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父周母，温暖的“场”

《人世间》原著作者梁晓声说过，其创作初衷一方面为了致敬父辈“大三线”建设工人，另一方面为记录留在城市的普通劳动家庭里的“沉默一代”。就在我们透过再熟悉不过的烟火气和悲欢靠近“光字片”，靠近周家五口的时候，也靠近了那个时代背景下普通老百姓对生活本质的坚信。虽然街区脏乱，居住环境逼仄，“光字片”依旧培养出了品性良好的一代青年。

也许是致敬父辈的缘故，周父周志刚被塑造得表面倔强而内心柔软，耿直得不失可爱。周母李素华则极力维系家庭的平衡，为老伴和孩子们提供弥足珍贵的情感支持。正如周志刚口中“做人，德行是第一位的”，严父慈母言传身教共同奠定了三个子女的善良底色。演员丁勇岱和萨日娜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分享了他们对周父周母的理解和刻画。如山的父亲

起初梁晓声先入为主，认为他父母那辈人的形象该是消瘦的，但看了同样年龄的偏瘦的男演员，未见得有工人气质，穿上工作服也看不出有一身力气。再看丁勇岱演绎的周父，梁晓声感慨“真是一个有力量、能承担、如山的父亲形象”。

丁勇岱和导演李路是老朋友。进《人世间》剧组的时候，丁勇岱刚刚拍完《跨过鸭绿江》，为了饰演彭德怀增重了十多斤。“两个戏确实接得太紧了，我减不下来，强撑着上，外形这点是挺遗憾的。”丁勇岱说。头几场戏，他还难免流露出一点要指挥千军万马的气势。李路提醒道：“工人同志，请注意你的身形。”丁勇岱马上收一收，几天时间状态就调整回来了。

变成周志刚，丁勇岱经历了一点过程，好在这个角色对他来说并不陌生。

从读小说到看剧本，丁勇岱被很多场景和情节勾起回忆。“我生在那个年代，1969年小学都快毕业了，当时很多同学家的居住环境跟‘光字片’差不多。”他本人的成长经历也和剧中人物有相似之处。丁勇岱在山东出生，父亲是冶金部工程师，母亲是中学数学老师。他自幼跟随援疆建设的父母在内蒙古长大。“小时候，父亲就像周志刚那样，常年在外，我的成长期（小学和中学）只有妈妈在身边，与父亲聚少离多。”考入内蒙古戏剧学院表演系之前，丁勇岱当过工人，在武汉，住他对床的老架工脾气、性格都和周志刚有点像，恰巧也是一位八级工。

在丁勇岱看来，周志刚是那个年代千千万万个父亲的缩影，“用今天的话来形容——纯爷们”。即便他有点好面子、有点保守，还有点犟，也不影响他是一个明事理，意识到错误能立刻修正的人。女儿为了爱情远赴贵州，周志刚气了几年还是忍不住亲自去看看女婿的品性，一句拍案而出的“我告诉你周蓉，你可以不要我这个爸，但是我还要女儿”，道出了为父者的不忍心。“孩子再怎么错，父母总是要让步的，总不能失去那个疼爱的孩子吧。”丁勇岱带入式地为“自己”申辩，周志刚的话听着不那么顺耳，可他做的事还是挺“绵柔”的。

周志刚反对秉昆婚事的方式是斥责儿子；在了解郑娟为照顾家付出的辛劳之后，同意这门婚事的方法也是斥责儿子：“你那么有志气，怎么不敢娶人家！”不同意是骂，同意也是骂，被一些人解读为旧式的家长权威，丁勇岱认为不完全如此，“一切都出于爱，只是表达方法不够直接。我觉得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一种血脉里的东西。另外，周志刚为了国家建设抛家舍业，几年回不了一趟家，也养成了不善交流的性格”。

周家是一户极普通的人家，但从建房这点就看得出，周父是少有的具备前瞻意识的穷人。“光字片”原型“共乐区”，在哈尔滨是外省流民聚集的低洼地，一条京哈铁路将它和俄国逃亡者占据的高地分割开来。那些逃荒的农民就地取材，一间贴着一间盖起了容身的泥草房。初到的流民没打算长住下去，为了在漫长的冬季节约取暖材料，多数只盖了一间半房（一间住人，半间厨房）。周家是“光字片”唯一有两间房和院子的。想着站稳脚跟把父母从山东老家接过来，周志刚咬牙借高利贷，盖了两间有地基的房子。正要变卖传家宝还债的时候，抗战胜利，东北“光复”了，高利贷也就不必还了。

