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爱凌：正常生长
作者：余物非/
2022年2月8日，北京首钢滑雪大跳台，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已经进行到第三轮决胜。谷爱凌告诉自己的私人教练米斯拉·托尼亚宁（Misra Torniainen），她想要改变赛前的计划，她感到自己状态非常好，决定尝试左侧偏轴转体两周1620度——一个她从未尝试过的、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的最高难度动作。
当天决赛的局面比谷爱凌和托尼亚宁预期的复杂。第一跳，谷爱凌拿出了外界认为她可以做到的最高难度动作——右侧偏轴转体两周1440度，获得了93.75分的高分。但这个分数很快被后面出场的法国选手泰丝·勒德（Tess Ledeux）超越。勒德使出了本赛季的“撒手锏”，右侧偏轴转体两周1620度，比谷爱凌多转了半圈，获得了94.5分。
自由式滑雪一共有4个转体方向，分别是跟身体滑行方向平行的向前和向后的正轴转体，以及身体起跳时与滑行起始方向产生角度的向左和向右偏轴转体。偏轴转体比正轴转体难度更大，因此颇受顶尖运动员的青睐。谷爱凌和勒德完成的偏轴转体两周，是指在空中翻转的4到5圈里，有两圈采用的是偏轴转体动作。
大跳台比赛规则规定，在选手的三轮表现中，取得分最高的两轮分数计总成绩，并且这两轮必须采用不同方向的转体动作，所以，在第一轮获得高分的谷爱凌和勒德都不再选择右侧偏转。
第二轮，谷爱凌完成了左侧偏轴转体1080度，获得88.5分，而勒德完成的是1440度，这让她再次获得93分的高分，两轮总分比谷爱凌高出不少。对手的表现异常稳健出色，但结果并非不能接受。第三轮出场前，谷爱凌排名第三，已确保可以登上领奖台。在大跳台项目上，勒德刚刚拿下了1月份冬季极限运动会（Winter X Games）金牌，被外界视作冬奥会夺冠头号种子选手。谷爱凌的强项则是U型池以及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
“我们在赛前都觉得，爱凌这两个动作的难度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去冒险挑战更难，毕竟这只是她冬奥会的第一个项目，我们的目标就是在不受伤的情况下拿到奖牌。”托尼亚宁回忆。
在站上第三跳的出发区之前，妈妈谷燕给谷爱凌打电话，劝她选择稳妥方案，完成拿牌目标。左侧偏轴转体两周1620度是一个仅仅存在于谷爱凌想象中的动作，而且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女运动员可以做到，她一次成功的概率能有多大？
然而，教练托尼亚宁和谷燕有不同的看法，他当即决定支持谷爱凌的决定。
过往的经验证明，谷爱凌有极强的在比赛中做出调整的能力。去年3月的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世锦赛，是谷爱凌第一次不使用雪杖参赛。赛前一个月，她在训练中受伤，右手骨折，大拇指韧带撕裂。没有雪杖意味着她的身体需要找到调整重心的新方式。挑战，同时也是心理上的。职业运动员通常会有一些雷打不动的“迷信”动作，谷爱凌也不例外。在滑入U型池之前，她的习惯是先击打两根雪杖，然后是双腿，接着她会活动一下肩膀，脑袋歪向左右两边各一次。
在世锦赛的U型场地技巧资格赛中，没有雪杖的谷爱凌一度出现重大失误，勉强挤进决赛，但她很快就找到了最佳状态，拿下了U型场地技巧和坡面障碍技巧两块金牌。世锦赛的大跳台决赛异常激烈，两名俄罗斯选手异军突起，接连成功挑战超高难度动作。决赛首轮，谷爱凌出现失误，只获得了25分。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第三轮，她临场改变赛前计划，决定做自己还不够熟练、落地不够稳的动作右侧偏轴转体两周1260度。正是这个决定帮助她以不到3分的优势击败加拿大名将梅甘·奥尔德姆（Megan Oldham），拿到了一枚铜牌。
赛后，谷爱凌曾解释自己的选择：“我进入任何一个比赛，都必须有可赢的希望。”
“她当时表现出的那种自信，让我认为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托尼亚宁回想首钢大跳台上的情形，“而且，她一直以来都是特别善于抗压的人，压力越大她做得就越好。”
从技术上来说，实现左侧偏轴转体两周1620度并非天方夜谭。在托尼亚宁看来，谷爱凌本来两侧偏轴转体的实力都很强，左侧也已达到了1080度的难度，“她非常熟悉左侧偏转之后该如何双脚落地。而且我们之前看过很多视频，也讨论过很多很多次。冬奥会备战期间，我们仔细观察了男运动员们是如何做1620度的，这些都为她提供了经验”。
在外界眼里，这是纸上谈兵，但对谷爱凌来说，这已经内化成亲身实践的一部分。去年4月，托尼亚宁成为谷爱凌的私人教练，这个学生最令他感到惊喜的一点，是她异乎寻常的“视觉化”能力——简单地说，就是在脑海中反复演练一个动作，以想象的方式把动作从不可能变成可能。对动作的分解和视觉化回顾能够巩固运动记忆，增加运动员对自己能力的信心，减少焦虑感和恐惧，让他们能够冷静和专注地完成挑战。
在给《纽约时报》撰写的一篇文章里，谷爱凌曾经详细描述，她如何使用这种方式把身体和精神调教到最佳状态：当喉咙和膈肌之间的胸口因为紧张拧成一团，她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想象着在巨型起跳坡道中上升，伸展双腿将腾空升力最大化。接着，她扭转上半身，做出计划中的翻转动作，再让身体从另一个方向转回来。
在头脑中，身体真实地飞了起来。她的视线从起跳点背面的斜坡，转向头顶万里无云的天空。耳旁的风声宛若音乐，每个360度转体都像是在击打音乐的节拍。当双脚下落，身体转入第二个空翻前的一瞬间，她看到了落地点。双腿不断摆动，让身体回到面向前方的姿势，调整重心，稳稳落地。她面带微笑，睁开眼睛。想象结束的一瞬间，拧紧的胸口舒展开来，取而代之的是肾上腺素带来的兴奋。
2021年11月，在备战北京冬奥会的训练中，谷爱凌成功完成前空翻两周加转体四周这个女性自由滑的新动作。当时，她就使用了这样的方法。
事实上，视觉化训练每天都在进行。“她每晚在睡觉前，都会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脑中把一个完整动作的各个环节，所有的技术细节都梳理一遍。”托尼亚宁告诉我们，正因为具备这样横跨思考与实践的能力，谷爱凌是他见到过的头脑最清晰的运动员。“爱凌总是很清楚地知道一个技术是怎么生效的。她知道应该向哪个方向努力，才能把技术做好。无论是哪一天的训练，她都不会让教练感到失望。就算比赛前只有一天天气好，可以上雪场，她也绝对能牢牢把握住这一天，完美地完成前一晚制订的训练计划。她精确得就像一台机器。”
尽管如此，万众瞩目的奥运会赛场带来的压力是空前的。托尼亚宁记得，最后一跳，谷爱凌从站在大跳台入口到坐电梯上到高高的跳台起点，这中间大概有15分钟时间。“爱凌非常紧张，一直在计算自己做过多少个类似动作，其中有多少次成功落地。”
托尼亚宁极力劝她放松下来，不要去想以往的数据。他的语气异常坚决：“我跟她说，‘不是去试一下新的动作’，而是‘一定能完成这个动作’。”
从旧金山繁华的城北上金门大桥，向西北经过低矮的海岸丘陵，车辆汇入横贯美国东西两岸的80号州际公路。公路穿越过种植着番茄、葡萄、水稻和各式坚果等农作物、号称“美国西部大粮仓”的加州中央谷地，在小城奥本开始爬上内华达山脉西坡。当海拔从300米陡升到1800米，路边的积雪从星星点点慢慢高过车顶，位于太浩湖地区中心的特拉基镇就要到了。镇上离河滨公园不远的一套公寓是谷燕和谷爱凌在加州的第二个家。每个雪季，从旧金山到特拉基，4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周五晚上去，周日晚上回，谷燕载着谷爱凌，一开就是十余年。
太浩湖给了加州人一个得天独厚的滑雪环境。冬天，来自太平洋的强劲暖湿气流被内华达山脉抬升，使得太浩湖经常有大暴雪，年平均雪量有5米多。湖周围被积雪覆盖的山峦在地形上各有千秋。有的高耸陡峭，能够进行高山速降；有的则相对低矮平缓，适合初学者；大小山峰连接成片，也让越野滑雪和雪地徒步运动成为可能。
谷燕是滑雪的老手。北加州华人体育文化协会冬运处的负责人卢薇2015年滑雪的时候认识了谷燕。她告诉我们，在20多年前，加州滑雪的华人大概有百人。后来许多中国留学生在湾区院校学习，其中不少人在求学和工作期间接触滑雪，而后上了瘾。但谷燕是“少数派”，她不但滑得早，而且在国内就有一定滑雪基础。在太浩湖，一位当年谷爱凌队友的家长和我们回忆，队里孩子的家长经常一起滑雪，谷燕是非常追求刺激的滑雪者，下坡转弯总是他们中最大胆快速的那一拨。
当谷燕把3岁的谷爱凌带到北极星度假村的时候，她只是想让度假村的滑雪学校承担托儿所的功能，好让自己痛痛快快地去滑雪。在滑雪学校，谷爱凌很快就展现出了自己过人的天赋。3岁时，她能跟着5岁的孩子一起滑；5岁时，可以跟着8岁的孩子一起滑。这是一个“小小肾上腺素上瘾者”。8岁的时候，谷爱凌从滑雪场的山顶一路滑到山脚下，几乎不减速，把谷燕吓坏了。
