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东线要冲

208年年底，赤壁之战的隆冬尚未结束，曹操败逃至江陵后迅速北撤。他把信得过的两员大将曹仁和徐晃留下，驻守江陵，又派乐进驻守襄阳。此时东吴的军队也沿江向西，一路追杀曹军。然而甘宁在夷陵遭到了曹仁的包围，吕蒙便建议孙权，留下凌统来抵御曹仁，用一半的兵力援救甘宁。孙权与曹操的人马在长江两岸僵持对峙，荆州西北的局势正在焦灼中。

在这期间，孙权认为应该开辟新的战场，既可以打曹操一个措手不及，又可以分散曹操的注意力，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合肥。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孙权一边亲率部队围攻合肥，另一边，他又派张昭进攻合肥北边的当涂县，希望给曹操造成更大的压力。

不过从陆上作战的实力来看，东吴的确不是曹操的对手，张昭出战不利，孙权这边围攻了合肥一个月之久，也没有成效。曹操那边，一时派不出大将支援合肥，等到他从荆州返回许邺之后，才派遣张喜率骑兵开赴合肥救援。然而援军还没赶到，孙权就率军撤离了。自此开启了孙曹两方在合肥的数年拉锯。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宋杰根据《三国志》及裴注、《资治通鉴》等史籍统计，在208至278年期间，孙吴军队对曹魏（及西晋）共发动过34次进攻行动，其中合肥—寿春方向的攻击为12次，占总数的35%，而在这12次中，国君亲征的有6次，孙权和孙皓都亲率大军出击过，其中又以孙权的4次亲征合肥最是有名，以至于后世总将合肥说成孙权过不去的伤心地。

为什么对于孙曹两家，合肥都如此地重要？为什么孙权几次三番征讨合肥却都无功而返？合肥并不算是三国时代的核心地带，那它又是怎样的存在？要厘清这几个问题，还是得先从地图看起。

合肥在安徽省几乎正中心的位置，从地理环境来看，并没有什么亮眼的特征，没有高山——现在的主城区唯有一山，即一座古老的死火山大蜀山，在合肥市的西郊，海拔不到300米，也从未对战争起过什么作用；这座城不临大江，有小水，根据《水经注》的记载，“合肥”就是由于施水与肥水相会于此处而得名的。合肥人总爱开玩笑说，1958年毛泽东来合肥视察时，有八个字的评价：“合肥不错，为皖之中”，大意就是合肥这座城市挺好的，虽然没什么突出的亮点，但它在安徽的最中间。这个时候仍有安徽省会是否应该定在芜湖的争论，这个“为皖之中”成为合肥稳住省会位置的重要支撑。

在东汉末年的版图上，合肥属扬州九江郡，北有淮河，南有长江，夹在这两条大江之间，却又不临大江。合肥到淮河和到长江，最近的距离大概都在100公里出头，不算远也不算近，可进亦可退。宋杰指出，合肥所处的江淮地区是丘陵地貌，但江淮丘陵的“蜂腰地段”恰好就在合肥西边的将军岭附近，水道和沿河的陆路均由此经过。

合肥坐落在这一狭窄通道上，因而成为道路要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是商旅往来的贸易都市。长江下游地区的南北往来都会经过合肥，使得这座城市一直是一个南北文化交融的地方。以至于直到今天，若是问一个合肥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都很难得到统一的答案，即使合肥地处我国南北分界线秦岭—淮河的南边，但生活习性、饮食结构都有着南北混杂的风格。

三国分治的时代，由于扬州被曹魏和孙吴各控制一部分，因而有两个扬州政权。合肥属于曹魏控制，但已处于曹魏扬州的边界处，过了南边的巢湖，便是东吴扬州的地盘了。

从地图上来看，巢湖的西北口紧邻合肥，最东边则临着现在的巢湖市，当时还被称为巢县。巢湖的最东口连着濡须水，濡须水往南直接连通长江。这个连接口已经距东吴大本营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非常近了，舰船顺着长江可以直接从建业抵达巢湖。东吴的军队只需要在自己管控的扬州境内走水路，便可到达曹魏控制的东南门户合肥，这对于孙权来说，当然是一块整天在眼前晃悠的大肥肉。因此，东吴若想北进，突破合肥是最优选择，孙权因此才多次进犯合肥地界，试图从这里找到曹魏的软肋。

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周怀宇常年研究合肥的三国史，在他看来，在东吴对合肥的屡次突袭或正面进攻中，并非每一次都打不下来，以东吴的实力来看，是有可能拿下合肥城池的，然而“能打下却守不住”。他认为东吴的军队最北只能打到淮河，他们的真正的军事实力并不足以支撑其继续北进，过淮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既然过不了淮河，东吴拿下合肥的意义就不大，曹军可以随时南下夺回合肥。合肥对于东吴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虽然诱人却难以掌控。也许正因为如此，在孙权对合肥的几次进攻中，只有第一次他是真正下了力气去夺城，之后的几次总有点“虚晃一枪”的意味。

