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出发

从1000期到1200期，又过了4年的时间，其中疫情占据了将近3年。很多事情在以我们难以抗拒的方式发生改变，我们也在尽力记录一些改变。对于我个人，这4年也有一个变化。在之前的十几年里，我专心做个记者，每周完成自己的采访、写稿就可以了，1000期前后我彻底转成了编辑角色。当时李菁被调去负责新平台“中读”了，我和吴琪两个人开始分担一年52期杂志的发稿、出刊。

压力之下，我的焦虑时常会照进梦里。周一是我们的截稿deadline。当记者的时候曾在梦中被老主编催稿的电话惊醒，醒了才回过神来，稿子其实已经交过了。现在呢，梦过周一打开电脑，一篇稿子都没有收到，吓醒了。

我所在的周刊文化部，经历过老主编朱伟时期的同事已经很少了，现在都成了部门的压舱石。陈赛除了协助文化内容发稿，差不多是以一个人的队伍创办了《少年》杂志。周刊最有哲学范儿的贝小戎搬到了上海，异地写他的“思想”和“书评”。专业为国际关系的蒲实这两年更多写作像《重读茨威格》《近代的端倪》这样的文学、历史封面，继续被喜爱她文笔的读者追随阅读。剑桥归来的苗千同学还在深耕物理学，2022年是他的高产年份，一口气写出了“理性三部曲”：《理性的力量》《量子和相对论生活》《复杂性》。黑麦一直是我们的潮流指南，身为“80后”却擅长怀旧体，我想到策划“理想系列”回看90年代文化记忆，就始于他主笔的那一期《理想家庭：为什么“我爱我家”》，之后我们接着推出了《理想朋友：我们的老友记》《理想学校：20年后重返霍格沃茨》，就此讨论在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下，代际人群的成长心理。

以上几位同事都和我一样经历过纸媒的黄金时代。在那个时期，周刊文化部记者的工作状态比较“独”，各擅其长，各显神通，参与创造了周刊的“神话”，同时也分享到了周刊给予的社会影响和职业尊严。但现在部门里很多是2013、2014年后入职的同事。他们大都生于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进入这个行业就遇上传统媒体凋落的时候，虽说周刊是同行们口中所说的“幸存者”，但面对流量、算法和窄化的媒体环境，他们需要克服的职业焦虑和倦怠，是我这个老记者说来理解其实难以真正感同身受的。作为编辑，我能尽量做的是拓宽一点空间，帮他们获得更多机会去积累实实在在的现场经验；惟愿他们在行业性的失落之下，还能够感受到记者职业的价值。

现场、采访、一手资料、核心信息源……从前更多对社会记者强调的要求，现在也经常出现在文化选题会上。这几年，我们相继策划了封面故事里的文化目的地系列（《最美敦煌》《最美三星堆》）、重返考古现场系列（《寻找夏朝》《甲骨文》《寻访长江流域青铜时代》《重走仰韶考古现场》《营造学社》）、“地理中国”系列（《诗经地理》《苏东坡地理》《徐霞客地理》《三国地理》）。薛芃、张星云、艾江涛、陈璐，还有经常加入支持的社会部同事刘畅，他们在一个个封面任务的压力下成熟起来，逐渐稳固地形成了文化踏访系列的主力团队。在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比起前辈，这些年轻同事在写作方法、专业积累、问题意识上还有待努力的空间，但在另一些方面，他们的长处也很明显，比如寻找采访对象很执着，脚踏实地不怕辛苦，在采访过程中总是乐于彼此帮助。周复一周，我催逼他们讨论、出发、写稿、改稿。我也不知道这些行在路上的过程能否帮到他们解决职业上的焦虑。不过我一厢情愿地想，哪怕以后他们不做记者了，离开周刊了，那些少有人走过的地方、见过的有趣的人、从每一次过程中获得的体验和认知，至少也会成为人生值得回忆的一部分吧。

对社会报道而言，事件的现场最重要，现场往往是正在发生。那么对于文化报道，如何理解“现场”的含义？恐怕要更加复杂和多向。2018年至今，我们主要在两类封面故事上做了尝试。从《讲述东北》（2019）、《横店江湖》（2020）开始，我们尝试从文化领域来寻找新的观察方法切入中国现实。其中关键是，对于当下文化现象、文化事件能否超前形成我们自己的判断，而不是跟在热点和流量后面亦步亦趋。《讲述东北》以6位获得较高关注度的年轻作家所形成的讲述，侧写东北20年社会转型；《横店江湖》则是对疫情之下中国最大影视基地的个案观察。疫情暴发以后，影视可以说是受波及最大的行业之一。2020年5月，宋诗婷听到横店剧组复工的消息，我们讨论后觉得在这个时间选择“横店”作为现场，可能有机会观察到疫情之下影视行业及行业中人比较真实的状态。那次，6位同事在横店蹲守了10多天，我记得卡生是辗转托到朋友的关系，跟上一个剧组的化妆师昏天黑地工作了几天，得以近距离观察到演员们在片场的真实生活；薛芃混进群演的微信群里接活儿，又跟着当时新兴的网络“代拍”群体在宾馆门口蹲守流量明星，从内部搞清楚了“横店”特色的两条“生物链”。最后一天，在她新结交的群演的配合下，摄影同事蔡小川还拍到了精彩的封面照片。来自记者们多方视角的文章，让我们看到横店不只是一个影视基地，更像是一个中国社会的微缩版。这之后，孙若茜、杨聃、安妮也加入到这样的采访中，《性别之外：女导演访谈专辑》《播客再度流行》《幸存的经典》等封面都延续了以横切方法来观察、解读当下文化现象的路径。