“被热爱滑雪的母亲带到雪场，一发不可收拾地走上了竞技之路”，这是外界讲述谷爱凌故事时的惯常叙事。但事实是，2010年，7岁的谷爱凌加入北极星度假村的自由式滑雪队，这个决定的背后并没有什么设计好的成长路径。谷燕后来在采访里回忆，让女儿练自由式滑雪的初衷只是因为她觉得竞速滑雪太危险了。这个说法在北京冬奥会60米高的大跳台面前根本站不住脚，但回到太浩湖当时的情景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北极星的自由式滑雪队队员大致依据年龄和技术水平分为3个梯队，每个梯队6到7人，由一位教练负责。刚加入队中的谷爱凌年龄小且处在初学阶段，因此她被安排到与第三梯队进行训练。说是训练，其实无非就是一个教练带着六七个孩子在雪坡上做做与滑雪密切相关的游戏。
退役的滑雪运动员、在太浩湖当地生活了34年的大卫·拉普兰特（David LaPlante）是美国自由式滑雪名将科迪·拉普兰特（Cody LaPlante）的父亲。科迪·拉普兰特曾是谷爱凌在太浩湖的雪友，两家因常年在美国各地比赛而成了老相识。大卫·拉普兰特告诉我们，太浩湖的雪圈流传着一句老话：“如果你享受不到快乐，你肯定是哪里做错了。如果你不会享受快乐，你差不多也该退圈了。”好的初学教练的职责一定是培养兴趣。他们有时为孩子们披上斗篷，有时候变出一个鹿角头饰戴在队员的头盔上，能与小滑雪者玩闹一整天。
“柔软的、颗粒状的雪在雪板下流过，让我感觉自己无所不能。”谷爱凌曾这样描述滑雪时的乐趣。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成就动机”，指个体追求自认为重要的有价值的工作，并努力使之达到完美状态。如果说太浩湖的雪让谷爱凌发现了扎根在本能里的热爱，那么北极星滑雪队则让她从这种热爱里获得了最初的成就动机。
在旧金山的学校里，老师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如何让女孩子们成为社会栋梁；而在北极星的周末训练，谷爱凌几乎成了独苗：放眼整个20人左右的队伍中，也只有当时在第一梯队、比她大5岁的本地人萨米·兰佩（Sami Lampe）是女孩。
性别歧视在自由式滑雪运动中由来已久。曾是单板滑雪选手的伍德沃德（Woodward）太浩极限训练中心新闻官塔克·诺莱德告诉我们，十几年前，他参加一些镇上滑雪用品商店举办的小型比赛，有时候，男子组冠军奖励是一万美元，女子组则是2000美元；有时候，男子组冠军是一块雪板，女子组则是一件T恤。
谷爱凌刚进入队伍的时候，男孩子都不愿意和这个新来的女孩一起坐缆车。她注意到，当男孩们看不上同伴的动作时，会评论对方的动作“像个姑娘”。一度，谷爱凌把自己打扮成假小子，希望自己表现得有男子气概。后来她意识到，她尊敬的所有滑雪者都是男性，直到她看见卡亚·图尔斯基（Kaya Turski）代表加拿大征战的视频。“我才知道，原来女孩也可以做到。”
在滑雪队，滑雪对于谷爱凌来说不再只意味着用雪玩游戏。8岁的时候，她第一次成功地从杆式道具上滑了下来。战胜恐惧后的狂喜如电光火石般击中了她。她还牢牢记住了当时意味深长的画面：教练和同梯队队友们排成一排，向她这个队中唯一的女孩欢呼。谷爱凌说，正是在那一刻，她彻底爱上了自由式滑雪。
孩子们的玩闹和较量，背靠着太浩湖专业的造星体系。整个太浩湖一共有17个风格迥异的滑雪度假村。除了供初学者学习，爱好者休闲，他们也提供通往竞技体育之路的阶梯。帕利塞德太浩滑雪度假村（Palisades Tahoe，旧称斯阔谷度假村）曾承办1960年冬奥会的比赛，它们的高山竞速滑雪队是北美青少年雪界的劲旅。北极星滑雪度假村的雪坡不算险峻，但雪道上点缀着栏杆、铁桶、轨道、跳台和雪包等障碍，他们的自由式滑雪队在业内颇具声望。2011年，单板滑雪奥运传奇肖恩·怀特（Shaun White）在北极星参与设计了一条150米长、6.7米高的奥运级别U型池，次年对外开放后，他就在此备战索契冬奥会。
在太浩湖，滑雪队比谷燕更早地意识到谷爱凌的潜力。在一次队内比赛里，孩子们要挑战一个跳台。前面的人都失败了。谷燕担心安全问题，反复要求女儿绕过跳台，不要尝试。她最终还是非常不放心，以至于直接找到教练说情。谷爱凌后来回忆，教练一口答应了妈妈的要求。可是妈妈一离开，教练就告诉谷爱凌，他希望她试一试，他觉得她可以成功。正如他预料的，小女孩成功了。
谷爱凌刚开始练习自由式滑雪的时候，最崇拜的偶像之一是加拿大女子名将卡亚·图尔斯基。教练指着她对爱凌说：“看吧，有一天你也会在这种比赛上亮相！”小爱凌为此十分开心，回家就告诉了妈妈。小女孩敏锐地察觉到，“尽管妈妈总是鼓励我，但我觉得她当时可能也没预料到我会梦想成真”。
8岁的时候，北极星自由式滑雪队就鼓励谷爱凌去参加比赛，谷燕拒绝了。第二年，谷爱凌告诉妈妈，教练说必须比赛了。这一次，谷燕没有退缩。2012年，9岁的谷爱凌首次参加全美青少年自由式滑雪锦标赛，拿下了年龄组冠军。
尽管谷燕对女儿的滑雪之路是审慎的，但她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给提供支持。在太浩湖，谷爱凌的第一位私人教练杰米·麦尔顿（Jamie Melton）正是这次北京冬奥会中国自由式滑雪队伍教练。米斯拉·托尼亚宁把谷爱凌和自己在奥运会上取得的成功也归功于麦尔顿。他告诉我们，在3年前自由式滑雪世界杯斯兹阿尔姆分站赛时，他第一次注意到谷爱凌：“她当时的动作显示出了非常大的潜力，一个专业人士完全可以看出她在3年以后可能完成什么样难度的动作。杰米·麦尔顿帮她打下了非常稳固的基础，所以在我接手之后，我只要给爱凌做一些微调就可以了。”
卡亚·图尔斯基至今记得，她跟谷爱凌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新西兰的卡德罗纳滑雪场。“我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就记得她小小的，只有八九岁的样子。不像现在，那时她还很害羞，不敢说话。我基本都是在跟她妈妈聊。”图尔斯基向我们回忆道，在雪场的室内休息区里，谷燕向她介绍说，自己的女儿很崇拜她，希望能跟她合个影。
我们问图尔斯基，她那时候已经是世界顶级赛事X Games的坡面障碍技巧冠军了，在无数雪场遇见过无数崇拜者，为何居然能够记住和一个内向小女孩的偶遇？“因为她跟别人太不一样了。”图尔斯基回答。
即便是在10年前，七八月份去南半球的新西兰训练，不算教练费，两三个星期也需要至少5000美元，所以在雪场上见到的基本都是组团前来的专业运动员。“在雪场很少见到单独来训练的人，更不用说是一个小女孩，由她的家庭帮她支付这笔昂贵的费用。我觉得她的生活很不一般。”
图尔斯基跟谷爱凌的成长方式完全不同。17岁时，作为直排轮滑发烧友的她转做职业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在跟就读的高中申请休学后，她的训练启动费用是在快餐店打工攒的3000美元。幸运的是，她在半年后获得了知名滑雪器材的商业赞助，使职业训练得以继续。“我的家庭没有替我负担过滑雪训练的费用，我家只是一个普通中产，本身也不可能负担得起。”
与经济投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谷燕“不求产出”的心态。11岁时的一个采访里，童真的谷爱凌说，滑雪的时候会像鸟一样飞起来，“这种感觉非常厉害”，让人上瘾，同时她强调：“滑雪现在是一个我喜欢做的事情，但不是一个职业，我长大以后还是要干好多不同的东西。”事实上，直到提前修完高中学业，全力备战北京冬奥会之前，谷爱凌一年只有60余天“雪时”，而那些职业选手一年至少会有200天待在雪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滑雪只是她生活拼图中的一块，未来人生的可能性之一。
这个巨大的反差也是我们来到太浩湖之前的疑问：在天赋和经济实力的加持下，谷爱凌为什么没有从一开始就选择职业道路，而是走了这样一条特殊的成长路径？谷爱凌曾在采访里不止一次地真诚感谢母亲谷燕给自己提供的资源支持。那么，天赋、资源和道路选择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在太浩湖，回到谷爱凌成长的那个圈子里，这些问题的答案变得清晰起来。
数十年来，绵长的历史、多样的雪场和齐全的配套设施吸引着美国各地有天赋的青少年和他们的家庭移居太浩湖。滑雪是一项昂贵的运动，但和一般的想象不同，活跃在太浩湖，以职业竞技为目标的，并不都是富裕的家庭。自由式滑雪传奇肖恩·怀特的父亲在自来水公司上班，母亲是餐厅服务员。当年为了凑够怀特参赛的费用，一家人甚至抵押了房子。在去比赛地的路上，因为没钱住旅馆，怀特一家五口只能挤在老旧房车里，半夜常常被冻醒；在停车场过夜时，还会被管理员赶走。
对于这些家庭而言，滑雪是最重要的投资，生活需要围绕它来安排。为了平衡这些奔着职业运动员目标而去的青少年的教育和比赛，当地的小学和中学提供了独特的“滑雪—学习合约”。根据合约，他们能根据训练和比赛时间表排课，不必像一般学生那样每周一到周五上学。当地的一些“学院项目”将小选手们聚在一起，在雪坡拥挤的周末上课，从早到晚，周中则让他们更多地去训练滑雪。在线教学在疫情期间成为时髦之前，有的家长就与学校协商，在小学和初中以远程教育的方式完成学业，有些人甚至直接自己在家教育孩子，不把孩子送入传统学校。家长们告诉我们，像谷爱凌这样兼顾小学学业、征战全美赛场，且未做出长期特殊安排的家庭，在太浩湖实属罕见。
