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纪事（三）：教师的修炼

去年6月份，北京新发地市场聚集性新冠疫情暴发。市场距离蒲公英中学不太远，学校上午还在上课，下午就接到了学生必须离校、线上教学的通知。孩子们回家后，初一年级班主任、语文老师范芳芳遇到了一个难题：班里的孩子小路（化名）失联了。家校联系簿上的电话始终打不通，家庭地址只有6个字：旧宫镇吉庆庄。

范芳芳和另一名老师王健坐公交到吉庆庄站下了车。她隐约记得小路说过，自己家住在部队大院的边上，就顺着这条线索四处打听。机缘巧合，一位大爷蹲在墙根下休息，说他认得这家人。大爷给自己的工友打电话，把孩子的大伯叫了过来。

去小路家的路上，范芳芳明白了家校联系簿上的地址为何语焉不详。“我们绕过一座公园，穿过一片刚打完地基的待建工地。工地尽头的大路被封堵了，边上有条小道，又走了一会儿才看见一间平房。”范芳芳有点恍惚，她是在农村长大的，田间地头常有类似的破落房子，用于存放灌溉农田的器具，俗称“井房”。

很快，另一个疑问也得到了解答。为什么电话打不通？因为这间“井房”既不通电，也不通水。周围的住户都已经拆迁搬走了，小路一家的日常水电消耗全靠附近部队大院的门房行个方便。

小路的大伯说，他们老家在河南，小路父母皆有重病在身。为筹钱治病，家里的宅基地已经卖了出去。小路的哥哥留守在老家，大伯和大娘带着这个最小的孩子来北京谋个出路。大娘年纪大了，只会讲家乡话，在北京找不到活计，三个人过日子全靠年过六旬的大伯收废品、扛货物、在工地干零活儿挣钱。

小路是个寡言、不善表达的孩子，但范芳芳这天的所见所闻让她听见了沉默背后的许多言语。范芳芳想起，有一次她让孩子们写作文，讲难忘的一件事，小路写道，他深深怀念暑假的时候回老家，和哥哥一起玩耍的短暂时光。那时候，范芳芳还没有完全读懂里面的孤独。站在这个“家”里，她想，周围没有一户人家，小路是多么缺少玩伴啊。她还想起小路特别喜欢地理，常常在纸上画地图、城池，设立规则，创造自己的小世界。现在，她看到了这个特殊爱好背后的渴望和无奈：这是一个孩子无法像同龄人一样享受电子游戏乐趣时的自我补偿。

出发前，老师们考虑到种种可能，从学校给孩子带了一部手机和一个移动充电器，但没想到的是，为了给小路上课，大伯已经去办了话费换手机业务，专门给孩子准备了一部手机，只是电用完后并不总能充上，一家人也不清楚该怎么使用软件。这部手机的代价是一个月80块钱的基础话费。范芳芳替一家人心疼这笔钱。小路的大伯说，这不算什么，来蒲公英中学之前，为了让孩子读完小学，他们还曾缴纳过近1万元的学费。

北京初夏的下午，屋外，阳光灼人，屋内，一片昏暗。因为缺水，房间里简陋的陈设也并不干净清爽，但这就是一个家。屋外空地上，一只被绳子拴住的小花狗看家护院，冲着不速之客汪汪叫着。一株茁壮的向日葵顶着盛放的花朵，神气地立在大门旁。大娘告诉范芳芳，那是她特意种下的。

这次意外促成了范芳芳的第一次家访。她2019年来学校，很快新冠疫情暴发，迫使蒲公英中学中断了延续十多年的传统。学校刚建立的时候，郑洪第一次去学生家，是拜访一户以养猪为生的家庭。7月的盛夏，一家人住在猪圈边儿的棚子里，被腐烂的气味和黑压压的苍蝇包围着。后来，学校规定每年9月份一开学，包括行政及支持部门在内，所有老师都参加地毯式家访。一个学生在校三年，老师必须登门三次。

