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战场的另一种讲述

在山河变幻的三峡地区，还有多少历史物证可以作证夷陵之战这一史实呢？现年72岁的黎泽高是宜都市博物馆的首任馆长，早年间负责并参与了当地许多重要的考古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当黎泽高在清江流域做考古调查的时候，曾在鸡头山对岸的刘家河村渡口的台地上发现了许多筒瓦、板瓦和瓦当，这些常用作大型建筑的构件，年代为东汉时期，证明东汉年间这里曾大兴土木。刘家河遗址与南岸的鸡头山、范家洲相望，形成三角形地势。1976年因为修建拦水堤，大部分遗址被破坏，仅余下约90平方米的一小块，但这些残存的遗迹也因多年来的江水冲刷而被抹去痕迹，只留下了“刘家河遗址”这个名称。

在考古学界，三国与东汉、西晋时期的断代比较困难。因为三国存在的时间太过短暂，若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算起，到280年西晋灭东吴统一三国为止，只有短短60年。而若从190年汉灵帝去世东汉进入群雄逐鹿开始，三国的历史也不过90年，且紧邻东汉晚期。所以真正能认定属于三国年间的考古发现少之又少。

刘家河遗址的发现，能够从侧面证明鸡头山以南的宜都平原地区，在东汉时期并未寂寂无闻，陆逊完全有可能将宜都的军备设施延展于此地的大型建筑上，对抗从长阳佷山试图进入宜都平原的军队。事实上，在宜昌、宜都最丰富的考古发现便集中在了新石器，战国以及两汉至三国时期。那么，考古学是否能够从另一个维度向我们重新讲述此地发生的三国故事呢？

在宜昌博物馆里，准确标明“三国时期”的文物不多。分别属于蜀汉与孙吴的两枚钱币就是其中两件。一枚写着“直百五铢”的蜀汉钱币出土于三峡地区，而另一枚写着“大泉当千”的孙吴钱币出土于宜昌市西陵区的樵湖岭一带。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宜昌市配合当地基础建设曾在市区开展过许多考古发掘工作。从这些发现中，我们可以窥探到宜昌城区如何发展至今的历史轨迹。

西陵峡口的位置是三峡著名风景名胜“三游洞”。三游洞位于西陵山北峰的峭壁上，紧邻南津关，背靠西陵峡口，面临下牢溪。唐代诗人白居易同弟弟白行简、好友元稹兴之所至，游历此地后写下《三游洞序》，一边赞叹道“斯境胜绝，天地间其有几乎？”，一边忍不住疑惑“如之何俯通津，緜，岁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乎？”在唐朝大一统的环境下，分裂年代此处的战略地位被大幅度降低，才会有“罕有到者”的表象。但其实，在分裂时期作为军事要地的西陵峡口，才曾是人口集聚所在。

宜昌市文物管理处负责人许发喜自幼生长于此，并在早年间在此进行多年考古工作。许发喜的父亲曾是西陵峡口的船家，当时这里航运非常繁忙，长江两岸和上下游的人往来都需要坐船，峡口处的江面还很窄，远不是现在看到的辽阔模样。事实上，他告诉我们，如今南岸那些整齐的峭壁都是为了拓宽长江航运道路用火药炸出来的，而下牢溪也曾经名副其实只是一条浅浅的溪沟，少时他们常常在这里嬉戏，枯水季时纵身一跃便可抵达溪对岸。但随着江水上涨，下牢溪入江口段随之攀高40多米，水面也宽阔不少，变成了眼前的这条大河。

幼时的生活记忆与成年的工作经历穿插在一起，许发喜向我们讲述了关于这里更古老的历史。在三游洞景区，古军垒和刘封城是两个著名的人文景点。刘封是刘备养子，据记载他曾在建安十九年（214年）与孟达同任宜都郡太守筑城御敌。虽然《三国志》中未曾提及这一段历史，但明《荆州方舆书》、清《东湖县志》《宜昌府志》等史籍均记载，“刘封与孟达同守宜都郡”“刘封城在县西北二十里三游洞顶，封（刘封）守宜都郡所筑”。

1983年10月，三游洞管理处在此地修建滨江长廊时，发现一段用汉代至六朝砖砌的墙体和许多周代陶器残片。1984年经过发掘工作后，考古人员又在填土中发现周代、汉代及六朝陶器残片和其他遗物，同时现场还出土了许多箭镞，以及一块标记有“延光四年（125年）”的东汉纪年砖。经过专家综合考证，这里应该是一座古代军垒，推测初建于东汉晚期，沿用至六朝。显然，史籍中的“刘封城”因为古军垒的发现拥有了更高的可信度。而许发喜带领我们穿梭于三游洞景区时，指出俯仰间遍地可以拾起的汉砖、汉瓦碎片，更为这里军务繁忙，人员往来频繁的过往提供了想象的路径。