自由式滑雪对中国人来说是一项陌生的运动。运动员表现出的率性、洒脱和乐在其中很容易让人忽略一个基本事实：竞技体育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竞争是严酷的。作为风险投资专家，谷燕没有因为女儿早年表现出的天赋就把成长的赌注押在雪场。一个现实是：即使在9岁就拿到了美国青少年自由式滑雪锦标赛年龄组全国冠军，成为职业运动员依然是一条充满迷雾、变数极大的道路。
在取得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之后，人们都在惊叹谷爱凌的天赋。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当赛后，我们向谷爱凌的私人教练布拉德·普罗塞（Brad Prosser）询问这一点的时候，普罗塞的回答有些出乎意料：“她非常有天赋，但是我合作过的有天赋的运动员实在太多了。”
自由式滑雪不缺少年英才。9岁的谷爱凌能够完成鹰展、180抓板、360转体等基础动作，但在世界范围内，出身滑雪世家，仅比谷爱凌大一岁的爱沙尼亚女孩凯丽·希尔达鲁（Kelly Sildaru）才是当时公认的天才。10岁，希尔达鲁就被世界冬季极限运动会（X Games）官方邀请到法国进行表演，而且她当时的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参赛标准。13岁，希尔达鲁就在X Games摘得坡面障碍技巧金牌，成为迄今为止最年轻的世界冬季极限运动会金牌得主。
在太浩湖，谷爱凌是在一批天赋异禀的孩子中长大的。当处于北极星自由式滑雪队第一梯队、比爱凌大5岁的女孩萨米·兰佩在13岁时晋级全美青少年锦标赛并收获第三名的时候，谷燕曾对萨米的妈妈、在北极星滑雪场做兼职私人教练的沙欣·兰佩（Shahin Lampe）说：“爱凌特别佩服你家闺女。”
阿斯本·斯波拉（Aspen Spora）是当时雪场孩子里的佼佼者。2010年，在北极星滑雪场的索道排队区，阿斯本第一次遇见谷爱凌。她戴着一顶有小皇冠和青蛙图案的绿色头盔，让阿斯本一下子记住了她。
阿斯本比谷爱凌大两岁，出生在密歇根中部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有时妈妈斯泰西（Stacy）还需要通过为别人打扫房间来补贴家用。
在常年滑雪的妈妈的引领下，阿斯本在自家后院的低矮雪坡上爱上了滑雪。阿斯本刚满5岁便能在迷你跳台和坡面障碍间游刃有余。那是YouTube等视频网站正在崛起的年代，斯泰西无意间混剪了几个她随手拍下的阿斯本滑雪的视频，配上动感十足的音乐上传到网上，没想到立刻获得了超过一万的点击量。很快，她自己和当地的雪场教练能教给阿斯本的已经越来越少，母子二人将目光转向太浩湖。
2008年平安夜，阿斯本8岁。斯泰西已找好了在北极星滑雪度假村做雪场教练的工作，瞅准了雪场附近租金合适的小房子。她卖了些家具，将一辆福特翼虎SUV的后备厢塞满生活用品和雪板，拉着一家人一路向西，马不停蹄横穿中部大平原。快到太浩湖时，天上降鹅毛大雪，积雪已有2米。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不得不为轮胎装上防滑链。“那时很恼火啊，心想那可是几晚上酒店的钱呀。但‘一定要到太浩湖’的决心一直推着我们向前。”斯泰西向我们回忆。
9岁，阿斯本在YouTube上建立自己的频道，发布空翻视频，动辄收获几十万的点击量。他滑行和飞翔灵巧飘逸，被美国雪迷称为“下一颗重磅炸弹”。2012年，11岁的阿斯本便被X Games邀请，为正式比赛做U型池垫场滑行。
早些年，“青蛙公主”发布的微博动态中常有阿斯本的身影，他们不是在一起聚餐，就是她向阿斯本请教技术动作。阿斯本回忆，2013年冬天，谷爱凌坐在索道上，目睹了阿斯本在雪坡上轻而易举地完成了空翻一周转体720度的动作。一起排队等索道时，她夸赞说：“那个动作简直太酷了！你是怎么做到的？”“有点向后起跳的意味，压一下肩膀，不信你试试？”阿斯本笑着答道。谷爱凌在跳台前闭上双眼，挥动着手臂转着肩膀，但还是很难弄清楚。
次日，他们相约在伍德沃德训练中心的蹦床上，一遍一遍翻腾，并参照馆内的延时录影不断讨论研究。随着对空翻旋转的视觉场景和发力方法逐渐熟悉，谷爱凌开始用四轮滑雪板在坡道上起跳，翻腾后落入海绵坑。每次尝试起跳前，她都会像在雪地跳台和比赛中一样，闭上眼睛，挥舞着双臂。“你不知道还以为她疯了呢，其实她是在自己的场域中寻找着节奏。”阿斯本说。次日的室外跳台上，谷爱凌完成了她的首个空翻一周转体720度。
那个时候，每个人看上去都将有光明的前途。
但事实并非如此。天赋所能提供的保障极为脆弱。
2015年谷爱凌开始雇佣私人教练，频繁在世界各地参加训练营。而一度被谷爱凌佩服的萨米·兰佩则退出了竞技滑雪。她的妈妈沙欣告诉我们，当时在北极星滑雪队，一位新来的男队员不断在训练的索道上对萨米进行言语上的性骚扰，萨米非常不安。沙欣向北极星滑雪度假村反映了情况，但滑雪队负责人并未对他进行处理。难过的萨米退出了滑雪队。由于一家人负担不了私教费用，萨米没再参加过滑雪比赛。如今，萨米在太浩湖地区的钻石峰滑雪场（Diamond Peak）组建了一支自由式滑雪队，并致力为“打造包容和安全的训练环境”，期待能早日再与北极星的自由式滑雪队一较高下。
北京冬奥会大跳台决赛当天，在美国密歇根州的家中，阿斯本与妈妈一起在电视上收看了直播。包括谷爱凌在内的几位参赛选手都是他儿时的朋友。看着谷爱凌在首钢大跳台上完成左侧偏轴转体两周1620度，阿斯本第一时间给谷爱凌发了条信息：我从来没为其他人赢得什么这么开心激动过。我真的为你骄傲！
“谷爱凌冬奥大跳台最后的夺冠动作一定也是先在蹦床上尝试的。现在想想，那时候她还有点把我当榜样，真是挺疯狂挺酷的。”阿斯本无限感慨地对我们说。
阿斯本的职业道路一路都走得很艰辛。自由式滑雪在美国也并不是一项大众运动。受众规模决定了商业价值。赛事的奖金有限，青少年运动员往往仰仗家长拍视频剪视频来获得赞助商的青睐，但赞助商们关注的并不只是孩子们雪场上展现的天赋。他们深知，太多有天赋的孩子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半途折戟。
阿斯本在X Games做垫场滑行表演后，本来就快与一家世界知名户外运动品牌达成覆盖多年的赞助协议，但当时，阿斯本父母离异，家庭丧失了一些经济来源，该品牌立刻以阿斯本缺乏稳定的家庭为由终止了签约。
阿斯本只请过一年私人教练。无论是请私教，还是采用保护措施更充分的训练方法，比如在伍德沃德训练中心训练，都意味着更沉重的经济负担。以北极星滑雪度假村为例，一般的滑雪爱好者请上一天的私人教练就需要付出1100美元；伍德沃德训练中心的教练价格在150到300美元一小时不等。为了能够到各地参加赛事，阿斯本和妈妈花光了每一分钱，还有好几次需要找亲朋借贷。
我们和阿斯本通话采访之后，没想到第二天他的妈妈斯泰西主动给我们打来电话。她说，头一天，她放下手上的活儿，仔细倾听了儿子对电话那头的诉说。那是她在阿斯本退役后，第一次听他诉说那段充满欢声笑语但又孤注一掷、最终功败垂成的滑雪岁月。
2017年1月，在一次训练中，阿斯本越过一个跳台后痛苦地倒在了地上。YouTube Aspen Spora频道的更新从此停了下来。他左腿胫骨骨折。整整一年以后，医生才把一排钢钉从阿斯本的腿里取了出来。受伤后，经济困窘的阿斯本和妈妈不得不很快搬回了密歇根老家。重新回到学校的日子也很艰难。阿斯本发现自己在普通的公立学校里，也已经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他还需要半工半读补贴家用。5年过去了，阿斯本正攻读航空航天专业，他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客机飞行员。
职业生涯的因伤夭折，在自由式滑雪这项极限运动中非常常见。2012年1月19日，5次获得冬季极限运动会金牌的加拿大名将萨拉·伯克（Sarah Burke）在U型池训练中摔伤去世，生前她还曾成功说服国际奥委会将自由式滑雪双板U型池项目纳入索契冬奥会。
头部与雪面的反复猛烈撞击，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脑震荡。谷爱凌有一次在张家口训练，滑出铁杆时未掌握好平衡，重重摔倒在地。她疼得泪流满面，还出现短暂失忆，问妈妈自己为什么在中国。而许多青少年经历了脑震荡不自知，仅仅以为自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而大量用阿片药物麻痹精神，以免耽搁训练。对阿片产生的依赖性让少部分运动员滑向了可卡因和其他毒品的深渊。
以当今自由式滑雪技术动作发展的速度，严重的骨折、韧带的断裂需要一年恢复期，这基本能让一位实力派选手失去原先的竞争力。大卫·拉普兰特告诉我们，他的儿子科迪·拉普兰特虽然还活跃在雪场，但前十字韧带、内侧副韧带和半月板的撕裂伤已经让他的竞技实力大打折扣。
2022年北京冬奥会，谷爱凌和凯丽·希尔达鲁相遇。凯丽·希尔达鲁与谷爱凌一样出战了大跳台、坡面障碍和U型池3个项目，最终，这位当年举世瞩目的天才女孩拿到了一枚坡面障碍技巧铜牌。这个成绩和她曾经的成就相比似乎并不算什么，但这个爱沙尼亚姑娘很知足：“能带走一枚铜牌，这太好了。”
