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溪二号”与正在巨变的欧洲

3月1日，欧美媒体传出消息称：负责建设和运营管道系统的“北溪二有限责任公司”因制裁和项目暂停而面临债务危机，将要申请破产。这家位于瑞士的公司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的全资子公司。瑞士当地官员告诉媒体，“北溪二有限责任公司”已经裁撤全部上百名员工。

俄方表示这一消息并不属实——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随后在3月2日回应说，“北溪二号”不会消失，其基础设施已经就位，有待尽快启动。但他也承认，计划中的运营遭遇外界变故，已经无法预测何时才能恢复原先进程。

此前，2月22日，就在俄罗斯开始军事行动之后，现任德国总理朔尔茨已宣布暂停“北溪二号”的审批程序。在现今莫斯科和欧洲之间的严峻形势下，这不啻于宣布“北溪二号”将无限期搁置。

“北溪二号”指的是一条从俄罗斯绕过乌克兰、借道波罗的海直达德国的天然气管线，也是第二条贯穿波罗的海的俄罗斯－德国天然气海底管道。2018年5月，在德国政府批准开工之后，正式开始建设。它由两条并列长达1200千米的管道组成，在俄罗斯芬兰湾边的乌斯季－卢加（Ust-Luga）入海，穿过芬兰、瑞典和丹麦的海上专属经济区，通向德国东北岸卢布明（Lubmin）。

“北溪二号”完全称得上是一项世纪工程，排水量超过40万吨，长382米的世界最大工程船“开拓精神号”（Pioneering Spirit）就是“北溪二号”项目的施工船之一。在这里，上百名工人日夜无休轮班施工，把直径1.22米的金属管道分段焊接连为一体，再通过船头重达4000吨的起重支架连贯伸向海洋中央。

按计划，“北溪二号”将在2022年建成投入运营，每年向欧洲输送多达550亿立方米的西伯利亚天然气。加上已经于2011完成并投入使用的“北溪一号”管道，整个系统的每年输气总量可达1100亿立方米。

尽管“北溪二号”从规划时就接连遭遇困难，尤其是2017年后被美国以“欧洲能源安全”为由施加制裁，但其施工还是顺利地在2021年底完成，一切只待德国政府验收通过。但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让这一巨型工程面临功亏一篑。

即将运行的天然气管道系统面临终结，这自“冷战”时代欧洲进口苏联天然气以来，恐怕还是首次。这个“第一次”伴随着另一件大事：2月24日，朔尔茨在德国国会表示，将放出1000亿欧元的特殊预算，并从此将德国国防预算上调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以上。他指控普京想要建立“俄罗斯帝国”，还表示德国必须以加强军备作为回应。除此之外，德国还首次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1000枚反坦克导弹和500枚地对空导弹。

和俄罗斯的油气合作遭遇重创，德国与它所在的欧洲，正面临巨变。

在“冷战”的最后时光里，从东方一路伸向欧洲心脏的苏联天然气管道，已经成为大众流行文化的一部分——1987年的“007”电影《黎明杀机》中，邦德把一名叛逃的克格勃将军从苏联境内的一座天然气加压站塞进胶囊仓，推入天然气管道——这一“伟大的苏维埃成就”瞬间把目标运到了铁幕对面的奥地利。

在现实中，欧洲庞大的俄罗斯天然气进口量并非一蹴而就，且一波三折。

苏联的能源出口可以追溯到“十月革命”后的“新经济政策”。当时，列宁的苏维埃俄国曾向西欧出口高加索石油以创汇，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一度占据西欧石油消费的15%。

尽管如此，欧洲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一直警惕苏联的石油出口。他们认为这是莫斯科控制欧洲命脉，进而染指欧洲国家的一种政治手段。这一判断并非完全虚假，毕竟苏联曾将能源出口当作外交武器运用：1948年到1954年间，苏联和铁托的南斯拉夫交恶，随即对后者采取了石油禁运。故而，在“冷战”初期，只有芬兰、瑞典和爱尔兰等几个欧洲国家大规模进口苏联原油；甚至，美国还在1962年主导了一场制裁，禁止各国向苏联出口油气管道及提供管道技术。

