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派对的漫长尾声

事实上，在2022年第二个季度开启前，通货膨胀已经彻底成了全球普遍的经济问题。新冠大流行的第三年，各国都在小心翼翼地寻找经济复苏和价格稳定之间的平衡，但2月下旬爆发的俄乌冲突不仅为全球供应链再添堵点，同时引发了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但对于许多中低收入国家而言，发达国家央行采取的降通胀举措，无异于打响了外资回撤和外币债务成本攀升的信号枪。这些同样面对通胀高压的脆弱经济体如果扛不住这轮历史性的冲击，很可能从恶性通胀滑向长期经济衰退，触发更大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但问题是，谁会是最先倒下的那张多米诺骨牌？

在诸多市场分析者的预测中，土耳其俨然是被提名最频繁的候选者。这或许会让不少人感到诧异，毕竟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共和国是以其经济奇迹为世人所知的。2006年，土耳其因其经济潜力被高盛公司列为“新钻十一国”之一，人均GDP一度在2013年达到1.25万美元，几乎触及当年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但现在，尽管土耳其依然凭借综合国力被视为区域领袖，其国内经济状况却像极了一口快要爆炸的高压锅。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土耳其里拉已经陷入了严重的贬值危机。2021年底再度恶化后，美元对里拉汇率一度突破1∶16.69，币值在一年内消失了44%。而过去几个月，受到货币危机持续和国际局势动荡的叠加影响，土耳其的通胀水平以令人咋舌的速度上升。根据土耳其统计署5月初发布的数据，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相对一年前增长了69.97%，涨幅为20年来最高水平。在4月，普华永道、安永和正大等大型国际会计事务所都已相继发布公告称，在2022年第二季度结束时，以土耳其里拉作为功能货币的主体需要采用IAS29（国际会计准则第29号）进行报告。这意味着，时隔17年，土耳其再次被金融监管者判定为恶性通胀（hyperinflationary）经济体。

对于曾经体会过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普通人来说，土耳其正在全面失控的物价意味着什么？而从全球新兴市场的模范到悲观者眼中的濒临崩盘，土耳其经济的转折点应该被追溯至何处？ 

“去年一整年CPI涨了36%，但今年第一季度已经到31%了。那到年底是不是要到200%呢？”放在几年前，居住在科贾埃利省（Kocaeli）的百安居客户关系专员巴哈迪尔肯定不会对这些官方发布的宏观经济指数脱口而出，毕竟他曾告诉过我，数学是他从小最讨厌的科目。不过，现在形势不一样了——“不是我想学，现在每个土耳其人都必须了解这些。”

半年多来，每个土耳其人的生活都被卷进了通货膨胀之中，这是一种被经济学家定义为“价格持续上涨和货币不断贬值”的过程。在全球各地，用于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都是根据食物、交通、住房、医疗、服装等一篮子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动综合计算出来的。而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先后和幅度，是各国商品和服务供应链的特点决定的。

能源价格飙升是许多土耳其居民开始感到不安的原因。定居安塔利亚多年的方静对我回忆，她第一次意识到通胀变得严重就是今年1月收到电费账单的时候，“2021年1月的电费是600多里拉，但今年将近1600里拉，涨了不止一倍”。其实，能源价格波动对土耳其本来不算新鲜事。虽然周边国家分布着世界上最丰富的化石燃料储备，但土耳其自身的能源产出很少，93%的石油和99%的天然气都要依赖进口。高度的进口依赖使得一旦国际市场出现波动或者土耳其里拉贬值，以美元计价的能源价格就会反映在用户账单上。但在去年冬天，人们取暖需求最大的时候，里拉正遭遇着历史性的暴跌。

到今年1月底，土耳其各地居民对电费的抱怨已经在社交网络上形成一股难以忽视的声浪。“月租1.5万里拉，电费1.7万里拉，受够了。”一位来自阿达纳（Adana）的烤肉店老板在推特上发送的短短几行字，一天内就得到了将近8000次转发。为了声援公众的担忧，土耳其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的领袖凯末尔·奎里达欧鲁 （Kemal Kılıçdaroğlu）公开表示，电费不降，他就拒付账单。但电价的涨势并没有停下来，直到4月，被电力公司切断电源一周后，奎里达欧鲁不得不还清了账单。

