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妇女权益，改变“父权制”是关键

三联生活周刊：妇女的权益有很多种，你为什么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上？

李慧英：也许是我从哥哥姐姐身上感受到婚姻对于男女不同的意义，也许是我发现婚姻与身份及生活方式的内在联系，农村比起城市更为严重和普遍。我的妇女研究从1997年以来更多投向了农村，我想知道在农村这块土地上妇女的权益和生存现状，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否能够提升她们的社会地位。1998年，我调查了北京韩村河，这是北京当时农村经济发展的标杆与方向。

当时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我看到韩村河经济突飞猛进的同时，村里男女两性的差距却在扩大，儿子们都住进了别墅，女儿却只能住楼房。这还算好的，毕竟女儿可以留在村里结婚居住了。放眼望去更多的地方和村庄，根本不允许女儿结婚留下来，否则，不给女儿结婚单独立户，不许申请批准宅基地，还要收回已经耕种的承包地，更不要指望与村民一起得到征地补偿款和股份分红了。我在全国跑了十多个省份，发现这类问题比比皆是，而且逐渐强化日益增加，农村性别分化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父权制”文化具体是指哪些内容？

李慧英：父权制是一整套强化重男轻女的性别文化与制度安排，它的核心目标是“传宗接代”，即家族的子孙一定要延续祖先的血脉，要有儿子传承姓氏，到了父母老年的时候，还要为父母养老送终。所以，第二个目标就是养儿防老。可能你会问：儿女都是父母身上掉下来的肉，在血缘上也是后代，怎么必须偏要男孩呢？女儿也可以照顾父母，怎么必须一定要依靠儿子养老呢？

这就要分析父权制有着怎样一套严格的制度安排，可以让女人变得“轻”男人变得“重”。父权制的第一个规则是随父姓，不能随母姓。姓氏是一个家族的标志，随父姓是男性的特权，意味着这个家庭属于父亲的而不是母亲的，所有的家谱都是依照父子相传的方式续写的，没有男孩传宗接代就会断线，所以，必须要生男孩，男孩才是后，女孩不是后。现在，农村兴盛起来的修祠堂续家谱，更强化了传宗接代的观念。第二个规则是“男娶女嫁”的婚居制，儿子结婚要把媳妇娶进来，女儿结婚必须嫁出去，即从夫居。从夫居不仅是空间上的距离，而且是身份上的转变，标志不再是娘家人，成为婆家人了。这种观念常常内化为下意识，不自觉地流露。我母亲来自河南农村，在天津市已经生活40多年，依然持有传统的性别观念。清楚记得，我的姐姐结婚之后，有一次回家，我妈说，“亲戚来了”。我很不理解，我说：“姐姐是你女儿呀，怎么是亲戚？”她说，在河南老家都这么看。第三个规则，是家庭财产的继承是分男不分女。尽管婚姻法规定，家庭财产儿女都有继承权，而实际上大多数家庭财产是留给儿子，与女儿无关。农村的问题更加严重，不仅仅在家庭如此，在集体资源的分配中也同样如此，所以妇女土地权益受损就成为一个老大难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受损，与父权制是怎样发生联系的？

李慧英：为什么集体资源分配不给结婚留在娘家的女儿，非得要将她们赶出去？背后的逻辑就是男娶女嫁，女儿结婚一定要从夫居。女儿想结婚留在娘家村，就背离了男娶女嫁的规则，就是与娘家村争夺资源，娘家村就不给你宅基地盖房，也不能给你承包地和征地补偿款。所以，父权制的规则一直理直气壮地排斥女儿户。如果说拐卖妇女，看中的是女人的生育价值，给男方家充当生育工具，而在农村集体资源分配中，强调男娶女嫁，要将女儿们驱赶出去，不允许从妻居，不能获得女方村庄的土地和福利，从不同的功能对接父权制。

三联生活周刊：剥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这种情况是多年来一直如此吗？

李慧英：并不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农村刚刚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当时分配的原则是男女老少人均一份，几乎百分之百的农村妇女都可以分到承包地，就此，我们在农嫁女中做过调查，回答是一开始可以得到，后来就被收回了。也许有人会说，娘家村不给了，就去婆家村吧，不是按照男人来分配吗？嫁到丈夫村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好，我们来看看后果。第一，婚居模式依然是男娶女嫁，没有任何改变。在农村村与村距离远，意味着女儿无法近距离照顾自己的父母，儿子养老是必须的。第二，女性不能依靠自己获得集体资源，只能依靠男性，强化了农村妇女依赖男子的从属地位。第三，一旦出现家庭暴力和家庭纠纷，女性要离婚，就会变得无处安身，婆家村待不下去了，想回到娘家村也是阻碍重重，你已经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哪里还有你的家。失去土地权益的妇女就陷入生活上的困境。