在西欧，对天然气的需求最初由荷兰的气田和法国从阿尔及利亚的进口满足。到了1966年，意大利和奥地利为了压低荷兰天然气价格，开始和苏联商谈进口计划。这一变化刚好和苏联的管道工程相遇：60年代，苏联投入巨大资金和资源，修建了一整套连接苏联本土和东欧华约各国的“友谊”油气管道。这一管道系统经由如今的乌克兰境内，将苏联的能源输送到华约阵营各国。其价值是：通过稳定的石油与天然气供应，东欧国家在能源上更依赖苏联，阵营中各国的关系将更加紧密。

“友谊”管道到达了西欧的边境：通往捷克斯洛伐克的天然气管道，终点就在捷－奥边境，离西德仅仅一步之遥。不过在那时，西德对进口天然气并不热衷：鲁尔区煤矿企业的利益，壳牌和埃索等巨型油气公司在荷兰的投资，都阻止着和苏联人的合作。

局面最终被社会民主党改变。1969年，巴伐利亚州找到时任外长的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请后者放开苏联天然气进口。位于南部的巴伐利亚长期依赖鲁尔区的煤矿和阿尔及利亚的燃气。当地政府希望降低对煤矿的依赖。近在咫尺的东欧就成为不二选择——只要将苏联的天然气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已有的管线驳入巴伐利亚，西德南部的工业区就可以获得更廉价、更多元的资源，从而赢得竞争上的优势。

同年秋天，勃兰特成为西德总理。他一上台就推行和东欧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并拉开了苏联天然气进口的序幕。正好，铁幕另一边也有此需求。1966年，第四代苏联最高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上台。经历了数年前的古巴导弹危机，以及经济改革后农业供给不足等问题，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僚们期待“和平竞争”。在时任苏联中央计划委员会主席、石油工业部长巴依巴科夫（Nikolai Baibakov）的支持下，勃列日涅夫认定：向欧洲出售石油和天然气是“一箭多雕”之举——既可获得外汇，在国际市场上购买食物和消费品，又可引入欧美技术和资金帮助开发西伯利亚气田，还能通过供销关系维护和欧洲国家的外交稳定。

“冷战”的缓和让一项规模巨大的合作成为可能：1973年，德国正式从管道引入苏联天然气。同年4月，在访问西德时，勃列日涅夫拿出了一项合作草案，邀请西德参与西伯利亚－西欧的天然气项目。1981年，德国能源公司鲁尔加斯（Ruhrgas）和苏联签订了一项价值200亿德国马克的合同，增加超过100亿立方米的年输气量，并建设一条超过5000千米、从西伯利亚通向西欧的天然气管道。就这样，在短短10年里，西德和苏联的天然气项目合作逐步升级，成为“冷战”东西方之间最大的经济合作项目之一。苏联天然气在西德天然气消费中的占比也逐渐提升到超过30%。

就这样，欧洲的需求和苏联的经济盘算一拍即合，在“冷战”中创造出了怪异的双边能源合作。这合作日益坚实，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后，1979年苏联开启阿富汗战争后，1980年苏联镇压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后，美国数次施压，希望欧洲在油气生意上制裁苏联，但欧洲都没有动摇。甚至，在这期间，1973年到1974年的海湾石油危机和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变相还让苏联成为了欧洲油气供给的“最优选择”。

正如波恩政府的解释——“做生意的人不会互相开枪”（Wer Handel miteinander treibt，schieschie?t nicht aufeinander），苏联与欧洲的天然气管道始终牢牢跨越在铁幕之上。

反而是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双方的能源友谊与和平开始动摇。整个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因苏联解体后的动荡和混乱，多次无法达到欧洲的供应需求。同时代的后苏联国家，如乌克兰，却已经从民众到政治人物都习惯了苏联时代低廉的天然气价格和稳定的供应，将之视为自己的不变权利。国际关系学者玛格丽特·巴马赛达（Margarita Balmaceda）称这种心态为“苏联能源文化”。

在“能源文化”中生活的人们没有看到的是：时代已经巨变，在他们和天然气田之间竖起了国界。一旦国界两边爆发冲突，原先无忧的能源供应，此刻就变成匕首与弹药。

千禧年之后，天然气管道所经的乌克兰局势日渐动荡。2004年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俄罗斯用油气价格上涨来惩罚乌克兰的反俄力量，造成了2005年的第一次乌克兰天然气危机。此后的2008年、2009年，以及2014年，基辅爆发针对亲俄领导人亚努科维奇的“广场革命”后，油气危机屡次上演。