除了从外国输送来的能源，土耳其人一日三餐的支出也在失控。尽管土耳其农业产值在全球稳居前十位，农产品的稳定供应暂时不是问题，但4月的CPI数据显示，食品价格已经成为涨幅最快的商品类别。方静告诉我，在她常去的超市，“去年买一升牛奶最贵时只有4里拉，现在要15里拉。最平价的牛肉馅已经从50里拉一公斤涨到了120里拉。土豆、黄瓜、洋葱、西红柿，这些土耳其人最常吃的菜，都翻倍了。”巴哈迪尔不会做饭，咖啡和比萨是他最关心的食物，“我总是从同一家店买，但最近价格每周都在变，我可能很快就要瘦了”。

和涨价本身同样严重的问题或许是，当人们开始想办法控制食物开销，有关通胀的焦虑会被不成比例地放大。已有研究指出，食品价格变动让人们感知到的通胀水平可能是实际水平的3倍之多，从而形成更悲观的通胀预期。而通胀危机之所以会在一段时间后加速恶化，恰恰和消费者的心理预期有关：当大家都认定价格很快又会上涨，很可能会通过囤货、提前购买来“省钱”，导致储蓄减少、货币流动速度增加，进一步推动通货膨胀。而通胀的一个可怕之处就在于，它会演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

巴哈迪尔愤愤地对我说：“我觉得我们的道德也出了很大问题。很多人都在胡乱定价，趁机挣钱。他们总是说：‘你少付我一点钱，我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不过，当所有成本以不可预测的态势上涨，表面掌握着定价权的商家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两难。比如，在伊兹密尔（Izmir）经营一家小旅行社的厄兹居尔对我说：“客人都是跟着价格走的。为了压低成本，很多旅行社都开始逃税，租最便宜的、不上保险的车，提供最便宜的食物和饮料。如果我既想合规，又想给员工发合理的报酬，就越来越没法和其他人竞争了。这是我现在最头疼的问题。”

住房市场也上演着类似但成因更加复杂的失序。根据土耳其房地产网站EmlakJet的调查，今年第一季度，土耳其全国平均月租金涨到了3746里拉，涨幅达到95.5%，而伊斯坦布尔的均价激增了133%至6116里拉，已经大大超出4250里拉的最低工资标准。在合约期内驱逐租户或将租金提高到超过年通胀率的水平都是违法的，但过去几个月，租户被迫退租的新闻屡见报端。EmlakJet网站的首席执行官对媒体分析，一些房主把租金收入作为挽回外汇损失的一种手段。事实上，新冠疫情以来土耳其住房建设的速度本来就已放缓，而外国炒房客的涌入更扩大了新房供应缺口。一位经纪人说：“没有人能够找到房子，即使找到了，他们也别无选择，只能支付高额的租金。”

对于这场没人能够幸免且愈演愈烈的混乱，土耳其卡迪尔哈斯大学（Kadir Has University）的经济学教授艾林·叶尔丹（A.Erinc Yeldan）对我解释道：“这些行为不是寻租，也不是腐败。人们会尽可能地囤积物品，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资产，在受到通货膨胀威胁时，这是人们最正常的行为。”

“我也搞不清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我只记得，2007、2008年的时候，汇率还很正常，通胀水平也还行。然后……情况好像就一年不如一年。而且我很确定，过去三年完全就是个噩梦。但我认为我们土耳其人真的很‘笨’！之前那些年没人察觉到情况不对头，直到去年汇率暴跌，大家连面包都要买不起了才开始嚷嚷。”屏幕那头儿一脸倦容的巴哈迪尔越说越激动，“只能说，我的童年过得很不错。”

事实上，巴哈迪尔的回忆准确地对应着土耳其过去20年经济发展的起伏。巴哈迪尔是1993年出生的，在他9岁那年，正发党领袖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正式上台执政，开始推行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从2003年到2008年，土耳其人均GDP从3581美元迅速跃升到10931美元，迅速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年均GDP增长率最高的年份达到32.8% 。