新生入学的时候，学校初步了解过学生的经济状况。小路一直享受着学费减免。从小路家回来后，范芳芳联系学校，把小路的校服费和餐费一并退了回去。过去，学校每次地毯式家访之后，就会诞生一份“秘密”名单：哪些孩子经济特别困难，哪些孩子身体不好，哪些孩子受家庭的负面影响大……他们都会成为学校重点关注的对象。

很多时候，教育的秘密就在家里藏着。蒲公英的学生，缺的不是批评；喋喋不休的说教，“不仅无用，而且反动”。如果不看到学生的心里去，老师磨破嘴皮子也是没用的。郑洪记得多年前一位叫小娟的年轻老师，她刚到蒲公英工作没多久，班里有个孩子突然躺在宿舍的床上不肯起来，不上课，也不吃饭，怎么问也问不出原因。小娟没有办法，就去了一趟孩子家，这才得知这个孩子没有妈妈，妈妈早年因为家里太穷离家出走了。小娟买了包子，回到学校，拿到这个孩子面前说：“起来吃吧，妈妈看你吃。”这个孩子马上就从床上爬了起来，从此跟在她后面叫妈妈。

但我后来理解，家访的意义更多的是老师的自我教育。 

老师们家访是揣着一份调查问卷上路的。这份问卷相当于一次社会调研，内容从家长的职业、烦恼、身份认同，到家庭的迁徙史、家庭日常行为习惯、对孩子的期许等等。这些内容会形成一份调研报告。校长郑洪还要求，每个老师都要写家访日志，字数不限，谈感触最深的东西。所有这些数据和文字汇总成册，供大家分享。

家访的所见所闻，往往会给老师们带来巨大的冲击。物理老师秦颖还记得当年大学毕业后为什么一心一意留在了蒲公英工作。秦颖刚入职的时候正逢学校举办夏令营，她接受的是传统的师范教育，看到老师和志愿者们组织的课程形式非常新颖，孩子们学习的时候乐在其中，觉得大开眼界。过了几天，学校组织家访，她去的第一个家庭就住在菜地边上。窝棚里黑漆漆的，只有门口的一点亮光。那个孩子坐在一张小板凳上，靠在门口，就着那一点光学习。这一幕与学校夏令营里的明快画面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秦颖一下子感到了留下当老师的价值感。

郑洪观察到，新老师做家访，感慨的往往是最直观的现象——学生的家里有多穷，家庭状况如何糟糕。一年又一年，老师们的家访经验越丰富，他们从家访里看到的东西就越多，想得越深。

化学教师白云觉得自己每次站在教室里都会有太多的不理解——不理解学生为什么不爱学习，为什么习惯不好。可每次走在家访回来的路上，她内心里都会多一点释然。2018年家访的时候她发现，2017年底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发生大火以后，很多家庭不得不搬得更远，有一个女生的家直接搬到了河北。白云发现这个新家没有暖气，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凌乱冷清，锅灶布满灰尘，估计已经好久没有人做饭了。她这才知道，原来女孩周末都是一个人孤零零度过的。女孩的哥哥结婚需要盖房子下聘礼，家长周末为了多挣钱，少花点车费，经常不能回来，偶尔回来一趟，为了弥补内心的亏欠，总要买零食补偿孩子。对于孩子来说，吃上零食就是无比的幸福。白云心想，这是不是孩子们总要违反学校规定，想方设法带零食来学校的原因呢？

班主任、英语教师李牧凌教过一个女孩，漂亮、秀气、皮肤白皙，爱笑，也爱美。她给脚指甲涂了指甲油，把头发编成很多小辫子盘在头上。李牧凌很柔和地提醒了她几次，这样打扮不符合学校的仪容要求。女孩很听话，每天晚上9点以后才会给自己做一个漂亮发型，美上一小时。李牧凌心里猜测，女孩应该出生在一个经济条件不错的家庭，母亲可能就是一个收拾得很利索、长得很漂亮，也爱打扮的女性。那一年家访，她就是抱着这样的期待去的。

