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养老介护：借科技之力

尽管日本已经着手引入数以万计的外籍护工，但养老设施中人手紧张的现状依然没有太大改观。所有部门中，王晓晓所在的特别养护部是工作量最大的之一，所聘用的外籍护工也是最多的，包括一些实习和打工的人。“人有限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说做到现有条件下的最好。”王晓晓说。

那么，当劳动力的紧张一时难以改变，日本的养老设施又如何保证介护的质量、更好地满足老人的需求？日本人想到了科技，他们在尝试着用数字化和机器人的方式，去提高介护的效率、降低介护成本。

王晓晓所在的善光会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特别养护部中，善光会专门开发了一套云计算软件系统，介护士会在iPad上记录下每位老人三餐的饭量、排便时间与量级以及血压、体温等生命体征，并上传到云端。系统连通了营养、医疗护士等多个部门，如果老人有某一项体征异常，那么介护士和医疗护士就会协同追踪、研究方案，直到老人体征恢复正常。

善光会的大楼里充满着这样的科技元素。王晓晓上班时要时刻佩戴一副耳机，“如果有什么情况，我那一层楼没有护士的话，我把耳机打开，就能联系到整栋楼里的人”。为了保存体力，一些同事上班时会用平衡车取代步行，也借助一些机器人帮助移动沉重的失能老人，后者在洗浴时，有可升降的自动浴缸；房间里甚至不时出现人形的社交机器人，能与老人进行简单的对话交流，听其指令。

老人的房间里还配有一套监测系统。特制的床铺上装有睡眠扫描仪，能根据老人的体动感知其睡眠质量、呼吸、脉搏，床边是一个Dfree排泄检测仪，能发出超声波，提前感知尿量、预测排泄时间，房间里甚至还有一个身影守护传感仪，能利用红外线检测到床上情况，判断老人是否起身、身体是否超出床边、是否跌落。所有情况，介护士都能通过善光会开发的SCOP（Smart Care Operating Platform）系统在手机上查看，避免重复查房，系统还会根据检测预判排泄时间与量级，提前做好通知。如有异常情况，耳机就会响起。“前两天有一个老奶奶，她自己睡觉时从床上坐起来了，突然就跌落到地上了。虽然不是很严重，但是系统马上就监测到了，后台警报就响了。”王晓晓说，这些对介护工作的帮助很大。

善光会理事、最高执行负责人宫本隆史是这背后一切的推送者之一，他同时也是善光会特别养护部Flos东糀谷的负责人。宫本隆史告诉我，他们想要通过数字化与科技化的手段来做介护，也跟日本面临的严峻的大环境有关。虽引入了外籍介护士，但日本介护人员的供需差仍在不断扩大，而另一方面，介护成本也在逐年走高。据日本政府测算，随着日本老龄化程度加深，到2060年日本的养老介护花费将会是2015年的两倍。

“需要介护的老人越来越多，介护士数量跟不上，成本必然增加。如果我们不进行一些变革的话，日本现有的社会保险体系是无力去支撑这些高涨的介护费的。”宫本隆史说，以少量的预算和人员，提供与现在相同水准的服务，需要下功夫想办法。而想来想去，似乎唯一的可行办法就是借助科技之力，用ICT（信息通信技术）和机器人去提高照护效率。

除了养老设施之外，一些日本科研机构与厂商也参与到其中。刘相禹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老年学博士，主攻阿尔茨海默病与养老机器人领域。这一专业隶属于早稻田大学人间科学，日本花滑选手羽生结弦正是毕业于此。刘相禹告诉我，日语中的机器人一词根源于英文“robot”，定义较为宽泛。“无论是机械还是电子的，也不论形态，只要是通过一定科技方式提高照护效率的，我们都可称之为护理机器人。”

2000年，日本将养老设施的兴办权正式对民间和非营利机构开放，出现了一大波民办养老设施，善光会是其中之一。善光会成立于2005年，成立时注册为社会福祉法人。宫本隆史解释，这是一种不同于企业的非营利性法人单位，这种形式便于他们去联合更多市场主体推动一些事情。2009年左右，他们看到了介护行业中人力供需紧张的大趋势愈演愈烈，于是开始尝试用科技手段去解决一些问题。

十几年前的日本，虽然科技领先，但除了养老设施之外，设备制造商们并没有把太多心思花在介护照料上。宫本隆史说，当时市场上为数不多的相关产品是一台康复设备，主要是针对一些脑梗或脑溢血的康复患者，能通过刺激大脑再学习，去解读患者意图，帮助他们完成一些指令性动作。善光会进入该领域后，选择和制造商合作，成了业内第一批和厂商合作开发介护机器人的养老设施。一般是由他们提出需求，政府和制造商则想办法来解决。

