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史宬之谜

皇史宬，坐落于故宫东侧的南池子大街，是明清两朝的皇家档案库，亦即史上所言的“石室金匮”。此语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通常写作“金匮石室”：石室指纯粹以砖石砌成，不用木料的房屋或楼阁；金匮乃存放文档的大铜柜，外表鎏金。这样的建筑和存放方式具有防火防潮功能，益于收藏国家最重要的文献，史书中多见提及，而具体的兴筑实例，在明朝之前似难确认。

弘治五年五月，就在那次呈请核查内府藏书、抄写实录副本、访购稀见图书的奏折中，丘濬还建议营造金匮石室，以收贮国家的重要典籍——

自古帝王藏国史于金匮石室之中，盖以金石之为物坚固耐久，非土木比，又能捍格水火，使不为患。有天下者断石以为室，锢金以为匮，凡国家有秘密之记、精微之言，与凡典章事迹可以贻谋传远者，莫不收贮其中，以防意外之虞。其处心积虑，可谓深且远矣。后世徒有金匮石室之名，而无其实，典守虽设官，藏贮虽有所，然无御灾备急之具，不幸一旦有不测之事……臣愚过虑，欲乞朝廷于文渊阁近便去处，别建重楼一所，不用木植，专用砖石累砌为之，如民间所谓土库者，收贮紧要文书，以防意外之虞。（《明孝宗实录》卷六十三）

他所构想的石室应该是一座完全不用木料的两层楼，首先收藏历朝实录、皇家玉牒等，提议由内阁书办、中书舍人等利用值班之暇分别抄录，“书成盛以铜匮，庋于楼之上层”；其他如诏册、制诰、敕书、礼仪注、应制诗文等项，抄成后“盛以铁匮，贮于楼之下层”。如前所述，丘濬的所有建议都没有反响。

忽忽又是四十几度春秋，嘉靖十三年七月，明世宗命将列朝皇帝的宝训和实录各抄一份副本，以武定侯郭勋为监录官，内阁大学士张孚敬、李时为总视经理官，吏部尚书汪鋐、礼部尚书夏言、吏部左侍郎顾鼎臣为同经理官，同时降旨仿照南京斋宫之制，在南内修建神御阁，“阁上奉御容，阁下藏训录”。这项工程于当月十七日奠基，两年后竣工，更名皇㕜宬，也是出于世宗御赐。其中“宬”字较为罕见，或是偶尔卖弄学识的他从《永乐大典》中拈来，而“㕜”则是朱厚熜的独创，“自制而手书”。是以当皇上大加封赏时，大学士李时赶紧说：“皇㕜宬之建，用以尊藏八庙九帝实训、实录，寔本于皇上一念尊祖敬宗之诚，是从古所无之异章，其鸿规厂丽，龙阁崔巍，石室金匮，不假寸木，悉由于圣衷所经画，是从古所无之制。”尽管是拍皇上马屁，所言亦多属实情。一个月后，历朝皇帝实录、圣训进库，标志着皇史宬的正式投入使用。

对于《永乐大典》的重抄，要繁重复杂得多。首先是字数太多，每字下众体皆备，正文用墨笔楷书，书名等改换朱墨；其次是原本采录了大量图例，山川器物，一色白描，皆见工丽，一般抄手难以描摹。当初编纂时用了近3000人，主要是担任成稿后的誊清，其中不乏各地有名的书法家。以故徐阶在见到永乐正本后大加赞叹，并感慨当时已很难再找到这样多的合格书手了。纪晓岚也说在总纂《四库全书》时，一次见到《永乐大典》所录宋代“神臂弓”，有图有真相，可以立于地，扣动扳机，利箭可以穿透300步外的铁甲，惊讶且佩服。

正因考虑到重录之繁难，明世宗与徐阶等人曾想以内容为主，不计较字体工拙、开本大小，后来还是决定原样精抄。虽说是照抄一遍，明世宗仍特旨设馆，拣选饱学善书之士校录，《明世宗实录》卷五一二：

乙丑，诏重录《永乐大典》。命礼部左侍郎高拱、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张居正，各解原务，入馆校录。拱仍以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同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瞿景淳充总校官。居正仍以中允兼翰林院编修，同修撰林燫、丁士美、徐时行，编修吕旻、王希烈、张四维、陶大临，检讨吴可行、马自强充分校官……

比起当初纂修《永乐大典》的庞大班底，负责重录者只能算是一个小组，而学术水平与办事能力应超乎其上：此12人全都是进士出身，曾在或正在翰林院任职，其中有两名状元、一名榜眼；高拱、张居正、徐时行（即申时行）、张四维后来都成为内阁首辅，马自强为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居正更堪称一代名相；其余数人，多位至尚书、侍郎、国子监祭酒。主持重录《永乐大典》事务的内阁首辅徐阶，为嘉靖二年探花，也属于资深翰林。

具体负责的高拱和张居正，皆为政坛新星，受命放下手头的事务，全力在馆办事。为选拔擅长楷书的誊录人员，吏部和礼部搞了一次“糊名考试”，挑选出礼部儒士程道南等百余名善书者，就史馆分工抄录。《永乐大典》的重录为天字号工程，各项保障都很优厚：内府调拨了一批画匠、砑光匠、纸匠等专业人才，惜薪司提供取暖木炭，光禄寺供应每日酒饭果品，翰林院则按月发放津贴和补助。该馆规定每位写手每日抄写三页，必须核校无误才算数，整个重录和装订工作花了将近五年时间，在隆庆元年（1567）四月最后完竣。刚继位的穆宗朱载垕“以重录《永乐大典》成”大加升赏：内阁首辅徐阶，大学士李春芳、郭朴、高拱，各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大学士陈以勤加太子太保，张居正升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原武英殿大学士严讷给予诰命；担任总校官的瞿景淳兼翰林院学士，并升俸一级；分校官林燫升太常寺卿，吕旻、王希烈、诸大绶、丁士美、孙锭、张四维、马自强、陶大临，分别升职与加俸……这个名单很长，也包括做过辅助事务的官员，以及那些个“书写生儒”，“各加俸秩”“以次授职给赏有差”。这个多年谨小慎微、喜爱木工活的新帝比父皇厚道，有奖无罚，搞了个人人有份，皆大欢喜。

明世宗是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十四日中午驾崩的，三个月后入葬天寿山阳翠岭的永陵地宫。他在世时特命“仿道家九重法宫为之”，似可想见其陵墓的宏敞幽深，《永乐大典》正本去向的一个说法是随葬永陵，反对者认为部头太大盛不下，似乎过虑了。如果朱厚熜真的有此念头，别说一套，五套也不在话下。问题在于，他会这样做吗？

关于《永乐大典》的正本有不少传说，而这次重录的副本，则按照明世宗的生前心愿秘藏起来，以免损毁和遗失。因缺少记载，我们不清楚该书副本是否抄成后即存贮于皇史宬，不清楚其在藏入之初如何摆放，能确知的是《永乐大典》在晚明已在那里。明清两朝的皇史宬笼罩着一层神圣的迷雾，包括这部重录本的入和出，其也可视为正本不可能在永陵的力证：紫禁城的皇家图书馆中，怎么会一套也不放呢？ 永乐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