关于正发党开启的经济发展模式，专攻土耳其经济研究的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研究员邹志强介绍道：“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推动了国内私有经济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大力促进出口。同时，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到大量外国投资，实现了金融市场的高度开放和自由化。这一系列措施促成了土耳其经济的崛起。”但在相当程度上，土耳其踏上的经济增长道路，从最初就隐含着很高的风险。邹志强进一步解释：“2002年改革后，土耳其经济逐渐以外向型和服务业为主，并且高度依赖外资流入，因此深受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具有高度的脆弱性。一旦外部经济环境不利，增长就很难持续。”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尽管土耳其的汽车、钢铁、造船等传统工业也在经济改革后逐渐扩大，但并没有形成全球性的竞争力，整体经济对旅游业、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过度依赖则成为外界分析者的共识。但在相当程度上，工业部门没能在经济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反而成为巨大贸易赤字来源，更像是土耳其提前被写好的命运。正如经济学者张帅和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昝涛在分析中指出的，东亚国家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基本都遵循了“一二三”的产业结构变迁模式，“（中日韩等国）积极发挥低廉劳动力的相对比较优势，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吸纳了大量从第一产业部门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在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完成资本与技术的积累”。当土耳其在80年代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的政策时，人均GDP已近6000美元，是当时中国的10倍以上。这构成了土耳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尴尬”位置——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竞争不过东亚国家，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上，也无力和欧美国家抗衡。

在历史时机和资源禀赋的共同作用下，土耳其经济21世纪00年代的飞速繁荣中早已埋下巨大的脆弱性。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教授巴里·艾肯格林 （Barry Eichengreen）与两位土耳其经济学者近期发表的研究是这方面的最新佐证。他们发现，在正发党执政最初几年，被外界公认为高质量增长的时期，土耳其经济的生产力就已经被政府补贴、人为刺激和廉价信贷所拖累。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土耳其的经济产能则彻底陷入停滞不前的局面。

邹志强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土耳其的影响至今犹在。“虽然土耳其经济增长率在2009年负增长之后很快实现了大幅反弹，但由于全球经济疲弱和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调整，土耳其经济从2012年起陷入了低速增长状态。”事实上，当时已不乏分析者指出，土耳其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扩张是靠国家支持的基建投资和廉价信贷勉强支撑的，进一步固化了缺乏可持续性的增长模式。在邹志强看来，土耳其政府当时似乎没有意识到金融危机的深远影响，仍在为2010年和2011年高达8.9%和8.5%的增长率而自豪，“或者说，是被其所迷惑，错过了深化改革的窗口”。

2012年，以“经常账户赤字不断扩大，国内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外国资本流入以及国内通胀水平高企”这些共同点，土耳其和巴西、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被摩根史丹利银行命名为“脆弱五国”（Fragile Five）。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土耳其政府并没有改变不惜扩大资产负债表以优先增长的策略。

从腾空出世到光环逐渐消散，土耳其的经济奇迹令人唏嘘，却并非特例。毕竟，在国际经济一体化加深的过程中，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曾上演过相似的剧本。“一个国家出于一些原因，成为了外国贷款人的最爱，并在若干年内获得大量外国资本的流入。最重要的是，由此产生的债务是以外币而非本国货币计价的。但在某个时刻，由于受到某种冲击，资本流入突然中断，这个国家的经济就此陷入‘死亡漩涡’：信心的丧失导致货币下跌，这使得外币债务更贵，实体经济因此受伤，信心进一步受挫，货币进一步下跌。”2018年8月11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专栏里写了这段话，而在前一天，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刚刚宣布，将土耳其钢铁和铝产品的进口关税分别上调至50%和20%。巴哈迪尔所说的噩梦，应该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每当有经济问题突然恶化，人们就爱提已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德国经济学家鲁迪·多恩布什（Rudi Dornbusch）的那句名言。1997年，多恩布什就墨西哥比索危机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说：“在经济学里，危机酝酿的时间比你想象的要长得多，然后它发生的速度又比你想象的要快得多。起初它好像永远都不会到来，然后却会在一夜之间爆发。”2021年12月，在里拉对美元汇率跌破1∶15的心理关口、开启高通胀的魔盒之后，一些长期观察者表示，土耳其的多恩布什时刻来了。