在过去这些年里，凯丽·希尔达鲁的天才少女光环逐渐被伤痛和丑闻所覆盖。从很小的时候起，凯丽就在滑雪教练员父亲的带领下，一年在雪上训练200多天，然后在全世界参加比赛。2018年，因为十字韧带撕裂，凯丽缺席平昌冬奥会。父女二人的矛盾爆发。2020年，凯丽将父亲告上了法院，指控父亲对她实施虐待，把自己当作摇钱树。凯丽的理疗师告诉媒体，凯丽父亲甚至要求她在伤势并未痊愈的情况下恢复训练。凯丽偶尔会求父亲：“我很累，可不可以休息一下？”而父亲只是冷漠地回应：“运动员不应该抱怨。”
阿斯本怀念极了从前在山上滑完雪后立刻跳进湖里的痛快。这些年来，他愈发意识到滑雪的乐趣究竟是什么。“到头来，只有那个圈子的友谊是我真正留恋的。”那是一个无比积极的环境，周围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站在跳台顶上，与好友一起，为正在准备起跳的人加油，会让人“壮起胆子，对新动作跃跃欲试”。
对于阿斯本来说，纯粹的快乐只持续了有限的时光，当需要出成绩吸引赞助商的时候，那种爽感就逐渐被比赛和生活的压力取代了。
和阿斯本的交谈，让我们意识到，在关于谷爱凌的故事里，人们常常强调热爱和快乐，却忽略了热爱和快乐的背景是职业体育的残酷。即使这种残酷没有降临到谷爱凌身上，这也是她所面对的现实环境——但也正是残酷竞技的要求，使得热爱和快乐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和母亲亲密无间、充满感恩的谷爱凌，毫无疑问明白自己是幸运的。太浩湖积极进取的氛围滋养了她，也某种程度上帮她规避了职业竞技可能给一个孩子带来的过度负载。在妈妈的呵护下，谷爱凌对滑雪的热忱在一个张弛有度的环境里得以释放。
2012年雪季，在加州工作的任其然坐上了太浩湖雪场的缆车。坐在身边的正是谷燕母女。任其然觉得戴着青蛙头盔的小女孩很可爱，便和谷燕攀谈起来，没想到，聊得非常投机：两人都出身知识分子家庭，都是北大附中和北京大学的毕业生，都在投资领域工作，甚至还曾经供职过同一家公司——雷曼兄弟。后来连续几年，谷燕都和任其然一起相约在北极星雪场滑雪。
这对母女对滑雪的热忱给任其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天早晨，无须谷燕的催促，小爱凌会自己动手，把简单的三明治、牛奶做早餐，自己完成洗漱、穿雪服，做好准备工作。母女俩总能准时赶上第一趟上山的缆车。白天，谷燕和任其然满山遍野地滑雪，爱凌就在北极星滑雪队里练习。如果滑雪队放学的时间尚早，她就会加入刷山的队伍。雪场关门后回家，谷爱凌又会爬上自家院子的蹦床，“转身”“转圈圈”，一遍又一遍，边跳、边笑、边唱。
亚超是谷爱凌在国内雪界的“忘年交”之一。两人相差18岁。自由滑水平大不相同的人，之所以能玩到一块儿，就是因为大家都是“雪疯子”。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亚超滑雪的头5年里做了4次手术，手、脚、膝盖都受过伤，依然热情不减。2016年夏天，亚超、谷燕母女和另一位朋友组团到新西兰。“刨去坐飞机的时间，一共25天，我们整整滑了23天雪。另外一天去玩了漂流，还有一天是因为下雨，没能上雪场。每天我们都想最早一个上雪场，最晚一个回来，永远不够。”亚超回忆，“那种热情是别人不能理解的。”同去的一个朋友很快就脱群了。他不明白，“新西兰那么漂亮，你们为什么不出去转转呢？”于是自己租了一辆车，环岛去了。
在雪场，谷燕并不是一个虎妈。任其然和亚超不约而同地和我说起，在国外的雪场，他们见过那些真正的虎妈虎爸，当孩子在高高的雪坡上踟蹰时，恨不得推他们下去，但在谷爱凌开始挑战一些较高的跳台时，谷燕根本不敢看。“她扭过头去，然后不停地问我：‘跳了吗？落地了吗？’”亚超说，“有时候爱凌出现失误，我想告诉她：‘没落稳，但应该没事。’可‘没落稳’三个字一出口，爱凌妈妈早就已经踩着雪板滑过去了。”
更多的时候，谷燕是谷爱凌最忠诚的粉丝。任其然也玩双板自由滑。爱凌还小的时候，他们一起在箱式道具上转圈，虽然只是很基础的动作，但谷燕在一旁激动得不行：“超级酷！太酷了！”
通过滑雪，谷燕和谷爱凌都收获了很多朋友。谷燕喜欢也擅长和人打交道。任其然本来寡言，不善与人交际，令他没想到的是，谷燕不但和他聊得来，能够一起滑雪，还连续几年热情邀请他滑雪期间借宿在自己家里。他去旧金山的时候，谷家也给他留了客房。有四五年时间，亚超每年和谷燕母女一起到国外滑雪。他感到，自己的年龄、学历和谷燕都有差距，但谷燕一点不高冷，反而非常随和。尽管谷燕的经济条件显然比大家都要优越许多，但结伴滑雪的时候，坐经济舱、吃普通的饭菜，甚至一块儿租房子睡“大宿舍”，谷燕也都欣然和大家打成一片。
在太浩湖，队里的孩子和家长也是一个愉快的小群体。那时，北极星滑雪队要求早上9点将孩子送到，下午四五点将孩子接走。大部分孩子的家长，都会同时出现在山脚下的服务中心，孩子们在雪坡上玩闹，家长们也成为朋友，互通有无。如果不忙，家长们还会约着一起滑上几趟，或相约去地形公园看两眼孩子们的训练。
有时候，大家需要一起去犹他州或科罗拉多州参加全国比赛。比赛日早上8点，大大小小一群人“火急火燎到场注册”。孩子们比赛去了，直到下午5点颁奖结束，家长们的“正事”就是看自己孩子的3趟滑行，并祈祷他们不要摔伤，一切安好。在这漫长的等待中，即使是赛前素不相识的家长，也可能在聊天中成了朋友。
沙欣·兰佩说，日常相处时，谷燕不像在雪道上那样锋芒毕露，她“很接地气”。尽管一周只在太浩湖待一个周末，但谷燕常常主动聚拢队里的这些家庭。每隔一到两个周末，她就会请谷爱凌的队友和家长们到她们在太浩湖的公寓做客，或是买些孩子们爱吃的比萨快餐，或是亲自下厨炒饭款待大家。有时孩子们玩到比较晚了不愿离开，谷燕会整理好床铺留他们过夜。沙欣·兰佩的女儿萨米就有好几次睡在那间公寓里。
阿斯本说，他现在还常常想起谷燕在家中给他做的炒饭。还有一年夏天，他和母女二人去戏水乐园消暑，他得意地向谷燕炫耀他不抹防晒霜。“我相信无论她和她妈妈走到哪里，取得多大成就，都不会忘本的。”
方厚石柱点缀着街道，上面雕刻着的“SEA CLIFF”字样和贝壳图饰，提醒人们这里是海崖社区，位于海滨西北一隅的旧金山后花园。每户人家的前院都郁郁葱葱，被草甸、花卉和低矮植物覆盖着。对称栽培的行道树也被精心地修剪过。海崖社区登记居民有2000人。这些房子的主人往往是成功人士，包括推特公司创始人之一的杰克·多西（Jack Dorsey）、美国职业棒球队旧金山巨人队主席、CEO兼劳伦斯·门罗·巴尔（Laurence Monroe Baer）等等。他们的座上宾包括随行安保无数的几代美国总统。
与旧金山其他区域相比，海崖社区格外安静。这里有一小半的别墅窗帘紧闭，因为很多居民并不长期生活在此，只因度假而来。街道总是很空旷。除了遛狗或穿着运动服健步、跑步的住户，偶尔的喧闹声来自慕名而来的游客，他们穿行海崖社区，前往海滩，享受金门大桥和旧金山湾的美景，顺便把这些装潢独到的房子也拍进了自己的相片里。
海崖社区的十来个街区，是旧金山传统的富裕人群聚居地。一栋立着两头石狮和两座立式兵俑的别墅，属于华裔风险投资人林华燕。2007年左右搬进海崖的时候，她是所在街区的第一个华人住户。100多年前，华人劳工赴美淘金，他们最早登陆大陆的海滩就在海崖社区的辖区内。20世纪初，附近小山上还有华人劳工的墓碑。林华燕告诉我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尽管法律规定已经禁止房产交易的种族歧视，但海崖的房地产中介只要看买主是东亚面孔，就会通过种种方式阻挠，“说什么也不把房卖给你”。林华燕搬进来几年之后，第二家华人搬到了她的街区。在一次街区聚会上，她结识了刚搬进来的谷燕。谷燕给林华燕展示了谷爱凌滑雪的视频，林华燕夸奖她是“天之骄女”。
海崖社区是谷燕事业成功的证明。谷燕的父母都是在国家部委任职的高级知识分子。1981年，她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本科毕业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著名生化学家沈同的关门弟子。之后她赴美国继续深造，曾担任洛克菲勒大学休斯医学院生物遗传实验室的主管。1998年，谷燕接受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的《财经界》杂志的采访，她说，在休斯医学院，她荣幸地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住在同一栋楼上，但没过多久，她就感到：“科学做到顶层也是商，也要满世界去找钱。”于是，1992年，她去斯坦福大学攻读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进入投资行业的谷燕乘风而起。1993年，她在雷曼兄弟公司供职时，曾经参与运作了一笔2亿美元的贷款，开创了中国金融界在美国华尔街成功进行商业贷款的先例。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发布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上世纪90年代初，互联网风潮渐起。1996年，谷燕加入了专注跨国科技领域投资的ITIM Asia公司。1998年，当英特尔成为第一个在中国开展风投业务的外资公司时，谷燕也回国创办了东方伟博国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这是首家中国引进美国风险投资机制的信息技术企业。
