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老年

不管你是否愿意，我们的社会正在变老，正如每个人在一分一秒中走向老年。2001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2022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可能超过14％，这意味着，我们步入了深度老龄社会。

社会变老的速度还在加快。1962年到1972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波婴儿出生高潮。2022年起，这一代人将陆续踏入60岁。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最新印发的《“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到203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80岁以上。2050年，中国80岁及以上人口将增至1.59亿。

变老意味着什么？对个人而言，它意味着身体的衰老，意味着罹患多重疾病的可能，意味着更少的收入，更沉重的照护负担。对社会而言，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常常使用老年人口抚养比的概念来描绘未来的图景。它指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2020年，我国的老年抚养比为19.7％，预计2050年将突破50％。

从这些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就是一场缓慢演变的危机，我们不可能不陷入到一种巨大的悲观和普遍的养老焦虑之中。但这种焦虑和悲观的产生的原因还有另一种可能：老龄社会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社会形态。人类有史以来就是年轻的。

事实上，除了生理上的客观特征，“老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建构的成果。20世纪，人们才开始庆祝生日。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期，人们并不知道自己出生的确切日期乃至确切年份。19世纪，各国政府开始搜集准确的出生记录，从那时起，时序年龄就成了我们人生的时间结构，也成了社会、经济治理、人生安排的重要依据。

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理解和安排老年的基础是“三段式”人生：成长学习期——工作期——退休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成为所有人跨入另一种人生状态的统一发令枪。但“三段式”人生的历史也只有大约100年。

很显然，在不久将至的长寿社会中，这种百年以来的设定对于个人与社会都将是难以为继的。以人人都关心的养老金为例，1908年英国创立养老金的时候，领取的年龄被设置为70岁，而当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5岁。

美国在1935年设立国家养老金制度的主要考虑是让年长者为大量失业的年轻人空出工作机会。但在今天，许多国家面临的现实是，由于生育率的降低，进入市场的年轻劳动力有限，同时，大量成熟劳动力又因为退休年限的规定退出劳动力市场。

预计到205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养老金成本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0%。于是，各国政府都在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降低养老金数额。但这显然不是积极的、具有建设性的解决之道。

养老金问题只是我们面对老龄社会种种难题的缩影之一。在《长寿人生：如何在长寿时代美好地生活》一书中，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安德鲁·斯科特（Andrew Scott）和伦敦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琳达·格拉顿（Lynda Gratton）将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比肩工业化时代的起初：他们认为，人类的才智分为技术才智和社会才智。两者并不同步前进。工业化时代初期，技术才智的飞跃破坏了既有经济和社会结构，为此，人们离开了他们的家庭和传统社区，在飞速发展的城市中重新安顿下来，无依无靠，缺乏安全感。人们还必须学习新技能，适应新角色和新身份，接受生疏的工作方式。这个时期，技术进步并没有带来普遍的幸福。社会呈现出焦虑、转型和社会实验的特征。逐渐地，社会才智的发展跟上了时代变迁的脚步，包括养老金在内的制度安排的建立、社会文化的重构帮助人们塑造了新的美好生活。

同样的，人们日益长寿本身并不是坏事，相反，它是前所未有的医学、科技、社会治理文明的成果。但问题是，我们尚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和勇气，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经济、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这是我们感到焦虑不安的真正原因。

站在这场才智挑战面前的，包括政府、社会、机构，也包括每一个人。我们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希望老年变成什么样子？ 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