事实上依据考古发现，从商周至六朝先民生活轨迹发生了变化：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下牢溪口右岸的屋场坝发掘的周代文化遗址，三游洞的东汉古军垒遗址和三游洞下方不远处的前、后坪汉墓群，以及新世纪初年前坪发掘的约1.5万平方米东周民居遗址，这些都表明直至汉代，先民的主要生活区域仍在长江西陵峡出口的两岸山地之中；而同样发掘于20世纪80年代的六朝墓群，则散布在现在市区东门外正街、北门外正街、樵湖岭、翁家堰一带，说明先民们逐渐从下牢溪口一带迁往了如今的宜昌市中心城区地带。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任副所长高成林，1992年到2001年曾在宜昌博物馆工作，他向我分析道：“从宜昌市境内汉墓和六朝墓的分布规律来看，汉代和六朝时期夷陵县的位置发生过改变：两汉时期夷陵县的位置应该就在前、后坪附近，六朝时期迁到了今天的宜昌城区一带。迁徙的原因可能与当时的吴蜀对峙有关。前、后坪距离西陵峡口太近，几乎就是前线，必须往下游搬，峡口可能就设了军垒把守。”

许发喜带我们穿过黄柏河大桥从黄柏河的北岸驶至南岸，就是前坪村，再往西北的西陵峡口走便是后坪村。前、后坪地理位置特殊，这里东南面被黄柏河环抱，西边是千年来滚滚而逝的长江水，同时西南方向与葛洲坝隔水相望。在这里发现的大范围汉墓群绝非偶然。陆抗是陆逊次子，也曾领荆州牧，272年曾奉命平叛步阐，在西坝上修筑陆抗城。许发喜猜想，西坝紧邻西陵峡、南津关的重要战略地位，在陆抗之前的更早些时候，肯定也被用来作为军事防御设施，而城中那些去世的人埋葬于何方？渡水即可到达，又位于高地上的前后坪便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不过，更高等级的东吴墓葬则更多发现于宜都市境内，表明这才是三国时期宜都郡的中心所在。

提到三国时期最著名的东吴墓，当然是安徽省马鞍山市发掘的东吴名将朱然墓。朱然墓为南北向，总长8.78米，分为前中后三墓室，出土了很多精美的高等级器物。但就在宜都市的陆城街道办事处，却曾发现了一座规格更高的东吴将军墓。

这个全长10.45米、宽2～2.2米的东吴墓同样由前中后三室组成。1985年发掘时，棺木和人骨已经腐朽殆尽，出土有瓷器、陶器、金银器、铜器和其他物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枚表明其主人身份的“偏将军印章”。三国时期，偏将军是比较高的武职官衔。《三国志》中便有许多关于偏将军的记载，比如“曹公擒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解权拜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但为什么器物却不如朱然墓？黎泽高解释说，三国时期的墓葬形制为砖室墓，非常容易被盗，宜都偏将军墓中的陪葬品不如朱然墓，也不排除曾有被盗的可能。

1991年8月，宜都市陆城还曾发掘过另一处高等级墓葬。这座墓葬被发现时也已经遭到了破坏，棺室内的金银器、竹简木牍等都被盗或折断，但一枚写有“卢江吕敬再拜”的木牍表明了这座墓主人的籍贯和身份。这座墓为夫妻合葬墓，含墓道总长16米，只比朱然墓17.8米的总长度稍短，同时北侧吕敬墓中仍发现了大量精美的漆器、木牍和生活用品。

“当时吕敬墓的位置上要修建油脂化工厂，民工挖坏了吕敬墓。我们接手后，发现还有一座墓，两座墓间距、方向一致，非常整齐。经过发掘，南侧墓出土有一组瓷碗，圈足上面写着吕氏，说明这是夫妻合葬墓。墓的规格很高，是个长方形的三室结构。我记得很长的墓道进去以后，先是前室摆放着炊厨用具，再是棺室，后室里放着些珍贵点的东西，比如金银器、漆木器之类。”黎泽高清晰地回忆道，“我们把漆木器弄到荆州博物馆脱水，因为漆木器如果不脱水，一干燥就裂口。当时荆州博物馆很欣赏这些漆器，为什么？因为我们湖北省境内，挖到春秋战国的漆木器多，但是三国时期的漆木器很少。而且那些漆木器还好漂亮，黑底红彩上面用金粉绘的人物故事。但现在我估计放了两年已经掉色，要修复了。”

这位偏将军是谁？吕敬又是谁？已经无人知晓。夷陵之战中，孙权虽然没有倾尽全部兵力对抗蜀汉，但他将自己最优秀的将领都投入到了这场战役中。相较蜀汉军队中既没有诸葛亮随军，也没有派出赵云作为前线指挥，东吴在这场战役中除了命陆逊作为最高统帅，还派遣了孙桓、朱然、潘璋和徐盛等名将对阵，可见孙权对此地的志在必得的决心。由此可推，之后长期作为吴蜀对峙前线的宜都郡，难免都驻扎着东吴最优秀的将领等人才，当然也包括这两位身份或姓名已在历史中隐去的偏将军和吕敬。

通过这些考古发现，我们脑海中似乎可以勾勒出一幅三国时期的宜都郡面貌。从清江汇入长江的渡口高地上，也就是从陆城街道办事处，沿着清江大道，经过陆逊广场、陆城一中一带，曾是宜都郡的城市中心，这里密集地分布着两汉及三国时期的墓葬群。而偏将军墓和吕敬夫妻合葬墓也离此处不远，可见这里还驻扎着东吴在此的最高军事指挥官。与此同时，东吴的军备范围还往前推进至清江流域的刘家河遗址，以及西陵峡口的古军垒和西坝一带。

（实习记者全怡飞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湖北省博物馆田桂萍、宜昌博物馆吴义兵的帮助） 三国考古文物宜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