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的忧伤》：不怕被误读

何冰曾聊起《喜剧的忧伤》上演后，观众席上发生的一桩趣事。一位观众看戏，旁边坐着一小偷准备偷东西，被偷的人当场一把抓住他，对小偷说“你不能走”，随即让场务员报警，两人接着看戏，“手拉手”，还一块儿乐，直到看完了戏，警车才把小偷带走。

《喜剧的忧伤》由日本编剧三谷幸喜的《笑的大学》改编而成。除了日本版，这部戏在很多国家上演过，1999年俄语版大获成功、2008年法语版上演，同年，英国金牌戏剧制作人比尔·柯莱特（Bill Camelot）将其改编成了英语版《最后的笑声》。人艺的年轻导演徐昂看到的正是英国这个版本，《泰晤士报》评价该剧是“当今世界上最高级的喜剧”。

徐昂很兴奋，他终于看到了一部特别想改编的剧本。他进一步了解三谷幸喜，发现他们有着共同的剧作家偶像尼尔·西蒙（Neil Simon），这是第一个被以名字命名百老汇剧院的剧作家，他的作品重新定义了美式幽默，曾经获得过马克·吐温幽默奖，无论在商业还是艺术上都有着卓越的建树。徐昂在三谷幸喜的作品里嗅到了尼尔·西蒙的味道。

这是一个发生在审查官和编剧之间的双人话剧。通过徐昂的本土化改编，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1年。国难当头，应该禁止一切娱乐，陈道明演的审查官刚从战场归来，成为新任的文化审查官。何冰演的是一个喜剧剧团的编剧，他要确保送审的剧本得以通过并上演。审查官和编剧之间展开了7天的拉锯战。

2001年，徐昂还在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念大三，被人艺选中，与同届的同学陈好在人艺小剧场演了网络文学改编的话剧《第一次亲密接触》。徐昂记得，那时候人艺的小剧场刚开始商业化运作，剧院的老艺术家们都很关心小剧场的发展，经常会来看年轻人演戏。首演当晚，徐昂在后台朝观众席看去，第一排正中央坐着英若诚，这是他很崇敬的艺术家。第一次登台演出的徐昂紧张坏了。为了避免和英若诚四目相对，他换了一个光打不到的地方开始一段很长的独白。毕业之后，徐昂顺利进了人艺工作，他一边以演员身份上台表演，一边参与一些导演的工作。到2010年，他在人艺舞台上演出过上千场戏，有小剧场的也有大剧场的。他首次执导话剧是2004年的《情人》，之后一路从导演助理、助理导演、副导演、联合导演，做到导演。“我经历了一个话剧从与市场无关，到开始市场化，然后在市场化驱使下完成影视化的历程。”

作为年轻一代人艺导演，徐昂说，“人艺是一所大学”，和辈分高的老艺术家一起合作是种学习，以至于后来做了导演给老艺术家排戏，也完全不怵。即使产生比较激烈的争论，也是对戏不对人。导演的工作还有很现实的部分，得根据剧场大小的不同合理安排预算，创作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过程——这些都是人艺给年轻导演的系统性教育。

“当时对在北京人艺比较年轻的导演来说，很显然，《茶馆》《雷雨》那些是我们不能动的戏，我们必须得善于发现一些大家没太见过的戏来排。”一开始，徐昂觉得《喜剧的忧伤》适合与商业小剧场合作，那样效率高而且不需要经历繁复的审批流程。当时大剧场有一个重头的戏，是由冯小刚执导的《特务》，但在文学改编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导致该剧无法按时上演。当时的人艺院长张和平听闻徐昂手上有一个剧本，陈道明还有出演的意向，张和平说，“你考虑排一个大剧场的戏，要不人艺剧场要开天窗了”。就这样，《喜剧的忧伤》在院里的支持下流程简化，很快进入到实操阶段，成为替补《特务》在大剧场上演的话剧。

剧本那时候还没有中文版，徐昂一边翻译，一边做本土化剧作处理，延续三谷幸喜的精髓，人物身份、心理特征、喜剧基调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原剧中，三谷幸喜善用文字颠倒来做语言游戏，是他搞笑的手法之一，于是在中文版改编后，剧中被审查的喜剧叫《朱丽欧与罗密叶》，在审查官的提议下改成了《许山伯与祝英蛇》，希特勒“被荞麦面噎死”的桥段变成了“被窝头噎死”，很容易让观众联想到人艺的经典《窝头会馆》；又比如贯穿全剧的一句台词“裤衩失礼了”，被置换成了《雷雨》里的台词“让天上的雷劈了我吧”。徐昂的本土化处理解决了文化差异的隔离感。

