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始于疫情的禁业期

文·Coco Mummy

这是我失业后的第108天，同时也是我领取竞业补偿金的第四个月。我是一名理科女博士，在时尚消费行业工作了十几年，今年上半年裸辞后，在上海疫情期间开始了无业生涯，同时被限制从业。

在生平第一次失业的108天里，我面试过两家公司。第一家是主打线上电商的新兴民营企业。面试第一天，我和小我10岁的年轻老板还算相谈甚欢，可第二次的线上聊天，几乎已到初步意向合拢的时候，却在我竞业限制的无奈中悻悻结束了——对方提供了“合理”避开竞业条款的方案，我却无法接受。这大概是长期外企驯化的结果，对“风险”敏感以及过于“迂腐”。另一家是气息熟悉的欧洲公司，我凭着十几年外企熏陶的管理思路和对其经营模式高度契合感，成功通过第一轮面试，但很快，疫情之下备受折磨的老外开始休假了，目前offer的状态仍是未卜。

消费品市场的蓬勃增长，曾经让各路公司求贤若渴，遍地的新兴品牌崭露头角，民族品牌和国际大牌在这片土地上貌似可以分庭抗礼，因而大厂的人才从不缺猎头的电话，我也习惯了回答“对不起”“不感兴趣”。那时候，我倔强地认为只要能做出好产品、用技术说话，就可以安身立命。而自从新法规落地后，原本时尚年轻的消费品行业便被上了“紧箍咒”，做技术的、搞品牌的、开拓渠道的，一时间都开始琢磨如何应对这个“咒语”，每个人习得了一套新本领，原来的本事却不怎么见长。

而这并不是促使我裸辞的那根稻草。

今年3月，一年前聘请我的老板宣布了我降职不降薪的新岗位，对于管理着百名高级知识分子的年轻的她来说，要在这个深深印刻着国企烙印的企业中生存，必是有自己的难处。而我同样厌倦了这一年起伏又压抑的工作环境，新晋大boss怀抱着破旧立新的雄心壮志，期望通过新招的职业经理人破釜沉舟，引领这家老牌企业开拓一片江山；年轻的小boss积极响应，同样想在这一任期内尽快业绩翻红，也给自己职业生涯画上漂亮的一笔，但却缺乏管理经验。现实是，面对绝大多数的企业老人，文化和体制的扭转并非三五年任期内就能完成，不改变这些又要出业绩则需要换血，这又是企业无法承受的。于是乎，新来的中层背着业绩的大山，又得小心翼翼在几十年构筑的企业文化中求生。

对于我，那个时候走是最好的方案，走了就不用猜该站哪个队伍，不用担心抢了别人该干的活儿，也不需要承受在上洗手间时下属给领导“让座”的尴尬。当时的我相信在下个礼拜最多下个月，会收到猎头亲切的慰问。毕竟，上海的疫情在那个时候，还像总是擦着普陀岛绕道的台风一样，没人觉得能成气候。

在刚刚封控的三四月时，市场上确实还有很多机会，无奈于疫情，大家都只能推到“疫情后”再聊。怀着这样的自信和笃定，我决定给自己放个超长假，好好享受即使不能出门但能悠然自得的生活。

到了解封的初夏时节，看到闭门回家的小店老板、旅游时亲历的惨淡业态，我才意识到原来仅仅100多天的疫情已经让消费市场元气大伤。上半年行业的整体下挫，给了企业们沉重一击，曾经热情的猎头们也缄默了起来，一时间，相当一部分企业都开始观望。

而我的期望值，从稍有涨薪到平级跳动，到最后甚至愿意降薪去更为稳妥健全的企业，但这并没有换来更多的职位和机会。更别说当时离开外企时，希望工作地点离家更近的小要求，现在绝对是一种奢望。

十年前有人说，当风来的时候，猪都可以吹上天。在这个好似严冬时节的酷暑，是不是该等成一片树叶？ 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