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全球大流行

20世纪最大的灾难，绝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恐怕都会想起两次世界大战，但事实上，另一场灾难悄无声息杀死的人可能更多：1918年春爆发的“西班牙流感”在两年内感染了5亿人（相当于当时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据估算造成5000万至1亿人死亡，这一数字甚至可能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7700万）的总和，成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人员死亡的单项事件。

然而，流感致死被视为无数孤立而分散的个人悲剧，在很长时间里，这场全球疫病大流行都没能进入社会公共记忆，在各大城市都找不到任何有关西班牙流感的纪念设施。全球最大的网络图书馆数据库“世界猫”（WorldCat）仅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关的图书就收录了40多种语言共8万本之多，但涉及西班牙流感的却仅有5种语言写成的400本书籍，而这还是近20年来对此关注大增的结果。新冠疫情使许多人重新想起100年前的这场“被遗忘的全球大流行”，这段历史能否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虽然它被称作“西班牙流感”，但时至今日，仍然没人知道其真正的起源。有一种“中国起源论”认为它是赴欧洲的华工带去的，更多人则相信它起源于美国中西部的某个农场，但也有人推断，第一个患上西班牙流感的“零号病人”就出现在欧洲战场核心地带的一列短途列车上。这三种结论可能都是错的，但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场世界大战中，西线战场人员密集但极为脏乱的军营环境，成了大流感爆发的培养皿，“西班牙流感”其实和西班牙没多大关系。

可想而知，我们在100年后都不知道这一大流感是从哪里来的，那身处其中的人们就更不清楚了，何况当时正值战争期间，德军相信这是敌人的秘密武器，而法国军方也封锁消息，各国都怀疑并指责是其他国家所为。流感爆发两个月后，它越过边境传入西班牙，西班牙人也认定这是从境外输入的，但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当时的西班牙作为中立国，新闻不受管制，因而在媒体上广泛报道了这一疫情。其结果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法国人并没有意识到流感疫情在本国早已传播，只是听说三天里就有高达三分之二的马德里人感染了。在法国政府有意无意的助推下，各国都开始把这场大流行称作“西班牙流感”。

这是疫情带给后世的第一个警示：在需要合作应对的时候，病毒激发的却是不同国家、不同社群之间的分裂、猜忌与相互指责，全都怪罪于他者。或是以邻为壑，或是主动隔绝，人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仓促之间各自凭借本能去应对疫情来袭，又由于不同地方、不同阶层五花八门的状况，造成千差万别的后果。

在航空的时代到来之前，当时的长距离旅行主要通过海路来实现，因而港口成为各国“外防输入”的主要切入点，建在港口的传染病院无论在外观还是对待被隔离者的方式上，都与监狱类似。但由于西班牙流感的疫苗直到1936年才问世，当时几乎唯一奏效的方式就是最原始的物理隔离：将感染的病人和健康人分开，阻断传播。事实上，全世界幸免于这波致命疫情的少数例外，大致都是一些相对隔绝的岛屿——尤其是澳大利亚这座大岛，凭借着严格的海事检验措施，将流感拒之门外。然而，隔绝并非都是好事。对于那些偏远的地区，隔离状态也是造成人们在流感面前表现脆弱的原因，因为一旦没防住，缺乏病毒免疫力就会转化为更高的死亡率。

对当时的很多人来说，抗击这场传染病的第二个警示，就是只有一个强大的公共卫生系统才能阻止疾病的蔓延。然而，即便都意识到这一点，各国被激发出来的反应也因各自国情不同而存在极大的差别：西班牙的《自由报》呼吁建立“公共卫生专政”，贯彻自上而下的控制；法国虽然下令关闭不少公共场所，但因为“害怕惹恼公众”，这些指令很少能真正实现；至于日本，虽然在殖民地朝鲜严禁了一切大规模聚集，但在国内却没办法这么做，政府甚至根本就没考虑过关闭公共聚集场所。率先实施集中、完全的公共医疗保健制度的国家，是1920年的苏联。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虽然各国政府在此后都纷纷建立了卫生部门，但人们随后就意识到，防疫的效果其实高度依赖于当地的社会和政治效果。正如本书所指出的：“强制性的公共卫生措施有产生反效果的倾向和可能。如果人们愿意选择遵从，遏制措施会非常有效，但要达到效果，就需要让人们正确了解所面临的威胁，并且相信官方是出于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行事。”美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认为民主并不利于对付全球大流行，因为分权的决策体系很难取得一致，也很难推动强制性措施，然而，美国尽管无法迅速有效地应对，但依靠强大的社会共识和横向联结，挺过疫情的“集体复原力”却表现得更强。

虽然当时的很多人以一种宿命论的态度接受了这场流感，但到处可见的死亡毕竟是无法掩盖的事实，这不能不引发社会反应。由于现代医学未能有效应对它，这显然打击了科学的声望，但反过来，它倒是巩固了那些看起来非理性的信仰：不少人倒退回去相信流行性疾病是上帝的惩罚，并且很容易找到证据来确认自己的信仰。很多“疗法”与其说是拯救或治愈了病患，不如说是一种聊胜于无的安慰剂。从这一点来说，防疫远不只是一项医学举措，事实上也是一种社会反应。

这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启示：社会“免疫能力”取决于一系列因素，但不论如何，人类社会都有非凡的韧性，哪怕是在死亡人数最多的印度，在感染者倒下之后，复苏就几乎立刻开始了。幸存者已经获得了免疫力，更为健康，可以更高效地繁衍后代。从病毒的视角来说，它的目的也不是杀死宿主，而是更好地寄生在宿主身上，最终，人与微生物达到了新的平衡。

回顾这段历史，很难不让我们感叹：果然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看起来如此眼熟，正因为它没能进入世人的记忆而导致的“遗忘”，才使人一次次重蹈覆辙。那不应该只是一段充满戏剧性和悲苦的往事，而应当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微生物与人类彼此相互塑造的关系，不仅仅着眼于防疫本身，更重要的是如何激发社会的韧性，从病毒的冲击之下快速复原——毕竟，疫情总会过去，社会机体的复原才是根本。 流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