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贬值之后，未来走向如何？

三联生活周刊：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自4月下旬经历了一波急速贬值，幅度罕见。你怎么看人民币这一轮的贬值？背后有哪些影响因素？

谭雅玲：首先是导火索。4月11日上午，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5.5个基点至2.76%，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为2.75%，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2010年6月11日以来首次出现倒挂。这其实是特别微弱的倒挂，但从那时候开始，人民币就开始有贬值的动向，在美联储加息之后就加快了。

其次，这个爆发点之前，前期海外市场做了很多策略和布局，主要表现为货币基金转场大宗商品基金，这跟未来的收益率有重要关系。美联储加息了，货币市场魅力在减弱，相比之下，大宗商品市场伴随着俄乌事态升级，加剧了粮食、能源供需关系的紧张性。包括世界银行、美国很多投行都预测，今年年内可能大宗商品价格还有40%的上涨空间，所以这些基金肯定会进行布局和转场，这导致货币基金市场暂时被削弱，不仅人民币贬值，韩元、日元、东南亚周边国家货币都在贬值。

再次，中美关系现在处在一个胶着期，美国的立场和宗旨还是要遏制中国发展。过去几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战略是一步步地给我们增加压力，让我们的利润降下来，第一是用关税，第二是用企业，第三是用市场规则，第四到现在就是用金融汇率了。美联储一加息，人民币贬值就加快了。

三联生活周刊：从货币学原理出发，人民币贬值对出口是有好处的。但从今年的形势来看，还会是这样吗？

谭雅玲：从货币学原理来讲是这样的，但今年人民币贬值的时机特别不好。因为企业压根是没有准备的，过去两年人民币一直是在升值，市场和企业的惯性已经十分突出，企业准备的都是如何应对升值，所以现在很被动。

今年以来，人民币在4月之前也一直是升值，尤其是2月中旬，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到了6.30元的关口，大家都认为人民币今年基本上是偏升值的，年底之前的走势可能也是6.4～6.5，没有再往贬值的方向预测。所以那时候很多企业早在春节前后就开始结汇准备过年，更多的企业做了锁汇，多数人锁的是1～3个月短中期。这几个月基本是企业的锁汇期，现在的贬值刚好卡在了这个时间点，贬值幅度超出了他们当时锁汇的参考汇率水平，面对贬值急速推进，企业不得已毁约。虽然这已然是赚钱结果，但其最大的伤害在于把企业外汇资金管理的思路和逻辑全给破坏了，资金管理意识陷入了混乱，所以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因为目前外贸企业现在处在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今年1～4月份的外贸出口指标增速放缓，尤其是4月份的指标滑坡较大。东南亚的订单在往上走，我们的订单在往下走。4月份国家的外汇储备也在下降，较3月下降683亿美元，降幅2.14%。这说明企业手里的美元是不多的，所以这时候考虑到逻辑关联与时效收益，人民币贬值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一些企业不得已只能毁约，这又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市场秩序。

外贸企业账期通常都是有周期的，一般每年7～8月份是收款期，11～12月份是接明年订单的时期，账期自有规律。现在人民币贬值周期提前了，收款又没回来，企业只能干着急，毕竟没有订单或面临疫情管控的生产力约束，没有出口无法收汇，谈何结汇锁汇。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表面价格，但贬值对价格背后的规则和程序流程，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和冲击。

三联生活周刊：除此之外，这一轮人民币汇率单边快速贬值，还会对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我们能做出哪些调整，来应对这种贬值？

谭雅玲：现在很多老百姓会想，人民币贬值了，那国内物价会不会也跟着涨。其实一点都挂不上，货币贬值对国内物价没有任何大的影响，它是对外关联点的一个价格权衡，它不涉及国内物价。这是老百姓认知的一大误区。

在国内，所谓市场主体其实主要就是银行，因为我们现在只有银行间的外汇市场，而汇率本身是国际化的，是双向的。而这种双边的市场主体关系是不对称的，强弱对比也是非常明显的。人民币在岸是以银行为主，离岸是以外资为主。外资的规模肯定比国内大，经验丰富，参与其中的货币也比我们多，各种货币之间又是可自由兑换的。而我们的人民币还是本币，还无法自由兑换，所以其实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原来我们是有优势的，比如我们的利差、经济景气指数、投资开放度等，所以前些年大家看到的都是人民币升值，升值就有外资过来，就是找利润、套利。但突然之间，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倒挂，然后美联储又加息，中国却在降息和降准，这就说明我们的利差优势没了。再就是当前的疫情、经济环境、国际形势等因素叠加，也加剧了这种困境。汇率问题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并不单纯只是金融市场问题，它跟社会、政治、外交都息息相关，但凡哪个有一些风吹草动，汇率都会敏感地渗进去。

