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的“红色基因”

当1932年7月1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身之一的生活书店在上海成立时，生活书店的“原型”《生活》周刊社已运行6年，邹韬奋和他的杂志正面临多重危机。

一重来自家国。当时日军侵华，国运岌岌可危，但国共内战，抗日统一战线迟迟难以形成。面对国难，《生活》周刊将自己的定位打造为围绕抗日救亡的时事政治刊物，成为当时全国知名的大刊。而《生活》周刊批评政府的行为被视为反对政府，这又成为第二重危机。《生活书店史稿》记载，当年春天，蒋介石曾派胡宗南与邹韬奋密谈，试图逼邹韬奋表态拥护蒋介石，邹韬奋坦然拒绝。于是，不仅当时《生活》周刊所隶属的中华职教社遭蒋介石胁迫，《生活》周刊也禁止邮寄，随时可能被禁。

面临如此困境，生活书店成立，《生活》周刊也从中华职教社中独立。那时在《生活》周刊社内部，有中共地下党员胡愈之，备受邹韬奋倚重。邹韬奋与胡愈之等人研究后，创立了“经营集团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的原则，是当时的创举。职工半年的试用期满后就可以成为合作社的社员，内部组织成立理事会、人事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三个领导机构，成员由民主选举产生。

生活书店成立次年，《生活》周刊就以“言论反动、思想偏激、诽谤党国”的理由被禁，邹韬奋也因吊唁被国民党暗杀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秘书长杨杏佛，招致暗杀风险，不得不流亡海外。但生活书店运转如常，《生活》周刊由《新生》接力，又创刊《文学》《译文》《世界知识》等半月刊、月刊，介绍外国文学，或是向青年介绍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也出版文丛、译丛，如“世界学术名著译丛”，系统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生活书店延续《生活》周刊的立场，“或为救亡呐喊，或为启蒙低吟，或为民主搏击，无不关切时代的脉搏与痛痒”，就此成为宣扬抗日救亡和左翼人士的阵地，数年内开枝散叶，在全国设立了56处分支店。《世界知识》和《文学》两大期刊的编委或作者，大多是像鲁迅、钱俊瑞、郑振铎等左翼人士，或是张仲实等中共党员。生活书店的编委、作者群体，与日后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创始人，也多有交叉。《生活》周刊特约通讯员李公朴在1934年，与中共地下党员柳湜、艾思奇一起，在中共的建议下，创立《读书生活》半月刊，之后在1936年由杂志社转型为读书生活出版社（后简称“读社”）。与生活书店交往甚密的钱俊瑞、姜君辰、张仲实、薛暮桥、徐雪寒等人则在《中国经济情报》《中国农村》基础上于1935年创办新知书店。

三家书店相继成立后，新知书店出版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书籍，如《帝国主义论》；读社首选推出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首版在一两个月内销售一空，随后则规划分期出版马恩全集。当时读社出版《资本论》是个“传奇”。资料显示，读社建立不久，就决定秘密翻译《资本论》。为保证译者郭大力安心工作，社里派专人陪他到赣州老家翻译。1938年准备印刷时，上海的印刷厂恰好因战事而萧条，印刷、纸张、材料价格都较为低廉，读社决定一口气将三卷出完。于是郭大力绕路前往申城，下榻于仅两间小屋的读社。经过近百个昼夜的奋战，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终于付梓。

新知书店成立伊始，另两家书店就面临重重危机。1936年，邹韬奋与李公朴等七位全国各界救国会的要员因公开要求蒋介石停止“剿共”、释放政治犯，尽快形成统一战线，与“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相左，被捕入狱。监狱之外，读社被迫寻觅新的经理，生活书店出版的杂志处于屡创新刊、屡屡遭禁的循环中。上海沦陷后，三家书店先后将总部从上海转移至武汉，之后战局恶化，又从武汉迁往重庆、桂林。

