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引介到对话

在北京美术馆东街的三联韬奋书店二层，陈列着一份编辑档案。一张30多年前的选题单的左页写道：“本书为‘文化：中国与世界’研究集刊的第四辑，内容主要为宗教学领域的研究，这方面研究为国内薄弱环节，本集内容较新，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下面是季羡林等人的论文题目。右面是第四辑稿件的封面，上面有集刊和编委会的名字，下面附有“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编甘阳的签名，以及一句说明，“1987年6月22日交付三联（望最迟于7月22日前发排）”。

1987年，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下文简称“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的第二年，正值社会上“文化热”如火如荼，全国上上下下的知识分子从文化上思考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的问题，迫切地希望了解西方。

三联书店出版学术著作其来有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尚未合并的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曾出版《中国思想通史》《文明与野蛮》《近代经济学说史大纲》等社会科学著作。50年代并入人民出版社旗下后，被指定出版“社会科学其他古典著作的译本”，乃至《第三帝国的兴亡》等“灰皮书”。1979年，恢复独立前的三联书店在范用的带领下创办了《读书》杂志，开启“读书无禁区”的时代，随后陆续出版《傅雷家书》《随想录》《第三次浪潮》《情爱论》等书，既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提供争鸣的平台，又向社会提供启蒙的精神食粮，是当时西学东渐浪潮的强大助力。

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的甘阳是“文化热”中的弄潮儿，他既翻译出版了卡西尔的名著《人论》，也在《读书》杂志中发表文章，与其他学者彼此评点。1985年，社科院准备筹办一个杂志，找他当主编。甘阳将杂志命名为“文化：中国与世界”，找自己在北大读书期间的同学和朋友，以及工作后的同事形成一个编委会，日后成为中国学术顶梁柱的陈嘉映、王庆节、刘小枫、陈来、苏国勋等人都在其中。他们大多的共同点是，现代外国哲学的学养极为突出。编委会还在酝酿时，陈嘉映、王庆节已翻译《存在与时间》，杜小真和陈宣良也翻译了《存在与虚无》。

编委会成立后，他们寻找合作的出版社时，通过《读书》杂志的编辑与三联书店搭上线。1986年初夏，两方在三联总经理办公室洽谈翻译、出版的计划。《三联书店简史（稿本）1932～2012》记载，“大家是头一次打交道，又是正事，双方都比较拘谨。即使老沈（昌文）这样一向在谈笑间做生意的老出版人自始至终没有露出笑容”。

三联书店对待这项合作非常严肃，因为他们要翻译的著作着实重要，当时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在大学生中影响甚巨，但并非严格的学术翻译，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希望出版的书则都是当代的西方经典，除了《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还有《悲剧的诞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如今学术圈的必读书。沈昌文曾回忆，他们看了一些稿子后觉得很好，给编委会一批盖好章的合同，让他们拿去约稿。选题、翻译、审稿和发稿都由他们负责，出版社只有一名编辑在编委会里，参与选题的确定。

1986年12月10日，编委会和三联书店在《光明日报》登出半版书讯广告，提及“文化：中国与世界”“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的出版计划。除了“文化：中国与世界”是集刊，“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都是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前者是经典作品，后者是介绍人文科学新知的通俗读物。计划出版的书目中，“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准备出版49本，都是萨特、弗洛伊德、海德格尔、韦伯等西方大师代表作，“新知文库”则计划翻译出版60本。“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当年推出第一本书《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虽然尼采文字晦涩，却一年销出15万册，之后更加难懂的《存在与时间》也如此，以至于人们发现，“这些书成了时尚，拥有这些书那时就是时尚，是年轻人的一个标志”。

“这些书能够帮助回答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一个问题：‘知识分子作为文化和价值的主要创造者、承担者，其自身的终极价值究竟依托于何处？’”编委会曾如此阐发自己对丛书的期待。对于学术界，“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实践文化理想的公共场域，这些丛书以人文主义、专业精神、学术独立著称，成为当时中国学术圈内的一极、“文化热”的一座高峰。

而对于三联书店，不仅学术译著成为三联书店重要的“明信片”，甘阳、刘小枫等当时的学术新锐也成为三联书店长久的合作伙伴，顺着“西方现代学术文库”的翻译轨迹，又衍生出如“美国文化丛书”“日本文化丛书”“学术前沿”等众多更专、更新的丛书。“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里的学术标准