三联生活周刊：农村妇女土地权受损，怎么会与出生性别比失衡发生关联呢？

李慧英：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损，实际上是个双刃剑，一刃刺向农村妇女自身，直接导致外嫁女包括离异丧偶妇女的权益受损，另一刃就会强化本来已经存在的生男偏好。对于农民来说，都会算一笔账：生了男孩可以得到宅基地，有的地方是两块宅基地，生了女孩半块宅基地也没有；生了男孩可以有承包地征地款，生了女孩失去宅基地和征地补偿款。自然，生男孩合算，不仅可以传宗接代，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还可以解决儿子养老的问题。这就会助长生男偏好，就会想方设法生男孩，就会导致男多女少，出生性别比失衡就会加剧。于是，我们会发现：外嫁女的权益受损会导致社会的恶性循环，不仅仅是妇女权利问题，还会转化为婚姻挤压的男性问题，转化为拐卖妇女的社会犯罪。

要想打破社会恶性循环的链条，就要促进男女平等。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意味着要颠覆父权制，打破单一的父姓制，主张姓氏多样化，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也可以父母双姓，让男女都可以成为传后人；打破单一的婚嫁模式，主张婚居方式多元化，可以女到男家，也可以男到女家，还可以独居和两头居住；打破男性中心的继承和分配制度，主张男女具有同样的财产继承权和集体资源分配权。长此以往，形成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从根本上解决出生性别比失衡，铲除拐卖妇女的社会土壤。外嫁女维护自己的土地权益，就是这个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艰难的维权

三联生活周刊：外嫁女是怎样维护自己的土地权益的？难度大吗？

李慧英：外嫁女维护土地权益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开端，起步于村集体拿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权，外嫁女才产生了不公平感：为什么儿子可以有土地权，女儿就不能有？感到“这样不公平，应该一视同仁”——这种观念已经和父权制文化拉开距离了。于是，她们自己去找律师，翻法律书籍，找法律依据，自己给自己普法，持续地通过信访方式及法律渠道争取这些权益。

接着，就是依法维权。先找村组干部，要求与其他村民同等对待。受到多数村民的反对，他们觉得外嫁女不守规矩，该走不走，还跟村民争资源，就是不能给。此外少一个出嫁女，组民就可以多分一份。于是，村集体依据村民自治多数决原则，就外嫁女的村民资格进行投票，外嫁女轻而易举被取消了村民资格，被排除在外。村集体解决不了，外嫁女就找乡镇政府、妇联、民政，结果，各个职能部门相互推脱，常常找不到责任主体。她们只能一级一级往上走，上访到县政府、省政府，一直上访到北京信访局。真的是历尽千辛万苦，有的外嫁女得到了一些土地权益和经济补偿，更多的外嫁女却依然两手空空，得不到应有的集体成员权。

三联生活周刊：2003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做了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法律明确规定了，为什么落实起来还是这么困难？

李慧英：法律要想实施到位，需要几个条件：第一，法律内容要具体明确，越具体明确越有力度；第二，还要有执法的责任主体；第三，执法主体要有纠错机制，使得违法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目前，这几个条件都没有完全具备。第一，立法比较原则不具体。村民资格的规定就属于具体的立法。至今，我国立法一直对于集体成员资格的标准没有认定，享有成员权的前提首先具备成员资格，就全国来看，集体成员资格界定涉及30类人群，哪些人群可以取得成员资格，哪些成员应当取消成员资格，立法没有规定。第二，村集体认定成员资格，采取的是村民投票表决方式，多数人同意就取得，多数人反对就取消。外嫁女只要经过多数决，十有八九就会丧失成员资格。所以，要想保护妇女土地权，就必须用依法治理取代多数决。第三，责任主体不明确，相关部门不断推诿扯皮，出了问题没人管，所以有了立法还要明确责任主体。第四，纳入责任主体的考核指标，维护妇女土地权要与官员政绩紧密联系到一起。

以上四个问题解决了，妇女土地权益才能得到切实保障。

三联生活周刊：妇女维护土地权益的情况，在不同地区有差别吗？

李慧英：有地域上的差异，这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父权制文化的深厚程度、妇女觉醒程度都有关系。在我的研究经历里，南方的外嫁女维权整体比北方要好，尤其在东部沿海一些比较富裕的地区，外嫁女不外嫁的数量增多，可以达到上百人，外嫁女的娘家村子经济条件好，她们更愿意留下来生活居住，丈夫孩子都在这里居住。外嫁女的数量多了，土地维权的力量也更大了。在西北地区，父权制强大，妇女的土地权益被剥夺得更为彻底，留下来的外嫁女势单力薄，个体的抗争很难带来较大改变。成功的尝试

三联生活周刊：改变父权制下的陈规陋俗，你们做过哪些尝试？这种工作推广中的困难大吗？

李慧英：改造父权制的陈规旧俗，我们从至少五个方面入手：

第一，在乡村社会倡导姓氏多样化。河南登封的周山村是第一个在村规民约中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随母姓，也可以父母双姓。安徽长丰县创新社区在居民公约中规定：子女随母姓可以得到社区800～1000元奖励，搞起来十分罕见的姓氏革命。

