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猎野猪：一个川东县城的尝试与困境

编辑·陈晓

一进树林，57岁的猎人李国文就把我远远甩在身后。他随手拈起一根枯树枝开路，不用攀缘倾斜的树干，穿双毛毡便鞋，稳稳当当地在雾气蒙蒙、落木湿滑的陡坡上行进。

这里是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永安镇附近的一处无名山坡，我们此行的目的是搜寻野猪的踪迹。车行在俯冲急转的山路上时，已经看到过被野猪翻过的一片玉米地，玉米收割完毕，密密麻麻的枯秆近一人高，成排竖立在林缘田地里，靠近树林的部分则七零八落，毫无章法地成片拦腰折断。李国文指着田地前方的陡坡说，看来这野猪就是从那里钻出来，在玉米田里打滚后又原路返回。紧接着，我们在靠近山路的沟壑里找到了小野猪的足迹：一串颜色稍深的小土窝。

虽是南国，12月的森林仍略显萧条，农作物已经收尽，这时节野猪大都躲在深山里。早在出发前我们就知道，像这样随机进入一片山林，大概率是见不到野猪的。但在树林里还算小有收获，李国文用枯枝一点，豁开覆盖在小径上的枯松针，地上露出一个巴掌大的凹窝，隔两步又一个，延伸向坡下枯枝斜布的密林。看过土质的色泽和落叶的疏密，他判断，“都是野猪拱过的痕迹，至少有一个月了”。

在正式捕猎前，这样的踩点工作必不可少。进入陌生的山林，有经验的猎人很快就能找到被人或动物踏出的小径，野猪喜欢走熟悉的道路，在山里跑“大折弯”，会在植被茂密容易隐蔽的地方踏出一条固定路线。而猎人们需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些路线，确定伏击的“欠口”。

李国文的捕猎史起自少年时代。大生产时期，大巴山深处农家多有放养柞蚕的传统。为了保护柞蚕不被林间其他生物捕食，也为了在山中自卫，和山中其他农家子弟一样，他慢慢学会了使用火枪，并很快成为一名出色的猎手。

野猪无疑是他最熟悉的猎物和对手。通江地处四川省东北部的秦巴山系，县域面积4119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接近65%。山林大，当地野生动物资源也相当丰富，不同于生性凶猛但深居简出的黑熊，又比麂子、松鼠和猕猴更庞大危险，野猪构成了山民们和猎人们对森林最具标志性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初期开荒造田，山中林木一度变得稀疏，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和人口城镇化迁徙，森林慢慢恢复了元气，而李国文接到的捕猎请求也越来越多。

上世纪90年代，每到7、8月，李国文和猎人朋友们的电话就开始响个不停，来电者都是要求帮忙解决“野猪问题”。那是玉米、洋芋即将收获的季节，也是山上最热闹的时候。为了保护一年的收成不被野猪破坏，村民们在靠近林地的田里插满用塑料袋和破布制成的假人，用高瓦数的大灯彻夜照明，在田里放鞭炮，甚至搭帐篷通宵看守，但尝到甜头的野猪仍是不时前来，“像土匪一样，下山吃饱，原路返回”。野猪吃玉米，吃洋芋，有时还拱坏经济作物，比起偷吃，更让农民们心痛的是它“糟蹋”粮食，有时野猪只是随意向田地中心一拱，被啃过的玉米沾上气味，牛和家猪就不吃了。

接到电话，李国文和他的猎人朋友们就会带上猎狗，选定日子出发，那些年他们的足迹遍布通江30多个乡镇，多的时候一年要打将近20头野猪。李国文更是创下过“一枪双猪”的战绩，在山下，他向本刊记者展示了自己的战利品：几颗用小塑料袋包住的野猪獠牙，最长的超过人手，通体洁白，尖端锐利，可以想见它们曾长在多么魁梧的一只野猪身上。

