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勋章：百年党史中的妇女解放

1919年11月，湖南长沙青石桥，一桩婚事正在热闹地进行着。花轿里的新娘赵五贞是一名二十出头的青年女子，而她的结婚对象却是比她大二十几岁、声名狼藉的古董富商吴五。赵五贞曾经在学堂念过书，但迫于父母之命，不得不接受给吴五“填房”当继室的安排。送亲队伍走到半途，汩汩鲜血从花轿中流出来——赵五贞用事先藏在身上的一把剃刀割喉自尽了。可悲的是，她的棺木上最后依然被贴上了“吴赵氏”的封条。

赵五贞的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上海的《女界钟》、北京的《晨报》、长沙的《大公报》等都报道了赵五贞的自杀全过程，刊登了社会各界为赵五贞鸣不平的言论，其中就包括毛泽东、陈独秀等人所著的文章。青年毛泽东在短短13天时间里连续发表了10篇评论，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摧残。“这件事的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志的不能独立，恋爱的不能自由。”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这社会可以使赵女士死，他又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他可以使‘女’死，又可以使‘男’死。”

一批先进分子开始看到中国妇女所遭受的长期被忽视的苦难。几千年来，妇女被置于社会最底层，像是一件任人支配的私人物品。她们和男人一样忍受着政权、神权、族权的压迫，还得多承受一重父权的压迫，除了相夫教子，几乎没有任何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地位。早期共产党人意识到，不摧毁压在妇女身上的封建礼教制度，“建立新世界”的目标就无从谈起。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女性长期处于权利受损的境况。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开始出现第一次女权运动的浪潮。早期参加运动的女性主要来自于经济基础好、家境优渥的上流阶层，她们的主要目的是争取政治权利、工作权利和受教育的权利，希望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投票权。这种运动慢慢向不同阶级、不同肤色的女性延伸，争取的内容也更加具体，包括要求同工同酬、获得身体的自由、有堕胎权利等。

不同于西方的女权运动，中国妇女解放一开始不只是广大妇女的自发觉醒，而是由那些寻求摆脱国家落后、追求民族独立的先进分子提出的。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实现妇女解放”被列入了会议议程。随后，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政党名义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也是在这次大会上，刚从法国留学归国的向警予成为了党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开始有了领导力量。

学界普遍认同的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区别于西方的一大特征在于带有明显的革命性。浙江大学副教授揭爱花提出，相比于西方所提的“女性”，“妇女”一词在当时的中国语境下等同于“劳动妇女”，它适应了中共大规模动员妇女、特别是受压迫最深的底层妇女的政治需要，容易获得社会认同，也“更多地强调阶级革命的需要”。

这和我国妇女解放运动发源的现实背景有关。我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初，正是民族危难之际。妇女本身是阶级、民族、性别等多种社会属性的综合体，妇女解放运动也不是一种孤立的运动样态，此时脱离阶级解放、民族独立而只谈性别解放，是不现实的。“劳动妇女的解放与整个阶级胜利是分不开的，只有阶级胜利，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毛泽东总结道。

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总是作为社会革命的一部分来进行，由于社会建设目标、生产背景不同，妇女解放运动的重心也随之变化。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1～1949年，妇女运动的主题是“解放妇女”，号召妇女走出家庭，积极参与到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事业中去。

那时候，妇女还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工厂里的女工虽然也挣工资，却总是如数上交给父亲、丈夫，没有任何支配权；许多农村妇女甚至相信“妇女下地干活会遭雷击”的迷信说法，只愿意待在家里做家务活，一看到穿军装的妇女干部来做宣传工作，就躲进屋里不见面。

要想让妇女参与解放运动，首先要让她们敢于站出来。向警予开始创办工人夜校，大力动员女工来夜校念书，破除封建思想对她们的束缚。向警予的好友、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蔡畅在江西农村做宣传工作，动员妇女下地劳动。她想了个办法，自己带着镰刀下地向老农请教收割方法，再在地里干一天农活。村里的妇女见蔡畅“完好无损”地回来了，才敢跟着一起做农活。蔡畅又顺势办了个妇女种地培训班，教授妇女田间地头的技能。妇女下地干活的风气以井冈山为中心，向整个江西拓展，又随着红军长征带到了陕甘宁、晋察冀，广大农村逐渐形成了男人上前线打仗、妇女在后方做支援的格局。