这种自下而上的模式是当前日本的主流。刘相禹说，日本当前的养老机器人研发，主要都是通过养老设施提出一些需求，日本政府会分发相关课题，然后科研机构、制造商等来提供解决方案。“可以理解为是他们把房子都盖好了，要一点一点地往里面加装修，但没有从顶层设计角度就能整体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刘相禹曾接触过一些中国数字医院的案例，发现后者采用的是厂商跟政府投标的模式，从设计、安装到维护，是自上而下的一体化落地。

这与养老介护的特殊性有关——需求是在不断实践中逐步被发掘，然后随着科技进步而提出的。宫本隆史说，善光会在最初进入这一领域后，很快提出了移动辅助机器人的需求，因为他们在实践中发现，老人们通常都有很强的行动意愿，哪怕他的身体条件不允许。

“这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原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让瘫痪的人能走路，而是说老人即使瘫痪了或者其他功能受限，我们也要尽可能地让他参加到社会生活中。”宫本隆史说。那时候他还是一名介护经理，他至今还记得设备研发出来时，要在他的部门给老人试用。部门有一位卧床很久的重度失能老人，移动需要介护士的辅助，老人戴上设备后，腿脚能开始慢慢地自主移动了。那一瞬间，老人特别高兴，像是终于找到了心爱玩具的孩子，在康复现场一次次起劲地训练。“所以这些设备不光是帮助老人行动，更重要的是带来很大的精神鼓舞。”

这背后依然是“支援自立”的理念。基于这种理念，介护工作对科技的需求也很多元。刘相禹举了一个例子，“比如一个老人患有帕金森综合征，进食时手会抖，那么我们就不能去开发一个给他喂食的机器，而是要去开发一个辅助性的东西，能帮助他稳定双手，这样老人就能自己吃饭了。芬兰有团队已经开发出了一种生物电贴片，但转化为产品还需要一段时间”。

所有介护工作中，三餐是最耗费时间的。善光会曾针对介护工作做了一个24小时记录统计，发现最耗费时间的直接服务活动是三餐（27%）、排泄（20.1%）、移动（10.7%）、沐浴（9%），间接活动中守护和巡视最耗费时间（14.2%）。这与日本政府的规划不谋而合——自2013年起，日本政府开始支援开发护理机器人产业，将其分为床椅移动辅助、移动辅助、排泄辅助、沐浴辅助、守护和交流等五大类共13个小类。如今在日本养老设施里，以上这些主要介护活动都有相对应的机器人与智能设施。

刘相禹说，从实践经验来看，目前对介护工作帮助最大的是床椅移动辅助和移动辅助两种。因为介护士以女性为主，对于她们来说，要移动一个动辄上百斤的老人，本就是极其艰难的工作，更何况这一需求在养老设施中还是刚需高频的。“所以这种机器人的帮助是最直接的。”刘相禹说，不仅是因为人体很重，也因为很多日本老人会因给他人增添了麻烦而觉得内疚，“对人尤其是这样，如果是对机器就会好很多”。

这其中有穿戴式和非穿戴式之分。穿戴式设备的一种，是在人体上肢、连带着大腿戴上一个外表类似于大号“背背佳”的装置，通过将腰腹承受的重量转移到腿部，帮助介护士移动老人；还有一种是类似于一个小推车，推车上有可调节角度的支架，介护士只需将老人扶到支架上，再推车移动老人，到达目的地后用支架放下老人即可。非可穿戴式则更像是一个人形的机器人，它能伸出双臂，借助特定的毯子将老人一举抱起。

在守护与巡视方面，机器人的作用就更大了。刘相禹介绍，目前日本已经有了能巡夜的机器人，它类似于国内酒店里比较常见的配送机器人，能根据设定好的路线，每晚巡视每个楼层中的每个房间。这种机器人还能用机械臂推开带着日本特色的左右推拉门，进入房间后通过传感器、AI等智能手段，筛查老人是否在床上特定位置、是否摔下床甚至是否尿床。“这种机器人能够自主判断外部环境，是能真正地替代一些人去劳动的，节省了用工的成本，属于目前业内比较尖端的。”

虽然有养老设施提出一些需求，但护理机器人的研发工作并不容易。原因在于，老人的需求是多样的、有层级的。很多机器人能在物理上帮助老人移动、进食与沐浴，但却无法满足老人们的精神需求。即使是被时刻精心护理，养老院里的老人们也难免会感到孤独忧郁，他们渴望交流与情感上的慰藉。