徐昂告诉我，“本土化”的过程是他小时候看西方作品时最擅长应用的小把戏。尤其是俄罗斯的译作，光看人名可能就已经晕了，更别提理解人物关系。所以徐昂在阅读翻译作品时，一边读一边做笔记，把人物关系、道具、台词标注成自己能理解的方式。他发现这样的阅读方法让他在看所有的作品时，不再是一个跨越文化的局外人。

那么在本土化的处理上，徐昂的版本和其他国家上演的版本还有什么不同呢？“《笑的大学》的不同版本在不同国家上演，其实观众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国家更强调审查者和被审查者的对立与抗衡，在我的版本里，我实际上想表达的是两个原本内心世界能沟通的人，由于两种对立的职业而处于立场的两端。”徐昂说，这也是他决定改编这个剧本的重要原因，“有的故事你读完，就已经止于这个故事，它写得非常精确，但无法构成想象和误读。《笑的大学》便是一部可以多重解释以及不怕被误读的作品。”

《喜剧的忧伤》在两轮演出过后票房收入已经过千万，它创造了当时话剧市场空前的票房奇迹。市场上的黄牛票被炒得翻了倍，依然有无数排队买单的观众。徐昂回忆说，本来每一场戏第一排都会给导演留五个座位，方便导演在不同的位置看现场，以此来调整下一场的音效、灯光以及表演，但由于票卖得太火爆，他的五张导演票也全都卖出，他只能在剧场站着看自己的戏。在提到该剧的票房时，戏剧制作人尹璐的一个总结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喜剧的忧伤》做到了国外商业戏剧的每一条标准，是不可复制的——明星演员、优秀脚本、人艺出品。”

这部戏在商业上的成功，离不开陈道明的票房号召力。《喜剧的忧伤》是陈道明阔别戏剧舞台30年之后的第一次回归演出。首演当天，有许多他的狂热粉丝来到剧场，不停高喊、尖叫，甚至打了横幅，就差耍荧光棒了，剧场就像演唱会一样热闹。

徐昂是怎么邀请到陈道明出演审查官的？

徐昂说，他给陈道明递剧本时其实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徐昂对陈道明说了一句：“其实我给演员剧本，有的演员并不看，您肯定会看。”陈道明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答应你看就肯定会看。”一晃好几个月没消息，徐昂心想这事可能黄了。何冰出演编剧是定下来的，审查官的人选徐昂也做了第二方案。一天，徐昂正在拍一个小剧场话剧，接到了陈道明打来的电话：“我就有一个问题，你想让我演谁？”徐昂回答：“审查官。”“你打算让审查官穿什么衣服？”徐昂听到这里，心里有底了：陈道明对这个戏有兴趣。

可进入到排练的第一天，就陷入焦灼中。

徐昂、陈道明和何冰对剧中审查官和编剧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有出入。徐昂认为，他不想说关于审查的困境，他要确保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具有普遍性的。困境不由主创提供，应该是由观众自身去领悟。陈道明则认为，困境本身是这个戏的重点，如果审查制度是一种病，那么审查官就是一个病人。在排练场上，三人对剧中关系的争执已经持续了四五个小时。徐昂回忆当时的感觉，“三个男人在一起聊戏产生的争执有点像玩过家家，玩急了眼”。徐昂虽然年轻，但他决定还是把所有的意见全盘表达。他跟我说，他在人艺的剧本讨论会上见过演员和编剧之间激烈的争吵，演员站到桌子上骂，编剧从一开始带着笑容，到笑容凝固，到最后双方就争论差点打起来。人艺的传统是“戏比天大”。“实际上没有一条弯路是不值得的，每条弯路都值得你走。”徐昂说。

几天后，张和平邀请了宋丹丹来看排练现场。宋丹丹坐在台下，台上气氛缓和了不少。宋丹丹没有提出任何建议说这部戏该怎么排，或者不该怎么排。无论是陈道明还是何冰都是非常成熟的演员，宋丹丹只是说，“你们怎么都行，做自己就好”。几轮下来，大家在磨合的过程里，找到了许多共识。徐昂后来总结，“男性容易拉开一个抽屉讨论问题的对错，直到讨论清楚才会开下一个抽屉，而女性会把所有抽屉都拉开一起讨论。宋丹丹就是帮助我们把所有的抽屉都打开了的人”。经过这番争执，三人之间的默契反倒提升了许多。