随着战事的演进，三家书店与中共的关系日趋紧密。中共党员任领导的读社和新知出版社自不待言。1938年2月周恩来曾受邀到生活书店做《关于当前抗战形势和青年的任务》的报告，自那以后，周恩来、叶挺等中共领导多次向生活书店同仁做政治教育，并经常邀请生活书店中的党员谈话，指导他们“将书店工作当作革命工作来做”。直到1940年，当中共南方局的代表胡绳接任生活书店编委，同时过问书店的人事和政治教育，中共在生活书店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也统一起来。

三家书店始终配合中共的宣传需要。生活读书出版社承接中共最早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刊物《群众》周刊的发行任务，将《群众》周刊寄给各地书店代销，并出版周恩来、叶剑英的论著《怎样进行持久抗战》。新知书店则实际上与1938年中共南方局创办的中国出版社是“一套人马，两块招牌”，发行延安的《解放》周刊，以中国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大量马列著作，尤以《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最为著名。

那时三家书店已相互配合。1940年周恩来曾两次在重庆约请三家书店领导谈话，指示可以以民间企业形式，去延安和华北敌后开展出版发行工作。同年，三家各派人两次携资从重庆出发，前往晋东南八路军野战总部所在地和延安，分别办起华北书店。三家书店还与中共南方局共同出资，在重庆成立文林出版社。

与此同时，三家书店仍时常被查封。1941年1月“皖南事变”时，生活书店除重庆外，其他50多个分店都被关闭，邹韬奋也被特务跟踪、监视，随时有被迫害的风险。邹韬奋只得秘密借道桂林出走香港。

邹韬奋的出走，实际是中共的安排。他被周恩来安排到香港开辟另一个战场，筹划复刊《华商报》和《大众生活》。而在重庆，周恩来向生活书店创始人之一的徐伯昕指示，“在投资合营和化名私营的出版机构中，务必要区别一、二、三条战线，以利于战斗，免于遭受更严重的损失”，即一线出版机构在政治上冲锋陷阵，二线出版社出版理论著作和与现实接触较少的历史读物、社科基础读物，三线机构则以出版中外文艺读物、知识性读物和工具书为主。在当时的重庆、桂林，生活书店的重庆分店作为“门面”，坚持开业，扩大发行业务，出版重版书；三家书店开办的分支书店，如文林、桂林远方、致用等出版社，则作为二、三线的机构，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抗战胜利后的1948年10月，三家书店在香港合并，于1949年春迁往北平，就此统一改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红色主题的文化视角

新中国成立后，为推进公私合营的进程，合并不久的三联书店在1951年被拆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与其他出版社和机构合并，“三联书店”的品牌作为人民出版社的副牌保留，“文革”时出版工作彻底停止。直到改革开放后，《关于人民出版社方针任务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编辑出版工作要努力促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术研究尽快地活跃起来，促使哲学社会科学日益繁荣，在学术上有一定价值的著作……为了更广泛地团结著译者，更有利于开展争鸣，某些学术著作仍可用‘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

1986年1月三联书店恢复独立，类似的思路继承下来，在恢复独立建制的筹备会的出版方针中提及，“可以有选择地出版一些和其他出版社并不雷同的经济、文史学术著译”。自那时起，三联书店开始探索以文化角度解读政治、经济等背后的价值取向，关注政治文化、文化史等书写方式，以小见大地书写党史，兼顾学术与趣味。

最先在社会上引起震动的红色主题作品，就是由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在1986年所著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位作者中，龚育之参与《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的编辑工作；石仲泉参与党的“十一大”至“十五大”文件的起草工作；逄先知则是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他从1950年到1966年，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直接和间接地了解到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些情况。“尽管是片断的、零碎的，但是把它们介绍出来，对于了解和学习毛泽东是有价值的，对于今天的两个文明建设也是有意义的。”逄先知在书中的序言里介绍，他结合具体的历史情境，梳理、还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阅读情况。

这本书出版至今已发行50余万册，仍在不断重印。而三联书店对出版关于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以及中国重要历史事件的研究著作也逐渐展开，着重出版有丰富图文史料和独到视角的作品。30余年来，除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陈晋所写的《读毛泽东札记》《读毛泽东札记二集》《毛泽东阅读史》等一系列研究毛泽东的专著，为大众所知晓的，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统整理、编著的史料和著作，比如《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中国的1948年》《北上》。