没有利润的贬值是无意义的

三联生活周刊：经过这一轮贬值之后，你如何判断人民币未来的走势？短期和中长期分别可能出现哪些情况？

谭雅玲：这一轮人民币贬值的关键点是美元，美元升值了，人民币才贬值。今年年初美元指数是95，到了后来人民币贬值这个阶段，美元指数最高冲上了105，升值幅度有9%～10%，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年初还是6.36～6.37。正常情况下，人民币跟美元是负相关的关系，美元对全世界所有货币都是负相关的，有时候因为地缘或竞争关系，会变成正相关。去年和前年，我们跟美元指数多数走的就是正相关，美元升值，我们也升值。人民币主要是追随离岸价格做参数，我国的中央政府有一定的调控能力，但决定不了方向和趋势，只能把区间稍微调整一下。

接下来人民币的走势，主要还是看美元指数。美元指数涨到现在这么高，美国肯定会有所调整，会往回压。最近已经有回调迹象，美元指数从105调到103，人民币也开始掉头了。我认为，短期内美元还有贬值，甚至极端贬值的可能性，尤其是从现在一直到9月，这个区间它可能是极力地贬值。因为美元指数在年初在95左右，美国会尽可能把美元压回到95以下，只有这样，即使将来美联储有加息、不断加码的动作，美元的升值才不会有现在这么强了。因为今年下半年，美国又有中期选举，到时候美元可能还要升。

相对应地，人民币贬值的趋势可能短期内也会稍微停一下，幅度不会有现在这么大。今年年初，业内预测人民币今年兑美元汇率是6.7左右，我预测6.8，到不了6.9，更不会“破7”，现在已经是在6.74左右，周末（5月20日）收盘为6.69元，已经脱离6.7元关口。接下来还会有波动，但是今年全年人民币以贬值收官应该没有太大疑问，今年年初是6.36左右，可能会在6.4～6.5元收官，毕竟现在的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摆在这儿。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言，一般人民币汇率保持在一个什么区间内是比较合理的？

谭雅玲：只要汇率不大起大落，都没大事。从过去的成本价来看，中小民营企业大概是在7.04～7.08，大一点企业可能是6.9～7.0，国有企业大概是在6.7～6.8，这是汇率没有急贬急升的时候。

但是这两年就很难说，因为原材料价格上来了，海运价格上来了，成本涨了，利润收入是不稳定的，外部的环境也很动荡，所以现在很难确定。2017年之前，估值、成本这些都好预测，外贸环境稳定。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后，所有的要素都变了，就不太好说了。

就比如说，每次人民币有大的贬值，市场对“破7”的讨论都很多。如果你有经济利润，“破7”当然是好事，但现在的经济利润在哪儿？没有利润的“破7”没意义，反而会对信心形成打压。现在的外贸企业主要就是没信心、没底气，面临的是这些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待今年的外贸形势？去年和前年，我们的外贸还经历了一波订单暴涨。

谭雅玲：首先，我们看外贸形势，主要就是看国家统计的报告和数据。今年一季度看着外贸数据不错，但仔细看4月份，数据就不太好，出口环比值-0.9%，远低于2020、2021年同期环比值8.1%、9.4%。4月出口值同比增加3.9%，创下2020年6月以来的最低点。

其次，就是我们跟企业有很多汇率方面的合作。没有疫情的时候，我们基本就是全国各地到处跑，辅导企业，也了解一些情况，浙江、山东、江苏、广东跑得多，很多都是外贸中小企业。在去年和前年，我去跟这些企业接触的时候，他们的订单增长特别快，增幅60%都算是少的，基本都是100%、150%的增加，这才有了2021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1.4%，首次突破6万亿美元关口。今年我们也出去了几趟，但这时候你再去跟企业交流，就会发现他们的订单都少多了，说的都是订单少了没了、这摊子应该怎么守等等，现在全是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想问题，当外贸增长是20%～30%的时候，人民币贬值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有美元收入；当外贸增长遇到阻碍了，贬值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反而会是一种压制，因为企业看到人民币都贬值了，自己还挣不到钱，就会着急，对市场信心和情绪上的打击就会更大，叠加的负面效应就出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那就当前的形势而言，你会对这些进出口企业提供哪些建议？

