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1177）

年前，趁着人少，我顺道去了附近的银行网点，想把手机短信提醒服务给关了，却被那里的人工智能服务气得够呛。

进了银行大门，我依次出示健康码、测体温后，银行大堂经理引导我来到一台自动办理业务的柜员机前，说这样不用排队等候柜台的处理，自助办理又快又方便。谁知我插卡操作后，却莫名其妙地三次被判定为“输错密码”，导致卡被锁住。无奈之下，只得用身份证在智能柜员机上重新设定了密码。

本以为，这下总不会出错了吧。可在进行智能人脸识别时，又被机器三次告知：人脸识别系统通不过。

我只好求助大堂经理。这位训练有素的经理接过我的身份证，再三查看并和我本人的真容核对后，也低声嘀咕道：这明明没问题啊，人工智能咋就识别不了呢？

经过一番折腾，我心急气燥地抱怨：“这到底是人工智能，还是人工智障啊？太耽误人时间了……”大堂经理赶紧一边安抚我，一边在旁边的机器上取了一个柜台办理的业务号码。

又等了十多分钟，终于轮到我。柜台工作人员耐心听完我的陈述，拿着我的身份证和银行卡，让我签了一个又一个电子签名，可机器依然显示密码输错。“这怎么可能呢？我平时经常用电子支付，组合密码都超过8位数也没有问题，现在咋就6位数的数字密码会输错？”我百思不得其解。

忽然，工作人员好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她指着面前的电脑显示器说：“你这个公安系统里的身份证照片还是第一代的，和你第二代身份证上有不小的差异呢。”

我的第一代身份证是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不久后办的，那时还是黑白照，脸上有点儿婴儿肥，第二代身份证是十多年前办理的。但让人困惑不解的是，时至今日，公安系统里显示的仍然是我第一代身份证上的照片。可如今的我，与第一代身份证上的“我”相差了近30年。这就是人工智能怎么也通过不了我的人脸识别的真正原因。

如果说，这种情况发生在欠发达地区，情有可原。可我身处长三角地区，这里既不缺人手操作，也不缺电脑硬件。像我这样的人，当有一天老得让智能人脸识别系统识别不出时，该向哪里反映呢？

（读者 清风吴语）县中的挣扎

差不多20年前，县中几乎每年都有一两个高考达到北大清华录取分数线的学生，高考成绩在全省排名靠前。

可进入新世纪后没两年，教育局长换了，县中校长也跟着换了，没有公开招聘过新老师，有点实力的年轻教师宁可放弃公办教师编制，也不愿留下，纷纷出走。效应很明显，十几年来高考成绩一路下滑，在周边几个县市里基本处于垫底，坊间传笑话，拿倒数第二第三就是大进步。

由此导致恶性循环，县中高考成绩的倒退使得很多家长另做打算，不让孩子报考本县高中，而是劝孩子报考市中或省城高中，有条件的干脆送孩子到外省“高考工厂”求学。初中成绩比较突出的学生，很少留在本地，优质生源流失殆尽，连复读生都异地求学了。

直到最近几年，县中见样学样，办起“清北班”“卓越班”。尽管有些起色，四五年里也有了两三个高考达到北大清华录取分数线的，但总体排名仍处于艰难挣扎的状态，跟周边县市相比，还是比较靠后。

县中在管理方面毫无创见，生搬硬套完全模仿外地“高考工厂”的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模式，把学生的时间榨干，一天十四五节课，课间学生也没多少时间出去活动一下，双休日仅有不到三个小时的“外放”，离家近的可以回去洗个澡吃顿饭，家远的要么家长送来换洗衣服，要么自己动手洗。假期全部大大缩短，最近几年高三春节只有三四天假期，只有今年因防范疫情“提前”放假，但网课作息安排跟在学校上课差不多。不少家长并不赞同这种过分紧张的学习生活，毕竟信息时代了，“两耳不闻窗外事”培养书呆子恐怕很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县中的教学同样也是邯郸学步。那些原本活泼的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往往觉得压抑，他们的主动性得不到发挥，只能没完没了地应付各种课业负担，学习完全被动化了，连休息都难以保证。

随着县中的扩张，师资短板愈发凸显，不少年轻教师的专业都不对口。据我所知，有物理教师是生物专业的，英语教师竟然是来自日语专业的，如此“半路出家”的教师专业能力难免叫人怀疑。

更令人困惑的是，我听到县中不同班级的学生提及，他们的老师课堂上言辞很不文明，动辄脏话脱口而出。寒假期间县中安排网课，竟有教师在班级群里发脏话，有学生当笑话截图转发。学校本该是县域文明的典范，却出现这样的事情，县中的教师招聘标准什么时候能提升一点？

而县中以及主管部门或许也有自己的苦衷，可能他们已经陷入生源误区，从而忽视了真正的问题所在。这不，县中从前年开始，为避免优秀生源流失，校区扩建，搞起“预科班”了，把全县各乡镇初中的优秀学生提前收进县中的“初中部”。

县中在挣扎，家长们心里也煎熬着呢。

（读者 温凉河）家乡春节新气象

每年春节回老家过年，都能感受到不一样的新气象。今年过年，我对这些变化的感受尤其深刻。

首先，是乡下再也没人请家堂了。请家堂是我们当地从前过年的习俗，当地称之为“请老爷老妈”，说的是在除夕这一天将祖先和已逝亲人的亡灵请回家过年的意思。请家堂有一套颇为复杂的程序，家里的长辈领着家中的男丁们集体参与，每个步骤都有规矩。前几年，奶奶还在的时候，大爷年年都带着我们请家堂。后来，奶奶走了，大爷也不热衷这项传统习俗了。如今，大爷每年冬天到南方过冬，第二年春天才回来，彻底告别过年的各种活动。

虽然不请家堂了，扫墓还是除夕的规定安排。扫墓就是上坟，因为禁燃烟花爆竹，村里今年除夕的墓地格外冷清。二爷领着我们烧纸、磕头，顺便给第一次上坟的小堂弟上课：学着点，你以后要接我们的班。小堂弟却说，今年不准放鞭炮，明年大概连烧纸都不准了。人家城里人现在都送鲜花，美丽又环保。二爷笑笑，没再说话。

大年初一一早要拜年。从小到大，我每年都要跟着父母在初一这天早早起床回老家拜年。从前拜年由大爷带队，每年都是一支十几人的队伍。村里熟悉的近亲和街坊大概有三四十户，凡是家里有老人的，我们都要去磕头。而如今，除了家里的长辈逗孩子，再也没人磕头了，可以造访的人家越来越少，半小时就把该串的门都走完了。村里的老人一个个都走了，年轻人都去城里买房了，老房子没人住，渐渐就成了空宅。

在老家住了七天，在吃的方面感受也颇为深刻。从前走亲访友，都要留下吃饭。现在一般是亲戚凑一块，去酒店聚一聚。小小的县城，好一点的酒店过年期间基本都订满了。一桌子菜，到聚会结束时基本会剩下大半，饭菜彻底沦为了大家聚会聊天的背景板。

我想，被城镇化的不仅是居住形式，还有生活习惯和习俗。乡村正在渐渐被城市同化，好多旧习俗大概都会消失，说不出这是好是坏，但所谓的年味儿，确实随着这些旧习俗的消失渐渐淡了。

（读者 蒋霖） 身份证读者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