可当她在路边等待了20分钟后，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一路响着停在了面前。眼前的这位母亲皮肤黑里透红，显然常年风吹日晒。老师们跟着她走过一条肮脏、拥挤的小街，拐进了一个小胡同。胡同尽头，一道金属板围墙挡住了去路，中间只有一道狭小的缝隙。一行人挤过这条窄缝，越过一段正在施工的路，又钻过一道挡墙，终于来到了一片菜地。孩子的家就在菜地边上。破旧木板搭成的“房子”覆盖着塑料薄膜，勉强遮挡四壁随处可见的裂缝。出于安全考虑，家里不敢生炉子取暖。母亲指了指一个用来装菜的塑料筐，说那就是孩子周末在家里写作业的“课桌”。她告诉老师们，她希望孩子能把学业提高上去，最近她发现孩子很爱美，请老师严格管教。李牧凌只是点了点头，她突然觉得，对这个小女生的爱美多了一分理解。

还有一个男生，块头儿高大，学习不好，行为习惯也有问题——人称“觉主”——上课随时都有可能睡上一小觉。穿过狭小、脏乱的小胡同，走进他家的时候，李牧凌不由得惊了一下：房间虽小，但收拾得非常干净、整洁，床单上连一个褶皱都没有。男孩的父亲和奶奶告诉李牧凌，孩子在很小的时候被车轧断过一条腿，留下爱犯困的后遗症，有时甚至走在路上也会突然犯困。李牧凌想起一件事，上周男孩回到学校时，手腕处有好多瘀青，他说是周末帮父亲卸货时弄伤的。李牧凌问家长有没有这回事，男孩的父亲说确实如此，他还告诉李牧凌，他上周末回家时发现孩子大腿上有一些青紫的痕迹。孩子说，自己上课犯困，为了让自己不睡着，就掐自己的大腿。奶奶这时插了一句话：“孩子可有孝心了，周末回来有时会跑来看我，路上给我买个馅饼，揣在怀里，说是怕凉了。”李牧凌心里感觉很复杂，她问自己：这个男孩，我们能简单地判断他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吗？

学校“爱心小屋”负责人李时来有一次跟一位班主任老师去女孩露露家做家访。在地铁里，李时来主动和女孩聊起来，她觉得自己能从心理老师的角度给女孩提供一些帮助。露露和李时来说了自己的烦恼：哥哥已经离家出走一年多了，只偶尔和她联系，对父母不闻不问。李时来从专业角度揣测，这是个亲子关系不好、家教很严的家庭，于是头头是道地跟她分析如何做好哥哥与父母之间的桥梁。露露听得很认真，看着她倾听的眼神，李时来心里充满了成就感，觉得又帮助了一个孩子、一个家庭。

露露的家在繁华的商业高楼包裹下的胡同区。转悠了好半天，在一个狭长的小道处，露露终于说到了。进去一看，在垃圾堆的旁边有一间小屋，安装着几乎没法锁上的简易门。露露的母亲在家，她告诉老师们，孩子的父亲已经是癌症晚期，在老家住院，这次她是因为有家访，特地从老家赶回来的。平时的周末，这里只有露露一个人住。身为母亲，她对这种局面无能为力，能做的只是叮嘱女儿睡前在门口放一盆水，万一有人闯进来可以听到动静。母亲说着哽咽起来，露露在旁边听着，依然安静、乖巧。

从家访回来的路上，班主任老师告诉李时来，露露的父亲生病以后，要求儿子承担起养家的责任，露露的哥哥是因为感到承担不了这样的重担才离家出走的。哥哥出走以后，父亲还带病在老家盖房子，以备儿子结婚之用，这才突然导致了疾病的恶化。李时来在地铁里的那些成就感烟消云散，只剩下对自己的自作主张、自以为是的惭愧。她对处在苦难中仍然坚强、安然的女孩感到由衷地敬佩：“我是多么想帮助她、陪伴她，可我如何做才能真正帮到她呢？”

这些对人心的体察和体谅，是郑洪最终希望看到的。蒲公英很多孩子的家都没有门牌号，被家访的家长和学生会和老师约好一个地方碰头，再辗转去家里。郑洪记得，曾有一位老师在家访笔记中写道，她和学生一起坐在平板车上，看着前面蹬车的这个父亲的背影，风迎面吹打在他身上，头发都竖了起来。那一刻，她感到，这是个顶天立地的人。

