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内阁的牛津密友圈

不出意外，伊丽莎白·特拉斯组阁的英国新政府，仍是一群以牛津校友为主的私校生、名校生俱乐部：68%的内阁成员上的是私立中学，超过三分之一的内阁成员毕业于牛津剑桥。有评论称特拉斯的内阁是“自约翰·梅杰以来最豪华的内阁”。

特拉斯本人毕业于牛津大学默顿学院，是牛津大学出产的第29位首相。她1993年进入牛津，学习哲学、政治和经济专业。入学不久她就出了名，因为她总是咄咄逼人地要把自己那些强烈甚至不乏偏激的观点输出给他人。她读大学时的导师，政治学家马克·斯蒂尔斯（Marc Stears）评论她，“聪明，善于引人注意，不惧挑战传统，总是乐于挑起争议”。

特拉斯出身中产知识分子家庭，个性争强好胜，凡事必须要赢。2017年，她的弟妹们接受BBC 4电台采访时说，小时候他们下棋，爸爸忍不住指出特拉斯之所以赢是因为作了弊。每一种游戏她自己都会研究出一套玩法让自己赢，如果没有赢，她宁愿逃掉也不想承认输了的事实。

一进大学，特拉斯就表现得很激进，主张大麻合法化，在党派会议上发表演讲，呼吁废除君主制。因此很多同学并不喜欢她，批评她过分“寻求关注”，哗众取宠，却不会真正解决实际问题。那时她还在自由民主党内，她的同学们对《泰晤士报》回忆一次自由民主党的牛津中央选区选举，她不会像其他学生党员那样兢兢业业发传单，“我记得伊丽莎白只是在选举结束后喝了点答谢酒，此外什么也没做。当时我感到困惑，她既然是一个热衷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似乎又对政治‘无聊’的那部分表现得眼高手低，不闻不问”。

现在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担任研究员、政治学导师的保罗·马丁（Paul Martin），当时与特拉斯同在一个政治讨论小组，有一次讨论反堕胎问题。特拉斯声称自己是支持堕胎合法化的，批评一个反堕胎团体到她学校，在黑板上写下“堕胎是谋杀”。但她又为反堕胎团体辩护，认为反堕胎运动有其“合理”之处。马丁说：“这种骑墙做法让人感到困惑，大家会认为她不过是为了语不惊人死不休。但回头看，她作为可能是唯一可见的自由民主党女性活动家，想在这个毋庸置疑由男性主导的世界里出人头地，这么做也许是妥协。当时我觉得她非常烦人，但对她也有一定程度的同情。”

在一个问题上，马丁与特拉斯当时的男友意见相左，特拉斯激动地对马丁说，“你怎么不掉到池塘里淹死”。“我在大学里已经待了30年，见了太多出色的学生，他们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你不由自主会感慨他们将来一定大有作为。但伊丽莎白从来不属于这类学生，如果不是她说我‘淹死在池塘里’的话，我早忘了她。”马丁和很多同学根本想不到，30年后特拉斯会从事英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工作。

也有同学称赞特拉斯有想法、机智、犀利、妙语连珠，是那种你想坐在她旁边的人。特拉斯同时还加入了倡导自由贸易的学生团体——牛津大学哈耶克协会，以及亲欧盟改革俱乐部，这是一个致力于开放市场的协会。改革俱乐部的同期成员有奥利·罗宾斯，后来他担任英国脱欧谈判的首席代表。还有自由民主党脱欧派的马克·利特尔伍德，他现在是一个右翼智囊团——经济事务研究所的所长。二人在大学时非常看好特拉斯，说她非池中物。

在牛津，特拉斯的对立面是一群欧洲怀疑论者，为首的是丹尼尔·汉南和雅各布·里斯-莫格。他们比特拉斯高几级，虽然曾经观点针锋相对，分属两个阵营，但特拉斯担任英国国际贸易大臣与贸易委员会主席后，任命汉南为英国贸易委员会顾问；当选首相后，任命里斯-莫格为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大臣。

英国于1714年确立首相制度，到特拉斯就任之际，共产生了56位首相，其中超过一半的首相毕业于牛津大学，重要的内阁大臣也以牛津背景为多。在2019年的保守党党魁选举中，10名候选人中有7名毕业于牛津大学。英国人对此习以为常。

牛津大学的基督堂学院贡献了数量最多的牛津首相，有13位。基督堂学院别称“堂屋”（The House），创建于1525年，1645年英国内战期间，国王查理一世把“堂屋”作为临时宫廷，在大礼堂召开议会，从此基督堂学院与英国政治产生了很深的渊源，被认为是牛津大学最贵族化的学院。1837年，未来的第10世威姆兹伯爵（Earl of Wemyss）参加了基督堂学院的面试。面试官只礼貌地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父亲身体可还健康？他圆满地回答了考官。威姆兹家族是苏格兰古老的世袭贵族，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在苏格兰法夫郡拥有大片土地。这是牛津根深蒂固的“传统”之一，录取新生时明显偏向精英阶层的子弟。