记得剧中一个闪回的片段：下雪天，邻居喊着大雪快把房子压塌了。面对秉义的担心，周母说：“你爸盖的房，结实着呢，踏实看书去吧。”对于家人来说，周父的存在就像“光字片”的老房子，历经风霜仍然坚挺，是他们几十年来的避风港。“尽管生活的环境那么艰苦，他还是用双手给家人盖了一座比别人都牢固的房子，在老伴和孩子们面前证明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丈夫，顶天立地的父亲。这对他来讲，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丁勇岱说。

周父的另一个前瞻性就是支持子女多读书。当周蓉谈论自己的人生志向是考大学当教授时，周志刚和老伴都不知道教授是什么，一听女儿解释说是学问最高的，就斩钉截铁地表示“砸锅卖铁，爸也支持”。他相信命运是可以改变的，这一代改不了就下一代，下一代还不行就下下一代。如他所愿，秉义和周蓉都在恢复高考之后踏入北京大学，永远走出了“光字片”。

《人世间》整部剧中的人物命运都不免被时代洪流裹挟。对于周志刚来说，从农民变成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是他人生决定性的改变。

从1958年开始，作为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徙，“大三线”建设持续了整整20年。在此之前，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中国的工业布局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大三线”建设则从军事的角度，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战略后方。就这样几百万工人、知识分子和解放军官兵，跋山涉水来到大西南、大西北，用十几年的露宿风餐，肩扛人挑，在人烟稀少的“不毛之地”建起了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院校。剧中周志刚就是“大三线”建设工人中的一员，从东北迁到西南重庆驻守了19年，62岁时以八级工的身份退休。

八级工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现在的人可能已经很陌生了。打个比方，如果六级工就是武侠小说里的大侠，那么八级工就是像扫地僧一样的存在，那是当年很多技术工人的人生目标。在东北地区，从1950年开始就施行八级工资制，大概在1956年推及全国。在此之前，工资是以工分的形式计算。推行八级工资制之后，工资和技术级别挂钩。剧中提到，一级工每月工资是32元，八级工则是108元，换算成现在的购买力，相当于月薪一万到一万五。

丁勇岱说，从为数不多几场工地的戏，可以看出“八级工是周志刚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工地出现渗水事故，周志刚指挥抢险，危险排除之后，还没等军代表表彰，他就默默地背身离开了。“这种淡泊名利、实事求是的品格在那一代老工人身上具有普遍性。”周志刚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子女也是一样。看到秉昆把小家经营得井井有条，周父对升任副市长的秉义说：“人各有志啊，忙小家，忙大家，忙国家。可是重要的是，能不能忙出个道道。”那次交谈成为秉义的转折点，让他找到了用后半生去践行的使命。

与周父棱角鲜明的个性相对应，萨日娜扮演的周母李素华极尽温暖。“原著对周母的着墨不多，当然了，每个演员都愿意在一部戏中成为戏量最多的主要角色”，萨日娜说，“但《人世间》的配角都不是单纯在为主角服务，角色无论大小都有起承转合，命运的跌宕，无论是周父周母，还是‘六小君子’，每一个角色都在他应有的位置上，为整部戏的百转千回作出了贡献。”

一进到周家的内景里，她就被现场还原的细节“拉”回到六七十年代。从门帘、墙上的灰，到炉子和炉筒上接烟油的小罐子，再到席子和炕，炕上的小柜子和被子垛，目之所及，细致地还原了那个年代专属的烟火气。周母的日常，不是在灶台旁，就是在打扫、缝补。这些看似琐碎的事在家庭中不可或缺。多年来饰演妈妈的经历让萨日娜对四五十年前，女性在家庭中的默默奉献感同身受，“如果把家比作一棵树的话，母亲就是深埋在土里的根，而父亲是树干，孩子们是枝叶。根扎得越深汲取的营养才能越多，才能滋润着树干笔直挺拔，让枝头枝繁叶茂。母亲就是这样，她的爱笼罩着整个家庭。如果每个家庭都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我们的土地上就会被森林包围，不再有荒漠”。

