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纪兰：男女“同工同酬”先行者

当时，妇女解放运动已经推进了30年，“男女平等”已不是新奇的事儿。毛泽东早已意识到妇女的巨大潜力，提出“我们打日本，没有女子参加，就打不成；生产运动，没有女子参加，也不行。无论什么事情，没有女子，都绝不能成功”。新中国成立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在各地响起，党和政府号召妇女积极投入劳动生产中。

但到了现实农村里，这项工作依然不好开展。申纪兰记得，当时村里的老观念是“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院就是屋院。她常常讲起当年的一个场景：来人敲门问“有人吗”，如果家里的男人不在，妇女就直接回答“没人”。申纪兰很是生气，“旧社会呀，不把妇女当人。妇女只能到院里头，男人就高一步了，就能到县里头，你说这能有道理吗？我就不服气”。

动员妇女下地劳动，一开始非常难。申纪兰在合作社里召开了妇女大会，到会的还不到一半人。她只好挨家挨户敲门，可不仅男人们不支持，就连妇女们也觉得“出来劳动不如在家看孩子做饭”。村里有一个叫李二妞的，是出了名的“不出门”，在家里没有一点主见，别人问她什么，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偷偷瞟丈夫，看丈夫的脸色说话。申纪兰往李二妞家里跑了好几趟，一次次地劝，“你在家窝着，穿得破，吃得差，还常受气，到合作社劳动，给家里多分粮，想换件新衣裳就换，不用靠他爹！”在申纪兰的劝说下，李二妞真的扛个锄头下地了。妇女一看，连李二妞都来了，也慢慢开始下地干活了。

这虽是很大的进步，但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依然打压着她们的积极性。合作社实行工分制，工分就意味着经济收入，用来配发粮食和财物。为了使记工不容易出差错，干完一天活，男人记工10分，发一张粉红色工票；女人记工5分，但不发工票。妇女们对记工分少些没什么异议，觉得“男人出力多”，但同样都干了活，却不发工票，空着手回家，“像白干了似的”。

申纪兰想不通这个理儿。“在地里锄一天麦子，两个妇女劳力只能算一个男劳力，有些男人还不如个妇女，他就挣10分？”慢慢地，有妇女就不愿意下地了，宁愿在家里纳鞋底，纳一对鞋底还能挣3升米。看着好不容易下地的妇女又躲回家里，申纪兰更着急了，“我就反复给妇女们做工作，说‘纳鞋底挣上米了，就看得起你了？还是劳动光荣。都是个人，妇女怎不行啊！’”可是，光靠思想动员，经济报酬跟不上，工作依然难。

“我得带领妇女同工同酬，就这个决心。不给妇女争光，你代表什么妇女？”申纪兰知道，光靠口头上说，做不下来妇女的思想工作，她要让妇女们在干活中证明，男人能干的活儿，妇女也能干。

第一次同工同酬的争取，来自一位叫张雪花的妇女的尝试。那时候村里耙地，都是妇女在前牵牲口，男人干更吃力的蹬耙的活儿。那天，张雪花和男社员马玉兴耙地，张雪花牵牲口，马玉兴蹬耙。耙了一上午，张雪花跟马玉兴说：“咱俩换换，你牵牲口。”张雪花上了耙，晃晃悠悠练习了一会儿，也能蹬好耙了。从地里回来，张雪花告诉了申纪兰蹬耙的事。天黑时，申纪兰带着张雪花领工票，记工员还给她记5分，说牵牲口就是5分工。张雪花提出，自己也蹬了一下午耙，男社员马玉兴在一旁说明，“我俩一人一半，那地耙得不赖”。

“这工就该记成一样。”申纪兰坚持。那一次，张雪华和马玉兴真的记成一样的10分。

这还不够，申纪兰要把“同工同酬”从一次单独的尝试推广开来。田里还有另一个农活是撒肥，妇女往箩头里装，男人们把箩筐担到地里撒开。这个活儿需要技术，不容易撒匀，一天下来，男人记10分，女人7分。“要想挣10分，就得跟男人们比一比，跟他都干一样的活儿。”在申纪兰的组织下，村里举办了一次撒肥农活比赛。她带着妇女们去一块地，男人们去一块地，地的大小差不多，人数也一样。申纪兰让大家先把地划成行，一行一行地往里撒肥，保证又匀又实。不到晌午，妇女就干完了这块地。男社员们反而干一干、歇一歇、抽袋烟，到了晌午还没干完，“他们都有些后悔，后悔不该抽那几袋烟，耽误工夫。那次给许多妇女都记了10分”。

就这样，好几次尝试过后，男女同工同酬终于在西沟村确定了下来，也得到了当时村里男性干部的支持。

“长期压制着女性的，其实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后来，申纪兰感慨，“我觉着对（男女同工同酬）问题的认识，不是男人和妇女之间的问题，主要是封建思想统治着哩，觉得妇女就得给她裹住小脚，就把妇女不当成人。”

有了经济能力，妇女其他方面的地位也开始有了保障。当时，申纪兰家里的户主登记的是她的丈夫，工分记到了户主名下——即使她是合作社副社长。“后来记工分，我就要记到我个人名下，我就有力量了。”有了经济收入，妇女的地位也在提高，李二妞参加劳动后，家里人主动给她做了新衣裳，吃饭也不再是“丈夫吃好的，她吃赖的”；张雪花以前在家经常受气，被说是“吃闲饭的”，后来反而成了家里的经济支柱。合作社里的妇女干部也变多了。“在家里有权利，在社会上也有地位了，这是一回事。”申纪兰说。

1952年，申纪兰第一次走出西沟村，骑着驴到市里开会。申纪兰没读过书，不识字，不知道该在会上说什么。她就把发动妇女的过程说了一遍。“怎来发动李二妞、怎来锄地、怎来蹬耙，说到跟男人比赛，后来争取到了男女同工同酬。我一直在台上说了一个多小时。”最后的总结是：“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

西沟合作社妇女争取自身地位的事情经记者报道后，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1954年，申纪兰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去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倡议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年新修订的宪法中吸取了这一核心内容，并在1978年原文提出。

这个倡导也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和肯定。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出版，毛泽东给其中三篇文章写了按语，其中一篇写道：“使全部妇女劳动力，在同工同酬的原则下，一律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这个要求，应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予以实现。”这三篇按语发表后，男女同工同酬政策迅速在全国各地推广。

（参考资料：《世纪人民代表：申纪兰》，人民出版社，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编；《功勋》，人民日报出版社，任仲文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