不过，在2021年之前，李国文已经有十余年没有与这种“狡猾的生物”对峙过了。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枪支管理趋严，私人猎枪被分批次收缴，李国文为了合法捕猎还先后办过持枪证、狩猎证，但这个爱好还是慢慢远离了他的生活。2000年，野猪被正式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不再允许随意捕杀。除了循季节而来的偷猎者，山林大部分时间恢复了宁静，李国文的猎枪已经完全朽坏，枪托掉下来只剩一截空管。沿着陡坡一下山，扔掉手里的枯枝，他马上变回一个寻常的中年人，肤色白净，身材颀长瘦削，戴顶黑色毡帽，安静地侧坐在车内一角。在山下，他是镇上卫生所的医生，忙于坐诊开药，偶尔再进山只为搜集松针，据说，松针可以调节血压，养生保健。猪害

2021年，野猪再一次进入李国文的生活。

这一年，全国各地与野猪相关的新闻确实不少。在河南，成群野猪下山破坏农作物，村民不胜其烦；在安徽，有野猪为了偷吃鸡饲料，咬死了村民养的数百只鸡；在江苏，野猪闯入闹市区，引起市民围观；在邻近通江县的四川广元，有农户为驱赶野猪饲养猎狗，却因为猎狗咬死了斑羚而获刑……而在通江，从前打给猎人们的电话一窝蜂涌向市民热线和林业局，人们控诉野猪的种种劣迹，要求政府介入解决。

林业部门也从这些电话里发现了一些新变化。通江县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主任李斌告诉本刊记者，以往的野猪种群多出现在高海拔的山区地带，而近三年的野猪事件报告则集中在林缘农田，其分布范围也扩大到了全县所有乡镇。2020年2月，新冠疫情让社会重新认识到野生动物与人类生活安全之间的关系。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通江当地非法捕猎和盗猎行为大幅下降。但与此同时，村民们发现，森林中开始出现三四百斤的大猪，有时还会看到一窝野猪集体闯进农田取食。这一趋势在2021年更为明显。这一年，当地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到的野猪致害报告达到60～70例。

2021年，通江县林业局向各乡镇征集汇总数据，基于农户目击次数和农作物受损状况，初步估算县域内野猪数量为2万头，大大超出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新发布的《防控野猪危害技术要点》中规定的南方地区每平方公里2头的标准种群密度。2021年3月，通江县财政拨付40多万元，首次为居民购买了野生动物致害政府救助保险，“以前就只能是做思想工作，有了保险就可以部分地降低群众损失了”。这是通江县为此轮“猪害”做出的第一个颇显诚意的应对策略。

2021年7月，通江县与北川、青川、朝天共同纳入四川省四个野猪致害防控试点县，根据《四川省野猪危害防控试点工作方案》，试点县区可以在已得知的被野猪危害农田区域进行野猪猎捕。徒弟张德告诉李国文，县里要成立猎捕队了。

根据《通江县野猪危害防控点工作方案》，当地至2021年底计划捕杀野猪750头。在媒体报道中，这个数字和2万头的种群规模一道，使通江县成为猪害集中爆发地的代名词。但李斌说，750头其实是一个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的“控制性指标”，他们开始设想，如果全县30多个乡镇每个平均猎捕20余头，750可能是一个捕猎能力的上限：“如果到时候捕猎队到位了，但捕猎额度只有100头，那多出来的就不能打了。”

早在2020年5月，通江县林业局就曾组织过一次野猪捕猎行动。由于没有猎枪，他们采用的是当地最原始的捕猎方式。捕猎人员确定好受灾山区位置，放出大量猎狗围逼野猪，待野猪精力几乎耗尽时，再用长柄刀将其杀死。李国文说，为了求生，受伤后的野猪会猛烈攻击身边的一切生物，这种依靠刀具的捕猎方法相当危险。更重要的是，传统围猎野猪的方法是一项包括相当多细节的技术活儿，需要足量有山林经验的猎人、猎狗相互配合，但现代村庄里，这样的人和狗都很稀缺。三天下来，通江县猎捕队带去的30多条猎狗死伤近三分之一，最终只打死了3只野猪。

2021年，李斌和同事们确定了新的行动计划：在筹建本地猎捕队的同时，先邀请外地有经验的猎人作个示范，再从合规的捕猎方式中选定效率最高的一种。

11月，4名“正规”猎人抵达通江。他们来自江油，是全川唯一一家拥有持枪证的江油万宝捕猎救助中心成员。除了猎枪，他们还带了7只经过专业训练的猎狗。李斌对它们印象深刻：“看起来是普通的本地狗，但性情很猛，实战能力强，找到野猪一追就是好几公里。”