这种情感需求一直存在，并非随着技术进步才被发掘出来。刘相禹说，日本业内最早的护理机器人正是一种陪伴型机器人。它叫琶罗（Paro），外形是一个毛茸茸的小海豹，憨态可掬，还能爬行。它的身上装着五种传感器，能随人的反应而改变情绪、体温和叫声。这种机器人2000年后上市，很快就被用到养老设施中。“它主要关注的是老人的心理陪伴，因为老人的交流欲望是很强烈的，但在养老设施里能交流的人很少。”刘相禹说。有研究显示，这类机器人对60%的认知症患者有显著的冷静效果，能减轻其焦虑行为。

后来，市场上又出现了抱枕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等，都具备跟老人交流和互动的功能。最知名的案例莫过于软银在2015年推出的Pepper机器人，它具备多种技术，能分析和识别人类表情与情绪。人摸它的头、碰它的手，它都会有反应，像一个小孩。在多数时刻，Pepper像是一个导购，常见于商场和机场里，也入驻一些养老机构。它能通过跟一些有认知障碍的老人交流，给他们观影和讲故事，让他们和家人朋友云见面等方式，刺激其记忆，对抗和减缓认知力下降。

刘相禹目前也在做类似工作，他的研究方向聚焦在养老设施中的认知症缓解，“比如说在下午3点到黄昏时分，患认知症的老人可能会集中出现一些反常举动，那么我们就去想怎么样通过一些方式去缓解这个症状，包括但不限于护理机器人。我们会提出一些设想，再去验证其可行性”。

这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以Pepper为例，这个机器人的手能在跳舞时挥动，手指还很灵活，刘相禹曾想过，那能否让Pepper用手去跟老人进行更多互动，比如帮老人递一杯水或拿一个东西？但实验结果表明，Pepper的握力很小，“两三个手机的重量就是极限了，这是比较出乎意料的，但它的握力结构就是这样设计的，我们也没办法去做太大改变”。

机器人的整个研发与落地的周期也很长。“国内做一款机器人可能很快就能做出来，比如我们看到的传菜机器人、配送机器人等，但日本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到审核验证、最后推出产品，周期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刘相禹知道业内有一款产品，在2010年前就立项，到2018年才成功推出。由于日本养老介护业的人力资源很紧张，这些产品一旦推出，在养老设施中将会很快得到应用。“无论什么新产品，他们都很愿意去尝试，可能1月出的产品，2月他们就在用了。”刘相禹说，日本政府也会对其进行补贴，降低养老设施的成本。

不过，尝试并不代表着一直使用。养老设施中对这些智能产品的淘汰率同样很高，有些是因为产品功能不实用，有些则是因为需求在不停地更新和迭代。比如，刘相禹在研究中发现，一款机器人如果要达到与老人很好的交流效果、缓解认知障碍，那最好能保持跟老人对话半小时以上，但很少有机器人能达到这一水平。曾备受瞩目的Pepper，仅能完成一些简单对话，语言限定在日语。据媒体披露，软银在2021年已悄然停产Pepper。刘相禹说，这也是大部分产品的结局。“比如前段时间也有过一款能健身跳舞的机器人，类似于现在抖音上的刘畊宏，能让老人节奏很缓慢地活动，保持肌肉功能，但过段时间可能大家就没有激情了，会逐步把这些产品遗忘。”

具体到善光会，宫本隆史透露，他们在十几年里前后共使用、参与研发过130多款护理机器人产品，目前只有约20款尚在使用。这些硬件产品来自不同厂家，缺乏统一的协同机制与底层系统。于是，他们就选择从软件上切入进行改造，自己研发了SCOP系统，通过物联网与云计算方式将不同的产品打通，提高使用效率。他们还打算在未来制定出一套标准，培养有一定操作能力的智能介护士，并推动建立相关国家标准与考试。

这只是未来的方向之一。在刘相禹看来，目前日本的护理机器人还不算特别发达，仍然落后于欧美，处于第二梯队。“全球总共也就两个梯队”，诸如辅助移动搬运的机器人还是根植于人力。面临巨大的老龄化压力，这一行业的未来任重道远，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的工程，“就像认知症一样，有生理和心理上的各种需求，你说不上哪一项需求是最重要的，但缺了哪一项可能都是不行的”

（感谢日本驻华大使馆对本组报道的大力帮助） 养老介护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