在《财经界》的采访里，谷燕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斯坦福的教育：“上斯坦福的MBA是我一生给自己最好的投资……当身外的财富都丢了，它赋予我的才能是拿不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坦福给了我一个天空，而不再是一个小天地，而且是用一种平静、平和的眼光看一切。它还给了我一扇门，直接广阔的门，为此我跟世界是相通的，真正走进国际化世界，并且游刃有余。”
在重视教育的家庭传统下，谷爱凌最持久的人生理想并不是取得某种运动成就。6岁的时候，她就决定像妈妈一样考进斯坦福。在太浩湖，任其然也曾在饭桌边听爱凌说起过这件事，谷燕这样回应女儿：“你树立了这样的目标，就应该想想怎么做才能实现它。”
在很长的时间里，自由式滑雪算不上谷爱凌生活的主旋律。周末训练的太浩湖和平时生活的海崖社区，看上去完全是两个世界。在旧金山的圈子里，她身边几乎没有人关心滑雪。谷爱凌曾经回忆，在学校里，没人知道她是个自由式滑雪的好手。一位在海崖社区工作多年的保姆告诉我们，在谷爱凌冬奥夺得两金一银后，许多邻居才开始讨论这个女孩。
距离街区步行20分钟远的凯瑟琳·德尔玛·伯克女校（Katherine Delmar Burke School），谷爱凌在这里度过了5岁到13岁的9年时光。和很多同阶层的孩子一样，她学习唱歌、跳舞、骑马、射箭、攀岩……在学校里，她的主要身份是篮球和田径兼项运动员。在凯瑟琳·德尔玛·伯克女校，最令人瞩目的还是她的学习成绩。4岁的时候，谷爱凌的姥姥冯国珍就教她四位数乘法：“这是基础。当你去学校上学的时候，你总会比别人领先两步。”毕业前，谷爱凌因为学业突出，登上了学校年度报告的封面。但最让她难忘的，是八年级的时候，她和同学们一起排演戏剧《欢乐满人间》（Mary Poppins）。她担纲扮演女主角仙女玛莉。从服装、化妆、到道具、表演，她极为投入。
谷燕一家开放友善的风格，从太浩湖延续到了充满距离感的旧金山富人区。戴茜·曼努波（Daisy Maunupau）是谷爱凌在女校最好的朋友之一。和学校里的绝大多数学生不同，她来自普通工薪家庭，父亲卢·曼努波（Lou Maunupau）是旧金山当地的网球教练。
谷爱凌时常会跟着戴茜蹭曼努波（Lou Maunupau）的网球课。曼努波对这个女孩的印象很深。她有童真的一面。戴茜经常和谷爱凌比赛吃东西，看谁吃得多。获胜的总是谷爱凌。她也有心智非常成熟的一面。“我30多年来跟孩子们打交道，从他们的行为和思想，就能对他们的性格有很准的判断。”曼努波说，如果谷爱凌走网球道路，她也可以走得很远，“因为有天赋的往往不虚心，虚心刻苦一直听教练的，却又少了些天分和灵气，但谷爱凌二者兼得。”
由于两个孩子经常一起玩耍，曼努波一家也与谷燕一家成了朋友，时常到谷家做客。谷爱凌的姥姥冯国珍和戴茜的奶奶一个只会中文，一个只说英文，没办法进行准确有效的交流，却也能在院子里一起追猫追一下午。最令曼努波动容、感慨的是，戴茜的奶奶去世时，戴茜在家轻抚着奶奶冰凉的手臂和灰发，深深地陷入悲痛，几天没去学校。谷爱凌知情后，跑到戴茜家中，她也像戴茜一样轻触戴茜奶奶的身躯，并紧紧抱住戴茜和她一起号啕大哭。“10岁左右的孩子，有几个能懂生离死别？”曼努波说，“这种爱与共情，让我感觉到她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她妈妈、姥姥无比亲近。”
从女校毕业后，谷爱凌和社区里的许多孩子一样，进入了备受富裕家庭追捧的旧金山大学预备高中（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High School）。旧金山大学预备高中谢绝了我们的采访。学校越野跑教练卡林·马尔斯（Carin Marrs）早先告诉旧金山当地媒体，2017年秋天，谷爱凌刚刚入校的时候，他收到了谷燕的一封邮件。谷燕说女儿雪滑得不错，因为滑雪，谷爱凌的日程安排可能会和校队有冲突，请他理解。马尔斯有点好奇，私下里“研究”了一下，才发现：“哇哦，她不只是滑得不错，还有可能参加奥运会呢！”
事实上，谷爱凌对长跑的热诚丝毫不逊于滑雪。每天放学后，她都会在学校田径场训练。每次有滑雪赛事的时候，她都先和长跑队商量，看看如何安排日程能最少影响跑步的训练和比赛。马尔斯感到，跑步对于谷爱凌来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释放”。她对于自己的学生身份也同样看重。田径队主管吉米·凯查姆（Jim Ketcham）记得，有一次谷爱凌要去新西兰一周，离开前，她拜访了每一位任课老师，表达她对缺课的歉意。
入学的第一年，谷爱凌和学校长跑队一起拿下了加州越野比赛的团体冠军。第二年，她没法再兼顾两种身份。她第一次收到了自由式滑雪世界杯的邀请。世界杯比赛在奥地利举行，正好是在加州越野比赛的前一天。
在红牛滑雪频道拍摄的纪录片里，谷爱凌回忆，那是她真正做出抉择的时刻。她说，她最大的梦想是去斯坦福读书。她对跑步的热爱背后有理性和现实的考虑：“如果我能跑得很好，我就会‘跑进’斯坦福，或者另一所很好的学校。”但当世界杯比赛的邀请函摆到她面前，“我意识到，我也许真的能在滑雪界取得成功。”谷爱凌决定怀着这种希望和激情上路，内心里还带着一点小庆幸：“我很高兴，因为做一个职业的赛跑选手是很困难的。”
在妈妈的家乡北京，优等生谷爱凌的滑雪爱好找到了另一番天地。
2012年前后那些年，任其然总在中国和美国两头跑。在国内，他常去北京南山滑雪场滑雪。结识谷燕母女后，他告诉南山滑雪场创始人卢建，他在美国遇见了一个小女孩，觉得她特别厉害，是不是有可能给她一些赞助。
2013年夏天，谷爱凌像往年一样跟妈妈回中国过暑假。不同的是，在乔波室内滑雪场，她认识了一批“忘年交”，正式进入了中国雪圈的视野。年过五旬的卢建和谷爱凌一起玩得不亦乐乎。在箱式道具上，他们把两根雪杖顶在头上扮“天线宝宝”。卢建还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由他牵线，斯洛文尼亚知名品牌伊兰雪板（ELAN）的中国分公司决定给谷爱凌提供雪具。谷爱凌成了伊兰签约的最小年龄的滑雪运动员，而这也是谷爱凌获得的第一份赞助合同。
这个9岁的小姑娘做平地前空翻、后空翻、侧空翻如跳绳一般轻松灵巧，让卢建非常惊喜。她的出现几乎恰逢其时。
在中国自由式滑雪爱好者的圈子里，卢建被尊称为“教父”。上世纪90年代初，卢建在国务院研究室任职，在加拿大温哥华考察时的一个周末，他去了附近的滑雪场。“当时在半山腰我就心想，将来我如果‘下海’了，要在中国做第一个滑雪场。”后来，卢建果真下了海。1994年，亚布力申办1996年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成功。卢建的中国国际期货公司，也果真在亚布力建起了中国第一座大型的滑雪度假村：亚布力风车山庄。那是个中国滑雪者不到500人的年代。后来，中国国际期货公司面临经营上的转型负债压力，亚布力风车山庄运营3年左右就被卖出。2001年，卢建又以北京南山滑雪场的全职工作重启了他的滑雪事业。
卢建痴迷于滑雪。他是国内最早一批在全世界滑雪的雪友，也因此熟悉世界滑雪的潮流。2010年左右，他就在呼吁大家都来玩自由式滑雪，认为这是21世纪大众滑雪的方向，迟早会纳入冬奥会竞赛项目。2012年，南山麦罗公园开辟3000平方米初、中级练习区，设置了低难度的跳台、铁箱，供自由滑雪双板、单板爱好者技术进阶，实现个人完成炫酷动作的梦想。卢建还在南山亲自训练了15个双板自由式的教练，这是国内大众雪圈滑雪学校的头一份。
任其然告诉我们，和国内雪圈建立联系，谷燕有自己的考虑。全美青少年自由式滑雪锦标赛让谷燕认识到了女儿的天赋，她希望能够给孩子一些正向激励。任其然注意到，谷燕从来不直接用物质奖励谷爱凌。她敏锐地知晓，那些真正令人奋发进取的东西是什么。以谷燕的经济能力，她完全可以负担得起谷爱凌的雪具消费。但通过自己的表现获得伊兰雪板的合约，对小小的爱凌来说是意义非凡的。
在早年的视频资料里，有人和10岁的谷爱凌说，在中国有她的粉丝。“也可以说有几个，”小姑娘兴奋地脸上泛起了羞涩，“但是我也不是很厉害，不算，不算。”
亚超就是谷爱凌最早的中国粉丝。在乔波室内滑雪场，他跟着卢建第一次见到谷爱凌：“说中文、滑得好，还非常有个性，特别讨人喜欢。”一个念头瞬间在他心底腾空而起。那时候，大家都崇拜11岁的爱沙尼亚天才少女凯丽·希尔达鲁。希尔达鲁八九岁就拿到了国际著名的户外品牌K2 Sports的赞助合约。亚超告诉谷燕和谷爱凌，他正在创业做自己的滑雪服“零下二度”。他半开玩笑地说：“我这个品牌，我自己滑得不好，我们周围也没有滑得好的人，没有人能给我代言，要不然就咱俩合作。你做我的赞助滑手，我帮你宣传，就像希尔达鲁和K2一样。”