11月6日上午7点，李斌和同事陪同捕猎队抵达通江县至诚镇元山子村，这是他们确定的第一个捕猎地点。江油万宝捕猎救助中心的捕猎方法与李国文类似，先派其中一人登至山顶，确定猎捕范围和野猪行进路线，两人守在两处欠口，等待野猪出现，再由山脚剩余一人负责放狗。猎狗经过专门训练，找到野猪后会将其一路赶向捕猎点，猎人听到铃铛和狗吠由远而近，就可以掂量开枪的时机了。这支专业队伍还对猎狗做了些与时俱进的调整——每只狗都携带定位装置，猎人们根据狗的路线，就能判断野猪离自己还有多远。

那也是李斌第一次看到穷途末路的野猪。第二天行动时，他和两位同事一起守在林外，10分钟后一声枪响，队员叫他们进林察看，此刻突然又有狗叫声，三人一看定位，另一只野猪正从离他们不到10米的地方奔来。“一看野猪越来越近，我和一个同事看旁边有棵歪倒的大树，吓得一下子就跳到树上去了。野猪从我们身边过，没两分钟就听到一声枪响，我们一看，它已经倒在地上了。”李斌说。

从至诚镇到两河口镇，连续3天从早7点到晚6点，这支外援捕猎队一共捕杀了8头野猪，带来的7条猎狗则一死一伤。经此一役，李国文和他的本地同行们都对江油的这支队伍心生敬意，李斌也对本地组建猎捕队的基本配置和技术要求有了新认识。

11月初，正值四川省暴发新一轮新冠疫情，加上捕猎队伍需要休整，江油万宝捕猎救助中心暂时离开了通江。但要再请到他们就不容易了。今年冬季，靠山近林的县乡多少都受“猪害”困扰，这支专业猎捕队档期排得相当密集，离开通江三天后，他们又出现在300公里外的北川县围猎“救火”。

但11月中旬，“通江县有两万头野猪”的数据经媒体曝光，倒是引发了各地民间“猎人”的兴趣。来自全国各地的野猪猎手致电通江县林业局，提出各路方案。东北的老猎人要在电话里传授“在树林里拴套的经验”，林业局的工作人员连忙制止，顺便做了一轮野生动物保护的普法教育——套索容易伤及其他野生动物，属于非法捕猎手段，与之类似的电网、兽夹等方案也被驳回。还有来自江西的一家公司提出，可以采用人工智能的方式猎捕野猪，可问了半天才知道，所谓“人工智能”就是几个可以根据野猪朝向改变入口方位的铁笼。最终，县林业局选定了一家来自贵州的狩猎队，对方提出的方式是另一种狩猎古法——网捕。

11月底，由14名队员、4条狗组成的贵州捕猎队抵达通江，同时带来了数十张大网，在近800亩的山上走一圈，根据野猪行进路线下网，再在林中蹲守，计划一旦捕获，再用长刀杀死野猪。李斌和同事们守在山外，等着里面传来好消息。

但整整三天，猎捕队一无所获。“他的狗也把野猪撵到了，也看到野猪了。但你叫它往网里边去，它就不去，野猪根本没有走我们以为的路线。”李斌总结，“这个方法嘛，科学性还是有的，不过外地队伍对我们山里的情况不熟，他们一听我们这儿有两万头野猪，以为就像捕鱼一样一张网就能捕到。”

而李国文告诉本刊记者，网捕的方式之所以不现实，是因为野猪嗅觉相当敏锐，一旦闻到人的气息，就会绕道而行。他说，以往有非法捕猎者在山上设了兽夹，野猪嗅出铁味，就选择兽夹旁边的小路逃走，与之类似的位置固定的捕网也很难起到作用。归结起来，传统猎捕方式的附加危害小，但对操作的队伍要求高，既熟悉当地环境，又具备山林狩猎经验，还会驯养猎狗的人已经很少了。