另一类封面故事，暂且称为文化“考古”（可能并不准确）。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关于这个系列的想法，即尝试将考古学者的田野工作方法，部分用到文化报道中来。文本—踏访—现实—发现。2019年的《诗意中国：<诗经>中的山、水、植物》，2020年的《营造学社》《你还会说方言吗》，都是以这种方法来进行的。写“诗经地理”那次，记得主编李鸿谷对即将出发的记者们强调，选择的目的地一定要有人之生生息息，因为是人的生存方式、经济、地理，决定了我们发现的范围。由此这组报道中所呈现的山水格局和人情故事，描述的起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来自经典文本，但它是记者进入当下生活现场的“发现现在”。

《营造学社》是在“诗经地理”之后，我再次有非常强烈的愿望想要推动记者去寻访隐匿的文化“现场”。热爱古建筑的人，对以现代学术方法首开中国古建研究的“营造学社”普遍有一种景仰。2020年是营造学社成立90周年纪念，在做了详尽的前期采访和资料准备之后，我们认为以踏访来建立一个与历史时空平行参照的“现场”仍是封面故事的最佳选择，最终是从梁思成、刘敦桢等成员当年考察过的古建筑中选取了7处，由记者按照当年路径分头去作重访。人的命运、历史的分量，尽可能客观的视角和层次足够复杂的叙述，是我们在报道中努力去实现的。

近几年对考古封面故事也有了比较系列化的策划。从2018年开始，我们相继做了《寻找夏朝：中国从哪里开始》《甲骨文：120年的发现史》《寻访长江流域青铜文明》《重走仰韶时代的考古现场》，这些对经典考古现场的重返，是周刊所希望构建的一个整体视野：如何认识中国，以及如何认识中国早期文化的结构。看起来并非鲜活的现实、与当下生活相隔遥远的考古故事，其实包含着周刊对记者最为强调的，要关心“重大的问题”“人的问题”：我们身处的世界如何形成？通过物证留存的文化将以何种方式延续下去？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有着什么样的精神世界和内在联系？等等。在2020年三星堆新坑发掘开始后，我们关注新的文物出土，更将视野放到更宽广的南方考古学文化的坐标体系里来看待已经成为网红的三星堆，这样就在《最美三星堆》（2020）之后有了第二个封面《寻访长江流域青铜文明》（2021）。根据考古学者的推荐、遴选，同事们自西而东，沿长江干线和支流，分头去寻访了在时间段上与三星堆接近的四个青铜文明考古遗址：汉中、炭河里、盘龙城、新干大洋洲。位于商时期南方的这几个遗址至今都是几代考古人持续做着田野工作的地方，始终有不解之谜，也相继有新的发现，这些更迭的观念帮助我们勾勒出一个更完整的早期中国的历史时空。

现在，所有这些行在路上的采写又将以另一个面貌呈现：“地理中国”文丛和“考古中国”文丛。2021年，李鸿谷决定在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架构下自创新的出版品牌“行读”，我被安排执行第一阶段的启动工作，并负责和三联书店张龙团队合作，推出第一套丛书——“地理中国”。在周刊发行总监周旭与其团队的努力下，这个系列的其中四本即将在2022年9月初以众筹方式和读者见面。2021年12月，李鸿谷又有了新的想法，找我讨论创立一个“行读图书奖”的可能性，评选年度好书，也传递我们想要倡导的阅读态度。一直做“书与人”栏目的孙若茜是我能想到的一位合适人选，最终由她与新同事普光子组成两个人的团队，担起筹办工作。8月20日，首届“行读图书奖”也到了最终评选结果的揭晓时刻。

做编辑以后，最遗憾的是像记者时期那样随时出发的机会越来越少，偶尔有一两次，就很难忘。2019年8月，我曾带队《最美敦煌》封面小组去敦煌研究院采访，大家住在山上唯一的招待所里，白天撒出去干活，晚上再碰头在一起复盘。到了傍晚莫高窟会关闭参观，游客下山后，就剩下不多几个工作人员和我们几个住客。有天晚上开完了小会，我们摸黑走到研究院外面的大台阶上坐了很长时间，顺便等会儿还在城里采访未归的同事。山上九、十点钟已经觉得夜深，抬眼望到对面就是鸣沙山崖壁，白天访过的石窟连同让人目眩神迷的壁画隐身于天地之间一团黝黑里，沉默如谜。“坏死的时间”，我突如其来想起这个词来，有一回采访摄影师森山大道，他曾以此描述过在横须贺拍摄途中经历过的某种时刻，不知不觉陷入另一个世界、另一段历史的错觉。——与消失在时间里的历史同在，这样一刻“坏死的时间”，是这份工作给我的馈赠。 曾焱三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