桂冠诗人约翰·贝杰曼（1906～1984）曾在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上学，他说：“基督堂学院的本科生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来牛津就是为了今后在贵族院占个位子……他们猎狐、钓鱼、打猎，我从来没听说过他们踢足球、打曲棍球，甚至是板球，尽管开车离牛津不远的乡间就有球场可以打板球，这些‘堂屋’的男人们可以组成一支球队，壮大乡村板球队的实力。”

贝杰曼的揶揄在今天也适用。《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西蒙·库珀（Simon Kuper）发现，牛津的年轻精英，特别是伊顿上来的保守党男生，普遍有种心理，他们相信自己生来就是为了统治这个国家的。比如亚历山大·道格拉斯-霍姆，上世纪20年代从伊顿公学毕业后被基督堂学院录取，1963年做了首相，一切似乎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

库珀1988年进入牛津念历史和德语专业，在牛津大学的学生报纸Cherwell做记者。他发现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主席、三一学院本科生雅各布·里斯-莫格每天都穿着深色的双排扣西装，是本科生中唯一一个穿西装的人，说一口他闻所未闻的口音，手里还拿把雨伞，便在报纸上笑话里斯-莫格简直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牧师。

里斯-莫格出身中上阶层，祖父是大地主，父亲曾任《星期日泰晤士报》编辑，他毕业于伊顿，与库珀同届考入牛津。他从小到现在，几十年如一日穿深色西装，几十年都在伦敦杰明街的同一家领带店买领带，从不穿牛仔裤、T恤和运动鞋，开车时听格列高利圣歌或莫扎特、威尔第，没听过摇滚音乐，买东西时说“磅”“盎司”和“品脱”，而不是“公斤”和“升”，住在乡间，和妻子生了6个孩子。

库珀今年52岁，他的父亲是人类学家，母亲是学术书籍的编辑。他自小跟着父母在世界很多国家生活，后来定居荷兰，高中时回到英国参加毕业会考，进入牛津大学。“我进了牛津，发现人们特别在意阶级身份，看到我的朋友为口音、穿着、走路的姿态而异常焦虑，甚至手足无措，而贵族圈子的同学认为我不够时髦。但我来自外国，所以阶级制度没能困扰我。”另一个外国人，比尔·克林顿，1968年拿到罗德奖学金来牛津大学，也大为惊讶。他总结牛津生活的本质就是“愚蠢”二字。

记者的工作让库珀经常采访、报道学生政治家，对他们有近距离的观察，外来者的定位又让他得以拉开距离，冷静分析这个精英圈子。他刚刚出版了新著《密友：牛津托利党这样一个小圈子如何把控了英国》（Chums: How a Tiny Caste of Oxford Tories Took Over the UK），书里他阐述了一个观点：今天的英国首相、内阁成员，以及社会生活中的资深人士，比如大卫·卡梅伦、鲍里斯·约翰逊、迈克尔·戈夫、丹尼尔·汉南、多米尼克·卡明斯、里斯-莫格等人迈出了顶尖公学的大门，相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牛津大学，“在绝大多数学生对未来还很茫然的时候，他们已经抓住了通向权力的油腻腻爬杆”。他们结成密友关系网，对国家产生了连锁反应。

一个例子是，约翰逊做首相后，把伊顿－牛津的兄弟团伙风气带进了唐宁街10号。伦敦防疫政策最严格的时期，他在首相府召集派对，带头破坏政府颁发的防疫规定，最终导致自己下台。“派对门”传递的一个信息是，我们无需遵守规则，因为我们是规则的制定者。

里斯-莫格在2017年被吹捧为保守党领袖，2018年，他任创始合伙人的投资公司盛捷资本管理在都柏林开了一家投资基金，其招股说明书上将英国脱欧列为英国面临的风险，称这可能会造成“相当大的不确定性”。遭到质疑后，他辩解，“启动该基金的决定与英国退欧无关”。前保守党议员、《泰晤士报》撰稿人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ris）批评他不合时宜，开时代倒车，“纯粹是株毒芹，气味芬芳，实则剧毒，是不折不扣的反动分子”。

库珀做了统计，从1900年到1979年，近四分之一的内阁大臣曾在伊顿公学上学。牛津大学虽然进入了现代社会，却没有摘掉伊顿生的白色领结，没有改变他们的口音，相反帮他们铺平了通往权力之路。

库珀批评战后牛津大学的文化，不鼓励学生努力学习、争取奖学金，不提倡认真做学问，而热衷吹牛。他写道：“在上学时吹牛被认为是一种艺术，Cherwell曾称赞西蒙·史蒂文斯（Simon Stevens，2013～2021年担任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主管）是‘牛津大学最有才华的即兴搞怪天才’，‘西蒙对着他的导师宣读作业，他的搭档透露，其实他是照着一张白纸在念’。”

