于很多方面的原因，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比男性少。另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如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很多男生的成绩没有我好，他们就会觉得很丢人了。就是说当时的客观环境就认为男性应该比女性强，女性肯定不如男性。所以很多女生也就会觉得自己肯定不如男生。这是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影响。现在社会上更加鼓励男女平等。在科学界，大家都是科学家，并不会关心男性或是女性的问题。

作为女性，还有关于家庭的问题。包括我的很多女性学生，她们其实在做研究时非常优秀，可是最后当要在事业和家庭之间作选择的时候，很多人都放弃了事业而选择家庭，特别是有小孩以后。我自己有三个孩子，我知道作为母亲来说，家庭的责任确实更大一些。这就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这和社会结构是有很大关系的。在这方面目前瑞典做得比较好，男性女性都比较平等，共同分享产假，一起照顾家庭。现在在很多国家，女性在有了小孩之后就会在家里待几年带小孩，这样几年之后就很难再回来做之前的工作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想要有更多的女性诺贝尔奖得主）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女性科学家被提名。现在整个科学界主要还是以男性为主，女性科学家会相对感到孤立。实际上，很多女性在科学界做出了很重要的工作。如果女性科学家少，很多情况会让她们处于弱势地位，失去机会。比如在诺贝尔奖提名时，很多女性科学家就可能被忽略。所以近几年瑞典皇家科学院也做了一些工作，在诺贝尔奖提名邀请信中，特别提示不要忽略女性科学家的贡献，同时每个提名人现在可以提名几个不同领域的候选人。以前每个人只能提名一个领域，那么提名人最后可能会选择一个只有男性候选人的领域。

三联生活周刊：诺贝尔奖也有它地域化的一面，它可以算是瑞典最著名的商标了。一提到瑞典，很多人都会自然想到诺贝尔奖。以你的观察，普通瑞典人对于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邹晓冬：每年关于诺贝尔奖都会有很多的电视报道。做科学研究的人对于诺贝尔奖一般都是很重视的，但是对于瑞典的普通人来说，并没有太多人谈论诺贝尔奖。我在国内上中学的时候，对于那些学习好的学生，人们通常都会说，你以后会得诺贝尔奖。我上大学的时候，北大物理系是全国高考分最高的一个系，有很多各省的高考状元。当时很多同学的奋斗目标是将来要得诺贝尔奖。所以说我们当时的学习环境是很好的，大家都很有雄心壮志，但不是很实际。

在瑞典，我觉得反而不会有这样的谈论。比如某个学生学习很好，人们不会说你以后要得诺贝尔奖。人们都想要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考虑自己在哪些方面发展比较强。我现在教学生也很注意培养学生的主动性，他们一定要自己喜欢这个领域，这样才能钻得进去做出好工作。做出有创新有意义的工作应该是我们的目标，而不是得诺贝尔奖，毕竟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是极少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中国有一种“诺贝尔奖崇拜”。其实这种现象并不只是在中国才有，比如在2001年日本国会就推出了一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提出在21世纪前50年里，日本要获得30个诺贝尔奖。这种诺贝尔奖崇拜算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你作为诺贝尔奖的评委，如何评价这种现象？

邹晓冬：如果单是计划要获得多少个诺贝尔奖，我觉得这是不大现实的，因为诺贝尔奖不是某个国家能够决定的。但是一个国家应该支持一些原创性的工作，创造出良好的科研环境，能够使科学家开创出一些新的领域，做出一些新的发现。中国如果希望能够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就需要支持基础科学的发展，支持原创工作，而不是光看论文发表数量。

我相信中国在未来肯定会有诺贝尔奖得主。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每一个诺贝尔奖公布之后，都会有中国科学家说这是我的导师，这是我的研究领域，我们只差了一点点，已经很接近了。那么大家就应该想一下，怎么能够改变这个局面？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是在什么环境下产生的？

三联生活周刊：从中国到瑞典，你现在又成为诺贝尔奖的评委。对于中国的科研人员以及青年学生们，你对他们有哪些希望和鼓励？

邹晓冬：作为一个科学家，我觉得做科学研究本身是一种乐趣。因为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实现自己的很多想法，同时也会对人类有很大的贡献。我希望有很多青年人愿意投身于科学研究，但是至于你要往哪个方向发展，怎么去做，能不能获得诺贝尔奖，这就要看兴趣和机遇了。

拿我自己来说，我当时根本没有想过要出国，也没有想到要学化学。有的时候生活是无法预测的，需要先走出一步，然后再看下一步该怎么走。人生的过程中有很多机会，就看怎么抓住这些机会。

一个人如果想做科学家，在很多情况下你的想法都不会实现，你的研究工作不会很顺利，大部分都是失败的，偶尔才会获得成功。最重要的是一定不要轻易放弃，一定要抓住机会，战胜困难，让自己更强大。作为科学家，一定要有梦想，有目标，但同时也要现实，因为很多工作不是一下子就能成功，一定会有不少坎坷的经历。如果不轻易放弃，最后总会有好收获。

作为一个女性，我相信女性科学家也可以有很多机会，虽然可能要比男性付出得更多一些，但是这些付出也是值得的。大家应该看到，在科学研究里，男性和女性都同样重要。男性和女性可能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这样大家一起可以让科学更进步。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几年的新冠疫情给科研带来了哪些影响？

邹晓冬：新冠疫情给科研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现在在国外已经有了一些学术交流，大家见面都觉得，能有面对面的交流真是太好了。

这两年我参加过了很多次国际会议，很遗憾中国科学家都缺席了。因为缺少了面对面的国际交流，这就对他们在国际上的重要性有很大的影响。以前的这些国际会议都有很多中国人参加，在会议上作报告。中国科学家这两年文章发表很多，可是光发表文章是不够的。在很多时候需要这种面对面的交流，通过交流、大会报告让别人了解你的工作及其重要性。 邹晓冬科学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