在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时候，合肥几度易主，从袁术到孙策，连年不断的战乱让这座城池几乎成了一座荒废的空城，原本留住在城里的很多人也逃到了城外。200年孙策意外死在黄祖手下之后，合肥来了位新的扬州刺史刘馥。刘馥是曹操的手下。早在袁术占据合肥的时候，曹操就盯上了合肥，直到200年，曹操正在官渡与袁绍激战无暇南征，但他非常清楚合肥地区的重要性，便把刘馥派了去。

周怀宇指出，曹操在合肥建立新的扬州刺史治，是以汉朝天子之名而建，代表汉献帝治下的扬州府。在此之前，合肥的行政级别只是县城，但此时的合肥在行政级别上连升两级，成为东部重镇。

在此之前，刘馥从未带兵赴任过，他“单马造合肥空城”成了至今都在流传的一段佳话。当时的合肥一派衰败景象，刘馥到任合肥，军事攻防次之，首要任务则是重建城市，恢复农业及建设，并收编军队。利用屯田这种半军事化的组织方式，刘馥逐渐收编附近流亡的农民，搭建出一支由当地郡县壮丁组成的地方武装。不过据记载，这支武装在孙权首次进攻合肥的时候，曹魏守军和这支民兵组织都困守孤城，久未迎战，说明其战斗力并不强。

不过刘馥在任期间，合肥的农渔牧商都在重新转好，城市也逐渐恢复往日繁荣。据合肥三国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姚传华指出，更关键的一点是，刘馥治期，在合肥百姓中间大肆宣扬曹操的“仁行”，致使曾经对曹军闻风丧胆的人们可以安心踏实地在此处生活生产。

208年，刘馥在合肥去世。《三国演义》小说里把刘馥的去世写得充满戏剧性：赤壁之战的前夜，曹操与诸将饮酒作诗，他吟唱道“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一句，刘馥认为这句唱词有不祥之兆，曹操大怒，一气之下刺死了刘馥。《演义》中刘馥这样的结局属实冤了些，在真正的历史中，曹操对刘馥治理合肥的功劳是非常欣慰的。

《三国志》中记载的刘馥去世是这样的：他去世的时候，孙权正率领10万兵众围攻合肥城100多天，当时连天降雨，城墙快要崩塌，于是城内人用草席盖住城墙，夜里燃烧鱼脂油照明监视城外，根据敌人的一举一动做出相应的对策，孙权军队因此而撤军。刘馥去世后，扬州官民非常怀念，认为即便是春秋时董安于守卫晋阳的事迹，也不能与刘馥相比。

赤壁之战之后，为了加强合肥的军事防御，曹操在寿春南部邵陂刘馥的屯田基础上，又建了新的屯田。学者张磊夫写道，“合肥虽然在淮河流域的寿春以南八公里，但这些新的屯田使它成为了固若金汤的基地，也成为了未来对付孙权的优势基础”。

长江从南京拐弯呈南北走向，以长江为界分为江东和江西两边，东吴属地被称为江东，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时曹操控制的长江西岸地区，除了合肥及南边的皖城，几乎都是无人地带，而江东地区则更安定富庶。这个时候，孙曹两方在合肥地区的关系已剑拔弩张，曹操决定把自己治下的住民派往北方，但是事与愿违，曹操的这个做法引起了当地住民的恐慌，大约有10万人东渡长江逃到东吴的江东地区，反而填充了对方的口。

孙权这边，一边觊觎着合肥这块肥肉，一边将秣陵改为建业，把南京这个地方作为自己未来最重要的根据地。而南京作为后来的多朝古都，也是在这个时候由孙权奠定的基础。

虽然后来再看这段历史，会有学者分析当时东吴的实力不足以北上攻曹，但是在当时看来，孙权也是做了万全的准备。与他的父兄孙坚和孙策相比，孙权是一个更趋于保守的人，尤其到了晚年，他认为稳住江东是最重要的，是万事之基，而这也是当年鲁肃给他的治国之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赵国华认为，从江东的地理格局来看，东吴要想保住江东的地盘，必须要在长江北岸占领一个重要的区域才能守江，合肥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从军事战略看，东吴守江不能只守南岸，能够守住北岸才能真正确保长江的安全，扼守住整个长江要道。

但未来的几年战争的确让孙权痛心。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惨败发生在215年秋。合肥人打小就知道张辽威震逍遥津的故事，神话张辽的版本是，他只率800人就在逍遥津这个地方破了孙权的10万大军。周怀宇指出，逍遥津是当时肥河的一个渡口，这个名字具体什么来意不好考证，但在《水经注》里有明确记载，后来多推测可能与庄子的《逍遥游》有关，但仅是猜测。

这个时候，曹操正在西北战事中，无心顾及南方局势，孙权带着10万大军来犯合肥，而守城军队只有7000，由大将张辽、李典、乐进把守。曹操给护军薛悌留下一道指令，只有在危急关头才能打开，上面写着：“如果孙权来犯，张辽、李典出战，乐进守城。”于是张辽就带着800人出城，也并没有真正地对战，只是在军中叫板孙权。孙权的士气愈发低迷，在围城10天不破后，孙权下令撤军。《三国志》的记载中，虽然张辽威震是真，但当时的吴军军中已经暴发瘟疫，这很可能才是真正导致孙权撤军的原因。

这一年，孙权没有拿下合肥，刘备却得到了益州，开启了短暂的“跨有荆益”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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