最终，这支十三四人的贵州狩猎队在通江县待了4天，人困马乏又没有成效，无奈匆匆离去。

冬天是捕猎野猪的最佳季节。这时树木枝叶脱尽，林间能见度高，野猪退回深山，有时会成群活动，便于捕杀。但2021年12月底，当本刊记者抵达通江时，当地的野猪猎捕已经暂时停止了，李斌说，他们遇到了瓶颈。

第一个坏消息来自江油。11月中旬，万宝捕猎救助中心的队员们结束在通江、北川等地的捕猎后回到大本营，之后便不再接受捕猎请求。李斌听说，由于异地捕猎涉及枪支弹药的运输管理，当地公安部门出于谨慎，建议捕猎队不要继续跨县区作业。

失去专业队伍的帮忙，县里只好加快成立本地的猎捕队，初步计划组建6支队伍，李国文和他的猎人朋友们都报上了名。但由于涉及财政补助，在法人报备环节，猎捕队的人员配置就让民政局犯难。

更重要的是持枪问题。经过去年和今年的几次试猎，人们不难意识到专业枪支在野猪捕猎中的作用，除此之外，无论是使用长刀还是网捕，都很难达到预期的捕猎效率。张德告诉本刊记者，即使同是枪支，火枪、猎枪和特警使用的枪支也有所不同，火枪危险性大，普通手枪装药量少，无法穿破野猪一指厚的皮肤，加上其射击时单次只出一颗枪弹，很难应对高速运动中的野猪。而专用猎枪可以形成一个密集火网，有经验的猎人甚至可以根据野猪数量和大小调整装填药量，力求一击毙命。李国文更是直言：如果没有枪，就千万不要接近野猪。

当前中国的枪支管理主要由公安部门负责，根据《枪支管理法》，只有经省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专门从事射击竞技体育运动的单位、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狩猎场等单位可以配置民用枪支，此外猎户在猎区、牧民在牧区也可以申请配置猎枪。而林业部门组建成立的猎捕队并不在此范围之内。

枪支配置手续和持枪证申请不下来，猎捕队的工作只能回到原先的“护农”范畴，在丰收时节帮助农户驱赶野猪，网捕笼捕收效又不大，林业部门和兴致勃勃的捕猎队都有点发愁。与省公安厅和警察局座谈后，李斌提议，或者可以成立一个野生动物饲养繁育的科研机构，再以研究的名义申办枪支。

但即便枪支配齐，以政府出面成立的狩猎队还必须考虑资金和安全等多个问题。

在采访中，李国文向我们展示了左手上的一圈伤疤，那是野猪的咬痕。十多年前的一次捕猎时，一头野猪迎面向他冲来，他赶忙开枪，但子弹没能穿透野猪肌肉层，那猪受惊再冲，他转身却打出一颗哑弹。那次，野猪还撞伤了他的左腿。在猎捕中，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当地野猪最大能达300多斤，最小也超过100斤，一般情况下它们并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在狩猎时，受惊吓的野猪冲击力不容小觑。事实上，2021年多地报告的野猪伤人事件，其肇事者也往往是被追捕后受惊受伤的野猪。

与此同时，山林作业的其他危险情形也必须纳入考量。李国文说，7、8月的护农季节，山里最多的是毒蛇、马蜂和草虱子，一着不慎，猎捕者就会被幽深的森林所吞噬。如果是以往的个人捕猎，人们只好自行承担风险，但若是在政府负责的队伍里，相关的安全和赔偿协议就需要更加谨慎。

还有一个难题是狗。李斌和他的同事们总结，野猪猎捕需要“三个专业”——专业的人、专业的枪、专业的狗。那是他们从江油的捕猎队中得到的经验。当时对方只用了7只猎狗，就完成了对8头野猪的捕杀，猎狗的灵敏和勇猛令人印象深刻。但李国文的徒弟张德告诉本刊记者，在专业的猎人圈里，一条素质上佳的猎狗要卖到3万元以上，更高的甚至达到10万元，过去的猎人会用捕来野猪的内脏饲喂猎狗，以保持其敏锐，如今捕猎到的野猪需要无害化处理，他们只能自己购买动物内脏，“培养一只猎狗，就像把小孩子养到大学毕业一样，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但就像江油队伍所遭遇的那样，每次行动都会带来猎狗的伤亡，这不仅会带来经济上的损失，也会沉重地打击猎人的感情。

