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入圣域

伪稿案的爆发，在于其中写了不少直杵皇上心窝子的话，所谓“五不解十大过”，不外乎一一列举事例，指责乾隆的失误。弘历自视为书生，为儒家道统的守护神，却遭到严重质疑（应也包括一些诬指），内心很受伤，为君难，也由此处呈显。

对于儒家经典，弘历沉潜很深，敬重有加，早在乾隆三年重开经筵时，就曾颁谕：

朕惟四子六经，乃群圣传心之要典，帝王驭世之鸿模。君天下者，将欲以优入圣域，茂登上理，舍是无由。

优入圣域，意谓读书悟道而出类拔萃，进入圣人的境界。这是弘历做书生时的追求，而在做了皇帝之后不仅没有放弃，反而更加强化了这种意识。

次日乃乾隆登基后第一次经筵大典，讲官进讲《论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弘历发表御论：“政刑者德礼之先声，德礼者政刑之大本。舍德礼而求政刑，必成杂霸之治；即政刑而寓德礼，乃见纯王之心，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若云德礼之外，别有所谓政刑，则非圣人垂教之本意矣。”所说的“一而二，二而一”，也就是道统与治统的合一，为乾隆致力追求的政治理想。

五年十月，弘历训谕诸臣，再次强调要重视儒家的学术传统，尤其应切实付诸施行。他说“夫治统原于道统。学不正、则道不明”，指责一些讲学者“托于道德性命之说，欺世盗名，渐启标榜门户之害”，要求臣子“研精宋儒之书，以上溯六经之阃奥，涵泳从容，优游渐渍，知为灼知，得为实得”。由此可见，自幼在上书房苦读圣贤书的弘历，以优入圣域为长期目标，尊重传统，尊崇道统，以程朱理学为正统，其也是后来编纂《四库全书》的学术准则。颇有一些学者提出乾隆开设四库馆，提倡汉学，排斥理学，若能对其思想有一个系统了解，便不至于以偏概全。

六年一月初四，乾隆又一次为举行祈谷大典在南郊的斋宫斋戒，降旨“命各省督抚学政采访遗编”。遗编，又作遗书，指宫内未藏、散佚民间的典籍。上谕提出：内府收藏的古代典籍已较齐全，“但近世以来著述日繁，如元明诸贤以及国朝儒学研究六经、阐明性理、潜心正学、醇粹无疵者，当不乏人，虽业在名山，而未登天府。着直省督抚学政留心采访，不拘刻本、钞本，随时进呈，以广石渠天禄之储”。比较后来在四库馆开设前的征书之谕，时间、地点、内容几乎都是一样的。没有看到各地的反馈，估计积极响应者不多，乾隆初年施政宽松，也没见皇上再予督催。

此时，乾隆已显出对编纂大型官书的喜爱，设有清朝文颖馆、律吕正义馆、藏经馆、明史纲目馆、玉牒馆、国史馆、三礼馆等，有的属于常规机构，有的从前朝延续下来，更多则是新开设的。即便是临时设置的项目，也是五脏俱全，有总裁、副总裁、提调、纂修等一整套人马，支出不菲。而纂修人员大多为兼职，另有一摊子公事，将编书视为不急之务，慢慢悠悠，以致多年未成。九年七月，弘历专为此降谕，谴责各馆编纂人员拖延时日，希图多领补贴，有负君恩。他说：“今日之翰林，即异日之公卿，若所见如此卑鄙，其器识岂足以当钜任？”钦命大臣按月核查，“除律吕正义馆、藏经馆、文頴馆随领随写……其余馆，缮写汉文请照明史纲目馆，每员每日一千五百字；缮写清文请照玉牒馆，每员每日八百五十字；校对数目请照实录馆，每员每日二十五篇。再查明史馆、国史馆、三礼馆，每书一本，多寡不同，总裁阅定期日亦属互异，请令各馆于每月初五日以前，将前月纂辑缮写校对各若干，详细造册，等后查核”。实行责任制，明确具体指标与赏罚原则，为后来的四库馆提供了成功经验。

弘历有编书癖，且领导意识很强，要求很高，编完会认真看，会不断下令修改，甚至下令重编。如《明通鉴纲目》，竣工不久就命重修，十一年春再次告成，乾隆帝亲撰序言，首先表达对朱熹《通鉴纲目》的景仰，曰：

尝谓读书立言之士，论世为难，非如朱子具格致诚正之功、明治乱兴衰之故，其于笔削，鲜有不任予夺之私、失褒贬之公者。自纲目成，而义指正大，条理精密，后儒有所依据，踵而续之，由宋迄元，厘然方策。

儒臣依照《通鉴纲目》的体例，以《明史》为基础增减编撰，每成一卷，都要呈送御前，而皇上还真的逐一阅定。还记得该书第一版编成时他的那番话吗？当日之谦逊，留下来的已不多了。

乾隆仍热衷于考试翰詹，事必躬亲，总是亲自命题，很享受阅批试卷、分别等级的感觉。在十三年六月的大考中，列于一等的齐召南、李因培、王际华学问皆优，前两位去世较早，王际华与二等的程景伊后来都成为四库馆总裁官。而考砸了的有做过明史馆总裁的觉罗逢泰，还有一向以学识文笔自负的窦光鼐，幸亏考在第四等的太多，排名靠前的老窦没被逐出翰林，否则后来就做不成四库馆总阅官了。

儒家所倡导的“仁政”，乾隆常常讲起，也用之于处理军政大事。第一次金川之役打了三年，土司头人沙罗奔等顶不住了，派人乞降，其实朝廷压力也很大，即命班师。而在前线的经略大臣傅恒意欲彻底歼灭叛军，表示不愿撤回。弘历降谕不准，援据先秦史籍的“王师不战，止戈为武”，宣称“子不可违父，臣不可违君”乃纲常大义，假如召之不回，就是违旨；若以朝廷第一大臣战死于蛮荒之地，则有损国体；而前线诸大臣与将弁，如果看着大帅冲锋陷阵而不顾，活着回来，也必有国法惩处。谕旨中所说的“纲常大义”，也作“君臣大义”，乃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历来为乾隆所重。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经术是根本，词章为枝叶，“崇尚经术，良有关于世道人心”，要求众翰林“沉酣六籍”“笃志正学”“研穷经术”“收明经致用之效”。他也重视满人的读书，有一次专发谕旨，说皇祖为让不识汉文者通晓礼义和历史，曾将“四书五经”及《通鉴》等书译成满文，而近来居然有不肖之徒私译《水浒传》《西厢记》等书，流传世间，诱人为恶，命八旗都统、东三省将军等严行禁止。

二十五年正月，御史吉梦熊（后为四库馆总阅）上言论经筵事宜，共三条：经筵讲章应由讲官自行撰写，不宜交与翰林院拟稿，皇上认为有道理；提出讲章应简约，不必以骈丽为工，御批称早就是这样要求的；建议增加“二十二史”、《通鉴纲目》等书内有关治理之道的内容，御批可以不必。乾隆借此说了点心里话，大意是帝王之学并非专靠经筵，每岁春秋两次举行，只是表达向学亲贤之意。他还说经书义蕴丰富精深，并不需要“旁及史鉴，以浩博相夸”，接着又说自己披览史籍，研究古今治乱得失，在正史之外，敕令儒臣于《通鉴》一书分条集释，亲加订正和品评，哪里还需要讲官“敷衍一二”？ 乾隆通鉴纲目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