面对同一个问题，“周父周母对三个孩子的感情一样吗？”丁勇岱和萨日娜的回答近乎一致——对每一个孩子都爱，都是心头肉，没有厚此薄彼，但表现出来有区别。“这个区别不是我爱这个多一点，爱那个少一点。虽然周母也很爱秉义，但他不像秉昆一直在身边，跟她情感上很亲近。秉义走到了一个高度，妈妈已经够不到他了，是敬着他的。所以有一场戏，周母把老大忘了，这也是《人世间》要表达的一部分亲情原本的样貌。”萨日娜说。

周父和秉义也有一场父与子角色转变的心理刻画。周父说“人越老，越小”，在导演李路看来，这意味着一个时间节点，父亲要退出家庭管理的舞台了。家家都会遇到父辈在什么时候把接力棒顺意或违心地交给下一代，儿子强了，父亲一定高兴，同时也有失落。

剧中还有很多关于传承的象征性设置，比如周母给周蓉织的红毛衣。这个情节是萨日娜跟宋佳设计的。“我老觉得周蓉回来，她跟妈妈之间应该有一个别有意味的情感交融，后来跟导演商量，加了一个情节，就是给周蓉看红毛衣，红毛衣像是妈妈与孩子在血缘上的联结，无论女儿走多远，一针一线织的都是无尽的思念。”

《人世间》的拍摄期，演员们戏外也像一家人那样相处，彼此共融的氛围让萨日娜想到了《闯关东》。“那时候也是这样，去现场开心得不得了，就想今天怎么没拍我的戏呢。那种‘场’的流动是每一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温暖成就的，彼此情感交融在一起，呈现在屏幕里的戏就会特别黏乎，情感特别浓烈。十几年了，我特别期望再体验那种‘场’，直到《人世间》，大家瞬间达到了完全没有障碍的沟通，周家的亲情不是演出来的，而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

“演员和角色是相互吸引、相互补充、相互成就的。”，萨日娜说。在《闯关东》中，她赋予了“文他娘”蒙古人的性格特点，保护每一个生命是蒙古文化最重要的传承，“在蒙古人的逻辑中，草是最大的生命，然后是羊，再然后是人。因为没有草就没有羊，没有羊就没有人，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观。当你把它放到人物上，这一点，就会让这个母亲非常闪光，她珍爱的是生命本身，不会因为地域或者生命形态而有所区分。”萨日娜感慨自己有幸碰到一个又一个从泥土当中生长出来的、鲜活的人物。

“我演过的妈妈都很相似，都有中华民族母亲的宽厚和伟大，只是她们之间的不同在于各自表达爱的方式。”萨日娜对那些角色如数家珍，除了《闯关东》，《我的孩子我的家》中的妈妈坚韧倔强，《母亲是条河》中的妈妈不畏坎坷，“她们身上都有很强的命运感，具备完整的故事性。但李素华身上没有，也恰巧因为李素华不具备命运感，观众更强烈地感受到她在琐碎的生活当中渗透的温暖和爱”。

让丁勇岱和萨日娜感到意外的是，观众觉得周父周母举案齐眉、相濡以沫的感情有点“甜”。丁勇岱站在周志刚的角度想，那代人的爱情更有责任感，“他之所以能踏踏实实在工地上，因为家里的老伴太让他放心了，两个人相互分担、相互维持生活”。萨日娜认为周父周母聚少离多，正因为思念的时间太长，见面时才会有一些生涩和娇羞。那个时候必须得接受两地相隔，周父周母不但接受了，还把等待团圆化为生活的动力。“这可能是老一辈人特有的能力，现在的年轻人稍微有一点不舒服，就开始相互指责。”

听闻老伴瘫痪两年醒来，周志刚忙赶回家，小儿子在接他的路上表示，母亲虽然醒了但时不时犯糊涂，不一定能认出他。听了这话，周志刚第一反应是“不可能”，他嘀咕着：“我跟你妈结婚三四十年，统共在一起的时间也没几天，总想着往后退下来，回家安度晚年。不认识我了……”然后陷入沉默。周父周母相见时，一人只有一句词，层层递进的表演道出了尽在不言中的感动。丁勇岱拆解了那场戏的心路历程，“他试探地叫了一声，内心是忐忑的，当老伴认出他的瞬间，周志刚哭得像一个找到家的孩子”。