面对这些或紧迫或长远的麻烦，李斌和他的同事们不得不承认，在与野猪的斗争中，他们的初步行动正在陷入困局。就连野生动物致害政府救助保险赔付也比想象中推进得更慢，由于县域面积大，受灾乡镇多，负责理赔的保险工作人员无法一一查探受灾现场，只能要求农户出具照片资料，定损甄别变得更加缓慢，到11月底，700多件涉野猪的理赔案件只完成了不到三分之一。共存

野猪致害，人类能做的只有捕猎吗？野生猫科动物保护组织“猫盟CFCA”的负责人宋大昭不这么认为。

2020年2月，猫盟发布了一份《野猪防护报告》，展示了他们在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马坊乡的野猪研究发现。2015年，猫盟在当地成立了华北豹保护基地，作为华北豹食谱中的重要物种，野猪很快进入了他们的研究视野。在马坊乡包括铁桥、程家庄等7地的走访调查中，他们确定了地理位置偏僻、更易受到野猪攻击的饮马池村作为2019年的防护试点区。

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野猪造成的损失或许被夸大了。入户详细访谈得到的玉米地被拱食的数据，比之前大致调查了解的情况要轻微得多。在大致调查时，按照村民的说法玉米被拱食的数量超过50%，而实际调查中得到的数据是27.7%。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通江。李斌告诉本刊记者，一年内接到的60～70件野猪破坏农作物的报告中，大部分来电者并没有直接观察到野猪致害情况。在当地山区中仍在种植农田的大都是老年人，他们遭到野猪入侵后往往需要求助远方打工的子女代为报告，加上野猪习惯破坏农田的中央部位，受害者在心理上容易夸大损失，保险赔付中实际定损远小于报告中的严重程度。

这也可能导致人们对野猪种群数量的错误估计。宋大昭观察到，由于偷食农作物是野猪最高效的能量来源，野猪一旦养成食用农作物的习惯就很难纠正，而野猪体形大食量大，人们倾向于认为农田的损失是由大量野猪造成，“实际上可能不是野猪太多了，而是野猪太能吃了”。

在《野猪防护报告》中，研究者还提到他们在重庆市铁山坪的一次野猪种群监测。当时架设的8台红外相机中有6台都拍摄到野猪活动，在当地动物拍摄中次数和点位都是最多的。但在回顾相片时他们以一只头顶有白毛的野猪作标识，发现最南和最北的两个相机拍摄到的是同一个野猪种群，其活动范围覆盖整座小山。野猪活动范围大，个体识别困难，李斌也认为，由通江县目前各村和乡镇汇总得出的2万头野猪数量并不准确。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野猪进行捕杀是否能起到种群调控的目的呢？宋大昭认为，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明确种群管理的目标：“如果是为了消除野猪破坏庄稼的现象，除非把所有的野猪都消灭，否则只要有野猪学会偷食庄稼，无论其数量多少，这种现象都不可能被消除。但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减轻野猪造成的损失，能做的事情就比较多了。”

在马坊乡，他们先后尝试了两种手段。面对野猪致害，当地的传统防范方式与通江县类似，主要是围栏、稻草人和夜间人为防护，2018年，他们首次尝试太阳能闪光灯试点，但当地农民反映，这种手段只在开始的第一个月起效，一旦野猪发现照明并不会造成损伤，就开始侵袭灯光中的田地。2019年，他们调整方案，采用闪光灯和喇叭结合的方式，在靠近山边的3000米长玉米地设置声光设备，并根据农田的不同受灾状况调整闪光灯和喇叭的间隔，由村民协调负责设备充电和维护。2019年12月，根据庄稼回收情况统计，当年两个村庄中玉米地被拱食面积减少了2.56%～1.28%，加上2019年野猪种群相对增多且遭遇干旱，声光设备的有效性应高于实际测算。