陈道明也渐渐习惯了人艺的排练方式。两个月的排练时间，他们会有一个月的时间聊天、喝茶。关于戏里戏外的共通、差异、困境、担心都放到了台面上聊。徐昂说：“戏剧最重要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坐在一起，背靠背地聊。上了台表演，对方的词儿忘了你知道你的对手会帮你提，这是话剧舞台上最有光彩的一刻出现的基础。”

《喜剧的忧伤》没有华丽的舞台，也没有复杂的人物，所有对白的递进、情绪的转变和故事的延展，全部来自舞台上立场对立的双方。如果其中一人忘掉了一句台词，这个戏都有可能接不下去，所以这个戏对于演员来说压力很大。徐昂站在台下看陈道明和何冰的演出，他能听出来偶尔出现的一些小失误，但基本上是完美的。他和在场的观众一样感受到戏骨之间飙戏的过瘾。喜剧

在《喜剧的忧伤》演出期间，徐昂最重要的工作是站在台下看观众的反应。观众发笑的那一刻和当初写下的那段包袱是否有差异？哪一些是没有想到的？哪些是想到但是没有做到的？他们是谁，发笑的点和自己的身份是否有关？

在最开始几场演出里，徐昂还来不及有这些思考，他很紧张，只是希望陈道明和何冰在台上别出错。

“当时代变得越来越尖刻，观众越发渴望戏剧。”徐昂说。

徐昂对喜剧的理解，正如剧名《喜剧的忧伤》，是一种复杂的悲喜交加情绪。他说，人类进入当代以后就看不懂悲剧，这不是一个悲剧的时代，这是一个喜剧的时代。“《诗学》中提到，忠实地再现生活的本身其实就是悲剧，反之就是喜剧。当我们扭曲地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处处都是喜剧，所有的一切都特可笑。这个戏里的扭曲，就是把一个创作者和一个审查者关到了一个房间里，剩下的一切，我们只需要应着最悲剧的方法或者最写实的方法去做，就已经是最大的喜剧。”

在《喜剧的忧伤》中，徐昂没有刻意强调喜剧中的滑稽和可笑，而是审查官和编剧的立场让他们陷入一种荒唐的可笑之中。亚里士多德将喜剧的丑角分成两种，一种是天生，一种是扮演。审查官的角色便是后者，他扮演了一个被环境和制度驯化的“非幽默人士”，他告诉编剧，自己既不懂幽默，更不懂他所写的幽默。但是，他每每给编剧提出来的修改意见，进入到编剧的语境中后，反而成为一种“不伦不类”的笑料。审查官从否定到协助编剧改稿的过程，让两个人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审查官卸下了面具，编剧看似顺从地修改，但他获悉了一个关于“喜剧”更大的真相。他说：“后来我决定，不管审查官要什么，我一定按照审查官的要求修改剧本，我的剧本会比原来更好笑，更好玩儿，更有意思。我认为，这才是我的斗争方式。”

喜剧是什么？“是我们在意识形态的对立中，扭曲了人类核心的东西。这两个层面放在一起，喜剧已经呼之欲出。”徐昂说。

徐昂聊起自己的一次日本行。在日本的庙宇里，和尚告诉他，曾经的唐朝僧人留下了一件镇寺之宝。徐昂迫不及待想看看是什么经书。和尚问：“经文你看得懂吗？”徐昂说：“如果是中文当然可以。”和尚惊讶地说：“经书是可以读的吗？”徐昂第一次知道，日本人读经的时候都是念音不懂意。和尚小心翼翼地展开了经卷，被和尚奉为经典的经书，其实是一封唐朝遣唐使所写的告状信，在骂和自己一起学经的人是无耻之徒。一开始写得工整，后来变成了行书，末尾成了草书，可以想象书写人到后来的愤怒。

故事说完，我渐渐理解了徐昂对喜剧的理解。他有一句话说得好：“我们的来路不同，但有共同的去处就好，我不介意被误读，误读是必然且有趣的，这才是一个复杂作品的魅力。” 北京人艺喜剧的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