在丁勇岱的理解中，周志刚看起来什么都能撑着，但他最软的地方只会在老伴面前展露。“单独面对李素华时，周志刚的举动不是一个刚强的汉子，更像一个男孩。有一个镜头，他看到老伴的头发白了，那是充分展现丈夫对心爱之人的疼爱。多数情况下，像在火车站告别一样，他不能流露出伤感的东西。越需要控制的时候，越要笑嘻嘻的，把最温暖的东西留给对方。”

对于萨日娜来说，区别清醒和糊涂之间的度特别难把握，剧本里周母何时明白何时糊涂没有明确地写出来。“她的糊涂都在别人的嘴巴里，比如，孩子们对话里出现，妈白天还好，到了晚上就不大好……真正写到有妈妈的地方，几乎都是清醒的。”为此，萨日娜特意去询问原著作者梁晓声，对方一句话启发了她：很多耳朵不好使的，好听的都能听见，不好听的都听不见。“后来，很多在剧中周母该糊涂的时候就糊涂了，比如春燕跟她说些事儿，她不太想明白就糊涂了；郑娟受儿子的欺负，她就跟明白人一样开导郑娟。最后老伴即将离世，她又是最清醒的。”

周父周母同时离世的安排把整部剧的“泪点”推向了高潮。丁勇岱看到周志刚突发疾病的情节时，联想到自己的父亲。“我父亲病重时，他的大学同学都从外地来看他。分别时，父亲对每个人都说‘来世见了啊’，我妈和我听着特别扭，但是他自己就说，这还不是实话吗？这是实话。”所以丁勇岱用类似微笑的方式演绎周志刚的回光返照。

最后一家人躺在床上，按照剧本的要求演完了，导演没喊停，雷佳音顺势问了一句：“爸，咱们家你最喜欢谁？”之后丁勇岱的回答都是即兴发挥。“拍了那么长时间，我也是有感而发，想着家长马上就离开人世了，给孩子们留点温暖的东西吧。狐狸的部分有点像安徒生童话。说到那儿，我的眼泪有点止不住了，但还是控制着，不能让孩子们看见，最后露出微笑，离开人世。”

那场戏，萨日娜扮演的周母没有台词，她睁着眼睛，静静地听老伴和孩子们聊天。周母是清醒的吗？萨日娜的回答是肯定的。“看到很多观众留言，包括评论和弹幕，特别感谢观众，我们所有能够放在角色当中的情感表达，都被大家看见了，感受到了。那时候她是最清醒的。孩子们可能不知道，这是爸爸的回光返照，但是妈妈知道。她最后起身看了一眼老头儿，再回来那一瞬，我觉得她已经下定决心，‘你什么时候走，我就什么时候跟着你一起走，因为我们在一块儿的时间太短了’。”

李素华端坐在遗体旁紧握老伴的手那部分，对萨日娜来说，只需要把控住呼吸就好，“但是把控呼吸真的太难了，尤其一听到他们哭，我的内心可澎湃了。拍摄时郑娟跑过来抱着我说，‘妈妈，您不要我们了吗？’她那个话一出来，我眼泪都快下来了。”接着周父周母遗体告别，原本拍的时候宋佳穿着红毛衣，跪下来说：“妈，您给我织的红毛衣我穿上了，您倒是起来看看我呀。”当时在监视器另一头的萨日娜看着，泪如雨下。“这些地方如果都保留的话，相信大家一定会哭得更厉害了。”

关于传承和延续，导演除了对红毛衣（母女之爱）做了呼应，还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镜头：周母临走前，把镯子盒放到了郑娟的枕头上，它犹如一根接力棒，象征着周家女人美德的传续。周母知道盒子是空的吗？萨日娜的理解是：“她相信镯子就在盒子里。但这么多年，她就没打开盒子看过吗？她一定是看过的。那你说她是糊涂还是清醒？这一份难得的糊涂多么有力量。”

周父周母，乃至所有主角配角，都在用潺如细流的方式诉说着平民走过的历史，那一段物质极其匮乏的岁月，正如《人世间》的主旨：“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显良知与担当。”

（本文图片由片方提供） 人世间父亲周蓉剧情片闯关东巴基斯坦电影萨日娜丁勇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