只要有这一句话，郑洪就相信，老师的家访没有白做，这些，会成为学校教育的底色。

怎么去理解这种“底色”？

张均辉是今年1月份刚刚入职蒲公英的新教师。他在西北民族大学学的是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北京的社工机构做了4年学校项目，工作主要是和各个公立学校的“问题学生”打交道。他观察自己去过的那些学校，常常会产生种种的疑问和不解。有一次，张均辉所在的社工机构接到一个案例，一所公立中学有一名初二女孩情绪波动很大，经常和老师、同学起冲突。女孩在学校办公室拿起花瓶砸向一名老师，虽然老师没有被砸到，但这件事已经触及了学校的底线。

张均辉和同事前去处理这件事，发现女孩的问题源于她的家庭。孩子的妈妈不在了，爸爸游手好闲，对她几乎没有关怀。女孩只能和爷爷生活在一起。爷爷又对她不理不睬，甚至有一些过分的行为。女孩极度缺爱，于是她就变成了一棵仙人掌，浑身是刺，用攻击别人来自我保护，寻求安全感。学校并不是完全不了解这些情况，但没有人去关注和处理女孩的这些困难；相反，老师已经明确地把她划分成另一类学生，让同学们不要理睬她。学校提出来，可以给女孩直接发一个毕业证，让她直接去上职高。

张均辉记得，他和同事和女孩聊了很久。面对这些愿意倾听自己的人，女孩将自己的种种心事和盘托出。她还说，自己想留在学校读书。张均辉所在的机构给当地教委反馈，建议学校能够更多地理解、关怀这个学生，给她提供必要的帮助。没想到的是，第二天，这所中学的校长就把张均辉他们叫了去。“他说：你们不要当圣母玛利亚，你们不可以扰乱学校的教学秩序，你们的工作是以学校为中心的，以学校的需求为导向的。我们现在就是不想让这个学生留在学校了。学生总是有好有坏，有能上大学的，就有成为阶下囚的。”张均辉向我形容他听到这番话时的心情：“胆战心惊。”

蒲公英中学每周四都有教师研讨会，全体老师一起分享、讨论和解决教学里的种种问题。张均辉好几次听到郑洪强调要做到“一个也不能少”“人人都能引领”，这些话让张均辉很有共鸣。

“一个也不能少”是很多老师进入蒲公英学到的第一课。2015年，新老师范丽敏入职的第一天，校长郑洪说了一席话：“我们的目标是让贫苦的孩子公平地接受教育，并且我们不是施舍口饭给孩子，而是给孩子吃山珍海味！”范丽敏当时觉得自己很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山珍海味”是指精神食粮，是最优良的素质文化教育。但她并没有对此太过认真，她想，这样一个简陋的学校，能够提供多优质的教育给孩子们？工作了几天以后，范丽敏有点服气了。她发现，这所学校的老师真的不含糊，备课的时候，一项知识怎么能够讲得好，要翻来覆去地琢磨，讨论很久。

可是半个月以后的一件事，才让她真的理解了什么是“山珍海味”。范丽敏班里有一个来自广西的侗族男孩，因为语言、生活习惯、课业水平等问题，一直难以适应学校生活，后来发展到排斥与任何老师和同学进行交流，上课不学习，下课不活动，作业也不写，就趴在课桌上抹眼泪。范丽敏使尽浑身解数，发动班里全体学生去逗他、帮他，最后发现全是徒劳。男孩宛若装上了屏蔽仪，把所有人拒之千里，最后甚至以绝食的方式逼学校放他回家。

范丽敏束手无策，只好向工作多年的教师张志和李桐求援。说是“求援”，范丽敏心里是清楚的，自己虽然没有明确地说想要放弃这个孩子，但言语里已经透露出信息：这个孩子简直无可救药。她没有想到，两位老师不但没有被吓退，反而异常耐心地给孩子做工作。李桐是个男老师，当时年纪还不到30岁，居然苦口婆心地和孩子聊到半夜。半夜孩子的家长来了，李桐还没有放弃，仍然不厌其烦地和家长分析孩子不适应学校、排斥他人的原因。但是那天，家长最终还是把孩子带回家了。看到这个结果，范丽敏内心只觉得“好轻松”。