其中，《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可以看作三联书店勾连自己红色出版历史的一根纽带。美国作家斯诺1937年所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是向全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第一本著作，为世人所知。而他依据的资料，就是《红军长征记》。那是斯诺到延安时，毛泽东为了向国际宣传，并希望向全世界募捐而组织编写的一部长征回忆录汇编。当时毛泽东与杨尚昆联名向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征稿，两个多月间收到稿子200篇以上，约50万字，后整理成30多万字，上、下两册的《红军长征记》，直到1942年才正式出版。《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是刘统经过整理、注释的版本，而当年《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西行漫记》则是1938年由上海复社出版。1979年，三联书店推出了由董乐山据1937年伦敦初版本全文译出、“未作改动”的《西行漫记》。

大历史下的党史

“当时生活书店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到“大学丛书”，还有韬奋的许多著作，新知书店出版的“新知丛书”、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大众哲学》等，我大多读过。这些书的作者几乎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各个学科领域内的名家。”著名的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专家、中国史学会前会长金冲及，曾受聘为三联书店的首席专家，他曾回忆自己上世纪40年代末在复旦大学求学时，与三联书店结下的渊源，“（我读）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三家出版社所出的书，远比读大学课堂上老师指定的参考书要多得多。回想起来，我懂得的一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科学各方面的基础知识，最早就是靠读这三家出版社的书打下的基础”。

金冲及自认那时自己正处在成长中的青年时期，如饥似渴阅读马列主义的书籍，受到的影响持续一生，不仅他是如此，他的情况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青年中非常普遍。

而在当代，从2003年国家出版管理机关提出“主题出版”的思路，要求相关出版单位配合国家重大活动、重大主题、重要节点开展重点宣传、创作以及出版图书以来，国家希望重拾类似的影响力。三联书店近些年来，除了将《直面大转型时代》《邓小平时代》《何有此生》等打造成为畅销书和热点书之外，《三联生活周刊》也在抗战胜利70周年、国庆70周年、建党百年等重要事件节点上，推出与主旋律相关的封面故事报道，并取得了不俗的社会反响。

其中，一批党史大家、名家的重要作品，潜移默化地教育人，改造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中有逄先知的“逄先知文丛”，有谢春涛等人编写的《中共党史十二讲》，以及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罗平汉的《探寻与阐释——中国革命中的几个问题》和他即将出版的《决胜：中国解放战争何以胜利》。罗平汉曾写作过《农村人民公社史》《土地改革运动史》等专著，学术沉淀有年，当他获得能够在三联书店出版作品的机会时，难以拒绝“学术出版重镇”的召唤。在将此前关于中国革命某些节点的思考结集出版为《探寻与阐释——中国革命中的几个问题》后，他在《决胜：中国解放战争何以胜利》中尝试分析方法上的突破，说道：“写解放战争的著作很多，但大多重在描述，我希望将解放战争放在历史节点、国共对比的横纵关系中，阐释解放战争胜利的原因。”

在类似著作中，细致与系统兼备，从整个近代史的角度思考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现代政党的百年发展道路，思考中国现代国家政治发展逻辑的作品，则是“金冲及文丛”。金冲及曾主持编写了《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2016年三联书店开始搜集他学习中共历史所写的论文，整理成专题系列，当时他已至耄耋之年，但仍笔耕不辍，每年都有新作。

金冲及曾回忆，1948年加入中共地下党后，他矢志不渝地探寻“中国为什么需要中共，中共如何为中国奋斗，又为什么会遭遇到许多挫折，会犯许多错误，同时仍旧能够引导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答案。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四卷）》中，他在大历史的框架下，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来组织论述和选取史料，进而阐述中华民族百年历史连续性的形成，以及这个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意义。

他探究的成果也获得了丰厚的认可。至2022年，“金冲及文丛”已出版12种，基本涵盖建党百年来的整体历史和重大节点，累计已发行50多万册，成为近些年三联主题出版成果的一个缩影。

[参考资料：张文彦、卞卓舟等编著，《三联书店简史（稿本）1932～201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本店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大事记（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