但在德国，便宜可靠的天然气不仅是50%德国人的冬季取暖来源，也是德国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季节和时间的变化，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已经占到了德国用气量的30%到50%。因此，“绕过动荡的乌克兰”逐渐成为提上台面的日程，2011年，不再途经乌克兰的“北溪一号”输气管道建成，每年550亿立方米的输气量足以占到德国天然气进口量的三分之一。

随后，与“北溪一号”管道基本平行的“北溪二号”项目也在2015年正式立项，按照设计，两条管线输送的天然气，可以满足整个欧洲市场约20%的需求。但和“冷战”时期不同，此时的输气管道，已经不再是和平的使者，反而开始变成外交争议、安全猜忌与地缘冲突的焦点。“北溪二号”似乎从诞生以来就背上了这一切诅咒。

“北溪”项目并非德俄两国独揽的工程，其前前后后的供应商列表中包括了法国的Engie集团、日本的住友重工、英国的罗尔斯·罗伊斯等企业。“北溪二号”遭遇的制裁和阻力，既是对德国政府能源政策和项目独立性的挑战，也堪称是对全球化的政治逆转。

2005年，就在德国大选前不久，社民党总理施罗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一项协议，由两国共同兴建一条从芬兰湾出发，横跨波罗的海直抵德国本土的天然气管道。未来的“北溪一号”计划由此正式启动。施罗德没有准备好的是，在接下来的大选中，社民党将失去执政地位，德国也从此迎来默克尔时代。不过，政党的更迭没有阻止“北溪一号”的兴建，默克尔政府延续了这一项目。离开政治舞台中心的施罗德则加入了负责“北溪一号”项目的“北溪”有限责任公司集团董事会，后者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其他几家西欧企业的合资子公司。

20世纪初，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尽管已经出现摩擦，却仍然维持着相当的友善。俄罗斯政治记者祖加尔（Mikhail Zygar）曾经描述过普京刚上任之初和欧洲领导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他花更多时间亲自陪同这些欧洲客人到处参观，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俄罗斯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带着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游览冬宫，为他介绍其中的展品。对西欧人来说，这时候的普京是一个可以合作、值得合作的俄罗斯领导者。也正因如此，尽管美国对欧洲的“能源安全”一直有异议，“北溪一号”仍在施罗德和默克尔两届政府的接力下持续推进。

此时的乌克兰已经开始浮现危机。2004年的“橙色革命”后，尤先科政府开始推广一套民族主义论述。在这套论述中，苏联和俄罗斯历史被有意排斥，乌克兰的历史脉络被聚焦于西部的加利西亚地区和当地的右翼民族主义运动。其后数年，尤先科和总理季莫申科的权力缠斗让这套民族主义论述随着政治动员逐步扩散。随之而来的则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油气危机。

这一切成为德国“北溪”计划的背景。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无疑让柏林更想绕过陆地将油气管道铺向海洋。只不过在那时，德国精英们更倾向于认为乌克兰问题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之间的问题，德国只需要在政治上置身事外就可以了。他们想象着可以在空间上绕过这个地雷，也仍旧坚信从“冷战”高峰期学到的经验：只要生意牢固，外交危机就可以避免。

只是，当初主导“北溪”计划的人们，未必会料到欧洲地缘政治日积月累的矛盾最终促成嬗变。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在2008年前后陡然紧张。俄罗斯的地缘战略也转向另一个方向：建立以自身为中心的欧亚世界。

2014年基辅的“广场革命”和随后的克里米亚危机是如今一切的最终开始。当时，随着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和东欧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大力介入欧洲能源安全事务。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就一直施压让德国放弃“北溪二号”：2017年，美国通过法案，制裁在“北溪二号”项目上投资超过100万美元的投资者；2019年，美国又通过《保护欧洲能源安全法案》，制裁一系列参与了“北溪二号”工程的企业和实体。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后，不仅没有撤销先前的制裁，还进一步追加扩大了制裁清单。

柏林方面一直坚持抵抗美国的压力。在2019年的一次采访中，当时还是财长的朔尔茨就批评说：“这些制裁是对德国和欧洲内政及主权的干涉。”2021年7月，经过漫长的斡旋沟通，美德签署协议，确定“北溪二号”可以投入运行，但德国承诺，一旦俄罗斯将能源供应武器化，或进一步“入侵乌克兰”，德国将对俄罗斯施加制裁。这一承诺最终变成了如今的现实。