三天以后，男孩的姨妈又把他送回了学校。他依旧一言不发，见此情景，范丽敏“着实怕了”。那天正好学校的兴趣小组开始招生，李桐老师得知男孩其实爱好很广泛，在重组自行车、轮滑、种植等方面都有一些特长，就一个劲儿地朝这方面引导。三位老师相继加入“战斗”，想要抓住这最后的希望。然而，这孩子始终不肯点头留下。

范丽敏看到李桐又拉着孩子单独说了好些话。最后，孩子还是说要走，并且和老师道了别。这就是结局吗？范丽敏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那天中午，男孩竟然回心转意回到了班级。后来，她问李桐到底发生了什么？李桐说，孩子虽然内心依旧矛盾，但他觉察出来孩子对学校已经产生了兴趣，就在送孩子走的时候，使了一点激将法，没想到孩子真的和他一起调头回来了。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范丽敏见证了孩子从排斥他人到主动说话，从眼泪汪汪到眉开眼笑，从课堂上的昏昏欲睡到认真做笔记、主动问问题的变化过程。看到他笑眯眯地和同学打招呼，在课堂上颤颤地举起小手，在食堂里自在地去盛第二碗饭，范丽敏的心情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我问李桐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我想知道他最后到底使出了什么激将法。可惜他说，他只有一点点印象，具体细节都已经忘记了，因为这样的事“比较多”。

我第一次见到校长郑洪的时候，她和我说起学校的孩子，随手拿起刚收上来的一份作业。这个学期，她教初一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课，布置了一篇小作文，让孩子写写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郑洪从里面抽出了一份，整张作业纸被写得满满的，然而，这个孩子写下的每一个“字”我都不认识。拿着这份作业，校长有点激动：“你看这个孩子多可爱啊，他一个字都不会写，可是他把作业纸都写满了！”

再次和郑洪见面的时候，我又提到这件事，我很好奇，一个老师的天然反应难道不该是担忧学生到了初一年级还写不出一个正确的字吗？

“重要的不是字写得清不清楚、对不对，而是他写了这么多，让你知道他有表达的冲动。”郑洪说，“这远比写字本身更重要，字是可以练习的，而发现了这一点就是发现了希望。”

郑洪告诉我，开学这么久，这个孩子羞于表达，班里说话轮不到他。上课的时候，她让孩子们写点东西，他从不动笔。其他同学会说，老师，他有毛病，他不会写的。能怎么做，郑洪也不知道，她只能去试、去等。

“在你的课程里，他突然动了心。”这确实是一个令教育者雀跃的时刻。“他写的这些东西就让我知道，我不能放弃他。”郑洪说着又有点激动了，“这个孩子可能前面的6年都被甩在一边。这是一个生命啊，你得尊重每一个生命，直到他不可救药。可十二三岁的孩子，怎么就不可救药了呢？谁有权利说这样的话？谁有权利把他们打入另册？凭这篇作文，我就知道，这个孩子已经有了一些东西，他可以获得更多的东西。”

收到这篇作业以后，郑洪把学校负责心理咨询的老师找了来，让她有机会和孩子聊聊。郑洪不敢轻举妄动找孩子谈话，她觉得和他进行深度交流，自己还不够专业。但郑洪也没有“按兵不动”。“我想我必须得跟他说一句话，因为他一定会关注我对他的反应。”郑洪再去班里上课时，开课前，她对孩子说：“你上次写的东西我都看了，你的心我懂了。”男孩笑了笑，挺不好意思的。

段孟宇后来告诉我，她也注意过这个孩子。她给这个班上历史课，第一节课让学生们自我介绍，这个孩子没有参加。她和孩子说话，孩子从来不理睬她。同桌孩子向段孟宇解释说，他有点自闭症。段孟宇问过班主任这件事，班主任告诉她，孩子的家长确实也是这么说的。最近，段孟宇发现，她再和孩子说话的时候，他会“嗯嗯”地回应了。