“《“山中”的六朝史》是一部打通政治史、社会史、宗教史，以及历史地理学的新颖著作。作者魏斌立足山岳，搜集正史以外的宗教文献、文学作品、石刻史料等材料，打通佛道二教，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权力、文化、信仰，给传统的中古史研究带来新鲜的视角。在海外，书出版后，研究中古史的日本学界很快就此书召开专题讨论会。”当三联书店的资深编辑孙晓林讲述2019年出版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选题方向时，学术趣味、专业程度已与80年代“文化热”中的译著大相径庭。这样的转变，始于这套丛书开始出版的1994年。

90年代“文化热”进入尾声。“文化：中国与世界”的编委在1994年前后星散各地，越发集中于自己的学术领域，编、选译著，越发从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启蒙、变革需要的角度，转向满足专业和学科建设的目的。同时，自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上世纪80年代知识精英出国留学深造，90年代时中青年学者已积累一定学识，他们也形成自己的洞见，但那时经费和出版渠道有限，出书相当困难。

那时三联书店的选题结构已成型，被称为“分层、一流”。他们把出版规划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学术类，有原创和翻译两条线；第二个层次是中等知识读物；还有第三个层次大众类读物。不过，当时翻译作品占出版总量七八成，他们迫切希望出版一套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丛书，专诚征集海内外中青年学人的优秀学术专著。奖掖新晋人才，倡导基础扎实而又适合国情的学术创新。

机遇来得水到渠成。当时哈佛燕京学社已经资助中国访问学者十余年，但他们发现，留学的中国学者大多留在国外发展，所学无法通过言传身教反馈回国，国内学人的新见也没有渠道出版，仅资助访问学者对提升学术水平作用有限。在此背景下，1992年哈佛大学举办研讨会，董秀玉也参加。茶歇时间，她拜访时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韩南教授，两人一拍即合，确定由美方赞助三联出版一套学术丛书的协作方案，选刊国内中青年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专门论著。董秀玉记得，“谈了20分钟就把这个大事谈定了”。

当时的合作既是国内学术出版与国际接轨的开端，也是借鉴国际学界行之有效的遴选模式，建立本土学术出版规则的大胆尝试。丛书由季羡林、李学勤、苏国勋等中国资深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把关，而对收到的书稿，要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委员会择优遴选。“来稿交稿时，除与稿件和作者相关的资料外，还需提交两份本学科专家的推荐书；来稿若被采用，专家的推荐意见会在新书封底摘要刊出，供公众监督。选稿时另请专家匿名评审。最后，经过评审和作者返改的书稿会交到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们从综合水平、评审客观性和学科分布等方面加以考察，作最终评判。”《守望家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记载，每本书要有两人评审，“不告诉作者谁评他的书稿，只告诉他评审意见”。

哈佛燕京学社每本资助5000美元，从1994年2月出版第一辑以来，基本每年一辑，直至当下，人文色彩浓厚，历史、哲学、社会、文学、政治方面的著作最多。遴选的标准，不是填补学术空白，就是用新观念研究当代学术的前沿问题，与国际对话。

评审流程往往需要半年或更长时间，这套书是出了名的宁缺毋滥。“那时每年各地来稿百十部，我们往往连十取一的比例也达不到。”学术委员会委员赵一凡记得，丛书每辑额定8本。如今中国许多学术中坚的处女作有不少收在其中，也成为他们的成名作；它们甚至成为学术典范，年青一代会学习、使用其中的观念、研究方法。比如赵汀阳的《论可能生活》。当时这本书有三位推荐人，分别是季羡林、李泽厚和当时社科院哲学所所长陈筠泉。季羡林在推荐意见中写道：“我在高中读书时就曾听过伦理学的课。课本用的是蔡元培先生的《中国伦理学史》。后来也曾涉猎过一些伦理学的专著和论文。但是同赵汀阳同志的《论可能生活》比起来，都显得比较肤浅，比较一般化。”

这些学术著作并非只流传在象牙塔内，像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出版后不久就开始加印，近年间，更是增加到了每年加印数万册，成为高校甚至高中生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必读书。

对三联书店而言，虽然90年代后期商业浪潮汹涌，一些科研机构经费充足，学者不愁出书，然而审稿标准一以贯之，使丛书质量不变，遴选的方向更加前沿。三联书店也就此形成更丰富的选题格局，为钱穆、黄仁宇、钱锺书、陈寅恪、张光直、宿白等大家出版了作品集；还有一些成熟作者的作品纳入新丛书“文史新论”，至今已出版近50种，其中再选经典纳入“当代学术”丛书。走向通识的“开放的艺术史”