另一种被广泛提及的手段是改变农作物品种和种植方式。在通江，有的农户为避免野猪偷食，选择在靠近林边的田地里种植天麻和其他经济作物，猫盟也曾推荐和顺当地村民在这类农田中种植野猪不食用的中药，由于野猪活动范围大都局限在山边500米内，这些人为避让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兽冲突。2019年，猫盟的工作人员在走访农户时发现，当地部分村民会种植刚结种就收获的青储玉米，发酵后作为饲料。由于避开了玉米成熟的时节提前收割，这种玉米很少被野猪偷食，也有更高的饲料产量。为此，他们为程家庄村购买了一台青储玉米打包机，倡导村民多种植青储玉米，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规避冲突，减少粮食被野猪破坏的机会。

宋大昭也提出了他对野猪猎捕的思考：“我们看到国外的一些做法实际上是让野猪害怕，让它意识到吃庄稼这件事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比如欧洲有些国家在捕猎野猪时，就是用庄稼把野猪引诱过来，然后只在农田边打，野猪慢慢就会知道吃庄稼非常危险，而不是像我们一样到山里去打，野猪会觉得山里田间都是一样的危险，就无法达到缓解野猪破坏农田的目的。这才是做狩猎管理的思路，而不是‘多了就消灭一点’这种简单的手段。”退出“三有”？

2021年12月，和野猪相关的新闻又多了两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已在14个省（区）启动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征求意见稿）》中，进入名录20余年的野猪已被删除。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专家组成员、东北林业大学教授张明海告诉本刊记者，提议将野猪移除“三有名录”，主要是考虑到它在部分地区增长速度过快，损害农民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对野猪不再进行保护，他强调，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态物种，野猪能够很好地控制森林群落的演替。其他受访专家也介绍，野猪不仅可以为大型食肉动物提供食物，促进种群恢复，其翻动土壤等习性还可以为森林中的其他野生动物提供生存空间，帮助种子传播成活。

张明海也认为，野猪不断入侵人类生存空间，恰恰代表着野生动物种群面临的一种生存困境。与亚洲象出走类似的是，栖息地的破碎化可能也是野猪致害的原因之一。持续数十年的开荒造林让人类的生产田地逐渐进逼森林空间，天然林恢复后，野生动物种群也随之增长，但它们世代生存的山林已经变了模样，高速公路和铁路等切割了野生动物原有的迁移通道和生存空间，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是包括野猪在内的大、中型陆生哺乳动物类群。

2020～2021年，南京红山动物园的工作人员陈月龙救助过十几只误闯入城市的野猪。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多年，他相信解决野猪问题最好的方式还是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森林中能够对野猪种群进行调控的物种并不只有大型食肉动物，和野猪食性类似的其他同一生态位小型动物也能抑制野猪种群。“如果小麂（麂子）的种群数量能得到恢复，野猪会面对食物竞争，其种群发展会受到影响。还有研究证明，冬天的壳斗种子的数量会决定野猪过冬的成活率，而壳斗种子数又受到当年气候影响，大自然本来就有属于自己的调节和控制机制，如果我们有更完整的生态系统，即便不是一定要有虎豹的那种完整，野猪的种群数量也不会无限增加。”

不过，野猪可能退出“三有名录”的消息还是让李斌有点兴奋。他猜测，退出“三有名录”之后，各县区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制订猎捕数量和计划，这将给未来的狩猎队工作减少许多手续上的麻烦。但他也担心，如果野猪退出“三有”的声音传得太广，或许会给盗猎者带来管控放松的坏印象，到时他们的监管工作就更辛苦了。

行驶在曲折的山边，李斌、李国文和他的猎人朋友们不断向本刊记者介绍这秦巴山区的天然氧吧，对覆满植被的高山赞叹不已。除了关于野猪的投诉，李斌所在的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近年来处理最多的是村民们救援小动物的报告。人们在山边捡到受伤的猫头鹰、锦鸡、果子狸，都会给中心来电求助，比起狩猎队，他更希望能在当地建立一个野生动物的救助站，有专门的兽医处理救护问题，也不再需要把救助来的小动物放在村民的养殖场里。2020年夏天，他们曾救下一只出生不久的麂子，但由于幼麂体弱，受托农户饲喂经验不足，最终还是没能成活。他也希望这个救助站能吸引更多研究人员和志愿者，一起摸清眼前那广袤森林中各种野生动物的种群情况。

他至今仍不清楚县里究竟有多少野猪。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国文、张德为化名） 野猪玉米野生动物保护猎捕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