牛津大学的非官方座右铭是“自然而然的优越感”（effortless superiority）。在牛津，精英分子对于“成就”的态度颇为矛盾：明明是刻苦努力学到的知识、取得的成绩，但是让别人看出你付出的努力，未免太不体面，会让人觉得你是卑鄙小人，有威胁感。

库珀断言：“如果约翰逊、戈夫、汉南、卡明斯和里斯-莫格在17岁时收到牛津大学的拒绝信，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看到英国脱欧。”牛津曾激发它的居民创造出爱丽丝漫游的仙境、霍比特人的探险、纳尼亚王国，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又孕育出一个脱欧小团体，直接导致了英国脱欧。英国脱欧运动的雏形是“牛津独立英国运动”（Oxford Campaign for an Independent Britain），奥里尔学院的学生丹尼尔·汉南1990年在牛津一家咖啡馆成立的。彼时他19岁。汉南在大学时期即被选为牛津保守党协会主席，鼓吹本地主义，1999年起他担任保守党欧洲议会议员，成为欧洲议会中保守派和疑欧派的灵魂人物之一，被称为英国脱欧的关键策划者。

库珀说：“他们将管理国家，他们可不希望布鲁塞尔人（指欧盟总部的官员）插手。他们的全部使命就是去威斯敏斯特，他们心系伟大的国家，这是他们的父亲和祖父管理过的国家。大多数英国人并不关心欧盟。但如果你认为你要管理这个国家，那（脱欧）就很重要。”

在库珀看来，“英国脱欧被标榜为一场反精英主义的起义，更确切地说，这场反精英主义的起义挑头的却是一个精英分子，是一群公学－牛津男生反抗另一群同样背景的男生”。其中有约翰逊和卡梅伦的剧烈对抗。

卡梅伦和约翰逊有相似的成长轨迹，关系一度异常密切。库珀认为卡梅伦不跟牛津脱欧小团伙玩儿，一个原因是紧密联系的小集团进入政坛后，他们那与生俱来的特权感和优越感造成了分裂。另一个原因是卡梅伦把自己划归为伊顿小团体。“这不仅仅是卡梅伦对伊顿人感到舒服，也是因为他对大多数其他英国人感到不舒服。”库珀写道。

牛津催生出如此之多的首相，库珀认为，原因之一是牛津辩论社的存在。库珀在进入牛津之前从未听说过这个辩论社。但他发现，牛津的学生政治家们从伊顿时期就梦想着做辩论社的主席，为此他们在伊顿已加入政治协会，苦练演讲和辩论。

牛津辩论社（Oxford Union Society）是位于牛津地区的辩论社团，创立于1823年。它坐落在一座大型哥特式复兴建筑中，内部设有图书馆、斯诺克室、酒吧，辩论大厅有450个座位，是欧洲最大的专门建造的辩论室，也是学生政治家野心的演练场。牛津辩论社的辩论规则以下议院的规则为蓝本，堪称儿童版下议院，只是没有真正的权力。

牛津辩论社出了不少大人物，有做了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特蕾莎·梅，前首相威廉·格莱斯顿、希思和赫伯特·阿斯奎斯还出任过辩论社主席。主席可是令人垂涎的头衔，当年约翰逊的父亲斯坦利努力竞争，壮志未酬，是儿子鲍里斯替父亲实现了抱负。

加入辩论社，遇到重要人物的概率大大增加。常常有大人物来辩论社演讲，站在大佬们曾站过的辩论台边，学生们坚信自己能够步其后尘，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讲坛。有一次，丘吉尔访问辩论社，对一名学生说：“如果你能在这个国家发言，你就可以做任何事。”这名学生恰好是未来的保守党海军大臣昆廷·霍格。

辩论社让有政治热情的学生，特别是公学出身的保守党男生，选择了牛津而不是剑桥。除了无休止的辩论活动，辩论社每8周选举一次主席、秘书、财务主管和图书馆馆长，于是有的学生几乎成为专业的政治家，配有支持团队帮助他制定错综复杂的选举策略。著名喜剧演员、新闻讽刺杂志《冷眼》（Private Eye）主编伊恩·黑斯洛普（Ian Hislop）当年在牛津上本科时，办了本讽刺杂志《放屁》（Passing Wind），尽情嘲笑这帮牛津小政客还在学校就琢磨着权术、谋略、钩心斗角，像大公司的实习生，自以为是地列出实务清单，着实空洞又荒谬。

大学生活多了玩弄政治的喧闹，倒也吻合了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口号：“做社会名流（socialite），不做社会主义者（socialist）。” 牛津特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