在那之前的三年多时间里，市场对土耳其会爆发全面债务危机的担忧已经越来越强烈，主要是因为其最高领导人秉持着一种和传统经济学思想背道而驰的理念，其核心在于利率和通胀的关系。按照主流经济学逻辑，当政府提高利率，也就是借钱的成本，可能会导致企业推迟贷款和扩张计划，或者减少个人的冲动消费。随着这些微观行为的累积，市场总体需求下降，物价也会随之下降。这也是为什么眼下各国央行都在通过加息抑制本国通胀水平。但埃尔多安从执政以来一直对提高利息持反对态度。比如，2018年5月，他在伦敦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曾重申：“当你从因果关系的角度看，利率是原因，通货膨胀是结果。利率越低，通货膨胀就越低。”

按理说，一国的货币政策是由中央银行独立制定的，领导人的理念“独特”一些或许并无大碍。自2006年确立将通胀水平控制在5%的目标后，土耳其央行也并非没有实行过加息政策。但自2018年6月成功当选改制后的第一任总统、又获得5年任期之后，埃尔多安先是将女婿贝拉特·阿尔巴伊拉克（Berat Albayrak）任命为财政部长，又修改了央行行长任命的程序。 一系列决定似乎都在暗示，埃尔多安包含“降息抗通胀”在内的经济主张会得到更好的贯彻。对于本就看衰土耳其经济表现的投资者来说，这无异于拉响了警报。2018年7月，惠誉评级（Fitch Ratings）将土耳其长期主权债务下调到了“垃圾级”，并在报告中写道：“最近几个月经济政策的信誉已经恶化，2018年6月大选后的初步政策行动加大了不确定性。”而一个月后，由美国的制裁政策引发的里拉暴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资本市场与土耳其货币政策制定者之间的预期冲突的体现。

2021年9月到12月，土耳其央行连续三次将政策利率下调共500个基准点，里拉币值和通胀问题随之急转直下，外界评论再次集中认为土耳其的困境是埃尔多安执着于错误的经济理念导致的。但这些评论者似乎忽略了，2020年11月初，埃尔多安在里拉再次探底后曾承诺要“建立一个新的市场友好型经济时代”，并火线任命前财政部长纳杰·阿巴尔（Naci Agbal）为央行行长。阿巴尔分三次将基准利率从10.25%上调到19%，并表示如有必要还会迅速加息。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当时投资者广泛认为，阿巴尔的强硬作风和频繁的公众沟通成功为市场注入了信心，在其任内，以里拉计价的投资新增了50亿美元。

但那时正是全球新冠疫情快速蔓延的时期，大多数国家都在通过降息政策刺激经济。在所有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土耳其的货币政策是最紧缩的。阿巴尔的任期最终只维持了4个月，在他被撤换时，土耳其的通胀水平仍然高达15%，利率大幅提高带来的负担也引起了中小企业和家庭的怨言。土耳其中东科技大学经济学者埃姆雷·奥兹切利克（Emre ?z?elik）在近期发表分析称，他认为任命阿巴尔代表着埃尔多安政府曾尝试切换经济管理的路线，“冒一些中短期风险，接受让经济冷却一段时间的成本”。而如果当局更加耐心和坚定，阿巴尔的政策很可能会加速外资流入，帮助经济增长。

奥兹切利克还指出了重要的一点，作为一位以务实著称的政治家，埃尔多安需要能帮助他赢得2023年大选的经济政策。而阿巴尔的政策虽然更符合土耳其经济长期依赖的外资引入模式，但在奏效之前，它需要以短期的衰退为代价。而2019年，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在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败选，正与这种短期衰退有关。换言之，在短暂的转变后，埃尔多安或许已做出决定，选择能快速实现正增长的方式，即使那会牺牲通胀水平等重要指标，带来更大的长期代价。如果没有意外的话，2023年埃尔多安将面对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次大选。而在他第一次执掌权柄时，土耳其正挣扎于2000年爆发的那场金融危机。当时，里拉对美元的汇率一度达到1∶160万，面值最小的硬币是5万里拉。

在叶尔丹看来，时隔20年，“土耳其式通胀”的发展轨迹和背后深层的结构性问题仍在延续。“从70年代末开始，土耳其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平均60%的通胀水平。在历史上，这类通胀要么在几年内得到解决，要么像巴西、委内瑞拉那样加速发展为恶性通货膨胀。土耳其虽然做了很多降通胀的尝试，但全都以失败告终。每个人都预期第二年会有60%的通货膨胀，于是每个人签合同时都把工资提高60%，利率上升60%，货币供应量也增加60%，通胀预期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被实现，形成了最难解决的黏性通货膨胀。到90年代，所有的补救措施都不奏效了，因为人们不再相信中央银行的政策。仅从经济学的角度，很难理解那段时期的现象，因为它在根源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2023年愿景

