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小时待命，不仅是出卖时间

周六晚约朋友看电影，灯光调黑，人舒舒服服往后背一靠，很快进入状态。可还没看到半个小时，朋友那边手机亮起来，她匆匆回复，把屏按灭。10分钟后灯又亮，反复几次，椅背连带着整排座椅晃动，身边的人不满：“有啥大不了的事儿啊非得现在回？！”朋友连声抱歉，拿着包弯腰离开座席，轻声跟我说：“领导联系，我看不了了，大厅等你吧。”

自去年起，朋友接下单位的微信公号，因为人手紧缺，有时连排版带推送都靠一个人。微信内容要经好几道领导审核，随便经手哪一位耽误了，她就得在办公室干等上好几个钟头。别人能耽误，她却一分钟都拖不得，遇上主管部门发布重大消息，领导一个电话过来，不管在逛街还是睡觉，都得马上进入工作状态。那之后我们见面，她出门必带两部手机，方便扫码推送，或者干脆背电脑出发，好几次下班约饭，点完菜后来条微信，她马上掏出电脑在桌上编排，餐厅气氛随之肃穆。大家对她表示同情，她说，餐桌还是小事，要是遇上地铁里没信号，就得一手举着手机连热点，一手小心翼翼刷新排版，那场面才叫紧张。这还不算，其他离谱的工作场所还有：共享单车车座、健身房更衣室、马路牙子、医院走廊……

她的状态并不是新鲜事，离开办公室就结束工作的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2018年，英国求职网站totaljobs向7000名上班族发起调查，发现有1/3的受访者经常在非工作时间收到老板的工作传唤，其中有一半人会马上着手处理。在国内，由于大部分人都没有邮箱办公的习惯，微信等即时通讯软件的流行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工作和生活混杂在一起，老板随时能找到你，所以必须24小时待命”的工作状态。早在20年前，海德堡大学的研究员就发现，移动技术大幅提高了人们对工作效率的期望值，“老板和同事都希望你可以随时工作”。

待命让人焦虑。就像我的朋友一样，为了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惴惴不安，她可以放弃一整部电影，甚至干脆在待命期（即使是周末）拒绝出门社交，靴子不落地，她几乎不能做除了等待之外的任何事情。

科学家曾在研究中量化过这种焦虑感。2016年，几位德国社会心理学家为132位志愿者进行了一项测试，第一个4天，受试者被要求24小时随时应答，第二个4天，他们在非工作时间可以选择不应答。他们发现，当要求随叫随到时，受试者清晨的皮质醇水平会比不需要应答时上升得更快，即使那天他们并没有任何工作。

皮质醇是人体内调节“战斗或逃跑”反应的重要激素，主要用于提高人们在压力之下的反应能力。正常情况下，人的皮质醇水平会在清晨达到峰值，随着时间推移慢慢降低，而科学家们的研究证明，当人预计自己会度过充满压力的一天，它的水平会比平时上升得更快。处于长期高皮质醇水平状态，人会患上“倦怠综合征”——睡眠紊乱、情绪失控、免疫力低下，记忆力和反应力降低。简单来说，就是“麻了”。

除此之外，待命状态下的人还会需要更多时间来恢复元气。研究者发现，“仅仅因为存在‘被召唤的可能’，都会影响员工的恢复能力”。当精神或身体健康状况不佳时，这种状况会变得更加严重，很多人甚至会直接选择旷工或失联。因为在他们心中，待命的时间并不真正属于自己，它既不是休闲，又不能被视为工作，那种不可预测性会带来压倒性的疲惫感。

这里还涉及人们对待命工作的一种普遍误解，认为只有实际的工作时间可以被视为“真的在工作”，难道他们不可以在等待的时候做些别的事儿吗？我曾采访过一位在急救中心工作的医生，他的工作时间被分为一个早班、一个晚班，之后可以休息两天，但任务紧张的时候，也需要24小时待命。他告诉我，一旦进入值班室，就很少能真正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好像已经有程序在后台运行着的手机，没法再腾出空间带动更大的应用，站里的两位担架工经常靠睡觉来逃避等待，而他习惯打小游戏、刷短视频，做一切不用动脑子的事情，好让这段煎熬的时间尽快过去。

人命关天，如果说他的工作还具有“应急”的价值，多少能为无聊的等待赋予点意义，其他很多24小时待命的工作召唤几乎可以算是纯粹的精神暴力。那天把朋友逼出影院的连环call最终被证明是个乌龙。原来是领导A发微信她没回，找到领导B，后者不明所以，连打四个微信语音要求她马上回电，她不知出了什么事，慌忙打过去，领导A却说没啥大事，只是突然想起有个表她还没填。我看完电影出来，见她神情落寞地坐在大厅椅子上，抱着电脑问我：“他们怎么不考虑今天是周末呢？难道我把自己卖给他们了吗？”

24小时待命的人们经常提到这种“自我出卖”的感觉。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提出，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在一个工作日内的使用价值，因此资本家有权要求工人在约定时间内为他做工，围绕这个“约定时间”，双方曾经发生过激烈争执，最终确立了“8小时工作制”的共识。它也随之划出一条分明的界限：对劳动力的出卖至此时为止，剩余时间供劳动力自我恢复、自我确认和自我生产。

到了21世纪，我们不再需要在纺纱工厂里劳作，却比那时的人们更缺乏对个人时间的控制能力，由它带来的负面感受，比如沮丧和无助，很容易让人想起工业革命兴起之前对奴隶的控制，毕竟只有在那时，奴隶主才占有其附庸的全部。事实上，当上司丝毫不考虑受雇者的日常安排，要求对方24小时待命时，实际上还隐含了一种价值评判，即“我的时间比你的更宝贵”。而这关乎尊严，无法被交易。

自移动技术被发明，尤其新冠疫情引起的远程办公兴起以来，我们已经看到过太多给随时待命工作者的建议，帮助他们“平衡工作与生活”，再不济也要“从精神上将工作与非工作分开”。比如给自己设定一个关机时间，这之后不再回复邮件和信息，再比如增加心理弹性、每周运动三次、学习冥想之类。

但不少受雇者相信，这种现象的根治办法其实就在他们的雇主身上。2021年，《休斯敦纪事报》（Houston Chronicle）刊登过一篇名为《全天候工作的缺点》的文章，作者在文中专门列出了几个给雇主的忠告（你可以把它们转给你的老板）：

一、告诉您的员工或下属您拥有他们的空闲时间，最终会导致员工离开。因为您不仅会使他们筋疲力尽，还在人格上侮辱了他们；

二、如果你是一名白天有太多工作要做的经理，你需要学习时间管理技能，弄清楚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时间，而不是让你的员工在他们的空闲时间为你收拾残局，这会显得你很不专业。

最后，文章作者提议，每次在下班时间后发送电子邮件或联系同事或下属时，请先问问自己：“我一定要现在发送这份文本吗？收到它的人会怎么看我？” 工作待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