“在座的嘉宾只有一位是美术史出身，其他人的第一专业都不是美术史，但大家坐在一起讨论美术史，说明美术史研究吸引各个学科的学者，变成这个领域的专家。”在今年9月中旬三联书店举行的一场学术论坛上，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郑岩发出这样的感慨。坐在一起的专家中，除中央美院教授黄小峰是美术史专业科班出身外，主持人、北京大学教授渠敬东是社会学出身，郑岩本人和中央美院教授尹吉男毕业于考古系，中央美院人文学院院长李军和北京大学艺术史系主任贾妍的第一专业分别是哲学和历史，还有诗人西川。

他们聚在一起，讨论“知识与图像互动关系”的问题。这样的“混搭”令人仿佛有上世纪80年代各方人马济济一堂的错觉，毕竟从90年代末以来，艰深、专业的学术著作很难形成大范围讨论和关注，而这场讨论会有网上直播，数万人在线观看。但又与80年代探讨西方经典或宏大问题不同，经过系统的学术训练，这里的问题聚焦在学术之内，面向中国的、共同的、具体的研究对象，一如渠敬东将艺术史（art history）视为与自然史（nature history）相对的、人文领域最广阔的知识。

以艺术史为切口，将这些不同领域的学者聚在一起的缘起，则是2005年在三联书店开始出版的“开放的艺术史”系列丛书，主编便是尹吉男。他的身份极具多元性，集历史、考古、艺术史、古书画鉴定和当代艺术批评于一身。

从80年代起，尹吉男就经常在《读书》上发表文章，乃至成为专栏作家。2000年前后，三联找他编一套艺术史丛书。那时中国出版界的翻译工作已有20余年，人文学科中，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专著多有引进，唯艺术史少有人问津，而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后，这一学科积累了很多重要作品。尹吉男记得，三联当时给了他很大空间，理念、方向，乃至丛书名都由他定，“为了与艺术史有所区别，就起名叫作‘开放的艺术史’”。

“开放”有两重含义。第一重乃是中国艺术之于世界的开放。尹吉男在丛书的总序中写道：“如果我们有全球艺术史的观念，作为具有长线文明史在中国地区所生成的艺术历程，自然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不同地区的文化经验和立场对中国艺术史的解读又构成了新的文化遗产。”另一重则是学科间的开放。“在中国，现代意义的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美学、宗教学、文学史等学科的建构也为中国艺术史的进展提供了互动性的平台和动力。西方的中国艺术史学把汉学与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完美地结合起来，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丛书最先出版的品种包括巫鸿的《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郑岩是这本书的译者，他在序言中写道：“（这些文章）其目的不在于再造一种与西方传统历史写作形式相类似的单线的历史，而在于多角度地展现中国艺术的丰富、复杂与变化。”此后，像白谦慎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柯律格的《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等作品陆续引进，不再仅从鉴赏视角单纯研究一幅作品，而是将社会的、观念的内容糅合在一起。

“开放的艺术史”丛书平均一年出一本。尹吉男的“野心”在单一学科之上，他希望让读者感受到学术的潮流，未来的学术可能不太关注门类，而是把学科打通。目前丛书引介西方研究的各种新方法，从不同阶段、不同方式讨论中国美术史的模式告一段落，今年开始推出原创作品，展现中国学者的思考和回应。第一本便是尹吉男的《知识生成的图像史》，他在书中阐发自己对中国古代图像史的总体思考。而通晓梵文、佉卢文、于阗文、粟特文、叙利亚文的绝学专家段晴教授的遗作《神话与仪式：破解古代于阗氍毹上的文明密码》此后也被收入丛书，表现出尹吉男更长远的布局，“不仅研究中国本身，更研究中国和外部的关系。如果接下来不再是西方人提问题中国人回答，而是中国学者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并引发全球的学者回答。到那时候，中国学术的生产时期就真正到来了”。

如今“开放的艺术史”已经出版20种，日渐显现“开放”的成效，美术史以高度的专业性得到同行的高度认可，进而又成为通识的一部分。不仅其他出版社也争相出版类似的选题，郑岩发现，学校里选艺术史课程的本科生，大多来自其他专业，学术正进入“以出版为核心，阅读为线索”的时代。而三联书店，则不仅成功开辟出一个别具特色的新分支，还成为艺术史进入公众视野的“教材”，促进更多人思考和利用图像史料，更整全地认知中国文明。

“许宏说‘何以中国’这个书名看起来似乎有些语病，但着实吸引人，书的标题就这么定了。”三联书店编辑曹明明记得，2014年，当她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许宏商量，将他在博客中面向公众的考古文章集结成书时，他们为书名纠结许久。那是曹明明来三联书店做的第一本书，这本100多页的小册子首印6000册，一售而空。两年后出修订版，她与许宏到上海的书展做签售，现场购书等待签名的读者排出了展厅外，“他在与读者的对话之中，没有给出唯一的答案，而是启发大家独立思考”。

