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正好思考文学何为？

吉丹贾丽·斯里这部用印地语写就的作品2018年在印度出版，2021年，美国译者黛西·洛克威尔（Daisy Rockwell）把它翻译成了英文。

《沙墓》以北印度作为背景，讲述了一位在丈夫去世后深陷抑郁的80岁女人重得新生的故事，其中包括她与一位跨性别者建立友谊，前往巴基斯坦去重新面对印巴分治在她十几岁时给她留下的创伤等。布克国际奖的评委会认为，这部小说针对那些横亘于宗教、国家、性别之间的壁垒提出了坚定而及时的抗议。同时，尽管小说涉及的主题多种多样，但非常引人入胜，并且轻松有趣。黛西·洛克威尔生动的译文极好地展现了这部小说充满双关与神韵的文本复杂性。

吉丹贾丽·斯里今年65岁，大学时读的是印度现代史，是一位历史学博士。《沙墓》是她发表的第五部长篇小说，也是她的书第一次在英国出版。在颁奖典礼上，今年的布克国际奖评委会主席弗兰克·维恩提到，印度曾经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接受了大量英国的文化输出，却很少有印度的文化作品能够传播到英国，这并不是印度没有足够好的作家，只是印度的作品很少被翻译成英文，因而无人了解。在《沙墓》之前，从未有印地语作品入围过布克奖长名单，它刷新了布克奖的历史。世界顶级奖项聚焦亚非文学？

也可以说，布克奖（The Booker Prize）的历史是再一次被刷新了。作为最重要的国际文学奖项之一，布克奖不断地在对自己进行改写。

布克奖第一次颁奖是在1969年，最初的几十年里，它只颁发给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以及其他英联邦国家的英语写作者。2014年，评奖范围扩大到了全世界用英语写作长篇小说的作家。布克奖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沙墓》所获得的布克国际奖（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其实是布克奖在2004年增设的一个奖项。首次颁奖是在2005年。最初它很像是一个终身成就奖，每两年在世界范围内选出一位发表过英文原著的写作者，经过对全部作品的考量，表彰其成就。首位得奖者是阿尔巴尼亚的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后来，菲利普·罗斯、爱丽丝·门罗都得过这个奖。这个奖的分量看起来挺重，但本质上只是在给已经功成名就的作家锦上添花，因此屡屡遭到质疑。

后来，布克国际奖在2016年做了一次大动作的调整，改变了规则，每年评奖一次，颁给一部当年的文学作品。全世界的非英语作家，只要作品有英文译本在英国出版，都可以参加评选，一旦得奖，奖金由作者和译者平分。新的评选机制对评选结果带来的直接改变，首先是布克国际奖每年评选出的长名单中，的确出现了更丰富的地域国别。今年得奖的是印度作家，近几年还有来自阿曼、以色列、韩国等国家的好几位亚洲作家得奖。

如果综合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和布克奖都颁给了非洲作家的结果，世界顶级的文学奖项似乎形成了一种集体聚焦亚非文学的姿态。不过，《世界文学》杂志的副主编叶丽贤分析：这很可能只是一种巧合，不足以说明亚非文学软实力勃兴，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已有“霸榜”的地位了。而且，2021年诺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严格来说还不能算是坦桑尼亚作家。古尔纳很有可能早已入了英籍，一旦成为英国公民，就失去了坦桑尼亚国籍。坦桑尼亚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2021年诺奖得主古尔纳，布克奖得主戴蒙·加尔古特，都是用英语写作。《沙墓》今年能被授予布克国际奖，也是因为有了很出色的英语译本。因此，叶丽贤认为，这两年的现象不会对世界文学的格局产生多深刻的影响，只能说明英语作为全球文学的枢纽站和载体地位越发重要。以英语之外的语言写作的作家，要借助这些国际大奖进入西方文化强国的视野，进而返回母国，获得更大程度的认可，就必须借靠能确保作品“西行”时顺风顺水的英语译本。

但反过来说，这种被看见、被认可对写作者而言的确有着重大意义。吉丹贾丽·斯里在谈到获奖时就说：“这不仅仅关于我个人。我代表着一种语言和文化，这种认知将整个印地语文学世界，尤其是将整个印度文学纳入了更大的视野。它还揭示了一个事实，即有着丰富谱系的广阔文学世界仍有待被发现。我很荣幸成为这方面的载体。”

除此之外，她也谈到过像布克奖这样的大奖对写作者更为具体、现实的意义：突然间，人们开始知道她的名字，关于她的文章开始不断涌现，很多很多采访。小说的销量前所未有地飞跃，尤其是《沙墓》。这些倒并不让人意外——2021年法国作家达维德·狄奥普的《灵魂兄弟》（At Night All Blood is Black）在被宣布获得布克国际奖的一周时间后，从布克奖官网显示的数据看，其销量比前一周增长了477%。

此外，用不同语种翻译《沙墓》的邀约络绎不绝。我猜，用不了太久，这本书也会有中文译本面世。就像叶丽贤所说，国内出版社目前一直紧盯着各个西方国家设立的重要文学奖项，花大气力引进获奖作品。一方面，像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普利策奖、龚古尔奖本身就是很好的广告名片，金字招牌；另一方面，这些奖项的决选名单和获奖作品实际上是对海量作品挑选后的结果。这比国内出版社自己去国际图书市场淘选更有保障，也比自己设立年度文学奖组织国内专家评选更为可信。