刚到蒲公英的时候，就有老师领着我看学校墙上陶行知先生的两句话，说这是学校特别看重的东西：“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蒲公英的校训里也有“求真”。“真”这个字出现在学校的墙上，不足为奇，甚至可以说司空见惯。很多时候，它好像看不见、摸不着。

周四的教师教研会上，老师们分享自己小组的阶段成果，切磋下一步怎么推进工作。一位新老师做的课题特别好，给大家看了课堂录像。录像里，老师提问：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课题呀？学生发言，小胳膊规规矩矩地放在书桌上，字正腔圆地说了一遍。第二段录像里，老师开始带他们念诗，孩子们的状态全变了——一个个扯着嗓子喊，手舞足蹈。

录像放完了，让新老师邓伟华印象深刻的是，郑洪就此说了一段话：今天的录像是个很好的范例。它告诉我们，什么是孩子的真实状态。前面这段录像里，课堂很漂亮，但它是老师安排出来的。我们教课不是为了漂亮，请大家一定让孩子保持最真的状态。

后来我和郑洪提起这件事。“老师是一个很真的人，他才能带出真孩子来。大家其实知道真是什么意思，但新老师总得在上面打几个滚，折腾几回，才能认清楚这有多重要。”郑洪说，“你讲课追求什么样的效果，是哗众取宠，讲完了就算了，还是想要有影响力真正作用到学生身上？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只是来拿份工资，还是你对自己的人生也有追求？这个‘真’字，是生活里回避不了的课题，但太多的人选择了回避。”

我在蒲公英观察到的是，对一所学校而言，最基本的“真”就体现在日常课程一点一滴的环节里。

开学的时候，大家都要例行做自我介绍。有一次，一位老师在教研会上突然抛出了一个问题：自我介绍是不是就是说出叫什么、来自哪儿、喜欢什么？每个老师听了一遍，学生重复了十几遍，这样的环节到底价值在哪儿？

一时间应者云集，大家七嘴八舌：“就是！”“学生是把名都报了一遍，老师当时能记住几个？！”“我就是这么做的。”“可是，不自我介绍又不行，总得相互了解一下吧？”最后，老师们干脆来了一场头脑风暴，各种五花八门的自我介绍办法出炉。

地理老师决定唱“我家来自黄土高坡……”，让学生猜自己的籍贯。学生可以在地图上找自己的家乡，然后根据家乡常吃的粮食是大米还是面食，地理环境是山多、河多，平原还是海边，起立或者排队。数学课上，老师展示和自己相关的数字：年龄、体重、身高、兄弟姐妹人数、教龄、家乡到北京的距离、教过的学生届数、在蒲公英工作的时间等等，让学生猜猜每个数字的含义。学生也可以做这样的“自我介绍”牌，相互猜，老师可在学生中走动，边猜边认识学生。体育老师计划准备一些体育器材，学生根据自己喜欢的运动分组，同组的学生进行PK，用这种方式认识彼此。

在旁听李时来老师的道德与法治课时，我听出了她的一些心思，想把一些空泛的道理说到孩子心里去。那节课讲“友谊”。在让学生回忆自己有几个知心朋友的时候，她会讲自己的故事。她小时候的知心朋友是一条小狗，她觉得有什么话都可以对它说，在它面前觉得很安全。我理解，她是试图用自己的真实经历，唤起学生类似的情感。

李时来还让学生们讨论成为知心朋友的条件和要素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陌生人会变成知心朋友。讨论结束后，她问大家：“知心朋友是一成不变的吗？”

她告诉孩子们，初二的时候，会有一些同学离开学校回老家。她在学校的心理咨询室“爱心小屋”工作，总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两个好朋友要分开了，留下来的人很难过，走的人也很伤心。“这是很正常的感受。”她说，“我想让大家知道，未来不管发生什么变化，在陌生的环境里，要有信心，你会有新的朋友。你也不要埋怨老朋友不和你联系，大家都要打开心扉，拥抱新的环境。”

