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性及其不满》: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对话
作者:薛巍大概200多年前,人类从前现代社会进入了现代社会,这是一个重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变,而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哲学教授史蒂文·史密斯(Steven B. Smith)在《现代性及其不满》中关注的是现代社会的精神状况、对人们的内心形成的冲击。他在书中阐述了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它引发了什么人、怎样的不满?如何理解这种不满(反现代)?它会威胁到现代性的生存吗?
史密斯指出,现代社会把科学和理性的科学模式置于首要地位,把市场作为商品和服务的决定性分配者,把代议制民主作为政治统治形式,把个人作为道德和政治的最高权威。一度是革命的资产阶级被认为是自由和责任个体的同义词,后来却跟低俗的物质主义、道德的怯懦、庸俗市侩联系在了一起。“成为现代人便意味着要表现出不确定性和病态的一系列症状:从洛克所说的不安、卢梭的自尊心、黑格尔的哀怨意识、克尔凯郭尔的忧惧,到托克维尔的焦虑、马克思的异化以及韦伯的祛魅。世俗化引发了对理性化和世界祛魅的恐惧;个人和自由主体性观念中产生了对无家可归、失范和异化的关注;民主制的成就伴随着对从众主义、独立性的丧失和出现孤独人群的恐惧。”
遭到鄙视的资产阶级本来是贵族之下、农民之上的一个中间阶级。“成为资产阶级意味着被束缚于责任与欲望之间的中间状态。资产阶级是社会学家所谓身份焦虑的受害者。它位于自然人(自然状态下的野蛮人)和公民之间,而公民能够体现出非凡勇气和自我牺牲的行为,被政治经济学以及关于效用与自私的伦理学所支配的现代国家,既缺乏英雄式的伟大,又缺乏社会正义的根基。批评者认为资产阶级文明沉闷、肤浅、墨守成规。”
史密斯认为,尽管现代性引发了很多不满,但这些反现代的意见是现代性自身结构的一部分,一方战胜另一方的结果难以想象。现代性及其批评者之间需要保持对话。现代性最好的批评者包括托克维尔、以赛亚·伯林和列奥·施特劳斯等人,他们为了让现代性保持活力,力图从它自身之外为它寻找给养。
三联生活周刊:你讨论的是现代性和对它的反对,那你怎样看待后现代主义?现代性是不是有点过时了?
史蒂文·史密斯:我认为恰恰相反。过时的是关于后现代的言谈。谈论后现代性是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潮流,大概是源于建筑界,之后扩展到了文学研究和哲学。它那些有影响的倡导者现在好像都完全成了过去。我感到惊讶的是现在很少听到他们了。后现代性宣扬自己是历史的新阶段,但它从来都只是现代主义的一个脚注。早期那些伟大的现代主义者,如笛卡儿、培根、霍布斯,都真的帮助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新世界,而后现代主义者什么也没改变。就像沙滩上的脚印,就那样被冲掉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这本书的书名来自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但你并不赞同他的观点?
史蒂文·史密斯: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有着无穷无尽的适用性(我刚写了一篇书评,评福山的《自由主义及其不满》)。弗洛伊德这本书的书名要优于他的书本身。他在书中说,所有的文明都是以压抑我们的本能为基础的,因此文明和神经官能症如影随形。最早是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中提出的这一观点,他认为文明和他所说的自恋密不可分。无论如何,弗洛伊德讲的还是有些道理的,虽然我不接受他的神经官能症理论。
三联生活周刊:对现代性的不满是不是只是一种怀旧之情?
史蒂文·史密斯:我们的不满并非主要是一种怀旧之情,虽然有些是。我在《末世的想象》一章中讨论的激进的不满表明,不满把自己视为一种激进现代化的动力。我在书中尝试阐明我们的不满的谱系学,指出当代的问题在哲学和文学传统中有着深厚的根源。没有比福楼拜更加感到不满的了,但是没人可以说,他渴望某种前现代的群体纽带!他在唯美主义中找到了救赎,吊诡的是,这是一种彻底现代主义者的、资产阶级的倾向!他最终无法逃脱他反对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书中所讨论的布尔乔亚(bourgeois),主要指资产阶级吗?
史蒂文·史密斯:布尔乔亚跟资本主义有关,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这样。但我在书中要说明的是,这个词问世于资本主义以前。卢梭的《爱弥尔》中表明,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甚至是一个美学概念。我想说明的是,资产阶级这个概念表示一个中间阶级,处于中间就意味着被上面和下面撕扯,这是中间阶级的体验的核心。对于资产阶级的问题的这些维度,马克思认为它们不重要。在某些方面,弗洛伊德对此更有洞见。福楼拜对资产阶级持有毫不妥协的负面观点,如他小说中的药剂师郝麦。尼采也是,称之为“末人”。他们把资产阶级跟我们所说的粗俗的人联系在一起,资产阶级文化被视为粗俗的人最后的避难所。
我对资产阶级的态度没有那么消极。资产阶级文化带来了文学、哲学、艺术中最伟大的一些作品。我认为,黑格尔是这种文化的顶峰,他认为近代资产阶级社会是西方历史的目标。对他来说,资产阶级世界意味着歌德、席勒和康德。这是一个有英勇成就的世界。我不能简单地接受黑格尔对资产阶级的称颂,后来对资产阶级的反对都始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回应,但我认为他还是说出了一些真相。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以赛亚·伯林和列奥·施特劳斯向不同的思想资源寻找现代性的解药,是不是其他文化也可以这么做?