“西方已经有非常成熟、完美的文学出版、翻译和推广产业，它们与亚非很多国家有着顺畅、深入的文化交流机制，在发掘这些国家的文学作家方面，比我们更有优势。将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还是得借助他们‘遴选’的结果来了解这些就地理位置而言与我们并不遥远的国家的文学，通过他们的语言来转译这些民族国家的作品。这是权宜之计，但二三十年后，这个情况也许会有所改变。”就叶丽贤的观察，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布克奖和布克国际奖在中国的市场召唤力甚至胜过更老牌的诺贝尔文学奖，也胜过美国的普利策奖。

对很多更加关注作品本身的读者来说，布克奖和诺奖的差别在于，前者是：读读获奖的作品，一定好看；后者则是：看看谁得奖了？应该看看。那些既得过布克奖，又得过诺奖的作家，基本都是被布克奖发现在先，很多年后才被诺奖认定，比如奈保尔、库切、门罗等，都是如此。“发现”和“认定”的差别，是布克奖（包括布克国际奖）和诺奖之间显著的不同，近几年尤其如此。用学者、译者胡桑的话说，布克奖是新锐性的，而诺奖带有迟到性。

回到布克国际奖在2016年对评选规则的改变——当它的评选开始针对一部具体的作品后，读者看到越来越多陌生的名字在奖项公布的长名单上出现。很多作家都是凭借处女作入围并得奖的，2020年布克国际奖得主、荷兰作家玛丽克·卢卡斯·莱纳菲尔德的《不安之夜》可能是最好的例子。在这一点上，布克国际奖与布克奖是一致的：同样是2020年，入围布克奖长名单的13本作品中有8本是写作者首次出版的小说。最终，英国作家道格拉斯·斯图尔特以处女作《舒吉·贝恩》得奖。正确与新锐的代价

其实，除了在2016年做出了比较大的改变之外，我们很容易发现，布克奖和布克国际奖近年来始终在积极地对质疑做出回应。从评奖的结果看，奖项在关于世界性视野、性别比例、译者的重要性等方面都做出了调整。它好像变得越来越“正确”了。我甚至有一种错觉，仅以“正确”作为标准，是不是就能从名单中挑出得奖者？

还拿2020年得奖的《不安之夜》来说，作者是女性，同时她非常年轻，刷新了布克奖得主的年龄，写作的主题是关于性别。又比如今年得奖的《沙墓》，仅是由印地语写就这一点，在它入围长名单时就已经非常夺人眼球，能最终击败诺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雅各书》，似乎也不怎么令人意外。

布克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意“正确”的？为什么“正确”被纳入对文学的评判标准？又由谁来判断“正确”与否？当然，我们应该先解释所谓“正确”，指的是文学的泛政治化。

胡桑认为，如今，文学的声音早已不如上世纪后半叶时响亮。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平衡，不再由文学自身设定。文学被要求与其他艺术、表达形式抹平，要回应现在生活中的热点话题。简单说，就是推特、脸书、抖音关心的问题，文学也必须关心。我们似乎不再理解作家之于经典的抱负。网络媒介使文学面对的不再仅仅是热爱文学的读者，还有那些可能只阅读新闻的人。他们或许并不阅读文学，但是他们依然会去对一个文学奖的评选结果发出声音，甚至“指令”。一部没有任何话题性的文学作品怎么能得奖？不行。当这样的声音足够响亮，很轻易就盖过文学自身的声音时，文学奖势必要做出权衡。

这种权衡势必会牺牲文学性吗？作为一个多年追踪布克奖评选结果的专业读者，胡桑觉得，布克奖在与世界达成某种和解的过程中，并没有放弃原本的评断标准——既要讲权威公正，又要达到泛政治化的要求。实际上，这样的标准是在对文学提出更大的挑战。

比如布克奖同时颁给两位女作家的2019年，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一起得奖的英国作家伯娜丁·埃瓦里斯托是第一位获得布克奖的黑人女作家，获奖的作品叫《女孩，女人，其他人》。可以说，不管是作家的身份，还是书写的性别主题，都带有某种社会所要求的话题性。但同时，这部小说的实验性也很强，是一本挺难读的书。有意思的是，胡桑发现，经由这本书的话题性，小说又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好读了——即便很多评论家认为读者并没有真正读懂这本书，但只要能读到书中所写的女性在社会上的位置、诉求，抓住“性别”这个主题，可以说就已经完成了关于这本书的一个阅读目标。

布克奖2014年的获奖作品《深入北方的小路》、2015年的《七杀简史》、2016年的《出卖》、2017年的《林肯在中阴界》、2018年的《送奶工》，包括2020年的《舒吉·贝恩》，由这几年的获奖名单来看，从语言到形式都具备很强的实验性，是很挑战读者的作品。与此同时，这些作品也都在用对历史、对现实的敏锐关注跟读者达成某种应和。

可以说，布克奖在不断面对质疑所做出的改变中，并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艺术性的探索，没有使之成为政治表达的工具或者某种社会学研究。在这样的探索之中，文学作品不断呈现出的新的表达，没有让写作者、批评家乃至喜欢文学的人失望。同时，这些被遴选出的文本本身又在文学和这个时代的关系中做了何种探索，是需要读者慢慢消化的。也许现在正是思考“文学何为”的一个最合适不过的时代。但同时，胡桑认为，布克奖的新锐性，对它自身是存在一种伤害的——有时候可能会押错宝，许多年后，也许甚至有一半的布克奖作品都被人遗忘，不再阅读，但这正是所谓新锐必须付出的代价。 读书文学作家布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