这一时期，各种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政策开始出台。其中比较重要的是1934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婚姻自由及“一夫一妻”制，以及1947年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妇女获得土地分配权，可以独立支配土地——后者对于女性的独立自主尤其重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必须消灭私有制，才能真正实现妇女解放”。妇女拥有了土地，才能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获得精神和观念上的觉醒，拥有社会地位。

1949～1978年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二阶段，此时响彻全国的口号是“妇女能顶半边天”。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之后，新中国百废待兴，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生产建设。毛泽东提出，“中国的妇女是一支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1956年的中共“八大”确定了“要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建设”。女性开始尝试各种新职业，新中国第一批女火车司机、女电车司机、女飞行员涌现出来。积极参与劳动的妇女被树立成典型人物，全国有大批妇女获得“钢铁姑娘”“丰产姑娘”的称号。有些人原本并不识字，因此称号得到了宝贵的进修、学习、出国访问机会。还有一些妇女劳模被培养和选拔出来，如“郝建秀工作法”的发明者郝建秀、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她们都纷纷走上领导岗位。

这一阶段的进步之处在于，政策开始注重“男女有别”，对妇女权益的保障没有流于绝对意义上的“平等”。这一时期出台的婚姻法、劳动法，都专门强调了妇女产假问题，也规定了对女性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工资保障。在第二次全国妇女大会上，邓颖超提出“要从妇女生活的实际情况出发，照顾妇女的特殊困难”，妇女权益保障的法律架构雏形基本形成。

到了1978～2012年，妇女解放进入“自主觉醒”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妇女不再是被号召的对象，许多女性主动抓住机会，投身到改革的浪潮中。大批农村妇女成为独立的土地承包者、经营者，或是加入乡镇企业，催生了一批有想法、敢创新的女能人、女厂长。到了1992年，在“全国优秀女企业家”的评选中，共有107位女厂长、女经理当选，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从1978年以后历年“三八红旗手”获得者的身份，也能看出妇女的地位和形象正在发生变化，她们来自不同的行业，有女企业家、女航天工作者、亚洲杯七连冠的女足队员、2003年抗击“非典”战斗中的护士、北京奥运会体操冠军……

对外开放的大环境下，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不再局限于本国的建设，开始融入国际社会。邓小平强调，“妇女干部要看世界，农村妇女也要看世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妇女的身影出现在各类世界妇女大会上，众多妇女国际合作项目纷纷落地，延伸到老少边穷地区，包括“流动妇女防拐培训班”“妇女就业孵化器”等，帮助文化水平和经济收入较低的妇女在经济上独立，预防拐卖危险。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提出要用行动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实现平等、发展与和平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后，对妇女权益的保障考虑到更细致的问题。自2009年开始，农村妇女每年可以免费参加“两癌”筛查项目；妇女在婚姻家庭中容易遭受的“内部暴力”不再被默许，2015年的《反家庭暴力法》对受到家庭暴力的妇女给予保护；女性在工作上的平等权利不只是最基础的“同工同酬”，用人单位在招录、工作场所设置中也要避免性别歧视……绝大部分妇女的自我意识得到了解放，她们不再受封建思想的桎梏，天然地接受“男女平等”，主动寻求自由发展，在各个领域大放异彩。

百年历史中，有许多妇女获得了劳模、三八红旗手等称号，国家勋章的获得者中也有不少女性的身影。她们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在解放战争中协助解放军渡江的马毛姐、纺织工人代表黄宝妹、倡导男女同工同酬的申纪兰、见证中国百年影史的秦怡、一生投入乡村脱贫攻坚事业的黄文秀……在实现男女平等的历程中，虽然有过一些不平坦的道路，但妇女解放道路还会继续向前延伸，正如恩格斯所说：“在任何社会中，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参考资料：《国家、组织与妇女：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的运作机制研究》，揭爱花著，学林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妇女权益保障的百年历程：演变、成就与启示》，曾晓丽著；《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解放运动的百年探索及启示》，王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