第二，在农村社区倡导婚居模式多样化，让父母与子女都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性。鼓励男到女家，鼓励两头居住，凡是这类的婚礼村集体协助操办。目前，在一些试点村搞了多场男到女家的婚礼，特别受到村民欢迎，有的村民说，要知道找上门女婿能那么风光，那么扬眉吐气，就不会非要个老三（儿子）了。

第三，鼓励妇女参与村庄事务，参与村规民约的修订。通常，村民代表要参与村集体公共事务的讨论与表决，妇女代表寥寥无几。在周山村村规民约中率先提出妇女代表不能低于30%，在其他村庄也在推开，到了创新社区，妇女参与起草村规民约时，妇女代表提升到40%以至于50%。一些代表妇女利益的妇女推举出来，为妇女合法权益发声。

第四，在村规民约中提出反对家庭暴力，特别是针对妇女的暴力，将其作为村集体的一项工作职责，一旦妇女遭受暴力，村集体干部不能置之不理，要予以制止。

第五，在村庄分配规则中，规定外嫁女及婚变妇女的分配权利，如“无论男到女家，女到男家，均可享有村民资格和村民待遇”。取消种种对于外嫁女的限制。

三联生活周刊：在父权制思想如此根深蒂固的地区，改革如何去推开？

李慧英：周山村在河南登封市，属于中原文化，传统的性别文化十分深厚。你讲父权制根深蒂固一点不假。所以，改造父权文化，不仅要有坚定的决心，还要注意策略和方法。讲到妇女土地权益分配问题，不是直截了当谈妇女土地权益，而是绕到人人都关心的养老问题来切入。

首先，讲到农民的千年文化圈：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农村父母一生都为此奔忙：一是生儿子，辛勤劳作、积累家产，以保证儿子有“家业”可承，否则就会落得儿孙抱怨；二是要给儿子娶妻成家，再生孙子，才能保证代代相传。作为回报，儿子在继承家产、成家立业之后，要和娶来的媳妇一起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当老人的财产已经全部让渡给儿子，完全依赖儿子们的供养，一旦儿子“不愿养老”或“不能养老”，就会陷入经济困境。而女儿不能留在身边，她必须嫁出去成为“婆家人”，娶来的媳妇，对于没有养育之恩的公婆却不得不承担赡养职责，义务远远大于情感，养老又陷入了情感困境。这种分析引发村民们的强烈共鸣。怎样改变这种困境？性别专家顺理成章地提出“婚居自由”，不要强制女儿外嫁“从夫居”。要允许男女婚居自主，女儿婚后也可以住在本村，与儿子享有同等的村民待遇。通过这种环环相扣的分析，展现家庭养老与村民资格认定、村庄资源分配的内在联系，一步步撬动父权制的根基。

此外，还从改造生老病死的民俗文化入手，农村民俗常常在自觉地建构父权文化。几乎所有的婚礼，都在强化男娶女嫁，以及要男孩的观念。所有的葬礼都是儿孙送葬，女儿只是陪同角色，不能拿照片，不能打幡，也就是说不能继承财产。周山村在民俗变革上开了先河。2008年搞了一场至今令人难忘的新式婚礼，女儿招郎上门，到男方家迎娶新郎，村书记当了证婚人，倡导“男到女家就是好”，性别专家作嘉宾，上台称赞新娘新郎打破千年旧风俗。风俗变革一场接一场，从婚礼变革到葬礼变革，再到祠堂变革。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改革最后效果好吗？

李慧英：变革是成功的。我们在周山村修订村规民约，吸纳了男女平等的13条条款，不仅有土地权益，还有农村妇女参政、婚居住多样化，以及反对家庭暴力包括对妇女的暴力。修订村规民约后的半年时间，我们课题组做了一次评估，85%以上的村民对新修订的村规民约持肯定态度，认为是“自己制定的”，应当遵守。到2011～2015年，我们将周山村经验，通过与政府部门的合作，推广到安徽长丰、陕西武功和江西靖安三个试点县。应当说，一条在中原文化的土壤上改造父权制的道路，正在开拓出来。期望这条路子可以引入到治理拐卖妇女问题，能够从法律与文化两个层面同时切入。

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什么说，妇女权益问题是一个“边缘性”话题，如果是，能从边缘走向主流吗？

李慧英：之所以说妇女权益问题是边缘性话题，指的是妇女权益并未得到社会广泛关注，尚未完全进入决策主流。我是搞社会学的，在我们这个学科里，研究阶层地域与民族都是主业，而妇女研究则不被视为一个专业，开性别课程，搞性别研究，常常受到很多限制。公共政策会关注人口阶层环保问题，性别问题往往不受重视，进入决策主流尚需时日。大众媒体更关注性别八卦、名人绯闻，而对妇女权益关注严重不足。

我期望，通过拐卖妇女事件的曝光，能够引起人们对父权制文化的关注，对于一直存在的妇女权益问题的思考，当我们可以畅行无阻地在课堂上讲男女平等话题，在媒体上反思父权制的影响与后果，当公共政策能够有更为具体明确的性别规则，就可以开启一个妇女权益从边缘走向主流的道路。让我们一起努力！ 妇女权益外嫁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