“战略合作协议”就这样一拍即合了。这场合作从来也没有什么正式合约。那时候，谷爱凌觉得宽宽大大的嘻哈风格的衣服很酷，亚超就给她设计制作这样的衣服。从2015年开始，每一季的产品里，亚超都会安排一个爱凌系列，在品牌Logo的字母设计里放进“Eileen”。那个时候，买衣服的人会问亚超这是什么意思。亚超没法解释说这就是个美国小女孩的名字，于是回答：“这对我代表一种精神，是一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状态。”
2015年2月，南山滑雪场举办第一届自由滑雪双板公开赛。谷爱凌特地向学校请了一周的假，回来参赛。卢建提前一个月就发了微博，告诉大家“小公主”要回来了。亚超回忆，爱凌在南山受到的是明星待遇。她在猫跳大赛做领滑嘉宾，表演她新近练成的“大招”。那时候，国内还没有几个自由式练得好的女孩。第一届比赛女子组也没有邀请国外选手。女子比赛几乎就是为谷爱凌专设的。不出意料，她拿下了冠军。2022年1月1日，谷爱凌在自由式滑雪世界杯卡尔加里站U型场地夺冠时，就将标志着冠军胜利的香槟酒赠予了去现场加油的卢建。
2013年7月，在卢建的提议下，谷爱凌开通了自己的新浪微博。6年以后，2019年6月，谷爱凌在她的微博上宣布，她将代表中国征战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随着谷爱凌在奥运会上夺牌甚至夺金的可能性不断增大，这个选择引起了不少非议。奥运会期间，在谷燕的脸谱账号的评论区里，支持者和反对者争执不休。但在熟悉谷爱凌的圈子里，人们并不对这个决定感到惊讶。
自由式滑雪项目上的国家色彩一直很淡。卡亚·图尔斯基练习滑雪5年之后，加拿大才第一次开始组建该项目的国家队。2014年索契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和U型场地技巧才第一次亮相。在那以后，自由式滑雪依靠个体进行训练的形式也还是一直延续着。“在成为冬奥会项目之前，我们这些人拥有的只有彼此，大多数人都没有教练。很大程度上说，我平时是跟技术更好的男运动员学习的。”图尔斯基说，她常年在美国加州的猛犸山训练，在那儿结识了几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运动员，平时大家结伴训练，如果有出国的训练计划，也是一起行动，“所以你看到冬奥会的比赛场上，包括爱凌在内，大家在一起拥抱、鼓励，对对方感同身受。这是自由式滑雪的传统。”
2018年，北加州华人体育联合会在太浩湖举办了第一届北加州冬季运动会。在湾区一家中餐馆举办的开幕晚宴上，谷爱凌和妈妈被邀请到前台跟大家见面认识、唱歌表演节目。那天，谷爱凌穿着印有星条旗的运动服。奏美国国歌的仪式上，当《星条旗永不落》的旋律响起时，她右手放在胸间。作为湾区华人圈内的业余单板高手，杨杰也在现场。一个反差让他印象很深。听完谷爱凌用中文对答如流的现场采访后，他问谷爱凌为什么中文这么好。“她说：‘我是中国人，当然会说中文了。’”杨杰回忆，“她没说‘半个中国人’，就是‘中国人’。”
在朋友圈和华人滑雪群里，谷燕经常分享女儿学会的新动作的照片和视频，引来无数点赞。她还会给关系相对要好的朋友私信汇报谷爱凌的进步。杨杰记得，有一次，一位玩自由式滑雪的雪友对跳台起跳姿势有些疑问，在微信群里求助。谷燕看到后，立刻让爱凌在太浩湖家中的火炉前做了动作示范，视频中还配有谷爱凌的中文讲解。“滑雪是比较个人的运动，”杨杰说，“但她们对于自己华人的身份认同感很强，很愿意参与我们这个华人雪友社区。”
“我在美国的时候是美国人，在中国的时候是中国人。”谷爱凌曾这样描述自己身上两种身份认同的和谐共处。她提到，她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最首要的因素是语言：英语是她的母语，而她也能说一口有很重北京腔的汉语。“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文化。你可能会说一种语言，但不能明白其中蕴含的那些细微文化差异、传统和趋势。我花了很多时间在中国，我对这些习以为常。我从家里学习，也从中国夏校的同学那里学习。所以我可以完全沉浸在大家之中，感到我就是人群里的一分子。”纪录片的镜头曾记录下了这样一个场景：谷爱凌和妈妈走在上海街头，看着身边川流的外国游客，她突然对妈妈感慨：“哇，好多老外！”谷燕问：“你觉得你是老外吗？”
谷燕显然很明白，不管女儿未来做什么，在两种文化间的自如游走都将给谷爱凌带来机遇，就像当年回国创业时她对媒体所说的：中国是一个充满生机、充满机会和希望的中国。美国人没有看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不懂也不适应中国文化”，“而我们就是要把东西方文化结合起来”。
任其然留意到，像美国投资圈的不少人一样，谷燕非常重视女儿的中文。他每年滑雪的时候见到谷爱凌，都能发现她的中文水平在进步。谷燕曾经告诉他，她之所以让谷爱凌在国内上暑期补习班，提升学业成绩不是唯一目的，也是想让她提高中文水平。最开始上补习班的时候，谷爱凌还没有办法完全听懂老师上课。暑假的第二个月，谷爱凌有好几年和亚超他们搭伴儿去新西兰等地滑雪。“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说的也是中文，”亚超说，“要是她妈妈突然和她说起英文来，我就知道这是在说我‘坏话’呢。”
中国不仅仅是谷爱凌深爱的姥姥和妈妈的故土，也承载了她个人很多美好的记忆和情感。北京冬奥会上，为了赶上U型池训练，谷爱凌在坡面障碍技巧资格赛后大吃韭菜盒子，让很多人觉得很新鲜。亚超对这一幕感到亲切极了。那些年，他总当谷爱凌的“司机”。常常早上五六点就起床出门，先一起去骑马，然后赶去上个补习班，下午接着去乔波滑雪，晚上再去打篮球，有时候，他们还去三里屯蹦迪。“一天要绕着北京跑好久，来不及正式吃饭，就是在路上买个煎饼、肉夹馍在车里吃。”
前两年亚超结婚，谷爱凌给他发来了祝福视频。她并没有说那些祝福的套话，而是富有感情地回忆了过去的时光：“感觉好像是昨天的事，我是八九岁的我，我们一起在乔波滑雪场，我们练后空翻、前空翻，我不敢做的时候你就开始了。记得我12岁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澳大利亚，一起看所有戴红牛帽子的大神滑雪，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包括骑马、滑雪，去很多不同的国家。”
在北京奥运会上的收官之战中，谷爱凌在前两轮已经锁定了金牌。最后一轮，她选择做“哥萨克”：在空中张开双腿，把雪杖放在胯下。这个动作会让不明就里的人有些奇怪，因为它常常出现在业余爱好者身上。但是当年在南山玩自由式的发烧友们都知道，这是亚超在跳台上学会的第一个动作，也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动作。多年前，亚超问谷爱凌：“你要是得了奥运金牌，能做一下这个动作吗？”
谷爱凌在北京冬奥会大放异彩时，程实在社交网络上贴出了自己的一张合影：在一个类似室外会场的地方，他前面坐着一个浑身脏兮兮、泥猴子一样的小女孩。那是2015年7月31日，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成功的当天。当时，程实在“奔流极限”公司做场馆运营，管理蹦床和模拟雪道训练场。2015年暑假，谷爱凌常常来玩。申奥结果揭晓的当天，全北京雪界的人聚到“奔流极限”等待结果，谷爱凌和大家一起见证了这个历史性时刻。程实开玩笑地和小姑娘说：“你以后也参加奥运会吧。”
这个历史时刻毫无疑问意味着千载难逢的机遇。任其然记得，大概2018年左右，他第一个听谷燕谈起“归化”的事情。
从运动本身而言，2018年，谷爱凌没有达到竞技巅峰。从美国国内突围进军奥运会的难度要比在其他国家难得多。从9岁甚至更小开始，运动员们就要开始在美国单板与自由式滑雪协会旗下的31个赛区的系列赛中一试身手。每个赛区各个项目的前三名会被邀请参加全国锦标赛，争夺全国冠军。16岁之后在开放年龄组登上领奖台的人，才被认为是美国最好的滑雪者之一。之后，选手们通过世界极限运动Dew Tour巡回赛取得名次来获得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从此累计国际雪联世界杯积分。以2021赛季自由式滑雪世界杯坡面障碍技巧世界排名前25位为例，美国作为强国占了其中7席，每个人都具备夺得奖牌的实力，但他们需要为4个奥运席位一较高下。
由于奥运晋级系统的残酷竞争和自由式滑雪运动巨大的不确定因素，太浩湖地区流传着一种说法，谷爱凌决定代表中国参赛的原因之一，是她不想让“发小们”失去参加奥运的资格。如果她能在3个项目里都拿到参赛资格，那就意味着有3个好朋友无法出现在奥运赛场。“我们不想去过多揣测这一决定，但这一说无疑是符合逻辑的。”斯科特·基斯（Scott Keith）说。他是太浩湖地区雪上博物馆基金会的顾问之一。他的两个孩子也曾经是谷爱凌的队友。
对于谷爱凌和谷燕来说，代表中国参赛还代表着更大的梦想。当年在东方伟博公司的会客室里，谷燕挂上了一个铜牌匾，上面刻着“团队精神”格言：“绝不要怀疑一小批有远见卓识和奉献精神的人可以改变世界。因为世界正是被这样的人所改变的。”在红牛滑雪频道的一个采访里，谷爱凌说，她从小就是在一个充满偶像的环境里长大的，她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偶像。