谭雅玲：第一是告诉他们要坚守、守业。他们都是干了三四十年的老外贸人，从父辈到儿子辈都是这样坚守下来的，能创造今天这片天地很不容易。我会建议他们守住现在的产业，这时候千万不要扩张。不要想着外贸不行了，就跨行去搞时髦和新奇的东西，搞什么数字化、新消费之类的。这时候不宜扩张，要容忍损失和代价，这是一个自然的市场规律在循环。

第二就是修内功，现在先静下心来把产业链上下游、员工培训、产品研发创新这些深化打磨，这样等到将来机会来了，你才能把握得住。我也建议他们把资产做一个保本增收的梳理，即使厂里的订单和生产停了，但你的资金还是要活起来，低风险地做一些投资，赚一点稳妥的钱，而不是做那种投机性、冒险性的投资和扩张。

三联生活周刊：我国现在的汇率机制是“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但为何这一轮，依然会受美元升值这么大的影响？

谭雅玲：首先，2005年“7·21”和2015年“8·11”汇率改革之后，人民币汇率机制确实不再单一地盯住美元，而是参考一篮子货币，逐渐形成三套篮子货币机制，即CFETS篮子指数、BIS篮子指数、SDR篮子指数。这代表着人民币汇率机制逐渐完善与健全，人民币汇率的成长性和成熟性逐渐加强。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人民币升贬依然以美元为轴心。毕竟美元一家独大，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国际外汇交易、国际支付使用和金融衍生品中都占较高份额，而且美元是全流通货币、定价与报价货币、覆盖全板块货币，人民币盯住美元一时难以摆脱。

其次，人民币目前依然是本币形式，其可兑换或国际货币的资质尚未实现。汇率专业化需要时间和实践，我们必须认清人民币的条件与水平，这对汇率走势的认知与预测有重要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看待我国“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机制？有人认同这个机制，也有人建议让汇率实现自由浮动。

谭雅玲：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谈市场化的自由浮动还太早。我们国家现在施行有管理的浮动，风险会小一点。因为有央行管理在，人民币波动区间不会太大，海外游资炒作人民币超过这个区间幅度时，会有一种预警机制，央行可以去调控。这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还是跟我们国家的发展水平有关。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盘子大，但地区人均分化差距是特别大的。

1996年我在中国银行工作的时候，曾经跟央行调查组去考察过利率市场化的可能性，当时分配给我们的是两个省份，广东和青海。我们调研下来，发现完全不可行。为什么？广东对资金的使用效率，跟青海完全不是一个层级的。如果这时候我们放开利率，那所有的发展要素都自然往广东走，青海这些地方就会一直落后，差距越来越大。现在这种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还可能加大了，但国际社会很多人是不了解，或者说是漠视的。我们跟美国人一起开会，他们总会把我们当发达国家，举的例子都是广东、上海、浙江，但他们没有看到青海、甘肃这些内陆省份。

所以，与其说是市场化的汇率浮动，不如尽快实现人民币的可兑换。只有把货币兑换放开了，市场化程度自然就会建立起来。因为人民币要成为可兑换货币，制度和市场必须健全，这其实在倒逼我们进行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这里面有几个要素：第一，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份额占比大；第二，市场公开透明；第三，法治框架良好；第四，宏观政策可持续。目前我们的金融市场都不健全，有证券市场，没有债券市场，有期货市场，没有现货市场，市场流程跟国际也不接轨。这种情况下，市场上都找不到可参考的参数，肯定是没办法用浮动汇率的。

三联生活周刊：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也提了很多年了，你如何评价当前人民币国际化这些年的成绩和地位？当前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如何？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份额占比一度升至第四，最近人民币在SDR（特别提款权）中的权重也由10.92%上调至12.28%。

谭雅玲：在国际支付排位中一度升至第四，只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小步，而不是说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来临。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当时的人民币正在升值，从6.5元时代到了6.3元时代，其他国家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意愿就增强了。事实上，从国际支付份额来看，目前人民币的占比还是非常小（注：2022年3月为2.2%，降至第五），尤其是相对于美元（41.07%）、欧元（35.36%）的国际支付份额；另外从资质看，欧元、美元、英镑、日元都是可自由兑换的国际化货币，而人民币依然是本币，并不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只有国际收支特别提款权（SDR）的资质。

这是一个最大的差异。人民币国际化不单单是国际支付的份额，还要放开和国际所有货币的兑换，实现可自由兑换。我们还在国内推了很多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但那也主要是升值的时候，这些都只是一个形式变化，本质没有变。