许宏是曹明明的老作者。他除了编写“有一说一”的考古报告，也曾出版过《最早的中国》。他的书既有宏阔视野，又不乏细致入微的观察，小到二里头遗迹遗物的描述，大到对全球文明史总体框架，以及思考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历程的著作。那时曹明明发现，采取新颖的形式，展现考古学者在考古报告之外的思想著作，在三联书店出版，如鱼得水，非常合宜。

读者乃至学界形成如此印象，最早来自1983年三联书店出版张光直的《中国青铜时代》。张光直是美国科学院及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中唯一的华人，海外考古学界的领军人物。那本书此前已有港版，他将考古、历史与人类学结合的视角，当时的中国学界并不具备，那时考古学集中在一个个具体的考古遗址上，而历史学则更多依靠文献。但那时也没有引进海外学人著作的先例，海外学人的观点、表述，是否与当时国内主流观念冲突，是需要反复斟酌的问题。《中国青铜时代》的编辑档案显示，从1981年开始，专家对这本书的内容、观念多方论证，李学勤曾写评语认定，“这本书没有政治立场问题。学术立场也是应当肯定的。另外，在观点、方法上的不同，正是我们需要借鉴、学习的地方”。

《中国青铜时代》甫一出版，遂开启出版海外学人著作的潮流，三联书店在90年代又出版张光直作品系列，此后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宿白的《白沙宋墓》等学界泰斗重要的著作陆续也由三联书店出版。十余年间，从张光直的作品以及他本人对国内考古学者的帮助，使他成为中外考古界的“桥梁”，到将苏秉琦“满天星斗”“区系类型”之类考古学界的“常识”向考古圈外拓展，成为知识界描述中国上古史时的一种共同话语，三联书店出版考古学著作的风格和口碑被确定下来。

而从2009年曹操墓被认定、2011年发掘海昏侯墓，到2019年重启三星堆3～8号坑的发掘，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与10年间国家博物馆关于中国上古时代层出不穷的展览，使作为一门学科的公共考古，在中国也具备了群众基础，受考古发现中未知的魅力吸引的公众与中国考古学界多年来的学术积累相遇到一起。

在此背景下《何以中国》得以火爆，三联书店也由此成为连接公众与考古学前沿的桥梁之一。一方面，曹明明和许宏一道打造“解读早期中国”系列，在她看来，这是在延续三联书店一贯的出版传统。曹明明记得，许宏写《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青铜变局》时，更像命题作文，他们鼓励他把一直希望探讨的“在大视角下看待东亚青铜器起源”的构想付诸实践，“那段时间许老师成天藏在考古所的资料室里搜集、整理资料”。

另一方面，许宏作为考古队队长，他的观念也是中国考古界最前沿理念的一部分。在这个领域，通过多年以来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考古发掘和中西交流，中国学者在探讨文明的结构、社会的分层等宏大问题上，不断形成自己的观念。比如国际上曾认为文字、冶金术和城市是文明社会的“三要素”，但那是依据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提出的标准，随着对世界其他原生文明研究的进展，国际学界普遍认为，世界各地可以有符合自己古代社会发展特色的文明形成标准，中国考古学界便依据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现，归纳出城市、阶级和国家三个标准。它不仅适用于有青铜器、土木构建的宫殿和大型墓葬的中国古文明，也适用于用黄金、宝石、神庙、金字塔、大型墓室表现王权的两河流域、古埃及文明。

对中国文明内部的演进也有新见解。比如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教授陈胜前在三联书店出版的“考古学思想系列”目前有五种，其中《史前的现代化》是他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成果，指出农业在中国起源之后，对文明发展起源和文化发展的影响，为当下许多现象找到了传统和源头，提出了中华文化的基因和根源。又如哥伦比亚大学唐氏早期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峰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早期中国》中，就探讨国家形成、书写的起源、官僚组织、法律和政体、诸子百家、战争性质的演变、帝国的缔造等中国社会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问题。

三联书店将这些思考统合，推向大众。在今年的“三联·新知大会”上，最后一讲的主题是“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参与讨论的学者，正是许宏、李零、李峰和参与玛雅文明科潘考古的李新伟研究员，他们对比、探讨地中海沿岸的文明体走向国家的道路，与中国形成早期国家所经历的阶段之间的共性和差异。而这样的互动不会停止，曹明明说：“不光许宏的书一本接一本，考古界的许多学者都有写作意愿，希望与大众交流。”

[参考资料：张文彦、卞卓舟等编著，《三联书店简史（稿本）1932～201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邹凯编写，《守望家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感谢叶彤、孙晓林、冯金红、杨乐、曹明明、钟韵对本文的帮助] 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