史蒂文·史密斯:伯林和施特劳斯转向了不同的文化(施特劳斯是转向古代,伯林转向了浪漫主义)。我想,这些伟大的哲学家都意识到并担心现代思维压倒性的结果,希望能用其他选择来拓宽当代自由主义。施特劳斯并不认为我们可以简单地拥抱柏拉图主义,或者伯林认为我们可以简单地拥抱浪漫主义。他们都过于历史主义,以致不会认为我们能简单地逆转自由主义。重要的是,提供一些有竞争力的视角去丰富它。伯林努力为自由主义注入价值多元论,他认为那是欧洲浪漫主义的遗产;类似的,施特劳斯寻求恢复哲学最初的概念,即全面反思良善的或者公正的政治秩序,来替代当代的相对主义。这些不是教条主义的,虽然它们经常被这样解释,它们是勇敢的、实验的哲学可能性。他们俩都是怀疑论者,用哲学的怀疑论遏制现代教条主义与自我确信。
三联生活周刊:以赛亚·伯林说,他不赞同列奥·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批判,“施特劳斯知道我原则上不同意他的学说。我与他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你同时钦佩他们两个人的思想。
史蒂文·史密斯:2020年我写了篇文章《以赛亚·伯林和列奥·施特劳斯:通向一个对话的笔记》,刊登在《批判性评论》的伯林专刊上。我认为,他们二人之间虽然有明显的差异,但对一些问题是持相同意见的,比如对实证主义和社会科学的批判,认为政治家在历史上很重要,认为应该更认真地思考政治判断力。一旦超出他们如何轻率地指责对方是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就可以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开启一个更加有用的对话。
三联生活周刊:你除了讨论卢梭、康德等哲学家,还讨论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兰佩杜萨的《豹》和索尔·贝娄的《塞姆勒先生的行星》,但为什么没写到培根、休谟等哲学家,以及波德莱尔、卡夫卡?
史蒂文·史密斯:一个快速的回答是,我只能写我了解的东西。那些书对我来说,就像书籍中的最热门歌曲,那些作家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一直非常重要。我选的书是我精心挑选的,也非常个人化。你提到的培根、休谟、卡夫卡这些作者,当然很重要,我也教过其中一些内容,但没有哪一本书、哪个作者能囊括一切。换一种说法,可以说我想给其他人留点空间。
三联生活周刊:一个普遍的看法是,现代人缺乏英雄主义。现代人,比如大学生,可以怎样更勇敢一些呢?
史蒂文·史密斯:大学生如何做到勇敢,一个答案是,对抗校园中的警醒主义(wokeness)。即席发表评论后遭到网暴确实很可怕,但表现个人勇气的一个方式就是抵制警醒顺从的倾向。这正是托克维尔担心的柔性专制的危险。
三联生活周刊:在全球化和网络的影响下,对现代性的不满是不是更强烈了?
史蒂文·史密斯:是的,但我不是一位末日预言家。我喜欢麦卡莱的一句名言:“到底是基于什么原理,我们明明看到身后除了进步别无他物,却仍以为眼前只有退化?”取笑他很容易,阿诺德就说他是庸人最好的布道者,但我不想认为现代性完全是好事或者完全是坏事。我们要意识到那些批评的观点,要记住它们,但也不能屈服于其中包含的虚无主义。我希望这是我这本书激励的思考方向。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哲学跟传记密不可分。如果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我认为它是那些独特的、非常个体化的人的生活”。可我们知道,海德格尔认为哲学家的生平不重要,他这样介绍亚里士多德,“他出生,他思考,他死了”。你的传记是怎样的?
史蒂文·史密斯:你问到我的传记,我很感动。我们不仅知道海德格尔是怎样说亚里士多德的,我还想到了格尔绍·肖勒姆的自况,“我没有传记,我有的是文献目录(bibliography)”。我践行自己哲学的方式是,告诉我的学生,什么对他们最重要,挑战陈词滥调和服从思维,抵制一目了然的东西的诱惑。还要懂得感激。哲学从苏格拉底起,就在某种程度上培育不满(密尔说,宁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要做满足的猪),我们还永远都不能忘记感激生命本身。如斯宾诺莎所说,“睿智的人只思考人生”。这将是我的墓志铭。
我之前本科的时候是在复旦读政治行政学,后来去哥大读了政治学硕士,后来在金融机构工作到现在。这本书能获奖我很高兴,算是工作之外的无心插柳。
最早为什么会接触到这本书也是机缘巧合。书的作者是耶鲁大学的。2012年的时候耶鲁大学有一门政治学公开课就是这位老师主讲,我当时本科要分专业,就是听了这个老师的课,后来专业选了政治学。再后来我到哥大读研究生,有一门课的作业是要选一本书写一个Book Review,也就是做一个书评。正好2016年下半年这本书刚出版,我就选它写了书评,作为课程作业。
毕业后我刷豆瓣,看到编辑说在找这本书的译者,就联系上了,接下了翻译工作。我跟作者实际上是间接认识,我有个同学是他的博士生。虽然2018年我就结束了翻译工作,但中文版出版是在2021年11月。出版以后我把书寄给作者,他收到以后回邮件说,看到自己的书变成一个一个方块字还蛮开心的。
虽然我现在的工作和翻译的书的内容没什么直接关系,但是这本书出版以后,在基金公司或者证券公司上班的同事或者同行,会来跟我说看到一本书是我翻译的,还有交易员跟我说最近也有在读这本书,我觉得还蛮奇妙的。
前几天编辑联系我说,图书出版了然后入围了三联的一个奖,三联我是很熟悉的,因为大概从高中的时候就一直看《三联生活周刊》杂志,所以还是非常高兴。
我工作在金融机构,平时上班可能就钱倒来倒去的,点一点大几千万就出去了,然后又点一点,几千万又回来了,就这样。但如果你每天跟钱打交道,就会想,生活除了赚钱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意义。
——《现代性及其不满》译者 朱陈拓
(根据颁奖现场发言辑录,略有删节) 行读史蒂文·史密斯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