压力不仅来自美国，也来自东欧国家。对乌克兰来说，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直通管道项目意味着乌克兰将损失天然气过境费用——例如2020年，俄罗斯通过乌克兰向欧洲输送了56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乌方就此获得了21亿美元的过境费。怀疑、忌惮俄罗斯的波兰和匈牙利等欧盟东欧国家，也一直对“北溪”项目多有批评。2006年，时任波兰防长的西科尔斯基（Radoslaw Sikorski）就激烈批评当时刚开始兴建的“北溪一号”，称之为当代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1939年，正是苏联和纳粹德国之间的这项密约决定了波兰人民在“二战”中的悲剧命运。

但俄罗斯对“北溪二号”遭遇的种种阻力，似乎一直很有耐心。就在“北溪二号”被德国宣布暂停的当下，俄罗斯媒体对这条天然气管道的关注仍然不多。毕竟，当下高企的原油价格，以及欧洲巨大的能源需求，决定了只要制裁不涉及俄罗斯能源产业，外汇收入就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一条管线的收入损失完全可以由其他方面弥补，现下俄罗斯最为关注的，恐怕仍然是如何在战事中取得自己需要的战果。

另一方面，随着俄欧关系的恶化，荷兰出产的天然气价格已经迅速上涨了三四成，这意味着欧洲的居民和工业将要承受更昂贵的燃料和能源价格。而美国则趁机为欧洲提供“多样化”的选择——页岩气。根据美国国会2020年2月的一份报告，美国未来将拥有每年超过15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出口能力——尽管从欧洲的角度看来，美国天然气仍然价格偏高，且要以海运形式抵达欧洲。

随着“北溪二号”的“暂停”，一切冲突都整合进了乌克兰的局势中。德国从此前的“援助头盔”到援助杀伤性武器，朔尔茨从飞赴莫斯科斡旋到直接抨击普京，德国抵挡美国压力和俄罗斯沟通、缓和局势的路线至少在当下是失败了。德国《明镜》周刊的报道则称，随着乌克兰战事的激化，执政党社民党内的对俄路线已经日趋强硬。漫长的秋天

2011年11月，在“北溪一号”管道项目的落成仪式上，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法国总理菲永一起伸手，共同转动一道看上去有点松松垮垮的模拟阀门。随着阀门转动，象征着天然气的蓝色液体在阀门下的透明管道模型中从一边流向另一边，几名欧洲领导人像孩子把弄玩具那样乐不可支。“‘北溪一号’意味着俄罗斯和欧盟合作的新篇章。”在欢快的氛围中，梅德韦杰夫这样致辞。

十年过去，梅德韦杰夫从“梅普配”的总统变为总理，又被调离总理位置，变成了俄罗斯内阁中民调支持率最低的成员之一；菲永参加了2016年大选，止步第一轮，继而在2020年因挪用公款被判刑；默克尔顺利度过了另一个十年，在2021年底“光荣退休”。然而她留下的欧洲政治遗产——一整套沟通、合作和维护安全的方式，仅仅过了几个月，就遭到狂风暴雨般的冲击，摇摇欲坠。

德国此刻也许正处于“塞翁失马”的奇怪情绪中：造价达到110亿美元的“北溪二号”至少短期内无法投入使用了，民众也将承受更昂贵的生活成本。然而，德国却在此背景下“意外”地调整了长期保持的外交路径。军费的增长，意味着德国外交的根本性变化。阿斯顿大学政治系学者特纳（Ed Turner）在《对话》网站上称之为“欧洲和世界变化的一步”——朔尔茨的讲话和表态改变了德国过去数十年里基于战争和屠杀反省的对俄姿态与国防政策。

随着美国和欧洲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诸如埃克森美孚、英国石油公司在内的多家油气企业已经表态准备退出在俄国的合作与投资项目。3月7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欧洲和美国已经开始讨论全面禁止俄罗斯的油气进口。“北溪二号”也许只是这一切的开始。它也象征着结束——从“冷战”开始的，将东西方连接起来的能源生意，就要接近终结了。就像支撑着地缘安全和稳定的许多其他支柱一样，包括天然气管道在内的冷战和平红利，也逼近了透支的时刻。

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同样走到了一个路口：尽管未来的德国和欧洲朝向何处仍有许多变数——与“北约”和美国的战略结盟会更深入，还是会追求更多自主性？但毫无疑问的是，一切都将发生变化。 俄乌制裁俄罗斯天然气投资苏联能源天然气管道乌克兰冲突俄罗斯乌克兰油气改革美国天然气俄罗斯天然气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