卓越的运动成绩并不是成为超级偶像的充分条件。偶像的诞生需要有影响力巨大的平台。对于自由式滑雪运动员来说，运动本身的小众特征是一个难以突破的“壁”。在2011年，美国《商业周刊》评选的全球最具价值的百名运动员中，肖恩·怀特排名第二，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入选该榜单的极限运动员。肖恩·怀特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奥运会，而非专项赛事。2006年都灵冬奥会上，怀特参加的男子U型池比赛的收视率破天荒地超越了其他比赛项目。到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当怀特在雪坡上“飞翔”时，美国广播公司的实况转播，6年来第一次击败了收视率无敌的《美国偶像》。
超级偶像的诞生还需要独一无二的公众形象的加持。第二枚奥运金牌让怀特的商业价值达到了顶峰。他的公众形象也日益成熟：一面是天才与勤奋，“乔丹式的天赋，加上伍兹式的勤奋，就是肖恩·怀特”；另一面是小小的叛逆，外加邻家男孩的纯真亲切。
任其然注意到，2019年谷爱凌宣布归化以后，一些美国媒体开始增加了对她的报道，但是他们主要的关注点是她的运动成绩，很少会关注她在学业等其他方面的优点，并没有把她作为一个榜样来呈现。
谷爱凌的故事对美国人来说并不非常陌生。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决赛时，谷爱凌特地到现场给美国选手克洛伊·金（Chloe Kim）助威，并在她夺冠后送上了大大的拥抱。克洛伊·金和谷爱凌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她在很多方面领先了一步。
2000年，克洛伊·金出生在亚裔家庭，父亲金正进（Kim Jong Jin）在上世纪80年代从韩国移民美国。4岁，克洛伊被热爱滑雪的父亲带到雪场。在“有点过度保护，但懂得尊重孩子”的父亲陪伴下，13岁时，她在X Games拿下一枚银牌，成为赛事历史上最年轻的奖牌获得者。次年，她成为了X Games历史上最年轻的金牌得主。2016年，美国单板滑雪大奖赛上，她获得了完美的100分——成为除肖恩·怀特之外唯一获得这一成绩的人。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17岁的克洛伊在单板滑雪U型场地项目中摘金，成了最年轻的单板滑雪奥运冠军。
在赛场之外，克洛伊同样有非常精彩的故事。她喜欢购物、冲浪、游泳。她出现在包括《体育画报》和《时代》在内的许多杂志的封面上，获得了大品牌的众多赞助。她为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的塑身衣系列Skims做模特，并共同创立了一家名为TOGETHXR的媒体和商业公司。2019年10月，克洛伊宣布暂别滑雪事业，进入普林斯顿大学读书。
在旧金山海崖社区，谷爱凌从二层的房间阳台可以看到金门大桥和海滩。如果海滩上人不多，她可能会跑下去散散心。附近，穿越小山和海岸的徒步步道边草木成荫。在这些线路上，旧金山大学预备高中越野跑教练卡林·马尔斯和长跑队员艾拉·舍卡尔（Ella Shenkar）常常会给谷爱凌陪跑，帮她补上因为滑雪而耽误的训练。有很多次，谷爱凌都和他们提到，在滑雪运动上，美国已经有太多女性楷模了，但中国还一个都没有。
早在中国参加暑期补习班的那些年里，谷爱凌就意识到了她的特殊性。在课堂里端坐几个小时之后，她就会觉得有点不舒服，琢磨着怎么运动一下，于是就从教室跑到餐厅。有4年时间，她还在北京参加篮球夏令营，每周训练5天。补习班上没有同学像她这样。
这就像当年在北极星滑雪队一样，篮球场上也几乎没有其他女孩子。约翰·卡尔贝格（John Kalberg Jr.）执教过两届夏令营。他记得很清楚，8年前的一届夏令营是在一个商场房顶的非正规篮球场进行的。场边还摆放着钢筋水泥栏杆，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谷爱凌完全不顾场地条件，该跑跑，该跳跳，比其他任何人都练得努力。她在美国就是女校的篮球队队员，因此比不少男孩都打得好。但她从不抱怨，一直配合着刚接触篮球的队员们的节奏。亚超还记得，第三届比赛因赛事标准提升、天气、场地等诸多因素制约，取消了女子组的比赛。谷爱凌提出，这是一种性别歧视。
这种女性意识和模范意识是谷爱凌从小接受的观念。2020年春天，谷爱凌被伯克女校的校友杂志采访，成为登上该杂志封面的最年轻校友。“谷爱凌说，她的所作所为如果能激励哪怕一个小女孩突破界限，她的愿望就实现了，”伯克女校杂志写道，“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伯克女孩！”
凯瑟琳·德尔玛·伯克女校的主张就是“教育女性、鼓励女性、为女性赋权”。卢·曼努波告诉我们，学校教育很注重让学生认识现有社会权力系统，然后在系统内利用权力启迪突破，构建让女性更能实现其价值的未来。“为了社会进步，你必须有权力、有力量。伯克的教育让孩子们全面了解到，如何获取资源来推进良性变革。”
这些思想渗透在校园装饰和课程设置的方方面面。许多名人名言点缀着学校的体育馆，其中包括美国作家、诗人、民权运动家马娅·安杰卢（Marguerite Annie Johnson）的话：“每当一位女性为自己站起来，无论是否能成功，不用说，她是为所有女性站了起来。”在多门课程中，孩子们都会学习那些推动社会变革的伟大女性的故事，比如黑人民权行动主义者、拒绝在公交车上给白人让座的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废奴主义者、《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哈里特·伊丽莎白·比彻·斯托（Harriet Elizabeth Beecher Stowe）。常常有嘉宾来和学生演讲交流。有一次，学校请了一位纳粹大屠杀的女性幸存者来讲述自己的遭遇。
学校也鼓励学生思考性别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12岁时，谷爱凌在学校的一次演讲回顾了自己在北极星滑雪队的经历：“在当今世界，男性比女性更有机会去参与运动相关的职业，许多人认为，这仅仅是因为男性的肌肉天生比女生的肌肉更大、更强，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刻板印象逐渐发展成对女性运动员的负面定义，女性经常因为性别而被剥夺合适的运动机会。”
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自由式滑雪U型场地和坡面障碍技巧项目第一次在奥运会亮相。2022年，大跳台进入北京冬奥会。这个时代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有了更大、更多的表现舞台。代表中国队出站，意味着在这个舞台上，谷爱凌取得的每一项成绩都会是历史纪录。而冬奥会在北京举办这个事实，又将让所有成就的意义和价值享有更加放大的效应。
在宣布回归中国后，谷爱凌的事业进入了真正的快车道。2019年8月19日，谷爱凌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全球最大体育娱乐集团巍美（Endeavor）的微信公众号推文中。文章说，谷爱凌代表中国队参赛，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偏偏这么优秀的人还拥有高颜值、超模身材，这也让她受到了无数品牌的青睐”。在巍美的包装下，她出席时尚活动、拍广告、接受媒体采访，在2020年就一口气登上了《InStyle》《ELLE》《时尚芭莎》等数本顶尖时尚杂志。17岁的谷爱凌已经是“2020福布斯中国30岁以下精英榜”的成员。
2019年7月，中国国家滑雪队赴新西兰集训，当地华人Allen负责接待工作。谷爱凌在200多人的大部队里显得一点儿都不起眼。“只是一个小女孩，还没有取得耀眼的成绩。苏翊鸣当时也还没拿到奖牌，也不显眼。那时队里最有名的是滑单板的张嘉豪。”Allen回忆说，虽然跟着国家队一起来，但谷爱凌是单独进行训练的，国家队对她没有任何限制，谷燕才是谷爱凌真正的领队。
在2019年6月宣布加入中国国籍后，谷爱凌聘请了新西兰教练布拉德·普罗塞（Brad Prosser）来帮助自己。这两年，也是谷爱凌在世界大赛中爆发的开始。
2019～2020年赛季，谷爱凌在世界杯卡尔加里站成为了坡面障碍技巧和U型场地技巧的双料冠军。次年，因为疫情很多比赛取消，但她最晚开始训练的大跳台也在酝酿了。普罗塞告诉我们，U型场地技巧需要流畅的转换能力，要学会在陡峭的雪壁中抽身出来。就其他动作而言，它和坡面障碍技巧非常相似。
“大跳台是谷爱凌最后开始的项目，对她来说可能也是最难的。因为它太高了，她小时候站在上面会害怕，她妈妈也会担心。但随着她可以顺利完成偏轴转体两周，我们开始尝试大跳台，因为这是她希望做的。”普罗塞说，大跳台跟空中障碍技巧项目联系很密切，“你可以这么理解，运动员要站在更陡的坡面，专注于坡面障碍技巧中的一次跳跃。你不必像坡面障碍技巧那样，连续做多次，而是把技巧在这一跳中放大。”