人民币国际化的话题在2016年左右提得最热，因为2015年我们准备进入SDR，2016年正式进入，但是到2017年中美关系开始出现裂缝后，这个势能就弱了。因为人民币国际化不是我们把自己推给别人，而是别人要接受我们。原来大家都推测“十三五”的时候，人民币国际化能实现自由兑换，现在看来“十四五”都实现不了，整个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往后推了，这跟国际形势的变化有特别重要的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人民币之外，英镑、澳元、日元等货币在这一轮也在贬值。他们跟人民币贬值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否可以理解为国内外经济形势不利因素和不确定性在增多，外部环境变得严峻？

谭雅玲：美国通胀很高，美元在升值，升值可以舒缓通货膨胀，而很多国家的货币都是美元定价的，那么当所有原材料价格都在上涨的时候，他们就只有接受这种输入型的通货膨胀，欧洲是，日本也是，而美国其实是输出型的通货膨胀。其他国家货币的贬值，也是有特别大的美元升值因素做支撑的，这点我们必须看到。

目前国际环境状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就是竞争大于合作、失衡大于均衡、分化大于分歧。这里面矛盾越来越多，毕竟在全球化有机的配合和有效的组合之后，现在各国在利益分配和利益获取上，可能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经济的分化性愈发突出。比如你看这一轮除了欧元之外，所有国家货币都在贬值，这是美元作为霸权货币的一种策略，但欧元就没有怎么贬值，这里面可能有欧美之间的利益冲突，表现为俄乌冲突下的能源问题等等。

欧洲是一个热点地区，俄乌冲突对石油或者能源、天然气带来的影响比较大，毕竟欧洲对石油和能源的依存主要靠外来进口，这种影响更多地渗入到了金融层面。而欧洲内部又是参差不齐的，有发展比较好、比较稳的国家，也有发展比较差、比较落后的国家，两极分化比较明显。这种经济不整齐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应该已经成了欧洲比较大的难题，对欧元的生存带来了非常大的风险挑战，对欧盟的机制改革也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

而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一些发达国家，围绕着美国因素，与美国的联手和配合，显得越来越紧密了。这样就使全球化和金融化面临着比较大的重组，甚至涉及美元的影响力和美元构造的体系性。美元和欧元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和竞争性，未来可能会发生一些新变化。

而在全球宏观经济的背景下来看中国，我们必须把海外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形态搞清楚，这对中国宏观调控是非常重要的。目前看，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风险比较大，中国是在新兴市场的这一极里面，所以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出，对中国目前股市的联动性也是有影响的。新兴市场货币的贬值，和目前人民币的贬值也是有联动性的。

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是越来越参差不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最新预测，大幅度地调低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世界银行调整为3.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偏乐观一点，为3.6%，但也是以发达国家为主，新兴市场国家不及发达国家，甚至有些发展中国家都比新兴市场国家还要好，这样两高一低的结构性错配，给今年的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带来的压力是不容忽略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强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

谭雅玲：我们还是要加强自身发展的经济基础，对经济做一些结构调整。首先，我们的经济基础并不见得特别足，地区差异比较大；其次，我们的经济结构还需调整，产品创新程度和质量不高，优势和短板都特别明显，悬殊太大，所以现在要做的是内增长的夯实性。只有这样，当人民币走出去可兑换的时候，它的根基才牢固。

要重点扶持我们的企业。美元之所以强势，跟它的经济结构有很大关系，它以制造业为主，即便服务业发达，服务业的高科技也能辐射到制造业，美国重点抓的也是企业。资金都流向了企业，企业进而创造出价值，有了流动性的价值最后回到市场中。

而我们降息降准的钱，目前流出的通道并没有太大改变，大部分还是给了金融机构，比如央行4月底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释放出5300亿元长期资金。金融机构会有一种路径依赖，他们也是全员化的上市公司，这些钱往往给了那些不缺钱的大企业，最后钱在金融市场转了一大圈，反而导致我们的M2（反映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指标）越滚越大，加大了金融风险，而中小企业、实体经济并没有得到太多好处。

所以说，中国宏观经济的逻辑特性，要在市场的需求和结构方面进行根本性调整，而我们的政策逻辑目前并不配套。都说投资、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哪个最重要？我认为，投资是要比消费更重要的，出口又是比投资更重要的，只有出口挣了钱，投资才有收益，这样老百姓才有钱消费。理清中国经济的增长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逻辑，这一点对我们认清现实、制定政策，是特别重要的。 谭雅玲人民币国际化货币国际化人民币货币市场升值空间汇率改革人民币贬值汇率贬值汇率外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