后来，在学校做采访的时候，我听说了一件事，校长郑洪在这个学期教初一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课，为此每周她都会抽出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和李时来老师一起备课。我很好奇，想象不出这样一门课程还能有什么玄机，还能教出什么花头来，于是就去旁听了一次备课。

备课是从刚收上来的作业说起的。老师们让孩子拿着他们设计好的问卷去采访三个成年人，让他们谈谈“他们有几个真正的朋友”“喜欢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交朋友的方法”“最看重朋友的哪些方面”“朋友给自己带来的影响”“与朋友相处要注意的事项”，然后写下自己的感受和心得。

两位老师都很兴奋。我听她们讨论，发现一项作业写下来，她们的收获能有一箩筐。其一是孩子的反馈。一个孩子写道：“我喜欢这样的活动，因为我就是喜欢。我体会到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和对友谊的理解，我也懂得了怎么交朋友……今天我们还采访了张艳鸽老师，我感到很荣幸，他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交友之类的话。”另一个孩子写道：“通过这次活动，我能发现成年人很看重将心比心，坦诚。我觉得这两点是很重要的，以后也要这样做。我也很喜欢这样的活动，让我很勇敢……我发现我成长了，不会像当初（小时候）那样对待别人，让别人对我有误会，现在不会了……”

李时来说，这是她们第一次让这些孩子用采访的方式来完成作业，没想到这几个平时让她特别头疼的孩子都破天荒地写了很多。尤其是第一个孩子，“以前从来不参与课堂互动，就是戴个帽子，晃来晃去”。还有很多孩子问：以后还有这样的活动吗？

其二是教训。怎么问问题，与人交流，孩子们不知道，既不懂得介绍自己，也不说明来意和缘由。“这是我们这次的疏忽，没有给他们做专门的培训。”郑洪和李时来商量，“这个能力，以后要专门训练，多练几次，能力就出来了。”

其三是未来可资借鉴的经验。“学生得动起来，活动中才有意外收获”；“舍得花时间，在课堂上教学目标不求多，在一点上做透”。还有一点，有不少孩子采访自己的父母，有的父母很配合，孩子记录了很多东西；有的父母则显得很敷衍。孩子们和接受采访的志愿者老师也吐了一大通亲子关系的苦水。“以后家长工作怎么做，家长会怎么开，也得仔细研究研究。”李时来建议，期中考试马上就到了，可以趁这个机会给家长写一封公开信，商量两件事情：第一，请家长别光看成绩，和孩子过不去，孩子还有很多闪光点；第二，接下来要上的课程也会有请孩子采访家长的心路历程，希望家长“给孩子也给自己一个彼此了解的机会”。

接着，两个人又开始讨论，下面的课程到底能够设置什么活动。关于友谊的内容，她们有一个新点子，让孩子们戴着面具或者口罩和陌生的同学交流，尝试交朋友。他们想让孩子真真切切地体会一下，当自己的面目被掩藏的时候，他们说话、待人的方式是否会发生变化——这和孩子们所处的网络环境是类似的。但是这个活动具体怎么做才能达到最佳效果，还得推敲得更细致一些。

“以前我们也觉得，这门课谁都能来上，不就是讲道理嘛，可是你会发现，你讲道理，孩子比你讲得还好。”郑洪说，“你真的得去好好设计，能够走进他们心里去，这节课够着几个孩子，下堂课再够着几个孩子，再下堂课……这就是当老师。”

这些“真”，对孩子意味着什么？

在蒲公英，很多人都会特别骄傲地和我说起一件事：我们这里的孩子一看就和别的学校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有很多外在表现。孩子们不回避成年人。我在学校里走，遇到学生总是被问“老师好”，他们的声音热切，眼神不回避。

这个状态的意味我是慢慢体会到的。孩子们是自在的，没有顾虑的。在那个采访成年人友谊观的作业里，我看到一个孩子的心得只写了一句话：“在这个活动中，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在办公室站了好长时间，班主任问了我好多的问题，让我想跑也跑不了。”学校的墙上贴着一些小诗，写在五颜六色的纸上。一首《您的课》写道：“您的课让我昏昏欲睡，您的课让我如痴如梦，您的课让我的知识如潮水般增长。我谢谢您的课。”