普罗塞说，因为训练量太大，全世界能兼顾3个项目的运动员非常少见，但这也是谷爱凌的优势：“当你教她一个动作之后，她可以融会贯通地在3个项目中进行应用。”
作为私人教练，普罗塞的职责就是要帮助谷爱凌将3个项目的训练高效地串在一起。“我会给她提出一个详尽的训练计划建议，包括帮她订机票和当地的酒店。这份计划会具体到每一天都要训练什么，每个星期我们还会核对，达成了哪些目标，在这个基础上调整接下来的计划。每天晚上，教练也要考虑雪量的状况和天气的变化，给第二天的训练做出A、B、C计划。如果当天天气不好，我们就直接改去坡面障碍技巧的道具区训练，如果天气持续不好，练完道具区就改去练蹦床。任何一个时刻都不能浪费。”
2020年，谷爱凌决定提前一年从高中毕业后，全力投入了冬奥会的准备中。“在此期间，她比任何人都勤奋。”普罗塞说，“通常她会在早上10～11点开始训练，因为她是一个对睡眠时长要求非常高的人。在雪上训练一整天后，她再去健身，还要处理大量的其他事务。”
过去那些年里，谷爱凌在她“身兼数职”的成长中，积累下来的看不见的优势，开始发挥了作用。
谷爱凌曾说：“运动之间是相通的，当你掌握这项运动的大部分技巧之后，另外一项运动可能会用到其中一些（技巧），当你掌握的运动（技巧）多了，接触新运动就会更容易。”红牛训练营教练阿历克斯·邦特（Alex Bunt）说，很少有滑雪运动员同时也是长跑选手。他认为，长跑给谷爱凌奠定的耐受力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她已经有一个超大‘油箱’了，所以她能够吃得消大容量的训练，不管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
2020年夏天，谷爱凌回中国参加活动、履行商业合约。为此，她需要独自一人在酒店隔离近5周时间，用一台跑步机、一张瑜伽垫和一些轻量哑铃保持身体状态。邦特每天和谷爱凌连线3～4个小时，指导她训练，提升爆发力，提高运动损伤恢复力。谷爱凌的身体协调性和对身体的知觉能力让邦特大为叹服。“在一个练习里，我告诉爱凌，她需要调整她左侧小脚趾，她立刻就明白该怎么做。她是一个运动专家，对于身体在空间中的位置了如指掌。”
与身体能力相匹配的是谷爱凌的心理调节能力。邦特认为，她最出类拔萃的优势就是专注度，“就在我布置给她任务的那一秒钟，她就已经完全投入进去了”。
谷爱凌非常懂得利用时间，同时处理多个任务，分解压力。她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窍门：当她拿到一个任务的时候，她不会想“我在今天要把它完成”，而是把它分解成一个一周内完成的目标，每天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去处理。这样一方面能够避免让自己“过载”，最终导致“拖延症”；另一方面也可以同时推进多项任务，并在每一项任务上全情投入。
谷爱凌把这种能力归结于自己母亲、姥姥对她的教导，也归结于她从小养成的写日记的习惯。她会记录她喜欢的一餐饭，也会长篇大论地分析青少年到底需要什么。在红牛滑雪频道的采访中，谷爱凌说，她会通过日记回看自己的成长，这既能让她脚踏实地，又能调动她的积极性。通过写作，她能弄明白自己的头脑是如何工作了。
在3个项目上备战奥运会是极为艰苦的工作。不管是在训练中，还是在比赛中，身体的肾上腺素水平在峰值和低谷之间反复激变，情绪上的疲惫感尤甚于身体。谷爱凌在采访中说，这种疲惫感是高水平运动员普遍都要面对的问题。对于她来说，躺下来休息不是一个好办法。什么都不做会让她感到自己处在一种低效率的状态。不但达不到休息的目的，还会让她陷入一种惊恐发作的状态。于是，她会在这些时候去跑步，阅读或者记日记，让自己的头脑真正从竞技压力里解放出来。
奥运会备赛期间，谷爱凌频繁地在世界各地参加比赛。与那些长期进行高水平竞技的对手相比，她的身体状态保持得非常好。“很显然，你练得越多，你就越有可能受伤。”图尔斯基在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一共经历过4次前十字韧带断裂，“我全身上下几乎都伤过，脑震荡，肩膀、膝盖、韧带、手指、手臂、鼻梁、脖子等等都有很多伤，也做过很多手术。”最终她因伤势严重影响训练，选择了退役。“自由式滑雪考验的是运动员在起跳那一刻的控制能力，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受伤之后，康复不但要占用很多训练的时间，而且受伤的记忆会给人留下阴影，在关键时刻你可能控制不住地去想这个动作到底有多危险，会让你分心，”图尔斯基说，“我觉得爱凌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她很年轻，还没受过什么伤。”
运动伤害对谷爱凌的最大挑战发生在2018年末。在崇礼举行的世界杯中国站比赛中，谷爱凌训练时曾摔到头部，当场失忆，被诊断为脑震荡。亚超告诉我们，当时谷爱凌很害怕，说如果再有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自己可能就要放弃滑雪了。那时，普罗塞正担任中国集训队教练，他给她看了一段不同运动员受伤的视频，并告诉她：“如果你想做一名运动员，就会有不同形式的受伤。竞技体育是一个过程，如果你过分在意结果，那这个结果往往不会到来。如果你关注过程，结果最终会到来。”
受伤两个多月后，谷爱凌在意大利参加世界杯坡面障碍技巧比赛。在决赛前两轮发挥并不好的情况下，她第三轮逆转，拿到了个人首个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并登上总积分榜的第一名。
随着身体和精神的不断强大，谷爱凌的竞技水平开始步入巅峰。
2021年1月30日中午，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市奶油山滑雪场的地形公园，17岁的谷爱凌站在坡顶，屏息凝神。前日刚降下的新雪黏性较大，给追求起跳和滑行速度的坡面障碍技巧赛平添了几分风险。谷爱凌轻轻叼着蓝色半透明护牙套，紧了紧右手雪杖的佩戴，倒滑俯冲而下。
这是谷爱凌第一次受邀参加世界极限运动会（X Games），她终于像她8岁时的偶像卡亚·图尔斯基一样站在了除奥运会之外最重要的竞技场上。ESPN和赛事主办方在制作赛前宣传册时并没有把她列入需重点关注的运动员名单。在她开始首秀前，电视解说员说：让我们来看看这X Games新人的表现。
出人意料地，“新人”谷爱凌拿下了大跳台铜牌和U型池金牌。在坡面障碍技巧最后的两个“鲨鱼鳍”跳台上，她平稳地完成了三天前才学会的新动作leftside alley oop rodeo 720，和前一天学会的新动作rightside alley oop cork 720，斩获了第二枚金牌，创下X Games的新纪录，也成为首位获得X Gamse金牌的中国运动员。赛后采访中，现场主持人说完“congratulations”（祝贺）后，不忘加上稍显蹩脚的中文——“恭喜，恭喜”。
X Games之后，谷爱凌已经成为北京奥运会自由式滑雪公认的种子选手，但备战的节奏丝毫没有放慢下来。2021年10月，程实曾联系谷燕，希望能够采访爱凌。“那时候我们都觉得爱凌拿下两枚金牌是板上钉钉的事情。”程实回忆说，但谷燕婉拒了邀约，表示现在需要一门心思备赛。
2021年4月，谷爱凌结束了与普罗塞的合作。母女二人在瑞士的雪场正式认识了托尼亚宁，双方达成了教学合作意向。此前，托尼亚宁是2010年瑞士成立自由式滑雪国家队后的首任总教练。
由于新西兰在全球新冠疫情暴发后一直关闭国境，往年谷爱凌从南半球开始的训练季，在2021年改成了全部在欧洲完成。去年8月，在瑞士机场甫一碰面，一行人就马不停蹄地赶去了奥地利的莎尔尼茨，那里有欧洲设施最先进、安全系数最高的气囊滑雪公园。紧接着，他们又回到瑞士的萨斯费，在当地的冰川雪山上进行U型池和坡面障碍技巧的道具区训练。之后，他们再次回到奥地利，在安全气囊上训练的同时，等待提洛尔的斯杜拜冰川进入最佳滑雪季。
经验丰富的托尼亚宁将室内训练与各大雪场的最佳雪季充分结合，“每一个新动作都要先在安全设施上进行足够多的训练。在蹦床上练起跳，在安全气囊上练降落，我需要她能在跳跃和翻转时体会到，如果出现了一些错误，该怎么处置，或者说怎么自救，能像一只被扔向天空的猫一样，永远都会灵活地用脚着地。练好之后我们再去雪地上不断改进技术，我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她，帮她抠每一个细节”。
2021年，谷爱凌这样往复于欧洲几个雪场直至11月末，北美的比赛季开始了。之后，谷爱凌短暂回家过完圣诞，继续完成世界杯在美国的几个分站赛，接着便是来到北京参加冬奥会。
北京冬奥会的首钢大跳台上，戴着毛绒户外平顶帽、捂着口罩的托尼亚宁陪伴谷爱凌站在了起点处。他抓紧最后时机面授机宜。谷爱凌藏在防风镜后面的双眼紧闭，身体从右向左微微扭转，体会着动作。在与托尼亚宁击拳和拥抱之后，她下滑到坡面的起始位置，又提着上半身仿佛飘在空中一般，沉浸其中地连做了两三次，方才俯冲而下，腾空旋转四圈半后，成功落地。
94.5分，凭借出人意料的勇敢选择，谷爱凌完成了她成为超级偶像的最后冲刺。 自由式滑雪谷爱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