“你现在每月挣多少？够不够用？”话一出口，我就有点后悔。

“加上食物补贴和奖金，每月8200里拉，差不多是最低工资的两倍。其实这份工资挺不错的，只不过现在很难存下钱了。”巴哈迪尔说。

2015年，当我在伊斯坦布尔第一次见到巴哈迪尔时，他还是一名文学系大三学生，我在他兼职做管理员的民宿住了两晚。尽管土耳其和中国属于亚洲大陆两端不同的文明传统，但同为“90后”，我们都是在全球化浪潮下、本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长大的。我们都会说英语、爱吃麦当劳、看了好多好莱坞大片，父母都期待我们毕业后在大城市找份稳定体面的工作。很多共同点让我们快速熟络起来，并在日后保持了联系。但我没想到，再次长聊，竟是为了工作请他专门讲这些看不到头的糟心事。

新冠疫情暴发后，巴哈迪尔从伊斯坦布尔搬回了老家，和父母住在一起。因为房地产的泡沫，他现在很难付得起大城市的房租。“我可能再也不会回去了。新闻上有经济学家说，7月以后所有东西都会涨得更厉害，会有更大的危机。以前我也许可以说自己是中产阶级，但现在土耳其只有最富有的人和穷人了。”巴哈迪尔说得也许并不夸张，他挣的是里拉，账户里的外币只有50美元。

“从事旅游、外贸、留学咨询等面向外国人的行业、赚外币的人现在消费能力变得非常高，但如果挣的是里拉，生活就会更加困难。是否有政府或国外的关系、资源也在加剧新的不平等。”正在伊斯坦布尔访学的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段九州告诉我。根据土耳其官方数据，2020年，收入在最低工资标准或以下的人口占总体比例达到42%，为欧洲国家中最高。尽管土耳其政府过去几年中数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涨幅小于通胀水平。

段九州还观察到，最近土耳其老百姓的排外情绪明显上升。“土耳其有400万左右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朗等周边国家的难民，是全球最大的接收国。由于经济压力变大，许多土耳其居民认为外来者争夺了自己的资源，已经发生多起冲突事件。最近还出现了一个刚刚成立的胜利党，虽然他们除了排外主张，没提出任何社会经济政策，但预计已经可以在议会中拿到5%的选票。”

“很不幸的是，在这种经济危机发生时，人们巨大的困惑往往会诱发基于民族主义、极右翼法西斯力量的崛起。”对于可能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叶尔丹显得尤为担忧。“因为政府在控制通胀和失业率方面的失败，人们将注意力转移到外国人身上。我想强调的是，通货膨胀从来都不是单纯的货币问题，更不能通过铺天盖地的宣传标语来解决。”

叶尔丹所指的标语是埃尔多安2011年提出的“2023愿景”。因为2023年不仅是大选之年，也是土耳其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按照埃尔多安原本的计划，土耳其将在百年之际重现辉煌，GDP进入全球前十名。按时实现这个愿景的希望似乎前所未有地渺茫，焦虑和恐惧还在支配着普通人的行为——房地产市场正在形成巨大的泡沫，越来越多的人把里拉换成以风险著称的加密货币以寻求庇护，一些欧洲国家大使馆门口办签证的队伍长度是平常的三倍……

对于2023年前，土耳其的经济是否会出现转机，叶尔丹的回答显得意味深长：“从现在开始，一切都要围绕着如何解决泡沫、错误的市场预期和投机行为展开。用精准手段进行干预的时机已经错过了，我们需要一个和2001年时规模相当的解决方案。在经济上，没有什么是不能解决的——我们有足够的经验和手段，土耳其有强劲的工业和文化基础，与欧洲关系紧密。因此，对一系列合理的、精心设计的、强有力的措施做出承诺，是最重要的开始。但在政治上，我的直觉一直是悲观的。” 土耳其汇率经济学土耳其里拉土耳其迪尔土耳其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