为了尽快熟悉这学期教的初一学生，了解他们对历史学科的看法，志愿者、历史老师蔺熠每周五中午饭后会约谈一个6人小组。我旁听了一次这样谈话。在学校礼堂里，老师、学生一人一个蒲团围成圈坐下来。蔺熠问他们谁回家还会看历史书，做练习册？只有一个女孩说自己看了，但是“做了一会儿不想做了”。蔺熠问她为什么，她很坦率：“选择题书上找答案没找到，想了一会儿想不出来。”

蔺熠问孩子们：你们觉得学历史有趣吗？有趣在哪儿，没趣在哪儿？

一个河南口音的男孩快言快语：“语文就是写写写，英语就是背背背，数学就是算算算。游戏虽然好玩，但是历史让人动脑子。历史有趣，有趣在有很多人物故事，要我说，把历史换成主科算了。”

另一个女孩的想法则是：“听不太懂。”蔺熠问她哪里不懂。“课上总是提到‘政治’，‘政治’是什么？”

孩子们七嘴八舌，有时候坐着，有时候趴着，有时候躺着。有一阵，河南口音的男孩突然爬到小礼堂另一边去了。两个孩子突然对他喝道：“敬！”男孩自言自语，高声诵道：“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他的同学纠正道：“不是安静的静，是尊敬的敬！”我这才明白，孩子们觉得男孩爬走了对老师没礼貌，叫他坐回来。对这一幕，蔺熠也有点意外。历史的第一节课，他曾经给孩子们讲到《礼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没想到，他们记下了，用到了这里。

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孩子们讲了电子游戏里有哪些真真假假的历史，讲了为什么有时候大家不认真听课，讲了对期中考试的担心。临走的时候，蔺熠说，下节课会给他们讲讲什么是“政治”。

这场“散漫”的谈话对蔺熠来说别有一番体会。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在蒲公英做了多年志愿者。大儿子小学毕业的时候，他做了个决定，让孩子到蒲公英来读书。这个决定很多人不理解。有人提醒他，转学以后孩子的东城区学籍就没了，高中再想回东城可回不来了。有人说，农民工子女的孩子打架、骂人、说脏话。还有一种说法，好学校的价值是同学的家庭背景好。蔺熠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蔺熠是北京93号院博物馆馆长。93号院博物馆做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艺术传播，蔺熠经常去各个学校做相关的讲座和授课。第一次来蒲公英的时候，他很震惊。学生们和自己的交流非常踊跃，热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这种生机勃勃的状态让蔺熠想起北京一所重点中学的超常儿童班。他原本以为，这种状态只属于那些最具天赋才智、拥有最多资源、最被认可和呵护的孩子。

在很多学校，蔺熠都觉得“孩子们好像包裹进了一个壳里”。必须承认，那些孩子也很优秀。有时候，蔺熠还在讲着课，学生的精致笔记小报就做出来了。他的PPT上有英文，随机叫一个孩子，都能用非常标准的发音读出来。可是蔺熠感受不到那种发自内心的热情，他摸不到孩子的真实想法，就像在一个鸦雀无声的课堂里，老师并不知道一个安静的学生是不是真的在听他的课。

作为一名父亲，蔺熠慢慢理解了这种状态。孩子们天生擅长琢磨成年人的心思，躲避批评，追求赞美，在这个过程里，真实的自我越来越退缩。他看孩子写作文，技巧纯熟，“和好莱坞电影一样，怎么拉高潮，如何结尾，什么样的话是正确的，都有章可循”，唯独没有真情实感。有一回，学校布置了一个作文题写“云”。孩子从小就跟着蔺熠看博物馆，听他讲瓷器，于是很有表达的欲望，就把对瓷器的欣赏和这个主题联系了起来：钧窑的火红像晚霞，汝窑则是“雨过天晴云破处”。不料，这篇文章被评成了三类作文，理由是它和课本的一篇文章构思有类似之处。年级一位负责老师说，孩子就不该这样写，因为你永远不可能写得过一位大家。（未完待续） 蒲公英郑洪